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四
○穆修 石延年 （刘潜附）萧贯 苏舜钦 尹源 黄亢 黄鉴 杨蟠 颜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幼嗜学，不事章句。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调泰州司理参军。负才，与众龃龉，通判忌之，使人诬告其罪，贬池州。中道亡至京师，叩登闻鼓诉冤，不报。居贬所岁余，遇赦得释，迎母居京师，间出游匄以给养。久之，补颍州文学参军，徙蔡州。明道中，卒。
修性刚介，好论斥时病，诋诮权贵，人欲与交结，往往拒之。张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庙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记，记成，不书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且求载名于记，修投金庭下，俶装去郡。士谢之，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识修，且将用为学官，修终不往见。母死，自负榇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用浮屠为佛事。
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庆历中，祖无择访得所著诗、书、序、记、志等数十首，集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晋以幽州遗契丹，其祖举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
累举进士不中，真宗录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延年耻不就。张知白素奇之，谓曰："母老乃择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后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乡县，有治名。用荐者通判乾宁军，徙永静军，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光禄、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还政天子。太后崩，范讽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后讽败，延年坐与讽善，落职通判海州。久之，为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为二边之备。不报。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见，稍用其说。命往河东籍乡兵，凡得十数万，时边将遂欲以扞贼，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杂，若怯者见敌而动，则勇者亦牵而溃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则人人皆胜兵也。"又尝请募人使唃厮啰及回鹘举兵攻元昊，帝嘉纳之。
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饮多，以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饮啖自若，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已乃知刘、石也。延年虽酣放，若不可撄以世务，然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
初，与天章阁待制吴遵路同使河东，及卒，遵路言于朝廷，特官其一子。
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为古文，以进士起家，为淄州军事推官。尝知蓬莱县，代还，过郓州，方与曼卿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遂绝，其妻复抚潜大号而死。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
同时以文学称京东者，齐州历城有李冠，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调乾宁主簿，卒。有《东皋集》二十卷。
萧贯，字贯之，临江军新喻人。俊迈能文，尚气概。举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安、宿二州，迁太子中允、直史馆。仁宗即位，进太常丞、同判礼院。历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为京东转运使。
时提举捉贼刘舜卿善捕盗，号"刘铁弹"，恃功为不法，前后畏其凶悍，莫敢治。贯至，发之，废为民。徙江东，改知洪州，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坐前使江东不察所部吏受赇，降知饶州。
有抚州司法参军孙齐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绐娶周氏入蜀。后周欲诉于官，齐断发誓出杜氏。久之，又纳倡陈氏，挈周所生子之抚州。未逾月，周氏至，齐捽置庑下，出伪券曰："若佣婢也，敢尔邪！"乃杀其所生子。周诉于州及转运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饶州萧史君者诉之，事当白矣。"周氏以布衣书姓名，乞食道上，驰告贯。抚非所部，而贯特为治之。更赦，犹编管齐、濠州。迁兵部员外郎，召还，将试知制诰，会营建献、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试而卒。
贯临事敢为，不苟合于时。初，感疾，梦绿衣中人召至帝所，赋《禁中晓寒歌》，词语清丽，人以比唐李贺。
苏舜钦，字子美，参知政事易简之孙。父耆，有才名，尝为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
