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
古之君子，负经世之术，度时不可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时，未尝不欲仕，仕而行所学，及物之功岂少哉。后世之士，其所蕴蓄或未至，而好以迹为高，当邦有道之时，且遁世离群，谓之隐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及考其实，不如所闻，则曰“是欺世钓誉者也”上下岂不两失也哉！
元之隐士亦多矣，如杜瑛遗执政书，暨张特立居官之政，则非徒隐者也，盖其得时则行，可隐而隐，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谓两得也已。自是以隐逸称者，盖往往而有，今摭其可传者，作《隐逸传》。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时升，《金史》有传。瑛长七尺，美须髯，气貌魁伟。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地河南缑氏山中。时兵后，文物凋丧，瑛搜访诸书，尽读之，读辄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诸掌。间关转徙，教授汾、晋间。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瑛赴其聘，遂家焉。与良田千亩，辞不受。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发视，辄止之。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岁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复劝帝数事，以谓事不如此，后当如彼。帝纳之，心贤瑛，谓可大用，命从行，以疾弗果。中统初，诏征瑛。时王文统方用事，辞不就。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奏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又辞，遗执政书，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异端邪说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绝如线。今天子神圣，俊乂辐辏，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则曰：“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末先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仕！”于是杜门著书，一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优游道艺，以终其身。年七十，遗命其子处立、处愿曰：“吾即死，当表吾墓曰‘缑山杜处士’。天历中，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文献。
所著书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于律，则究其始，研其义，长短清浊，周径积实，各以类分，取经史之说以实之，而折衷其是非。其于历，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之数，无朔虚，无闰余，率以三百六十为岁，而天地之盈虚，百物之消长，不能出乎其中矣。论闭物开物，则曰开于己，闭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纪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过之初六；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时，交小过之九四。多先儒所未发，掇其要著于篇云。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初名永，避金卫绍王讳，易今名。中泰和进士，为偃师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国戚，号难治，特立至官，俱往谒之。有五将军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闾里，遂过将军家，温言诱之曰：“将军宅宁有盗羊者邪，聊视之以杜众口。”潜使人索其后庭，得羊数十。遂缚其奴系狱，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减死论。豪贵由是遵法，民赖以全。正大初，迁洛阳令。时军旅数起，郡县窘迫，东帅纥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会移镇陕右，道经洛阳，见特立淳古，不礼之，遽责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后期如军法。县民素贤特立，争输于庭，帅大奇之。既而拜监察御史，首言世宗诸孙不宜幽囚；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细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皆当罢黜。执政者忌之。会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诉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实，世宗宥之，遂归田里。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诸生，东平严实每加礼焉。