总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由经济,一切为了便民,一切为了生产。

 其时封建制度已经恢复,但高祖诸子分封在外的,不管王国还是侯国,有朝廷所派的“相”和“傅”担负起治理国政和辅导王侯的重任,所以中央的政令,依然可以贯彻。而吕后虽多失德,也像武则天一样,对老百姓是不算太坏的。吕后一死,刘氏子弟大杀日后娘家的侄儿,也只是一场宫廷政变,并不影响整个政局,相反地,反迎来了一位古今罕见的仁君,那就是文帝刘恒。

 文帝的母亲是薄太后,对于国家大政,颇具影响力。这位太后大概因为饱经忧患,忽生一场悄来富贵,持有凡事皆有苍天安排,只要心好,必蒙神麻的观念,所以从开国时期的放任政策,更进一步变成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后人因而说薄太后笃好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其实秦始皇焚书坑懦,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连汉高祖都是“奇绝英雄不读书”薄太后又何尝知道什么咱老之学”?

 因为是在这样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之下,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的资本及高度的生产力,几乎不费什么气力,便可富埒王侯,名为“素封”

 何谓“素封”?封者封君,素作空字解,意思是:虽然没有公家所给予的名位、爵秩及俸禄,但财雄势大,好比一国的封君。司马迁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所以卓文君的父亲名为卓王孙“王孙”应该是当地人称他的一个外号,而非本名。

 “素封”之家,多为两三世以上的富商大贾,因为汉初既是绝对的自由经济制度,则财富的蓄积,必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一切的保护法令,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大致说来,素封之家所经营的事业,不出四种;第一类是地主,一方面大量购置田产,以僮仆耕作,一方面从事畜牧,孳生“五(牛孛)”第二类是在近海地区收盐渔之利,此辈以山东最多。第三种不妨尊称他们一声“金融家”以放债收息致富,当时最有名的“财神”一是关中的无盐氏,二是成都的罗家,汉初对利息采取放任制度,所以重利盘剥的情形,各地皆有,当债务的压力不堪负荷时,老弱者卖田宅,鬻妻子来偿债,强项者则逃亡或赖掉。于是此辈又不得不雇孔武有力的人来讨债,后来游侠之兴,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类就是卓家那样的人家,除了在冶铁上面赚了大钱以外,往往还开“造币厂”因而是素封的素封。

 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日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鲸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鲸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径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前,是个“黄头郎——御用船只上的水手,头戴黄帽,称为“黄头郎”

 长安西北龙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宫殿,名叫“未央宫”是高祖七年,相国萧何所建,周围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壮丽。文帝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宫昼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发觉有个黄头郎在后面推他,回头一看,看不见脸,只见他穿了件两种颜色的布做的衣服,后面的衣带上有个洞。

 醒来之后,文帝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梦,而且也很重视这个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是很迷信这套花样的,心里就想要找这个帮他上天的黄头郎。

 于是他临幸未央宫西的苍池,苍池之中有个“渐台”就是后来王莽的毕命之地。渐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黄头郎,他倚着栏杆,一个个看过去,果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穿异色衣服,衣带上有洞的黄头郎,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

 当时就在渐台召见,问他的姓名,说叫“邓通”邓与登声音相近,登天而通,大符所愿,文帝非常高兴。

 以上的记载,见于《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不免有为贤君讳的地方,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见邓通,犹如清高宗初见和珅似地,在同性恋的性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强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见而生“孽缘”宠幸至死不衰。在当时,文帝赏赐巨万,授以“上大夫”的官职,而这个上大夫,只是“谨其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极其谨慎小心。宿卫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外出。邓通亦宁愿放弃了假期,在深宫陪文帝。以后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时时微服到他家去“游戏”

 但汉文帝到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之一,虽然溺于男色,对待他所宠幸的人,仍旧很有分寸,赏赐归赏赐,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也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这样便杜绝了他们在外面招摇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扰与腐化的可能。

 同时他也为他们作过长远的打算,一时的赏赐恩宠,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将来,他是患难中的过来人,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宠幸的人,必定遭人妒嫉。有他在,别人自无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那些人该有个自立之道。

 当时受文帝宠幸的人,一共有三个,除了邓通以外,另外两个是太监,一个名叫伯子,在北宫服役,所以称他为北宫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缘极好,将来可保无虞。另一个名叫赵同,他有一项特长,懂得星象,善“望气”此“望气”与徐夫人铸剑,看冶炉中火候的“望气”不同,是看星象的变化,照临的方位,察知何处地气衰旺,好预作趋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计。当年楚国庄生,为了救陶朱公的次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从“望气”上想出来的。

 赵同常为文帝的“骖乘”——陪着皇帝,坐在车子的右面。在冗长的旅途中,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贵人都相信这一套,赵同具此特长,为人倚重将来亦可自立。

 令人伤脑筋的是邓通,他除了会划船以外,一无所长。虽然官居上大夫,在三公九卿之次,其实这个职位并无一定的员额,职掌议论,不负实际责任,是文帝不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个挂名差使。但虽无实际责任,居此清高的名义,毕竟为名器的滥授,只要有人提出攻击;立刻就会保不住。所以文帝对邓通的将来,一直在忧虑。

 有一次,文帝找了个有名的相士,来替邓通看相。相士断言,邓通将来要穷得活活饿死!文帝一向相信龟卜星相的花样,这一次却大不服气。

 他说:“邓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么说他穷得要活活饿死?这话太可笑了!”

 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人民可以自由铸币,但铜山是属于公家的,邓通有了铜山,便可以大铸“法钱”这比法国路易王朝,特赐某人以发行彩票的权利,还更容易发财。

 话虽如此,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邓通出身孤寒,家乡没有人可以为他经营,他本人又必须在宫里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铜铸钱,就算有空,他也办不了这样大的事业。

 这不等于货弃于地了吗?不要紧,幸好所赐的铜山,就在临邛地区,可以委托卓王孙代为经营——实际是邓通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算是合伙的生意。

 卓家其时在临邛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照时间来计算,卓王孙应该是老卓的孙子。

 这时的卓家,与老卓当初到临邛时,搭一个茅篷来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经过三世的经营,到了卓王孙手里,他家的位于临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占地广达十里,其中亭台楼阁,自然应有尽有,此外更特辟了渔池和“围场”作为垂钓和打猎之用。起居豪奢“拟于人君”——’由《汉书》上的这四个字,可知卓王孙的起居享用,颇有僭越非礼之处,只是汉初法令宽疏,对于贬抑商人的“七科滴”

 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兼以天高皇帝远,所以不曾惹出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