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灾，舜钦年二十一，诣登闻鼓院上疏曰：
烈士不避鈇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
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少止，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臣以谓任用失人、政令多过、赏罚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刑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雨及今。
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火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震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窃弄权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荛之论，庶几所以变灾为祐。
浃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上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及十年，数遭水旱，虽征赋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知纪极，财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之，己违之，是欲竞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难任，欲祈厚贶，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求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贤君见变，修道除凶，乱世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汉元帝三年，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慄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
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叙，率由旧章，礼重功勋，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燔宗庙，烧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又上书曰：
历观前代圣神之君，好闻谠议，盖以四海至远，民有隐慝，不可以遍照，故无间愚贱之言而择用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虽有佞臣，邪谋莫得而进也。
臣睹乙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恐非出陛下之意。盖陛下即位以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转对，置匦函，设直言极谏科。今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雍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悉出其门，但希旨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默，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他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而不敢论。
昔晋侯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汉文感女子之说而肉刑是除，武帝听三老之议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盖以义之所在，贱不可忽，二君从之，后世称圣。况国家班设爵位，列陈豪英，故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轸念于兹，可为惊怛！觊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荛，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辅。
寻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曰：
臣闻河东地大震裂，涌水坏屋庐城堞，杀民畜几十万，历旬不止。始闻惶骇疑惑。窃思自编策所纪前代衰微丧乱之世，亦未尝有此大变。今四圣接统，内外平宁，戎夷交欢，兵革偃息，固与夫衰微丧乱之世异，何灾变之作反过之耶？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告，未尝妄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大可恐惧。岂王者安于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庙堂之上，有非才苟禄、窃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岂施设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阴教不谨以媚道进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顺之心乎？臣从远方来，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见此大异，不修阙政，以厌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无事之时。谏官、御史不闻进牍铺白灾害之端，以开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横议，咸有忧悸之色。
