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迁议郎，守廷尉。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在职六年，号为详平。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寻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颂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以闻。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傥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穨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籓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籓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穨，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籓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籓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远，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圣王大谙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操全。以此处务，乃得尽公。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恆背公而横务。是以风节日穨，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以此为政，小大难期。然教穨来既久，难反一朝。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二业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恆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何则？精始难校故也。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閤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何则？虽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穨。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纩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恆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愿陛下少察臣言。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诏答曰：“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
元康初，从准南王允入朝。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林乃止。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孙秀素恨之，不听。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焉为嫡孙，袭封。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历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乡里谁最屈？”二人俱云：“刘友屈。”颂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译文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为名门望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都出于刘姓，当时的人为他们编谚语说：“雷、蒋、谷、鲁，刘为最祖。”父名刘观，做过平阳太守。刘颂从小就能辨析物理，被当时人所称颂。推举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救济，不等答覆就实行救济，因此被除去官职。晋武帝即位，授刘颂为尚书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渐升任为中书侍郎。咸宁时，诏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荆扬地区，因为奉使合乎旨意，转任黄门郎。再迁为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入狱，韶派刘颂复查，他主持证明无罪，扈寅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之为张释之。在职六年，号称详密公平。恰会灭了吴国，诸将争功，派遣刘颂校理此事，刘颂认为王浑应为上功，王浚应为中功。皇帝以为刘颂执法失理，降为京兆太守，未上任，转任河内。临出发前，上奏利国之事，多被采用。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设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为灾害，刘颂上表请求罢除拆毁了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丧离职。丧服期满后，任淮南相。在任严肃整饬，很有政绩。过去修筑芍陂，一年动用数万人的劳力，豪强乘机兼并，孤弱贫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刘颂叫老幼一齐努力，按所修多少计值，百姓都歌颂他为政公平施惠人民。
刘颂在郡上疏说：
我过去任职河内，临别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后也应该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于事多，或许不能给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怀疑。”臣下接受诏令那天，欢喜和恐惧交集，更加思虑竭力尽忠，因此忘记了自己的鄙浅，愿用小小的一点烛光，增加皇上的光辉。到郡任后草草写成下面所说的话，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丧，停职多年，现在谨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语浅陋违错，但希望陛下能够审阅，使我的忠诚能让圣上知道，不至于被丢弃到文书堆裹。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见，还希望对治理国家能起到一点补助作用。
