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云《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
掌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
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健释此诗如下：
谭诗第一句：“望门投趾怜张俭”后汉书张俭传“室门投趾”作“望门投止”仪礼士昏礼郑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重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谭诗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说，谭不愿亡命，贻累亲友。
谭诗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接后汉书杜根传，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执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窜为山中酒保。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诗人忠厚之辞。因为照传统道德观念，谭氏处理此事，毕竟应先考虑如何调和光绪母子感情，而谭氏不如此作，此因谭氏认为上书向太后直谏，无济于事。
谭诗第三句：“手掷欧刀向天笑”《后汉书-虞诩传》：“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唐章怀太子注：“欧刀，刑人之刀。”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锋芒利如欧冶剑。”剑亦可称为刀。欧刀之欧，或应释为欧冶之欧。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
谭诗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二字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
黄说甚精，亦可借此推知梁启超何以窜易谭诗的原因。黄彰健以为：
他们（按：指康梁）捏造谭嗣同狱中绝笔，因此将谭的狱中诗也加以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
此亦一语破的，信而有证。
照原作来看，无论思绪、句法，都是一贯的。所谓“望门投趾怜张俭”的“怜”字，极其精练，此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谭嗣同看张俭，仓皇逃窜，连累了许多亲友，艰难一死，其情可怜。一方面是以容纳张俭者来看张俭，觉得他可怜，方始收容。而不论从主观或客观来看，谭嗣同都不以张俭为然。著一“怜”字而无讥诽卑薄之意，正是诗人温柔敦厚之处。
左舜生《谭嗣同评传》中论其为人：
以嗣同的本质来说，他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我们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亲如何教育儿女克尽妇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恻动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这可以充分证明，谭嗣同绝不肯做张俭，贻果亲友。末句所谓“公罪”亦是想开脱家人，表示他的作为并非出于拥护皇帝以求富贵的私心。
梁启超改“怜”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了。若谓谭嗣同自己“望门投趾”则他在被收以前，根本并无像张俭那样逃窜的过程，无端有此一句，乃成游词。故知此一句的用意，在向同情光绪的人呼吁，保皇党如今亦受东汉党锢之祸，倘或望门投趾，你们要想一想，当时人如何对待张俭，效其所为。
下一句“忍死须臾待社根”就字面来看，是鼓励某一个人，坚强起来，忍死须臾，等杜根一到，你就得救了。史实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后汉书-杜根传》叙其诈死以后说：
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
由这个典故看“忍死须臾待杜根”加标点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易言之即是：“杜根，忍死须臾，等待出头。”此是安慰杜根。而杜根为流亡在外的保皇党，非狱中命如游丝的谭嗣同。
由此而论，去追究“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件毫无意义的事。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不过假借已死的谭嗣同，为保皇党作一番宣传而已。
清末四公子，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皆为名父之子。惟独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碌碌无所表现。此所以能与张之洞同城，安于湖北巡抚之位。谭嗣同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时在光绪二年，地在京城。谭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继洵字之以“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