臣以世受君禄，身齿国命，涵濡惠泽，以长此躯，目睹心思，惊怛流汗，欲尽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见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窜谪，降诏天下，不许越职言事。臣不避权右，必恐横罹中伤，无补于国，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谓国家阙失，众臣莫敢为陛下言者，唯天丁宁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发明诏，许群臣皆得献言，臣初闻之踊跃欣抃。旬日间颇有言事者，其间岂无切中时病，而未闻朝廷举而行之，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实效也。臣闻唯诚可以应天，唯实可以安民，今应天不以诚，安民不以实，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将何以谢神灵而救弊乱也！岂大臣蒙塞天听，不为陛下行之？岂言事迂阔无所取，不足行也？臣窃见纲纪隳败，政化阙失，其事甚众，不可概举，谨条大者二事以闻：
一曰正心。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迩俳优贱人，燕乐逾节，赐予过度。燕乐逾节则荡，赐予过度则侈。荡则政事不亲，侈则用度不足。臣窃观国史，见祖宗日视朝，旰昃方罢，犹坐于后苑，门有白事者，立得召对，委曲询访，小善必纳。真宗末年不豫，始间日视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实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亲也。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亲，用度不足，诚国大忧。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鉴物，勤听断，舍燕安，放弃优谐近习之纤人，亲近刚明鲠直之良士。因此灾变，以思永图，则天下幸甚。
其二曰择贤。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择。昨王随自吏部侍郎迁门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资，复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论沸腾。故疾缠其身，灾仍于国，此亦天意爱惜我朝，陛下鉴之哉！且石中立顷在朝行，以诙谐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间，听其语言，以资笑噱。今处之近辅，不闻嘉谋，物望甚轻，人情所忽，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实恐远人轻笑中国，宜即行罢免，别选贤才。又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二人者皆登高第，颇以文词进，而温和软懦，无刚鲠敢言之气。斯皆执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举扬其私，时有所言，则必暗相关说，旁人窥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谏官之任，臣欲陛下亲择之，不令出执政门下。台谏官既得其人，则近臣不敢为过，乃驭下之策也。
臣以谓陛下身既勤俭，辅弼、台谏又皆得人，则天下何忧不治，灾异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
蒙闻责以兄弟在京师，不以义相就，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予岂无亲戚之情，岂不知会合之乐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
昨在京师，不敢犯人颜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上下，心志蟠屈不开，固亦极矣。不幸适在嫌疑之地，不能决然早自引去，致不测之祸，捽去下吏，人无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谤议。被废之后，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来者往往钩赜言语，欲以传播，好意相恤者几希矣。故闭户不敢与相见，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遂超然远举，羁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实亦少避机阱也。
况血属之多，资入之薄，持国见之矣。常相团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闭关常不与人接乎？不可也。与人接必与之言，与之言必与之还往，使人人皆如持国则可，不迨持国者必加酿恶言，喧布上下，使仆不能自明，则前日之事未为重也。
都无此事，亦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马饿仆，日栖栖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讥笑哀闵，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