我见到诏书中说，开辟国土，建立百世的基业，分封亲族，让他们出守藩国，难道就不思念他们，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设国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过了秦、坠、秀继的狭隘的礼法制度，发扬了五帝三伐的绝迹。功绩流被天下，光辉照耀后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会惭愧自己仁德不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循自然而成就功业，和今天在绝迹以后另创大业根本不同。即使这样，把年纪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见，认为不是最好。吴、越一带的人轻浮，庐、蜀一带地方险峻绝远，因此常出变故叛乱，是容易发生事情的地方。况且自从平定吴以来，让东南六州的将士守卫垦辽下游，这是目前最大的隐患。加上内地军队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应该有强壮的主将镇守安抚他们，使他们内外都安于现状。又孙氏建国后，文武众多官员，人数和我们天朝差不多，一旦灭国，使他们和百姓一样。他们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认为灾祸困苦逼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怀著作乱的意图。现在应有一位年长德高的封王统治吴地，量才任职，文武并用，使军队和各种劳役不出于这些地方，想求得富贵的人向封国之内求取。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国可以平安，两全其美，遣样处理也非常合宜。所以应该选择同姓的诸王中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以他们去地远近，给他们分封的土地，加倍于过去的封国。如迁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纪幼小，等到皇子长大便派他去统治那些地区，那时也不算晚。解决了那些地区的急务，又得到年纪大的藩主，这样处理比较合宜。我所陈奏有关分封的事，现已列举了大概，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务，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来参考以前各项制度，因此都一起列举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险灾难，而愿意进献所闻所见的人，是尽忠心的大臣；听取逆耳的言语，甘愿采纳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国君。臣运气好，荣幸地遇上了无所讳忌的朝廷。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辞，广泛议论国政，但仍没有把所见所闻全部陈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宠，和凡俗的人没两样。我心裹非常惭愧，不能尽忠力谏，难以报效，仅列举我的见闻如下。我的确不敢自称所说的一定妥当，但大要是以不隐讳自己的所思所想。如万一有可采纳的，那将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说，也是国家的好事。请皇上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虽应天顺人，登上皇位，成为开创基业的国主，但所遇的时机，却是末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末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国政荒废人民离散，终于衰乱灭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拨乱反正，整顿文教，积数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顺服，法令制度大行于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骄奢淫逸。成为使国家覆亡的国主。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乐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杰的威胁，国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实际上全凭以前的兴旺，用来接济当时的业绩。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经逐渐衰败了。从嘉平初年，晋朝开始建立，到咸熙末年，这期间好多年。虽然常常动用鈇铁刑具，剪除一些凶残之人，但遣留下来的好人却都蒙受一时的恩赐，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后，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后代，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贪图美食佳肴的本性难以改正，因此我说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机会。但陛下仍以用人适宜，法律宽松，假以时日，逭和汉魏的创业者不一样；经历三位祖先才兴起的我朝，改朝换代初期的作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严法统治，这也的确是应当如此。但在为政方面，矫正各种事情，自然应当逐渐出于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严，一天天地走向整肃，就像水上行舟，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侧着船身，渐渐地向前，终能渡过江河。从少积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国家。但从泰始年间以来，近三十年，国政功绩，不能符合圣上的旨意，各项事业，比不上过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变末世的弊病，成就伟业，传给后世，没有忧虑吗！或者说，我的话难道就不能放在圣上的心上！
回想千万年以来的大事，有两条道理。天下国家，一旦安定就很难倾覆，一旦倾覆就很难反正。因此思虑能使后世长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当前的政事，政权稳固遗留大业，才能使后世有所依靠。如果同时建立诸侯王而立藩国，使根深蒂固，就会国运延续没有穷尽，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自身在位时的国政，遗风遣业传不到后代，即使立藩国，但成就大国基业的制度不建立，后继者衹能凭自己的才智来建国家大业。如果不能依理而行，虽然到了以后的时代，忧患的责任仍然会追究到陛下头上，那时将怎么办！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国家，建立坚不可摧之势，那样天下就没有遣患。
圣明不能传到后世，后继的人不是必然贤明，这是常理。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会顺应形势而不是依靠人。顺应形势，指的是分封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县。考察郡县，就使小的政务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势却很危急；诸侯作为藩邦，则会日前虽多失误但从长远考虑却很稳固。圣明的帝王推测前后弊端，权衡轻重之理，包容诸侯的小错误以稳固大的安定，然后足以使国内外藩屏巩固，维持统治天下。武王是圣主，成王是贤能的继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贤能而建立封国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国家大业的长久流传。况且善于谈论今日国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发生的事作为验证。唐虞以前的事，史书记载残缺，难以知道那时的详情。到了三代，就立圣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兴立帝王的亲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们，使他们开国承家，用来保障皇室，使国运久长，其中时间短的五六百年，时间长的将近千年。到了秦朝，罢除诸侯设立郡县，帝王子弟不分给尺寸土地，孤立而无人辅助，两代就灭亡。汉承周、秦之后，诸侯郡县混杂设置，前后两朝各传了二百多年。