岁丙午，世祖在潜邸受王印，首传旨谕特立曰：“前监察御史张特立，养素丘园，易代如一，今年几七十，研究圣经，宜锡嘉名，以光潜德，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又谕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赵宝臣谕意，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壬子岁，复降玺书谕特立曰：“白首穷经，诲人不倦，无过不及，学者宗之，昔已赐嘉名，今复谕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统二年，诏曰：“中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丧乱，不改故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窀穸之悲。可复赐前号，以彰宠数。”特立所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为清江人。本博学，善属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为御史大夫，力荐于武宗。尝被召至京师，未几归隐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上尊酒，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称疾固辞，而致书于丞相曰：“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本湛静寡欲，无疾言遽色。与人交尤笃于义，有贫无以养亲、无赀以为学者，皆济之。平居书册未尝释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尤工于篆隶。所著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时有张枢子长者，婺之金华人，亦屡征不起。枢幼聪慧，外家潘氏蓄书数万卷，枢尽取而读之，过目辄不忘。既长，肆笔成章，顷刻数千言。有问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礼乐之废兴，以至帝号官名、岁月先后，历历如指诸掌。其为文，务推明经史，以扶翼教道，尤长于叙事。尝取三国时事撰《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为《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劝讲，朝廷取其书置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交荐之，前后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辟枢本府长史，力辞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复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召枢，俾与讨论，复避不就。使者强之行，至杭州，固辞而归。尝著《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敝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孙辙，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临川。辙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树立。比长，学行纯笃，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门庭萧然，而考德问业者日盛。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辙与人言，一以孝弟忠信为本，辞温气和，闻者莫不油然感悟。待亲戚乡里礼意周洽，言论间未尝几微及人过失长短。士子至郡者必来见，部使者长吏以下仁且贤者，必造焉。辙乐易庄敬，接之以礼，言不及官府。宪司屡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遗逸举辙一人。辙善为文章，吴澄尝叙其集曰；“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见称许如此。元统二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
同郡吴定翁字仲谷，其先当宋初自金陵来徙。定翁幼岁俨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与孙辙齐名。而最善为诗，揭傒斯称其幽茂疏淡，可比卢挚。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荐相望，终身不为动。程钜夫尝贻书曰：“临川士友及门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见乎！”定翁尝曰：“士无求用于世，惟求无愧于世。”人以为名言。
何中，字太虚，抚之乐安人。少颖拔，以古学自任，家有藏书万卷，手自校雠。其学弘深该博，广平程钜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东平王构，同郡吴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顺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
同郡危复之，字见心。宋末为太学生，师事汤汉，博览群书，好读《易》，尤工于诗。至元初，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以币征之，皆弗起。隐于紫霞山中，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荐入国学肄业。明宗在潜邸，选恪为说书秀才，及出镇云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陕西，恪谏曰：“太子北行，于国有君命，于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书太子反。”左右恶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还京师，居陋巷，教训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书监典簿。秩满，丁内艰，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县尹，皆不起。人或劝之仕，恪曰：“向为亲屈，今亲已死，不复仕矣。”居数岁，会朝廷选守令，泰不华举恪为平阳沁水县尹，亦不赴。近臣又荐为授经郎，恪遂阳为喑哑，不就。
