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郑洞国在10月16日夜间第一次从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中得知六十军起义的消息时，他就已经明白了长春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妙。他除了向卫立煌报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办法。当第二天早上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姜弼武给他送来劝他一道起义的信件时，他出于作为蒋介石亲信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同意。但在当时的围城现实中，他又无力进行阻止，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所以，他对姜弼武说：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心中无底。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之后，长春城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新七军。郑洞国在无奈之中，只好将新七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谁知会上竟是一片沉默，只有蒋介石派来的两个督察官和军统特务头子在会上说空话，表示要到长白山打游击。
17日晚上，郑洞国接到曾泽生给他的电话，这是曾泽生离开长春时最后一次给他的电话，并告诉他说是解放军代表要和他谈话。在电话中，我方的刘浩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希望你多考虑，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拒绝了我军的最后一次争取。
据《周恩来年谱》一书记载，当中央在17日17时得到东野总部的电报，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我军正在“逼郑投降”时，周恩来认为对郑洞国还可以做最后的争取，因为如果郑洞国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能够起义的话，会对整个黄埔系的国民党军人产生不小的影响。当天晚上，周恩来给他的这个当年的黄埔学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用电报发到长春前线。周恩来在信中说：
兄今危处孤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遗憾的是，这封电报由我围城部队抄写之后，在我军进入长春时交给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要他立即面交郑洞国。史说派一个参谋去送。由于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还在进行抵抗，秩序很乱，这个参谋就未能进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说报告送信结果。待史说知道时，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封重要的信件郑洞国未能看到。
这封信，郑洞国不知道，但此时他认为，最可靠的新七军也可能在寻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患病，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史说和军参谋长龙国钧眼见全军覆没的时候快要到了，为了保全全军官兵的身家性命（当时新七军还有3000多名伤员和1000多家属），只有起义或者投诚。
新七军是由新一军分出来的，算是蒋军嫡系，他们觉得应当听郑洞国的，和郑洞国一道行动。郑洞国不发话，他们总觉得不便首先采取行动。史说和龙国钧在与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商议之后，决定去请郑洞国到新七军来参加营级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大家恳请郑洞国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带领大家起义。为了顾全郑的面子，对外就说是受了新七军的胁迫。可是，当17日下午龙国钧到郑洞国处请郑到新七军开会时，郑洞国不但不愿去开会，反而厉声斥责龙国钧说：“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史说和龙国钧过去在印度新一军时曾任过郑洞国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我没有亏待过你们。你们今日为什么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龙国钧知道了郑洞国的态度后，就未敢坚持请郑洞国去开会，急忙退出。这样，新七军希望郑洞国领头起义的计划落空。
可以算是意外，也可说是必然，就是这时，由于一个记者的好意，将新七军的想法促成了现实。17日的晚上，和郑洞国十分接近的一个名叫杨治兴的记者到史说家做客。杨问史：“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有意率领新七军退出国共间的战斗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问杨：“郑司令官意下如何？”杨说：“有此意，他不便明说。”事后得知，郑洞国并未授意杨治兴前来与史说谈话，但史说却认为这是郑洞国有意派杨治兴来间接表态的。18日一早，史说就派出新七
当天晚上，史说在征得军长李鸿的意见后，派出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编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等五人为正式代表出城，我围城指挥所派解方参谋长为我方代表，双方进行了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代表的谈判，共同认为，新七军现今要按起义的要求处理各种问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新七军主力三十八师是孙立人的老部队，不少军官对孙立人颇为迷信。这时孙立人已去台湾，如果要宣布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只能以放下武器投诚的形式。双方还就放下武器之后若干问题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双方代表签字之后，长春和平解放就已成定局了。
18日夜，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新七军愿意放下武器及我军处理有关问题的具体意见。
19日，按照双方商定的方案，我军进入长春接管新七军防地。包括曾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三十八师在内的新七军完全按预定方案放下了武器，交接十分顺利（长春解放以后，新七军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不少人参加了我军的队伍，其中的一部分炮兵立即被编入我炮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以后的战斗）。
这时的郑洞国还在他设在银行大楼的司令部里，身边就只有副参谋长杨友梅和一个特务营，何况连杨友梅都是主张放下武器的。当杨友梅将最新的情况告诉郑洞国时，他完全绝望了，也完全垮掉了。因为他这10万大军未能打过像样的一仗，就这样被困死了，被拖死了，且一块一块地垮掉了。作为一个打了几十年仗的黄埔一期学生、职业军人，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到此时，他仍然拒绝杨友梅关于放下武器的劝告，而是向东北“剿总”卫立煌做了如实报告。这时，他的老上级、老同事杜聿明已经又一次被蒋介石派到沈阳来收拾残局。杜聿明到沈阳后，就用电报通知郑洞国，说准备派直升机到长春来接他出去，问有没有可供降落的地点。面对这封电报，郑洞国只有苦笑，因为长春城中已经完全由解放军控制了。所以，他给杜聿明回了一电：“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相报。”