考察当时是不用分封，虽然诸侯国强弱不同，制度错误百出，很不完备，但从其衰亡的迹象看，常在于同姓王失去职权，诸侯王势力微弱，并不在于强盛。当年吕氏作乱，依靠齐、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国家。七国叛乱时，梁王捍卫国家，终于平定了叛乱。从此以后，诸侯王的势力被削夺，仅仅有享受封国租赋的权力，更严重的甚至于坐着牛拉的车子。因此使王莽能够篡夺汉朝，实现了他的奸计，使天下倾覆动荡，祸害百姓。光武帝继起后，虽然封立子弟为王，但不设立成国的制度，国运未能长久。魏氏继承汉朝，禁闭亲戚，关押子弟，因此国运很快倾亡，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身上。长处短处的应验，灾祸福分的征兆，由此可见。又魏氏虽然身居正位，面朝南而称帝，但三方尚未服顺，皇权不能凌驾于那些地区，实际上形成战国时各国对峙的局面。大晋兴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灭了吴，可以说是功盖天下，国土比三王时还要广，车船能通的地方，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仆，四海统一，开始于今天。应该乘逭盛大功勋的机会，以及陛下圣明之时，分封国土，使同姓子弟为诸侯王，建立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直至世代相传。
我又听说国家有能臣就安宁，有权臣就混乱。而帝王的制度，国君设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龄大小，设立嫡子用年长的而不是按他们贤能的程度，造是不能改变的。但贤明的极少，没有才能的极多，这原是一般的情况。物类相求，相互感应而聚到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愚昧的国君在位，就会权臣满朝；贤明的帝皇临朝，就会能臣占据职位。能臣和权臣，都是执掌国事而决断朝政的，但成败相反，邪正相背，这是何故呢？权臣凭藉权力树立私党，能臣通过权力尽力为公。尽力为公，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党，是祸乱的根源。比较而言，安定的时日少，而混乱的时日多，政教逐渐颓废，想让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这样。假如愚昧劣弱的后继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遣业，得到中等贤能之才的辅佐，但建立国家的根基不深，没有枝干相辅的局势，那样的话所谓能臣的人也就变成了权臣。为什么呢？国家出现倾覆的势态，当权的人就受到怀疑，被众人猜疑就难以自信，而甘愿接受死亡，逭不是入之常情，因此为保护自己的缘故就成了权臣。如果国基深厚，作为屏障的藩国强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会忧惧，过去所说的权臣，现在反而忠诚而成为能臣。为什么呢？从道理上讲国家没有危亡的情势，大臣不受猜疑，忠诚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于不害怕奸邪的缘故。圣明的帝王知道贤能的哲王不会代代出现，因此设立藩国相持的局势来统治大臣。因此一经设立五等爵位，大臣无论忠奸，都会一同尽力守忠，来顺从他们的主上。诸侯一确定，继承的人不论贤能还是鄙陋，也都一样对待，等于没有忧虑。况且封国如果稳固，那么所任用的大臣，贤能的人将会使国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长治久安。为什么呢？是由于国势本来就容易维持的缘故。
这样说来设立邦国如果能事事合理，就会无所不成。所以周室自成康以来，到宣王以后，一直到赧王，逭中间有好些代，朝廷没有名臣，但国家没有坠毁的原因，正是由于诸侯的帮助。所以说，为社稷考虑，没有比立封国更重要的。邪正逆顺，是维系人心的关键。现在建置藩国，应该审时度势，让诸侯王率义而行，同仇敌忾，使他们的力量足以维护京城。如果诸侯包藏祸心，因奸邪而起事，就会孤立无援，他所凭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为。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难的，陛下应该与通达古今懂得事势的人共同谋划。建立诸侯国，在于使诸侯以藩国为乐，大臣以能在封国的朝廷为光荣，各自福运传承，传到万代；上下同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女，然后才能保持享受福禄，同时保卫王室。现在诸侯王的封土，都超过了古时的诸侯，但诸侯轻视的爵位，大臣以所处的职位为耻辱，没有安定的心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他们地位和郡县相同，没有封国的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建置，应该按照旧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恶不会改变，心愿不会变化。我的愚笨想法，觉得应该早建制度，迟缓就会失去众望，要改变人心将更在十年以后，如早立制度然后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职位为荣，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辅助的事态。如果仍像现在一样，那就祇能是亏损国家的储存物资，白白地浪费粮食布帛，无补于镇守国土保卫皇上的大局。
古时分封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国，后来即便是诸侯王的子孙，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遣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推论亲疏，转而废黜疏远的人，来立亲近的人，那就像是郡县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国的制度。现在应该预先实施分封，使十世以内，血缘关系亲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区。十世以后，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后亲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内一样。但建立亲属封国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满了，就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上千年了。现在刚刚开始分封就使亲疏关系倒置，很不合宜。应再次大规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数量，都分封给人，用来使同姓的亲族为王，让亲疏远近不至于错置而各得其所，这样就可以永久安宁。古时的封国，大的不过方圆百里，然后人民很多，境内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备各项制度。现在虽然一封国将近千里，但国力实际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国家典制。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应当因时制宜，用来适应今天的局势。所以应该使诸侯王国的礼仪制度少但军队纪律多，但对于古代典制中诸侯国应有的制度都给他们设立健全，对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渐趋于完备，不能立即全部设立起来。要等到车甲器械都齐备了，群臣才佩带彩色服饰；仓库已经充实了，才营建宫室；百姓已经富足了，才完善官司衙门；国内充实了，才设置礼乐制度。但宗庙社稷，应先建造起来。至于境内的政务，任用官员，如果是内史、国相的话由天子任命，其余各级职务以及决断死生、粮食物资、刑罚赏赐、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诸侯王专权处理。我所列举的两点，是这事的大概；其中没有写的，应在这两点范围内的，应以此为准。现在的诸侯国原是一个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设立古时的典章制度，就会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机构，虚设的官制损耗实力。至于刑罚赏赐，是统治下级的大权，权力不重就不能统治众人保卫皇上。因此我的意见认为，想使诸侯有权，就应使他们礼仪少而军队法纪多，但最终仍以能处理今天的事为宜。