恪好读《周易》，每日坚坐。或问之曰：“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恪曰：“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其从之学者多有所成，佛家奴为太尉，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皆有贤名。
部分译文
杜瑛字文玉，祖籍霸州信安。父时日升，《金史》中有传。金末兵乱，瑛避居于河南缑氏山中。当时一般读书人仍以文章辞藻来谋求上进，唯瑛在此文物凋丧之时，搜集群书，精读牢记，努力探求书中深刻含义。对古今得失，了如指掌。为了教书，他历尽艰险，辗转于晋、汾之间。中书粘合王圭开府于相德，瑛接受了他的聘请，在彰德安家，但拒不接受他赐与的千亩良田。有人说瑛邸宅下有藏金，家人想发掘出来，瑛屡加制止。后居此宅者果然挖到黄金百两，这也说明瑛不贪非分之财。
宪宗九年(1259)，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召瑛问计。瑛说：“汉唐以来，人君能赖以立国的，就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现在宋朝不重视此三事，大概将要灭亡了。能振兴此三事的，大概就是您吧。您若遣荆襄之师，南下以捣其背，帝业便可定了。”世祖听后高兴地说：“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这样见地的人。”后来，瑛又举数事晓以利害，世祖都采纳了，并认为瑛贤能可用，命瑛随行，但瑛因病而未从。
中统初年(1260)，忽必烈下诏书欲起用瑛，瑛以当时王文统当权，辞不应诏。左丞张文谦巡视河北时，上书皇上，建议任命瑛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瑛又推辞，并致书执政说“：先王之道不明，是由于异端邪说为害。异说虽然泛滥，但天理不绝如线。现在天子贤明，又能听取意见，故贤能之士多来会聚。复兴先王的礼乐教化，正在此时。至于您以官府文书约我相会，想任命我做些寻章摘句的小事，在汉唐时也是人们不屑于做的。现在您因陋就简，只想这些小事，实在可惜。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今日执政者不能溯流求源，不去力行先王之道，不明德正俗、育材兴化以解除数百千年之祸，恐怕日后之弊将会是说也说不完的。”当时有人鼓励他出来做官，瑛说：“后世离开古代虽远，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犹可供参。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复古。假如因袭旧弊，妄想以此来适应先王之意，岂非难事？我又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怎能做官。”于是，闭门著书，潜心研究道艺，不管处境顺利还是不顺利，也不论得失，其志丝毫也不动摇，终身如此。年七十时，嘱子处立、处愿，死后要在自己墓前立文为“缑山杜处士”的墓碑。天历年间(1328～1329)，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赐谥文献。
所著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等。瑛在声律与历法方面，多有先儒所未及者。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原名张永，因避金国卫绍王讳，才改此名。金朝泰和年间(1201～1208)进士，任偃师主簿，后改任宣德州司候。此地多国戚，人皆说是难治之州。特立到任后，一一前往拜望。当时有五将军率家奴抢劫民家羊群，特立下令在乡里普遍搜索。及到将军家，他态度温和地诱骗将军：“您家难道还会有盗羊的人吗？我来搜一下，主要免得旁人有议论。”这样当然易于获得将军入宅搜查的允诺，实则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将军后院，搜出羊数十头。有了赃物，特立便态度强硬了，先缚其奴下狱，再捕其已藏匿起来的儿子。只是因为他是皇族，才得以减死论罪。从此，豪贵因惧而遵法，百姓得以安生。
金正大初年，调任洛阳县令。时军事行动多，郡县穷于供给。东帅纥石烈牙兀。。对儒生傲慢，恰巧他又将带兵到陕右，路经洛阳，当他见特立朴质古板，不以礼对待，立即责令在三日内备好干粮，如逾期不交，就要军法从事。县民素知特立贤能，为民做主，担心特立为难，便争纳干粮，以免东帅找到惩治特立的借口，东帅对此大为惊奇。接着特立又升任监察御史，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应把金世宗的后人幽禁起来。他揭发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小民争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对帝王亲信勾结拉拢，都不是好官，都应罢黜。这些话都是当权者所不愿听的。恰好这时平章政事白撒来陕西犒赏军队时，特立又检举他的部属不法。白撒不服，便向哀宗申诉，说特立的这些话不实际。大概哀宗也不满特立的直言不讳，便借白撒的上诉撤了特立的职，虽然没有重罚他，但还是让他回家退休。
特立精通程颢、程颐的著作。晚年教书，很受东平严实的尊重。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时，便首次带信给特立说：“前监察御史张特立，修身养性于田园，即使改朝换代，也不改变自己主张。今年快七十了，研究圣经，宜赐一相应的好名字，以便发扬光大其德行，因此，特赐号为‘中庸先生’。”又对特立说：“先生年老眼睛不好，不能来京，故令赵保臣转达我的意见，您的读书之堂，可取名‘丽泽’。”宪宗二年(1252)，朝廷又降诏给特立说：“先生白首穷经，诲人不倦。守中庸之道，为学者宗师，过去已赐嘉名，今再表示朝廷嘉奖之意。”宪宗三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特立著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
杜本字伯原，祖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今为清江人。