郑洞国有两点未曾料到：（一）杜聿明的电报是秉承蒋介石的意见发出的，可是当时沈阳并没有直升机，就是有，驾驶员也不敢在除了银行大楼之外全城都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情况下在长春降落，所以杜聿明自己都说这封电报“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二）他和杜聿明是还会见面的，而且同处的时间不短，不过那是在以后的战犯管理处。
对于新七军这种既不是起义，又不是投降的按放下武器方式投诚过来的一个军，很多重要问题应当如何处理，说实话，当时我军真的还没有什么经验。为此，东北局在研究之后，在19日做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上报中央：（一）仍以解放团的名义组织起来；（二）所有政工、特务人员单独组织，愿走者将来可以送走；（三）对郑洞国等人以礼相待，争取让其发宣言或通电，但不勉强；（四）让郑洞国和曾泽生等都来哈尔滨；（五）暂由军政大学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组织运送工作。上述意见报经中央后，中央在20日就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根据上述决定，我军一直未向银行大楼发动进攻，而是再次通过杨友梅给郑洞国做工作。杨友梅希望郑能尽快改变顽固态度，以免银行大楼被炮火进攻所毁，以保全郑洞国的性命。可郑洞国就是不肯。20日下午，杨友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我军给一点面子，在21日早晨让他们的特务营象征性地打一阵枪，做出一个经过抵抗的样子，然后特务营就投降，我军再进银行大楼，对外宣布就说郑洞国是在抵抗中受伤被俘。我军进入银行大楼谈判的独立九师朱政委将这一意见向上级报告之后，上级还真同意了这一罕见的作战方式，真给了郑洞国一点面子。不过，由于后来郑洞国的确是连一点皮毛都未伤，所以我军在对外宣传中一直未说过他是“受伤被俘”。
21日早晨就要当俘虏了。郑洞国在20日这最后一天当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日子里，悲从中来，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通宵不寐。这天晚上，长春城中一片宁静。他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的电报，值得一读：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
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
我们读了这封电报就可知道，为了在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界面前落一点好名声，郑洞国在这里说了很多谎话。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蒋介石的一批平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天子门生”中，郑洞国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在最后还能忠于蒋介石的为数不多的陆军中将。
当郑洞国把这封电报发出之后，已是凌晨。按照我军与杨友梅已经达成的默契，在凌晨4时，银行大楼外响起了好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很像是我军向着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最后据点，也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银行大楼发起了猛烈“进攻”。可是，这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中绝无仅有的、名副其实的一次“假打”，国共双方的真枪实弹（这其中基本上都是郑洞国的特务营放的）全都朝着天空，“战斗”结果，双方无一伤亡，特务营的400多名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唯一的例外，是被我军司令员萧劲光派去接郑洞国的潘朔端所坐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时，司机被流弹所误伤。
大街上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郑洞国在大楼的地下室中也到了要“成仁”的时刻。当他为自己找不到武器而正在着急时，早已准备好的卫士已将他团团围住，拥到了一楼大厅，而由潘朔端带来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此恭候。郑洞国到此时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他只得被押上汽车，送出长春。
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后，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如下消息：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军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由于《中央日报》如此造谣，以至郑洞国的亲属看到此消息之后还冒险前来东北奔丧。紧接着，我们的《东北日报》也在头版《中国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通栏标题之下，发表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兵团和新七军投诚的重要消息，还特地发表了郑洞国和李鸿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东北三大城市之一的长春，到此时完成了全城的和平解放。时间是1948年10月21日早晨。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讲，就在长春和平解放过程中，也有人给长春造成了不小的灾难，这就是蒋介石。六十军起义之后向城外开拔时和新七军决定放下武器以后，蒋介石曾派空军到长春以“轰炸长春的抗命部队”为名，进行狂轰滥炸。这种行为，连郑洞国都觉得是滥杀百姓，曾与空军联络，叫他们不要这样让老百姓遭殃。
就在这天晚上，在长春郊外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也即我东北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萧劲光、萧华等我军领导干部在盛宴上与郑洞国见面。郑开始是闷头喝酒，一言不发。后来被我方的真诚所感动，才说了这样的话：“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当然听凭处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他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做广播，二是不参加公开的宴会等活动。考虑到他的处境，我方全部予以同意。
鉴于郑洞国在长春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并未阻止六十军的起义和新七军放下武器投诚，我军一直将他本人和他所率的一兵团都作为投诚对待，给予了相当的优待（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曾特地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郑洞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1年在北京病逝之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规格不低的遗体告别仪式，与此同时，在台湾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众多黄埔将领中，海峡两岸同时举行悼唁仪式的仅有两位，就是杜聿明和郑洞国。
我军用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的办法，基本上未打一个大仗就解决了国民党的10万军队，其中还有几万人带着武器加入了我革命队伍的行列。和平解放长春的方式使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城市得以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且很快就能在解放全国的斗争中发挥其重大影响。还有，就是这种和平解放大城市的方式为全国其他城市的解放提供了若干有益的经验，使今后能有更多的大城市也能走这条和平解放之路。在这里，长春的和平解放算是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