周建立诸侯，长久享有封国，和称王的人并存，长久的近千年之久，时间短的也好几百年；汉朝的诸侯王，传位才到曾孙或玄孙辈。人性相差不远，古今一样，而这两代诸侯王享国的年代长短相差太悬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样的缘故。周朝设立诸侯，使封国重于君主，公侯之身轻于国家，因此无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切实振兴继承将要灭绝了的诸侯的封国，因此国家不至于泯减。免不了被诛杀流放，各诸侯王就会害怕；后代必然继承国位，所以没有亡国。诸侯王害怕，然后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没有灭亡的诸侯国，天子统治依靠他们，国势自然安定，造就是周室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缘故。汉朝设置封国，轻重相同，因此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遇被杀，封国随着灭亡。不崇尚兴继灭绝的道理，因此在下没有稳固的封国。下面没有稳固的封国，天子居处在上，势力孤单无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国家灭亡。现在应该改革汉朝的弊端，修复周朝的旧制。即使有失道的国君，被诛杀灭绝，又没有子嗣继承君位，但如果有当初受封的封国的后代，不论亲疏远近，也必然能继承君位。如果没有遗留下来的后代，就设立虚位，等皇子出生，来继承国统，然后使国家继兴而不至灭绝。班固说“诸侯失去封国也是由于法网严密”所以现在又应放宽对他们的检查。况且建立封国的道理，关系盛衰，大制都确定下来，颁告各封王，昭显盟誓，写在玉板上，藏进金柜中，安放在宗庙裹，副本藏在有关部门。这样的话势寡力弱的小封国也不会有危险，何况万乘之国的主上呢！国君凌驾于难以倾覆的封国之上，就会稳固安全，如华岳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我的意见，是希望陛下能处于安全的地位，寄托大业于已成之势，就可以没有后患了。
现在乡村没有名士，官衙没有贤才，这是什么缘故呢？对时政的议论不整肃，人们不树立德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没有名士。下面的人不专管一职，又不进行考核，官吏不尽力，所以没有很高才能的人。没有很高才能的人，就会使国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后进的人没有来源，因此我觉得应该对官吏进行考核并整肃对时政的议论。想富贵而讨厌贫贱，遣是人之常情。圣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这种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将公私利益等同起来，而责成人们按道义来求取财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经过贫苦，想显贵的人必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就不骄傲，不骄傲就有了廉耻；坚守贫苦的人必然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然后就能保全节操。这样处理事务，便能尽力为公。尽力为公，是走向富贵的路途；不谋私利的人最终得到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谋求富的人不经过贫苦就得到富，想显贵的人不安于卑贱就得到显贵，公私利益相反，就导致了人情不能没有私心，满足私利不是通过为公的途径，就会常常背弃公而取私利。所以风俗节操一天比一天颓废，公理渐丧，人们谋取富贵，不是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这样处理政务，大小事情都难以实现。但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反正。又社会风气奢侈萎靡，竞相营私，众人浑然，庸俗的行为一样，不能一下就整顿肃清，升降悬殊。况且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在于抑制大者，一样奢侈的人中，还有更过分的。应让那些不懂得适合情理而纵情的人，放弃他们显赫荣耀的富贵，一下处在不毛之地；约束自己廉洁朴素的人，受到有俭约德行的报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两种情况分开来，使各得其所。但社会风气奢侈，不能短期内整顿肃清，因此我私下考虑，希望渐渐地来改变。
天下极大，万事极多，帝皇仅一位，如同天日仅有一个，因此不能事事都听取遍览。所以圣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务于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来处理。分职已定，就不再参与，不要日夜操劳，不要怕人说不管事，而是政体应该如此，事势导致这样。为什么呢？刚开始创业策谋，不懂是非，难区别能与不能，很难对官员考察。已经实行以后，按照做事的成败，来区分功罪，非常容易。容易识别在于考察以后，难以观察在于创造以前，所以帝王常处在容易考察的情况下就很安然，大臣不处在危难之中就会罱。现在陛下常常精于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结果，因此各级官吏处理事务时很少有做得成功与否的忧惧，矫饰文词来躲避眼前将要受到的谴责，所以政事没有处理好。陛下如能抓住要领以统治臣下，然后大臣的功罪就能通过政事成败表现出来，难以逃脱对他的赏罚。这样就会罪不能隐，功不能没。功不能没，就使贤能的人得到勉励；罪不能隐，就会错误减少日趋整肃，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计。我推测陛下的心意，在于尽善尽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误，所以精心于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没有失误。又因为众多的官员中能胜任的很少，因此不委托政务给他们，宁肯自己终日忙碌。我认为现在想尽善尽美，就应当考察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于起始则难以考察结果。官员大多不能胜任，也应委任政务给他们，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取得成功，无能的人能够显现错误。错误表现出来就能废除他的职务，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任用，然后贤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来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据官位浪费俸禄来祸害政事。如此不断地实行下去，就会使胜任职位的人慢慢增多起来，年代稍为久远，各部门就都能得到胜任的人才。这样考核，是为政的要务。现在陛下不依靠官员取得成功，而和众位官吏共同谋划事务的起始，就使功罪难以区分。下面的人不能专任事务，身居官位时间不长，因此能与不能难以区分。如何考察他们呢？现在的官员决不会都是贤良的人才，又决不会都是软弱无能的人。但现在想举荐一位忠诚贤良的人，却得不到奖赏；查出一位无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惩罚。等到被免官退职，还自认为不应该，并不是没有才能。升进的人自己觉得不过是资历久和人们的奖誉而已，并不是有功绩。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政务不能使圣上称心，造就是验证。陛下利用现在的法度为政将近三十年，而功业不能日新一日，这原因又在哪裹呢？古人说：“琴瑟不调，必须改弦更张。”大凡我所说的，是政体的常规，但古今情况不同，遇到的事不同。陛下纵然不能尽得成功的途径，将事务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应上奏的事务，去掉不是急务的，使重大的事情精减大约三分之一。