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足，居室稍宽，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销忧，菁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吴，又曰："吾欲居九夷。"观今之风俗，乐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学，皆欣然愿来过从，不以罪人相遇，虽孔子复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固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今虽侨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与亲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势不得如持国意，必使我尸转沟洫，肉餧豺虎，而后以为安所义，何其忍耶！《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谓兄弟以恩，急难必相拯救。后章曰："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谓友朋尚义，安宁之时，以礼义相琢磨。予于持国，外兄弟也。急难不相救，又于未安宁之际，欲以义相琢刻，虽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报，虑浅吾持国也。
二年，得湖州长史，卒。舜钦数上书论朝廷事，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及谪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贤行。
兄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
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说》曰：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僣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
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
其《叙兵》曰：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余文多不录。
赵元昊寇定川堡，葛怀敏发泾原兵救之，源是时通判庆州，遗怀敏书曰："贼举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驻兵瓦亭，择利而后动。"怀敏不听，以败。范仲淹、韩琦荐其才，召试学士院。源素不喜赋，请以论易赋，主试者方以赋进，不悦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怀州，卒。
黄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梦星殒于怀，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颖过人，年十五，以文谒翰林学士章得象，得象奇之。游钱塘，以诗赠处士林逋，逋尤激赏。时王随知杭州，奏禁西湖为放生池，亢作诗数百言以讽，士人争传之。亢为人侏儒，不饰小节，对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学强记，为文词奇伟。卒，乡人类其文为十二卷，号《东溪集》。
黄鉴，字唐卿，与亢同乡里，少敏慧过人。举进士，补桂阳监判官，为国子监直讲。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延置门下，由是知名。累迁太常博士，为国史院编修官。尝诏馆阁官后苑赏花，而鉴特预召。国史成，擢直集贤院。以母老，出通判苏州，卒。
杨蟠，字公济，章安人也。举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欧阳修称其诗。苏轼知杭州，蟠通判州事，与轼倡酬居多。平生为诗数千篇，后知寿州，卒。
颜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颜子四十七世孙。少博学，有隽才，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切时事。天圣中，亳州卫真令黎德润为吏诬构，死狱中，太初以诗发其冤，览者壮之。文宣公孔圣祐卒，无子，除袭封且十年。是时有医许希以针愈仁宗疾，拜赐已，西向拜扁鹊曰"不敢忘师也！"帝为封扁鹊神应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许希诗》，指圣祐事以讽在位，又致书参知政事蔡齐，齐为言于上，遂以圣祐弟袭封。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深器之。太初中进士后，为莒县尉，因事忤转运使，投劾去。久之，补阆中主簿。时范讽以罪贬，同党皆坐斥，齐与道辅荐太初，上其尝所为诗，召试中书，言者以为此嘲讥之辞，遂报改临晋主簿。
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与守争事，恚死，守憾之，捃构其子以罪，发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时守方贵显，无敢为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苏舜钦表其事于墓左。后移应天府户曹参军、南京国子监说书，卒。著书号《洙南子》，所居在凫、绎两山之间，号凫绎处士。有集十卷，《淳曜联英》二十卷。
子复，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师，召试舍人院，为奉议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七岁能诵书属文，举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
建隆初，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吏夺其奏，毁之，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乘醉殴从事范涤，擅离贬所，削籍配隶灵武。其后，流落不复求仕进，多游岐、雍、京、洛间，纵酒跅弛，逢人无贵贱辄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浃旬不能去。或逾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体不沾汗，穷冬凿河水而浴，其傍凌澌消释，人皆异之。
