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本为松辽平原的粮仓，物产丰富，伪满时期是全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时期人口曾经超过60万，日寇投降后都还有50万。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这里一直战事不断，有不少人口外迁，也有不少农村中为逃避土地改革打击而逃来的地主，还增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到1948年3月，城内军民总数，据长春市政府的估计，在60万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后，长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见长春被围，也向乡下转移，人口有所减少。到6月份被解放军完全围困时，城中全部人口估计仍在50万左右。
这其中，军队有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有6万人，各种地方游杂部队和从农村逃进城的各路土匪（郑洞国为了管理这些人曾经将其编了两个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后勤人员加起来有4万人。这大约50万人每天要吃，要烧，天一冷还要取暖，就成了城中头等重要而又最难解决的大事。新七军原来就驻在长春，屯集了一些粮食和马料，问题不大。六十军是在3月间从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长春的，没有什么家底。刚进城时只是由新七军分了一些作为马料的大豆和豆饼给六十军。
郑洞国为了稳定军心，曾花大力气采购了150万公斤军粮，长春市政府也买了50万公斤大豆。所以军队先还有些粮食吃，后来就只能把马料与粮食掺和吃，最后连六十军的军人也不能吃饱了。外边的接济只有空投。据当时美联社的专家估计，每天要40架飞机的空投才能勉强够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机一天最多只能来四次，空军的飞机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于天气不好不能来，或是由于我军有高炮进行对空射击而不敢来，再加之由于原来驻长春的空军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空军不愿卖命，所以空投时都在高空以极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往往把粮食投到了城外解放军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大米我军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军开会的临时会场全都是用敌人的降落伞做的。到了9月份，国民党东北“剿总”竟称“机油两缺”，连象征性的空投也无法维持了。据国民党军队自己的统计，在整个长春围困期间，长春守军得到的空投粮食总数不过300吨，平均到每个军人头上也只有6斤，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时，长春城内的高粱米卖几元钱一斤，到7月时就卖到3650万元（当时的1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元）一斤。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计算，每斤高粱米约有3万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难时，无粮可卖，偶尔有屯粮发财者，竟然卖到一亿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钞票换，一个金手镯只换一个小馒头。那些空投下来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最困苦的当然是老百姓。长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认为城中的所有粮食只能吃到7月。7月以后，不说百姓，就是军队也无法保证。驻在城中的六十军和新七军6个师的师长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认为如此死守长春不是办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军前来援助，解决围困局面。蒋介石的回电仍要长春守军坚持守，在电报中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对于粮食问题，蒋介石则出了一个十分恶毒的主意，就是叫郑洞国“杀民养兵”。其具体办法就是让长春市政府出面，强行将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全部收归公有，不许市场上有任何粮食交易，然后由政府进行计口授粮，按人分配。很明显，这一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搜刮起来供军用。
郑洞国把这一难题交给了长春市长尚传道。尚传道一看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事。尚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案总得有一个办法来执行。想来想去，最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制定和发布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要点是：所有人家的粮食只能留自家所吃粮食到9月底，多余的必须一半卖作军粮，一半在市场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实施；所有买卖粮食均必须按照政府所议定的价格，不准抬价；若有违反者从严惩治，直至处以极刑。上述办法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效果，刚开始还有一点粮食出售，没有不卖高价的；当没有粮食出售时，上述办法更是等于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无粮可售了。
这里还有一个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问题，在当时城内已无什么商业流通可言，“买卖”这一概念严格来说已经变形或者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所谓买卖实际上就只是想方设法买粮，在粮价已由几元一斤变为一亿元一斤的时候，原来的纸币已经失去了任何作用。郑洞国无奈，就在城中由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一种“本票”，票额从起初的几十万一张一直涨到几百亿一张，最高时的粮价是本票三亿元。谁能有这种本票呢？老百姓当然没有，只有发行本票的军队和政府才有。所以这段时间在长春城内实际上是军队和政府用他们自己印刷发行的一张纸去掠夺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实权者甚至在这时大发横财。据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的国民党统治区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成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据我所知，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
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当无法买粮时，首先是军队开始抢粮。凡是见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粮就抢，甚至于见到家中冒烟就去抢，弄得穷苦人家有一点粮也不敢举炊。这时，国民党空军对城中的投粮一天最多也只有9架次，城中各军队之间为抢到空投粮食而相互斗殴的情况天天发生，有的部队是每天都用大锅把水烧开，一抢到空投粮食就倒进锅里，以防别的军队来抢走。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就开始吃各种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后吃草根、树皮、树叶，以至见到地上的树叶也会发生争抢。在长春城中，一捆钞票只能换到一捆青草，一个大饼可以换来一个大姑娘。除了无粮，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后把柏油马路上的沥青都挖来做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因饥饿而死者逐渐出现，逐渐增多，乃至出现了卖人肉的事件发生。
当长春城中的饥饿日益严重时的7月下旬，郑洞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坚守长春，同时要他从8月1日开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驱民出城，用仅有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在分明知道我东野大军早已把长春团团围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就是只要长春不要长春人，就是把饥民往我军的枪口之下赶。这是蒋介石在进一步“杀民养兵”。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缓和城中生活的困难，郑洞国命令部下采取各种办法将居民驱逐出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了种种手段。第一是用武力驱赶。凡是家无存粮者、无职业者、所谓违法乱纪者、狱中囚犯、乞丐、伤残、无身份者，都用武力赶出。甚至还订有指标，一个警察要赶走8人，一个保长要赶走3家，连原来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都要以教员的身份赶出城去。第二是煽动，说“共产党是为你们穷人的，你们快出去找共产党吧”！第三是造谣。一会说“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解放军放卡子三天，可以随便出城”；一会又说“八一是毛泽东的生日，大赦三天”。凡是出卡的一律搜身，任何食物也得被搜走。而且，凡是出卡子的就一律不准再进。就这样让大量饥民拥出长春，起先我们的哨兵仍然不准他们出城，而且我军已经在包围圈四周设定的线上修筑了铁丝网，挖了壕沟。可是这些饥民出城时就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身份证予以没收，而且是以武力坚决阻止再回城中。
这样一来，就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滞留了大量出不来进不去的长春饥民。在8月份，我围城部队曾经放出一些，三天之中就有两万多饥民出了封锁线。但是数量愈来愈多，到9月间已高达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