古时六卿分职，冢宰为首。秦漠以来，九卿执掌国事，丞相为总管。现在由尚书决断，各部门遵照执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门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减省归并。可以分出众多事务交付外寺，使他们有专管的权力，由尚书总管，像古时的丞相。衹有创立法制，决断死生，罢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台合上奏处理。其余事务由外官专掌决断，年底由台合考察计算功绩就可以了。这样由九卿起始创造，决断实行，尚书记载主持，依法赏罚，其结果必然会更好地考察成绩追究错误。当今执行的人一举一动都受上面指挥，上面有了失误，不能再归罪于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绩，不加责罚。监察部门依法纠举罪责，狱官按罪查清事实，执法的官吏根据讼辞谨守律文，大法虽然相同，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监察部门和法狱官吏又有些小的差异。狱官注重事实，法吏重文辞，监察部门则想列举大过而略去小误。为什么呢？捆微的过失，谬妄的缺点，这入之常情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会使朝野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就造成所谓本想治理却反而使局面更为混乱的原因。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纲要而放宽小罪，抓住纲要就会包罗面广，法纪宽疏就会使小的过失被遣漏，包罗面广就会为政不严苛，这是为政的关键。但从近世以来，监司官员，常常不抓住大纲但对细微过错必加追究。细微的遇错不足以祸害政务，追究的话就会苛捆而更乱；大纲不振，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就会使百姓失业，造就是造成缓急失措轻重颠倒的原因。现在应命令有关部门改正平常的为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难，陛下如不喜好支离苛密的案件，必然会责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尽力为公，则祸害国政的奸臣自然会束手就擒。那些大奸犯法而扰乱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强，而豪强势力足以吓人，财货足以为所欲为，因此官员怯于他的势力而不敢上奏。下吏放纵奸邪，但怕说他任职而不负责，就罗织一些小的过错。使上奏弹劾不断，看起来尽力为公，而扰乱法律不公平却被掩盖。不仅无益于政体，对时政的议论也更多。古人说：“君子的过失，像太阳发生日食一样。”又说：“有了过失但能改正。”又说：“不犯第二次错误。”这几条，都是讲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错的言论。如果不至于祸害国政，就都应为法网所遗漏；所犯错误太大，然后加以王法，这是我所说的罪过深浅如何处理的大概。
君子应保全美誉来从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诛杀来警戒众人，这是为政或杀或赦的准则。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也不能没有过失，不因小的过失就废免其人，动不动就绳之以法，就会愧对圣明。为什么呢？虽然犯有错误，但轻重悬殊，对于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责罚不同但名誉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们的声名来自比，惑乱视听，趁著名声可以扰乱，藉力取直。所以对时政议论更不利。大凡纠举过错弹劾失误，是要用来肃清诬陷整顿教化，现在纠举小过，使清议更为颓废。所以圣人深知人情而通达政体，所以说：“不因一点小错误而掩盖了大德行。”又说：“赦免小过，推举贤才。”又说：“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因此戴着冕冠前有玉旒，用丝絮塞住耳朵表示不听信谗言，用意在于对恶人的惩罚必须取其中大的，然后简约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诛杀，这样法禁就容易全备。为什么呢？危害法律在于犯大罪行，却去严谨地搜寻小的过失，造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严禁在墙角缝中偷盗物品的老鼠，又有什么区别。古人说“鈇铁放弃不用而常使用刀锯，不能为政”这是说放弃大事而处理小事。当今政务的过失，有点相类似，陛下应当反过来去做，就能做应做的事。
权宜之制不能长期使用，政务乖谬不能保安，这是说攻与守的方法不同。百姓虽然愚昧无知，但他们的愿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是随时宜而产生。有原因而产生，那这一愿望就不可剥夺；事情没发生变化以前，那时机也不可违抗。圣明的为政之道，会迅速去处理，等不到下车，因此能一举一动合乎时机，做到大得人心。昔年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们服役住家，各在一方；这既是形势所需要，又不得意，权且用于一时，以应付急务，并不是常典。但沿用至今，积年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实在是因为他们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统一，知道暂时不能求得安宁的缘故。所以心甘情愿服役就像在家裹一样，视危险如同平安。到了平定吴的时候，天下想望平静，但东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将士武吏，戍守长江沿岸，或者给京城在水上运输物资，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人分离，都不安宁。又不习水土，运输劳作频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灾患，这种情势不可长久。这些事应当很好地加以解决，以满足人们的愿望。魏氏人役交错，也应改革旧法。这雨点做得合理，百姓就会十倍于今天地感恩戴德，妪歌欢乐的生活。自董卓作乱到今天，将近百年，天下苦于劳役，人丁艰难到了极点。天下统一，开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宁，不是凭空虚望。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确实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让受各种劳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区，兵卒守备在各自的家乡，的确可以做到。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静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做到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处就难以计算了。