尤善画，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酝，豫张纨素倚于壁，乘兴即画之，苟意不欲而固请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为宝。太宗即位，闻其名，召赴阙，授国子监主簿，赐袭衣、银带、钱五万，馆于太学，令刊定历代字书。
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上怜其才，每优容之。益使酒，肆言谤讟，时擅鬻官物取其直，诏减死，决杖流登州。时太平兴国二年。已行至齐州临邑，谓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为穴，度可容其面，俯窥焉而卒，稾葬于道侧。后累月，故人取其尸将改葬之，其体甚轻，空空然若蝉蜕焉。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
部分译文
穆修字伯长，郓州人。幼年即爱好读书，但不死背章句。宋真宗东封泰山，下诏书选举齐、鲁懂经学品行端庄之士，穆修得以参选，被赐以进士出身，调任为泰州的司理参军。但穆修恃才傲物，与同僚经常发生矛盾，州通判猜忌他，就暗中指使人诬告他以罪，他被贬斥池州。穆修中途逃跑来到京师开封，打登闻鼓喊冤，要求平反昭雪，朝廷不理睬。他在池州贬所居住了一年多，碰到大赦得释，就回乡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在京师，由于生活窘困，有时还出去乞讨以供养母亲。许久以后，他得补颍州文学参军，又徙任蔡州。宋仁宗明道(1032～1033)中，他去世。
穆修为人性格刚强非常正直，他喜欢议论和抨击时政的弊端，又喜欢讥诮和讽刺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遇到有人想和他交结，他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张知白做亳州太守的时候，亳州有一豪强之士修建了一座佛庙告成，张知白派人召穆修来嘱他做记，记写成后，穆修不写上那豪士的姓名。豪士以白金五百两送给穆修做寿礼，并请求把姓名写在记中。穆修把他的金子掷到堂下，并准备整装离开州郡。豪士再三致意，他终不接受，并且说“：我宁愿做一个流浪汉讨饭过日子，也不愿以无义之人玷污我文章。”当时的宰相想结识穆修，并且将推荐他当学官，可是穆修却始终不愿意见他。穆修的母亲死了，他自己背负棺材到墓地安葬，自己日诵《孝经》、《丧记》，也不请和尚念经做佛事超度。
自五代以来文风凋敝，北宋初年，柳开才开始提倡写古文。往后，杨亿、刘筠都提倡声律对偶的文辞，天下的读书人都靡然追随他们。可是穆修却在这个时候独以古文著称，苏舜钦兄弟都从他游学。穆修虽然因贫穷而死，但是一时的士大夫只要称说会写文章的人就一定会说穆参军。
宋仁宗庆历(1041～1048)中，祖无择收集到穆修所写的诗、书、序、记、志等各种体裁的文稿数十篇，共编辑成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他的祖先是幽州人。后晋把幽州送给契丹，他的祖父就率领全族人向南方转移，留居在宋城。石延年的为人放纵不拘，崇尚气节，读书通大义，做文章劲健有力。对诗最擅长而且还善于绘画。
他屡次考进士，都不中。真宗录用三举的进士，以他为三班供职，他以这为耻辱不就。张知白向来对他惊奇，因此对他说“：你的母亲已经老了，难道你还这样挑剔禄位吗？”石延年不得已才去就任这个职务。后石延年以右班殿直改任太常寺太祝，不久，又知金乡县，很有政绩。由于受人推荐，石延年得通判乾宁军，又徙永胜军，后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任光禄、大理寺丞，在此期间他上书章献太后，请求还政于天子。太后死后，范讽想引荐他，石延年努力阻止他。后范讽失败，石延年就以所谓犯有与范讽相友善罪，降职通判海州。许久后，起为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石延年曾经上书皇帝，说现在全国人民不知道战争的滋味已经三十多年了，请国家认真地做好对辽和西夏两个边境的防御。他的奏疏送上去后毫无音信。等到西夏的首领元昊反，皇帝和大臣才想起他所说的话，于是召见他，并稍微采用了他的话。当时皇帝命令他到河东去征集乡兵，他一共征得十几万，边防的将军就想以这些乡兵去抵御敌人，石延年笑着说“：你们得到我的兵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要知道没有经过训练的兵勇敢的和怯懦的都互相混杂，假若怯懦的兵见到敌人就逃跑，那么勇敢的兵也会被牵连而遭到溃败。今天既然没有时间来训练，那么我们就应该招募他们中间能够战斗的，这样，人人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兵了。”石延年又曾经上疏请求募人出使口角厮口罗和回鹘，让他们共同出兵和宋一起共攻元昊，皇帝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许并加以采纳。
石延年喜欢猛烈的喝酒，曾经与刘潜到王氏酒楼对饮，整天两人不交谈一句话。王氏奇怪他们两人喝酒喝得这么多，认为他们两人不是一般的人，就更多地供奉给他们美酒和菜肴瓜果，他们两人继续饮，喝酒吃菜仍轻松自如，一直到夜里，两个人的脸上都还没有什么酒色，最后两人作揖而去。到明日，京城里就传说在王氏酒楼有两个神仙来喝酒，后来才知道是刘潜和石延年两个人。石延年虽然喜欢酣饮和豪放，好像不可以询问他以当时的事务，可是他与人谈论国家的事情，是非对错都没有不恰当的。
起初，石延年与天章阁待制吴遵路一起出使河东，及石延年死，吴遵路就把他的情况转告给朝廷，皇帝允许石延年一个儿子做官。
苏舜钦字子美，是参知政事苏易简的孙子。他的父亲叫苏耆，很有些才名，曾经担任过工部郎中官和直集贤院。苏舜钦少年时即慷慨有大志，状貌也长得奇怪和魁伟。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学者们写的文章都有追求对偶多的毛病，只有苏舜钦和河南穆修喜欢写古文和歌诗，一时的豪俊之士都跟着他们去游学。