杜本博学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得到他递交的建议书《救荒策》，很赏识他的见解。及忽剌。。进京任御史大夫，便向武宗力荐杜本。杜本被武宗召至京师。但不久，便回武夷山过隐居生活。文宗在江南时，便听说此人的情况。及即帝位后，给杜本送礼品，并想起用他，他不出山。
到至正三年(1341)，右丞相脱脱把他作为隐士，再次向惠宗推荐，惠宗也赠以厚礼，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转达惠宗与丞相邀他出山的诚意，催他启程。但他至杭州后，却称病固辞，并写信给丞相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才可谈得上制礼作乐，而达到五帝三王的盛世。”意即现在还不能说已做到一理、一心、一日、一家，所以仍不出山。
杜本沉静寡欲，言行平稳，对人讲义气。对穷而不能养父母的和无钱念书的人，都给予周济。平时手不释卷，对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无不通究，对篆隶等书法尤其在行。著述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享年七十五岁。
当时还有张枢，字子长，婺州金华人。也是一位朝廷屡次邀请仍不出山的隐士。枢年幼时聪慧，外婆家藏书数万卷，枢尽取来阅读，过目不忘。及长，落笔成文，顷刻数千言。有人问他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礼乐的兴废，以至皇帝年号、官名、年月的先后，他都历历了如指掌。其文章，力求明经史，辅助教化，尤长于叙事。曾取三国时事撰《汉本纪列传》，附以《魏吴载记》，合为《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的危素，称其立义精密，可备为给皇上侍讲时用的书。朝廷取其书陈列于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争相上章推荐，前后共九次。
至正三年，命文臣纂修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举张枢为本府长史，枢不接受。七年，一再令史臣修本朝后妃、功臣传，又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等官职起用张枢，枢又避而不就。后来使者只好强制他启程，但到杭州后，仍固辞而归。枢曾著《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及《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弊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七岁。
孙辙字履常，祖先自金陵迁至临川，幼年失父，由母亲教养成人，学行纯笃，事母至孝。在家教蒙馆，学生不多，但来做学术访问的人日众。郡中有点名望的英俊之士，多出自他的门下。孙辙和人说话，总是以孝悌忠信为本，词温气和，听的人莫不油然感悟。他对待亲戚乡里，礼周意恰，言谈间从不稍涉及人家的过失短长的话。来郡的读书人必来拜见他，部使者、长吏以下的贤仁者他必定去拜访。辙和乐平易，端庄稳重，待人以礼，但从不谈官府之事。地方官一再推举，江西行省特别以“遗逸”的名义举辙一人，皆不就。辙的文章写得好，吴澄曾为其文集作序。元统二年(1261)，七十三岁卒于家中。
与孙辙同郡人中，有吴定翁，字仲谷，其先人宋初自金陵迁来临川。定翁小时就俨如大人，无论寒暑，衣冠都很整洁，从不马虎，清修文雅，和孙辙同样有好名声。他最善作诗，揭亻奚斯称其幽雅清澹，可比元文学家卢挚(？～1314)。御史及江西各级地方官争相推荐，但终身不为所动。程钜夫曾给他写信说“：临川士友登门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都望着您光亮如玉人而不可得见呢？”定翁曾说“：一个好的读书人，不求有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句名言。
何中字太虚，抚州之乐安人。小时聪明，出类拔萃，以学好古学为己任。家中藏书万卷，能自己校勘。其学识之渊博，连广平的程钜夫、清河的元明善、柳城的姚燧、东平的王构，还有临川的吴徵、揭亻奚斯，都是很推崇佩服他的。至顺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何中为龙兴郡学师。第二年六月，病逝。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
同郡的还有危复之，字见心。宋末为太学生，拜汤汉为师，博览群书，好读《易经》，尤工于作诗。至元初年，元帅郭昂一再推荐其为儒学官，没有接受。至元中期，朝廷屡次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带礼品请其就任，危隐居于紫霞山中，不出仕。士友私赞为“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游学江南，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推荐恪入国学读书。明宗(1328年在位)在当太子时便选恪为说书秀才。及太子出镇云南，恪也同行。太子欲起兵陕西，恪谏道“：太子往北行动，从国来说，要有君命；从家庭来说，要有叔父之命。今两种命令都没有，若向京师发一箭，史官必写‘太子造反’。”太子左右对恪的话很反感，乃对太子说：“武秀才有母有妻，理应让他回京。”恪于是便离开太子回京，居于陋巷，教孩子读书。
文宗知道武恪其人，任他为秘书监典簿。及任期满，适逢母丧，朝廷再授中瑞司典簿，又改任汾西县知县，皆不到任。有人劝他上任，他说：“过去为了母亲，委屈自己去做官。现在母亲已逝，我不再做官了。”闲居几年，遇上朝廷又选地方官，泰不华便推举恪为平阳泌水县知县，也不到任。皇帝近臣又推举他为授经郎。恪便假装自己喑不能言，没有去上任。
恪好读《周易》，每日长坐，或问他说“：先生之学以何为本？”恪答道“：以敬为本。”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向他求学的人，多有所成。如佛家奴为太尉，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皆有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