政务千头万绪，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难以全部在奏疏中列举，提纲挈领，关键在于三条。想要政治清静，清静在于减少劳役，减少劳役在于无马而治。想使仓库充实，则在于发展农业，而利农在于平耀粮价。为政在于申明信义，申明信义在于简选贤能，简选贤能在于任官时间长。使官员任职长并不是困难的事，让他们在位连任，如果才能不合适，就不要让他转任他官，这样事情就能办好。平耀粮价现在已经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备的可以补充完善，就能储蓄谷物。要无为而治没有别的方法，减轻烦重的劳役，抑制像是有益实则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静了。这三条一旦实施，虽然还不足以纯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宁是绰绰有余的。国家的利益，在于天地自然之财富，也就是农业。所建立的制度为农，就会有功益。如果妨碍农业，都专务于搜刮，遣都是好像有利实则有害的做法。但现在天下有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停下来，有的花费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废弛，但到了最后会大有好处。农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到后来有了妨害，在于有些事开始时看来似乎不要紧，但最终成了大患，应该反过来做工作，用来堵塞住这种祸患的发展。又如黄河、汴水合堤，沈莱治理，这些劳役不能停下来。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但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如果不是此类，就以此为准则，才可以用劳役，其余都专务于清静而与民休息。但要能精于计算轻重，权衡利弊，知道该兴什么废什么，这很难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能高超的才干，不能胜任。创业的伟大，功勋在于垂范，使后世的人有所依赖得到安宁。安宁的局面，虽然看似昏暗实则光明，大智若愚。成就济世功业的人，实际在于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于使国家清静。至于修建官署，诸如此类的役作往往伤于过于奢侈，这些用不着担心不做，将来会不等陛下下令就会做。至于承受前代的遣业，依靠时日，实际在于前代的遣风能得人心，他们的余业可以匡救幼弱，但现在勤于所不需要的事，却损伤了所依靠的事。造两点，哪些事急需解决，陛下如稍微加以考虑，详细选择合适的事，就会天下大治了。
社会上的议论，私下将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认为圣德的兴隆还是衰败，在于后世，不在当今。为什么？陛下就像龙凤飞翔，应时登上帝位，有创业的大功。扫荡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以天子之尊，仍为百姓着想，有孝顺节俭的仁德，超过了百王，又有这一功德。做事无论巨捆，一举一动都成法度，又有这种品德。如果处理好在位时的国政，建立巩固的封国，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遣迹，考察功绩，那实在能和汤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我遣番话，并不是褒扬虚美陛下的说法，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要问为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优秀的史官在记载功勋的时候，没有写好，非常可惜。造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务的人士参与陛下的谋虑，等实行的年代稍长久，最终必然会取得成就。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论。
又议论对肉刑的看法，见于《刑法志》中。下诏回答说：“得到陈奏建立封国制度，应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齐法，应该恢复肉刑，以及谈到六州将士之役，居官任职的方法等，所陈奏的各条，我知道了你在忠心为国。以后有事仍请全部奏报。”
元康初年，刘垣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正遇上诛杀杨骏，刘颂驻扎守卫殿中，当天夜裹，下诏任命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书议论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时论的称赞。很久以后，转任吏部尚书，设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职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赏罚分明。当时贾郭专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迁，这一制度最后不能施行。
赵王司马伦杀害了张华，哭得很悲痛。他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脱，又高兴地说：“茂先，您还有后代啊！”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到此事，大怒，但惧于圣堕为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绩，认为应加九锡，百官不敢提出异议。惟有型堕说：“昔年出给堕加九锡，垫给置加九锡，都是一时使用，不能当常礼推行。现在宗庙平安，即使皇后被废黜，专权的奸臣受到诛杀，但过去周勃杀诸吕而推尊孝文，霍光废掉昌邑而奉孝宣，都没有给予九锡的成命。现在违背旧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时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九锡的建议，请不要施行。”张并对此愤怒不已，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党羽，将要杀他。孙秀说：“杀了张华、裴颁已经伤了人望，不能再杀了刘颂。”张林才罢手。便任命塑堕为光禄大夫，在他官署前设有行马。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吊唁祭祀，赐给二十万钱、朝服一具，谧为贞。中书侍郎刘沈奏议，称刘坛为当时小辈，应赠开府。孙秀平素忌恨他，没有允许。颂无子，抚养弟弟刘和的儿子刘雍早死，又以刘雍弟弟型翅的儿子型历为嫡孙，继承封爵。永康元年，下诏因刘颂杀贾谧时统摄百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赐给食邑一千五百户． 刘颂的弟弟刘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军事。伐县时，抓获了张悌，多次升官至积弩将军。到武库发生火灾，刘彪出主意拆断了与着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抢救出来很多珠宝器物。历任荆州刺史。刘颂的二弟刘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荣阳太守，还未上任，逝世。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本是刘氏人家的后代，和刘颂是近亲，由他姑姑家收养，改姓陈。中正刘友以此事规劝他，刘颂说：“舜以后姚虞、陈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礼律不禁。现在我家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刘友正想条列奏上。被速画所阻止，因此未被弹劾。刘颂问明法掾陈麸、基毯说：“乡人中谁最委屈？”二人都说：“刘友委屈。”型堕变色呵斥他们，鉴堂辩解说：“刘友因私自议论冒犯明府是错了，但乡人公论说他委屈。”刘友前后被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等职。