苏舜钦开始做官是以父亲的关系任补太庙斋郎，后调任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遭灾，苏舜钦这时年正二十一，到登闻鼓院击鼓上疏说：
“烈士不惧怕斧钺之诛而敢向皇帝进忠言，英明的君主不隐讳自己的过失而虚心采纳臣下的忠告，这样一来，有识之士有什么建议一定会倾吐于皇帝面前，隐藏着冤屈的人由于有机会申诉也用不着再暗中发牢骚。然而说忠言虽然难还不如容纳忠言的难，容纳忠言虽然难又不如实行忠言的难，有忠言一定会采纳而且能坚决实行，那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了，希望陛下能够留心听取臣下的意见。
“臣观察今年从春天到夏天，天气阴雨连绵未尝停止过，农田不耕被杂草壅塞的几乎占十分之九。之所以这样，臣认为是由于朝廷用人失当，政令多错误，赏罚不明所造成的。上天之所以降灾害，目的是想使陛下感悟，而大臣们不考察，却一味地归罪于刑狱的太滥，陛下相信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大肆赦免全国的罪犯以求得消除灾害。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叫杀了人的人不判死刑，伤了人的人不抵罪，而却想用这个来求得符合天意，这显然是错误的。古代曾经有过迅速决断拖了许多年的诉讼来求得消除水旱灾害，但是却没有听到有用大赦的办法的，正由于这样，所以陛下大赦之后，仍阴雨连绵直到今天。
“过去的天文志说：‘积阴就生阳，阳产生了火灾就会发生。’今年夏天久阴不晴，阴晦之气积聚于玉清宫得到发泄，加上雷电交加，大雨倾泻，从而烈焰四起，楼台宫观又重重叠叠，互相连在一起，因而数刻之间，即都化为灰烬，这不是对防火有什么疏忽，而是上天想惩戒陛下。因此陛下应该接受这个惩戒，现在就应该改穿朴素的服装，减少膳食，避开正寝，处于偏室，并反省责备自己，找到自己的过错，向全国颁布哀痛和怜惜老百姓的诏书，取消不是有关生产的项目，拯救失业的老百姓，考察朝中大臣特别是宰辅以及左右亲信有无益于国体的人全部加以罢免，有窃弄权柄和威望的人坚决加以清除；找出政刑的失误，收集草野的议论，这样大概才可以变灾祸为福庆。
“可是玉清宫灾发生后的十天时间内，没有听到朝廷为这些做任何事情，却听到将重新计算工役准备把宫殿重新修复，都城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惊骇而且感到迷惑，纷纷聚在一起议论，都认为这样做非常不适合。并且一致认为，章圣皇帝克勤克俭了十几年，使天下富裕，府库充实，才修建这座宫殿，但是等到这座宫殿修成，由于耗资太多，使海内都感到虚竭。现在陛下即位还不到十年，就数次遭到水旱灾害，虽然所征的赋税全部得到保证，但是老百姓却非常劳累贫困。如果再大兴土木，那费用不知道要花多少，这样一来，财力全被宫廷消耗，老百姓却在下面劳苦，这怎么能成为国家！何况上天给陛下呈示灾祸，陛下却违抗它，这是想和天竞争却毫无反省自己的诚意。要知道违反天意不吉祥，自我安逸难以担负重任，想要祈求上天给予优厚的赏赐，那能够得到吗？今天为陛下考虑，不如招徕贤杰之士，去掉奸佞的人，积累德行以勤俭达到国家至高的治理，使老百姓丰衣足食而国家征税宽大减省，这样就既可以对得起上天的意旨而且也可以安定民心了。
“要知道贤明的君主一看到上天呈现出灾异，就想办法修道积德，以求免除灾祸，而在乱世的时候没有什么征兆，因为上天不进行谴告。现在幸而上天给予惩告呈现出灾异，这正是陛下反省检查自己的时候，难道可以忽略吗？过去汉元帝三年(前46)，茂陵的白鹤馆发生了火灾，元帝下诏说：“近来火灾降临于孝武皇帝的园馆，朕非常战栗恐惧，不了解灾情发生的原因，罪责全在朕一人的身上。文武官员又不肯极力陈述朕的过错，以至于造成这样，朕有什么办法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呢？”要知道茂陵武帝的园陵怎么比得上上都，白鹤馆也大不及玉清宫，可是元帝尚且降诏宣告四方，以求得闻己之过，因此可以知道帝王们忧虑国家的危亡总想把国家治理好，以致孜孜不倦到这种程度。
“臣又考察《五行志》，发现一个国家如果对贤人和奸佞能够分别对待，任用官吏有严格的程序，办事情能够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能够以礼尊重功臣，这样火就能够安其本性。如果国君信道不诚心，或者炫耀其虚伪，进谗言的人得到提升，并且比比皆是，邪恶战胜了正直，这个时候火就会失去它的本性，从而自天而降。等到烈焰到处蔓延，烧毁宗庙，焚烧宫室，虽兴师动众而不能救。鲁成公三年时，新修的宫殿发生了火灾，汉朝的刘向认为是成公信任了三桓子孙的谗言，驱逐了父臣的报应。宋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大火，刘向认为是宋襄公听信了谗言，驱逐了他的大夫华弱使他逃奔鲁国的报应。今天玉清宫发生火灾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希望陛下拱手默坐内心反省自己，然后立即想办法改正它，罢掉再建玉清宫的劳费，继承前代皇帝的做法，这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后来他又上疏说：
“臣历观前代神圣的国君都是喜欢听取批评的意见和建议，大概认为四海是至大至远，民间有什么隐情，难以遍照和普查，因此不管愚陋和至贱之言也虚心听取和努力采用。这样以来，才可以做到朝无遗政，民间没有隐匿的情况，即使有奸佞出现，他们的邪谋也无由得逞。
“臣看到陛下乙亥年(1035)的诏书，书中明令告诫臣下不要越职上书言事，这个诏书传播四方，所有看到的人无不惊骇，人们往往窃窃私语议论这件事情，臣认为这恐怕不是出之于陛下的本意。因为从陛下即位以来，曾屡次下诏要臣下勤于征求直言，并要百官转为奏对，而且设置了意见箱，同时还设立了直言极谏科。可是今天诏书的内容却完全和以前的事情不同，这岂不是有大臣蒙蔽了陛下的聪明，使陛下堵塞忠良正直人之口，这不但会亏损朝政，而且实际上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要知道采纳善言荐举贤人，是宰相的职责，蒙蔽皇帝以求自己专权，没有不亡国的。今天谏官、御史都出自于宰相之门，他们只要秉承宰相的旨意，就可以得到美官，而广大的朝士充满朝廷，却噤若寒蝉得不到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下去，陛下端坐拱默怎么能够全部听到全国的事情呢？
“前些时孔道辅、范仲淹两人刚正不阿，致位台谏官，后虽然改任其他官，可是他们仍不忘采纳意见和进谏。他们两位大臣不是不知道只要缄口数年，就可以坐着得到卿辅的官，只是由于不愿意辜负陛下的委任和关注的恩德。可是他们都被中伤，遭到流放而去，使正直的人为之夺气，骨鲠之士因而咋舌，大家都目睹朝中的弊政，口里却不敢言。
“古时候晋侯问叔向说：‘国家的祸害什么最大？’叔向说‘：大臣保持禄位而不犯颜极谏，小臣怕得罪而不敢说，国家下面的情况不能通达到上面，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正由于这样，所以汉文帝有感于女子的话而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从了三老的建议而族灭了江充。肉刑是古代的法律，江充是皇帝的近臣，女子和三老，可以说是愚昧衰老和最疏远的人了。可是义之所在，虽贫贱之人不可忽略，两位皇帝所以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后世都称他们为圣。何况国家是专门设置了班子，颁布了爵位，罗置了大量的英豪，所以应该责备于他们秉公尽忠，怎么可以教他们因循苟且从事于沉默？奖赏他们，使他们尽忠直谏，犹恐他们不说；现在惩办他们敢说话的，那谁还敢呈献意见？民间的情况闭塞，在上位的人就会孤独和危急，沉痛地想到这些，可不为之惊骇和警惕！殷切希望陛下发布德音，停止前次的诏命，勤于采纳群下的意见，下至于草野的小民，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守兴隆和太平，也可以保全亲近和辅佐。”
不久苏舜钦考取了进士，改任光禄主簿，知长垣县，又迁大理寺评事，监督在京的店宅事务。仁宗康定(1040～1041)中，河东发生了地震，苏舜钦往朝廷设置的意见箱中投放了上皇帝书，书上说：
“臣闻河东地震大裂，涌出的地下水冲毁了房屋和城墙，死伤的人畜有几十万，历时十天不止。臣开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惶和疑惑。窃思自史策所记载的前代的衰微丧乱的朝代，也未曾有过如此大的灾祸。今我朝四个圣君相继统治全国，国内国外太平安宁，周边各国与我国相互交欢，兵革不兴，完全和衰微丧乱的朝代不同，为什么天灾和变异反而比那些朝代还厉害呢？且妖异和吉祥的出现，神实际上主管着，各以其不同的类型显告于人世，从来未曾有过混淆。天人的感应，古今以来的借鉴，大可以使人感到恐惧。难道是我朝帝王安于逸乐、宠信近臣而荒废了政事吗？还是朝廷之上有不才之徒冒领俸禄、窃弄权柄和福威侵犯了帝王的事业？又难道是施行的政治有不便于民的吗？或者是在深宫之中，有暗中教唆不谨慎有以谄媚获官职的吗？抑是西北的羌族有背盟想侵犯大宋的心理呢吗？臣从远方来，不知道朝中最近的事情，心虽有所怀疑而嘴却不敢说。所感到奇怪的，是朝廷看到这样大的灾异，却不修有缺陷的政事，以此来应对天戒，安定民心，而却默然不加以抚恤，好像没事情的时候一样；谏官、御史都没有听到有人上疏叙述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开导皇帝的思想。但是全国的老百姓却群情汹汹，到处聚在一起议论，脸上都呈现一种忧伤和恐怖的形色。
“臣以世代受到国君的俸禄，身膺国命，涵恩渥泽，以成长此躯，但眼睛所看到的，心里所想的，却使人惊悸汗流，想尽吐心中的想法，以拜谢皇帝的恩典。但又看见范仲淹以刚直而忤犯了奸臣的意旨，意见既未被采用而身体却遭到了贬谪流窜，而且朝廷还降诏全国，不许臣民从此越职言事。臣不避权贵，却恐怕必定会遭到横祸被人中伤，又无补于国家，因此自己悲伤嗟叹，不知道该怎么办。
“既而正月初，地震大爆发，臣以为国家政事有缺失，众臣没有人敢向陛下说，只有上天一再地嘱咐以告诫陛下。陛下果然能够沛然发出明诏，准许群臣都得上书言事，臣开始听到也非常欣喜踊跃。旬日之内颇有上书言事的人，但是里面难道没有切中时弊的奏章？却没有听到朝廷有推荐而加以施行的举动，这也是只注重虚言而不根据实际效果。臣听说只有诚心才可以感动天，只有办实事才可以安定民心，今天想感动天却不以诚心，想安定民心却不办实事，徒颁布一纸空文，只是增加人们一阵叹息罢了，又怎么能够感谢神灵而挽救时弊和变乱呢！难道是大臣蒙蔽和堵塞了皇帝的视听，使陛下不能够施行？还是所说的事情都是迂阔毫无所取，不足以实行？臣私自看到朝廷的纪纲隳败，政治和教化残缺而失误，这些事情非常多，不可一概列举，现只选择大的两件事情疏呈以闻：
“第一件事情是正心。要知道治国譬如治家，治家的人首先要修正自己，所谓修正自己就是要先修正自己的心，因为心正则神明集中而万事万物得到治理。今天民间传闻陛下近年以来稍微亲近一些以乐舞谐戏等为业的贱人，欢乐宴饮过节，赏赐过度。欢乐宴饮过节就会流于放荡，赏赐过度则会流于奢侈。放荡则国家的政事不能亲自处理，奢侈则国家用度会不足。臣私自观看了我朝的历史，看到我们祖宗日日视察朝廷，天黑才罢朝，这时犹一人坐在后苑，遇到门上有报告事的人，立刻就召见，委婉曲折多方进行询问，有一点好意见一定被采纳。真宗末年身体不太好，才开始隔日一视事。今天陛下春秋鼎盛，年富力强，实在是天不亮就穿衣起床，延迟到晚上才得以吃饭的励精求治的时候，而现在却隔一天才临朝，这是对政事疏远了。而且现在国库空虚，老百姓没有被褥和存粮，而国家的苛捐杂税、对老百姓的催逼却没有一天停止过。计算国家向老百姓征收的经费，大约二十倍于祖宗的时候，这说明国家的用度已经一天天不足了。对政事疏远，国家的用度又不足，这诚是国家的大忧患。臣希望陛下修正自己以统治别人，洗心革面以鉴别万物，勤于听断政事，放弃游乐，疏远那些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亲近刚明正直的良士。因这次灾祸和变异，而想奋发图强、长治久安，则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第二件事情是择贤。要知道英明的君主劳苦于求贤而安心于任用使唤人才，当然满朝的文武官员不需要皇帝一个个亲自选择，皇帝主要在于选择好宰辅和御史、谏官罢了。可是臣认为陛下在用人方面还未慎重地加以选择。昨天王随从吏部侍郎一下子升迁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超越了十级资历，又再提升为上相。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也只有对待特殊的人才才行，可是王随为人虚伪庸俗奸邪谄媚，不是宰辅的材料，自颁降诏后，全国舆论沸腾，都认为用人失当。所以疾病缠绕一个人的身体，灾害不断地侵袭一个国家，这都是上天有意爱惜我们大宋王朝，陛下应该引起注意而加以鉴戒！