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李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从小好学，有文采；早年成为孤儿，和众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爱着称。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逊退让不上任。后任丝垩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说：“前代帝王设立制度，随时变革，变革的道理，在于变得适合国情。九品制开始实行于丧乱时期，是军队中的制度，不是长久实行的治国方法。况且检查防备也变得烦琐，刑罚失实，因此朝野的议论，都认为九品制乱风俗，已经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议更改，就又迟疑不决。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利害得失，然后实施，使大的体例通达而没有阻碍并不轻易变动。古时候诸侯治国，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国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职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国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们的道德归于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废除诸侯设立郡守，风俗变得浅薄，就是由此。汉改革秦的弊病，参考题、台制度，设立了封国与郡县，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县官吏必须各自推举贤才，贡举士人要依据家乡对他的评议，事情做得合乎圣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当今圣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亿万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离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吏聚集在军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体驳杂乖错，和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已经授舆，就应首先使各级迁移，听任相互合并。而且申明荐举的方法，不能滥收境外之人，这样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达到均衡，就地解决实施。又建立官级制度，成功在于简便而能长久推行。品级少，人心就安定；长期从事某职，就会取得成就显出好坏，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我认为选官按例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现在应当加以实施。圣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简易的方法来治理，所以在乡里寄托那些隐逸的人，这样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当，事务不合，那即使竭尽圣明之智，也不能办好事情。由此看来，如果能使这两点都实行的话，就会都想回归本业，在乡里的人也进德修业，奢华竞争的风气就会自然止息，而礼貌谦让的风气将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转为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陈上表，讲到汉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过议论，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掉田地院宅。中书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道：“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别，不变更他们的职业，所以物尽其用生活充裕，各尽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经营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赋税的次序，然后公私的制度确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从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袭旧制，国法所严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车辆等方面有高贵舆卑贱的差别，使人们不至于僭越仿效而扰乱了尊卑制度。至于奴婢作为私产，却实际上没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诏书》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车马都不能违犯制度。如果一县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违犯这一法令，洛阳县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职。照诏书的方法，法制已经很严格。现在如恬和所陈奏中讲的了L光、徐干的建议，都是衰败时代过于奢侈，成了当时的祸患。但盛汉在其初期并没有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议了却未实行，这不是遣漏掉而没有实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是因为诸侯分封已灭，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复，这样国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们的私产。人们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应该限制占有的数量，我害怕这是一种徒劳的法令，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当今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简单易行，各项法令禁律都已完备，恬和的上表请不要施行。”
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被诸侯王役使，请求召还他；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们所乐意去的地方，奏请降低介登的官级让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驳议说：“我听说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饬众人纠察奸邪，不必琐碎追究，无所遗漏。所以受阻滞的人少，而受帮助的人多。现在像介登一样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让他降级任职，并成为准则的话，我担忧才能平庸的人到边远郡地任职，会有贪污受贿的弊病，造不是整肃清明教化，使边远地区和辑安宁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所上的奏议，先召回介登，使国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为地方的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驳议廷尉邯郸醉等人，文词繁多逭裹不记载。