况且石中立近在朝廷，以诙谐逗乐作为自己的责任，士大夫或有什么宴乐集会，必请他出席，目的在于听取他的言辞，以作为嬉笑取闹的资料。今天陛下把他处在近辅的位置，却没有听到他出一件嘉谋良策，他在朝中威望甚轻，人们都忽视他，现在灾害屡次降临而朝廷不尊显，缺乏威望，大概是由于皇帝身边的近臣大多数不是有贤才的人。陛下左右都是这样，那么下面的官员更是可知了。实在怕别国轻笑我大宋，应立即将这些人罢免，另选贤才。另外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他们两人都登过高第，颇以文词见长，但他们两人温和软弱，毫无刚正梗直敢言的气概。这些人都是由执政选拔引进安置，目的是要他们保持谨慎沉默，不敢揭发宣扬他的隐私，即有时有所进言，也必暗中互相关照说明，从旁边人看来，这是非常可笑的。所以对于御史、谏官的任命，臣希望陛下能够亲自选任，不能让他们出自执政的门下。这样，台谏官既然得到了所需要的人才，那么近臣就不敢为非作歹，这是驾驭下面的良策。
“臣认为陛下如果本身做到了勤俭，宰辅、台谏官又都所用得人，这样又何患国家不能治好，灾异又怎么能够发生？那时，只是希望陛下稍微留意这些事情就行了。”
范仲淹向仁宗推荐苏舜钦的才能，仁宗皇帝召苏舜钦面试，委任他为集贤院校理，监督进奏院。苏舜钦娶宰相杜衍的女儿为妻，杜衍当时与范仲淹、富弼在朝中，多引用一些一时有名的人物，想改革朝中政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满意杜衍他们的行为。适逢奏院祭神，苏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用卖故纸的公家的钱雇请乐妓，晚上大会宾客。王拱辰侦得这种情况非常高兴，就指使其下属鱼周询等上疏劾奏苏舜钦，目的在于动摇杜衍。皇帝把这件事情下到开封府去侦治，于是苏舜钦和刘巽都以监守自盗罪被开除，当时参加宴会的都是知名人士，因这件事情得罪和被流放四方的有十几个人。当世的人都以为这件事情处理得过于苛刻，可是王拱辰等却高兴地说：“我们这一次一网把他们打尽了。”
苏舜钦既被废除，居在吴中，他的朋友韩维责备他世代居在京师却离开京师而居在他乡，并且宣布与他绝交。苏舜钦在痛苦之余给他回信说：
“承蒙来信责备我兄弟亲友都在京城，而却不以义相亲，独自一人远离开亲人独居于数千里之外，是自己寻找苦恼。要知道，我难道没有亲戚之情，岂不知道兄弟亲友在一起聚会是非常快乐的？我又怎么愿意自动放弃安逸生活而自甘过愁苦的生活呀！
“过去在京师，不敢触犯人家的颜色，不敢议论当时的政事，随着大家上下浮沉，心志遭到委屈不能开心，已经达到极点了。不幸我又恰巧处在嫌疑的位置，又不能自己决意早点引去，这就招致了不测之祸，被抓去下到狱吏，人没有敢为我说话的，朋友和仇人形成了一气，共同对我进行了诽谤攻击。自我被废除之后，犹自喧嚣不已，更想把我置之死地而后为快。来看望我的人往往是为了探求我有什么秘藏的言论，想以此加以传播宣扬，真正好意安慰和同情我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我闭门不敢与这些人相见，像躲避寇仇一样。风俗的败坏像这，我又怎么能够久在那里住呢！因此我便超然远走，离开京师，羁旅飘泊于江湖之上，不光是为了衣食之累，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使自己少遭到陷阱。
“况且亲属之多，收资的微薄，持国是看到了的。经常互相团聚，可以没有衣服穿饭吃吗？是不行的。这种情况又可不可能经常闭门不与人接触呢？也是不行的。与人接触，就必须与人讲话，与人讲话就必须与别人交往，使每个人都像持国这样就好了，赶不上持国这样的人与之交往就一定会对我加紧制造恶言，从而喧嚣传播上下，使我不能够自明，这样，过去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是最重大的了。
“在都城为了这些事情，我终日劳苦，每天应接不暇，不论寒暑总奔走于尘土泥淖之中，还不能了却人事，一匹瘦马一个饿仆，每天栖栖惶惶地取辱于都城，让人家指着背脊讥笑怒骂和哀怜，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又怎么不称得上是愁苦呢！
“我在这里虽然与兄弟亲戚相远，可是夏冬衣食稍微充足，居室比较宽，没有整天应酬奔走的劳苦，耳目清静，不要挖空心思以对待别人，心安闲而身体舒放。天黑了就睡觉太阳很高了才起，在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书史册杯盘和琴以自愉悦，有兴致就泛一叶扁舟出盘、阊二门，从而吟啸鉴古于苍茫山水之间。煮茶和在野外饮酒可以消除我的烦恼，茶菜和鲈鱼脍以及稻蟹可以满足我的口福。这里又多高僧和隐君子，佛庙绝胜，家家都有园林，还有珍花奇石，曲池高台和鱼鸟之胜，使你流连忘返，不觉就到日暮。
“古时孔子做《春秋》而以吴为夷，他又说‘：我想居九夷。’我看今天吴地的风俗，乐善好施，知道我谨守善道和好学，都高兴得愿意和我交往，从不以罪人来看待我，如果孔子再生，我相信他是会喜欢住在这里的。把这里和京都比较，究竟哪里为更好呢！一个人的一生内心安然自得，外面又有舒适的环境，那就很快乐了，何必非要高官厚禄，奴役别人以奉养自己，然后才叫作快乐。我今天虽然是侨居在这里，这也就好像过去离开家做官在南北一样，又何必要与亲戚朝夕相厮守呢？我出于窘迫，形势完全是不得已，但是这却不能如持国的意，难道非要使我流尸沟壑，我的肉喂饱豺虎，而后才认为我安于仁义，这又何其残忍啊！《诗经》上说：‘凡今天的人，莫有哪个赶得上兄弟。’这是说兄弟必须以恩，有急难必须互相拯救。《诗经》的后章说‘：丧乱既然平定，社会已经安定。虽然有了兄弟，不如朋友亲近。’这是说明朋友必须尚义，在太平安宁的日子里，要以礼义互相切磋琢磨。我对于持国，是兄弟以外的朋友。我有急难不能相救，又在没有太平安宁的时候，想以义与我相琢磨，这虽是古代的人也不能接受，我想要不回报，担心是不是看轻了我的持国了。”
第二年，苏舜钦得任湖州长史，不久去世。他数次上书论述朝廷的政事，在苏州买水石做沧浪亭，益发愤读书，经常把他愤懑的心情表现于诗歌中，他的诗歌非常豪放，往往使人惊奇。他又善于草书，每次酒酣动笔，所写的字争为人们所传看。及他贬谪而死，世人都惋惜他。他的妻子杜氏也有贤行。
苏舜钦的哥哥苏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侠，崇尚气节，所写的诗歌也雄健豪放，尤其善于草书，苏舜钦不能及。苏舜元官做到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