再升为中书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问的问题，他都参考经典进行处理，大多都被施行。升为尚书吏部郎，坚决抑制奢华争竞，不接待私下拜谒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隐逸的人才，于是众多的贤才都被举用，提拔任用习匕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室谌等人作秘书郎以及诸侯王文学，因此天下莫不归心。当时燕国中正刘沈荐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坚持向中书奏举霍原，而中书又把这件事下达给司徒府讨论。司徒左长史荀叁眬为：“所谓寒，应当指出身卑微贫穷的人，没有世族渊源的资格。霍原是列侯，拥有金紫，当初在社会上做一些流通往来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小时候和长大成人后不一样，年纪大了才树立声名，但乡野间对他的称誉还不大，听不到他好的德行礼法，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寒门出身。”李重上奏说：“按照《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谦让，废黜浮华争竞。其中有自谦称为寒门而端正谦恭要求自己的人，应先任用他。按诏书的意旨，如以二品作为资格，可能会失去廉洁退让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门出身的人用来表明崇尚美德。司徒总管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掌管国家教化，应当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来统一风气。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隐迹在山丘园林，有的要求自己遵从礼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见称，出处行动沉默寡言，惟义是从。不能因为年轻时和成人后操守不同，就怀疑他现有的美德，而责成他始终如一，这不是所说的选人必选其德之理。而确实应当以当地的情况来考察他，从任用荐举的人那裹调查他。刘沈是中正，亲自执掌选举权。他陈奏霍原隐居求志，热爱古制喜好学习，学习不图谋利，行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艺，对外没有希图取悦于世的谀容，在内保全隐逸的气节，成就了德行树立了声名，缙绅之士都钦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学生来自千里之外，有着孙子孟子的遣风，严光郑玄的节操。刘沈一开始举荐霍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等。过了三年，各州官员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荐举，把他拟任西河，请求加以征聘任用。如刘沈所列举的那样，州裹已举荐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举荐，这样还说他在乡野的声誉不好，没有好的德行，舍弃了已征验考察遇的结果，而又没有明确的道理和义正的言辞，使刘沈改变看法。况且荐应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坚定隐居深山，修述儒道，德义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将会辜负幽州人的愿望，伤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举霍原为二品。”下诏听从了刘沈的奏议。
李重和李毅同为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称赞，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识，虽然二人节操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以知音对待他们，各得其长。李毅字茂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权重，外官权轻，加上官级繁多，李重奏议过这一弊端，见于《百官志》中。又上疏说：“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宠幸的人士，虽然违背当世，出处不同，但先王赞许他们的原因，是嘉许他们高尚的情操。过去先帝忧虑风俗奢华的弊端，想反归纯朴，就向在朝的官员咨询，搜访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征用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又征用朱冲为太子庶子，虽然他们都称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兴诚服。现在陛下发扬光大先帝礼敬贤才的宗旨，我寻访朱冲的家乡，说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但志气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纯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确是隐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认为应该宣示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表彰优礼。”当时朝政混乱，最终没能听从。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笃行之人，提拔贤能，清廉俭约而无欲，端正自己给下属作表率，在职三年期间，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他的弟弟李嶷死后，他上表辞去了官职。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迫成疾而死，终年四十八岁。家贫，住宅狭小，没有收殓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办丧事。追赠为散骑常侍，谧号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轻时就在朝做官，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广泛论述建立封国，深合时宜，详细论述刑名，所论都适合政体。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丽，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时代的人相比，离买谊不远；和束国的人相比，超过了郎颤。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都苟且偷安；刘颂在这时，仍忠直不屈，痛哭张公的无罪，拒绝给赵王妄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至于私议，对刘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恶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优点，推举人才能不避仇敌一样！李重讲因循舆改革的道理，驳斥田产之制，词合事当，都有可取之处。到他锐意主持选拔官吏，留意举荐隐逸的贤人，浚冲当成知己，岂是虚假的！
赞曰：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上下磨砺，他的确有这种德义。李重清廉雅正，心志无私。推举贤良提拔隐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体现。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