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备大决战，扩大和整训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协调能力和大中城市的攻坚能力，当然是东北局工作的重点。
首先是要对部队补充兵源，扩大部队。由于这时根据地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所以我军扩军的主要方式是动员翻身农民参加地方部队，再由地方部队到主力部队，而不再是刚到东北时那样以改造俘虏兵为主。1946年8月29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补充主力加紧作战准备的指示》，指示说：
没有强大的主力，并使它得到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就不能有效地、连续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因此也就不能巩固地方部队，确保根据地及群众斗争的果实。因此地方党、地方兵团的同志应当自觉当所谓“兵贩子”，认清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正是地方党与地方兵团的责任。
各省委应负责在每个工作区从自己的地方兵团、县大队和独立营中，抽调出2000到2500人的建制部队补充各该工作区的主力部队，以保证每一主力师、旅除充实现有三个团外，另增编一个补充团，充实该师、旅到1万人左右。
当东北局的指示下达并逐步贯彻之后，各地开始向主力部队补充新战士。但由于当时作战任务很重，新战士一参军就可能上战场，不可能有训练的时间。而地方部队和县大队中有一些成员是不脱产不离家的，并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不能适应阵地战的要求。于是，东北局在此基础上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决定，在各地组建二线兵团。其办法是以部分主力部队的干部和老兵为骨干，将自愿参军的农民和工人直接组建为独立团，进行训练。训练要求必须按民主联军总部所颁发的《独立团军事教育计划》进行，待达到要求之后，再补充进主力部队。这一计划从1947年8月开始进行，半年的时间，就组建并训练了88个独立团，共22万人，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从开始组建独立团到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共组建了189个独立团，总人数达42万人，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积极从翻身农民中发展兵源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并没有放弃对大量俘虏兵的改造，特别是在出了一八四师叛逃的事件之后。
前面已经谈到，1946年5月在南满的鞍海战役中，当我军进攻海城时，国民党的滇军第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在潘朔端师长的率领下宣布起义。起义之后，被编为民主同盟军，开到通化地区进行学习整训。由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不够，对其中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有些迁就，特别是未能及时派去政治工作干部做政治工作，让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在原副师长杨朝伦的串通下，抱成了一团。当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我通化地区发起进攻时，杨朝伦等人认为我军不可能打胜，就违反了潘朔端的命令，拉了1000余人叛逃了。
一八四师叛逃事件给东北局和各部队敲响了一次警钟，决定要认真总结这次深刻的教训，重视并改进对俘虏和起义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当“三下江南”结束之后，就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集中起来办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进行集中教育改造。1948年1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还在谭政主任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国军工作座谈会”，重温中央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研究俘虏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讨论了若干有关的政策和方法。自此以后，东北各部队再也未出现过一八四师叛变这样的事件，不少解放战士参加我军并成为很好的革命战士。如1948年9月攻打锦州时，在全班打得只剩一个人的情况下，高举两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姚尚云，就是1947年被我九纵七十四团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我军专门改造国民党军官的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先后有15533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前来学习，其中仅中将就有29人，少将210人，上校397人，中校、少校1484人。经过教育改造，最后只有76人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其余的陆续走出了教导团，有的回家，有的参加工作，也有的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的出去之后就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策反工作，让他们放下武器，起义投诚。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军改造俘虏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在1947年底，我军在东北的主力部队人数已经与国民党军持平。到1948年4月，主力部队加上二线兵团总计已经达到98.8万人，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百万大军，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为大决战做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为了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使部队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从1947年夏天以来，民主联军总部对整个东北的部队编制陆续进行了调整，扩充补足老的部队，组建新的主力纵队。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两个系列，但是只有一个统一的总部，现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与截至1948年4月的编制序列简介如下（按：由于当时部队在扩编之中，干部调动比较频繁，所以下列干部名单中有个别重复）：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
第一副司令员高岗。
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
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
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
参谋长刘亚楼，副参谋长伍修权、曹祥仁。
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兼）。
东北军区之下分为十二个军区：
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江华，副司令员沙克。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副司令员解方、赵杰，副政委刘惠农。
辽南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张秀山，副司令员边章伍、副政委林一山。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副政委唐天际。
辽吉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副司令员高鹏、蔡斯烈，副政委彭嘉庆。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政委王鹤寿，副司令员关庆寰。
嫩江军区司令员朱涤新，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员赵承金。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政委张策，副司令员李寿轩。
合江军区政委洛甫（张闻天），副司令员李荆璞、杨梅生，副政委张启龙。
牡丹江军区（1948年7月撤销）政委何伟，副司令员田松。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泽（乌兰夫）。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李运昌、副政委黄火青。
在冀察热辽军区之下，又有三个军区：
热河、冀热察、冀东。
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是一个领导机关，但由于军区和野战军在有些工作上仍有分工，所以领导干部的名单上稍有不同。在野战军中林彪只担任司令员，政委由罗荣桓担任（这就是人们一般又把东北野战军或日后的第四野战军称为“林罗大军”的由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不设副司令员、副政委、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不同的是野战军的后勤部长兼政委是钟赤兵。到大决战开始之前的1948年8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打大仗，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上层的整编，将野战军总部和军区总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三大部分开，成了两个系列。从此，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就全部心思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区机关的工作都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负责。
东北野战军所属野战部队的编制序列有：
前方第一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东北野战军的前方指挥所和兵团与后来四野的兵团不同，其下并不直属固定的几个纵队，而是根据战局的需要，由总部决定在一定时期或某一战役中，指挥哪些部队）司令员萧劲光（兼），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前方第二指挥所（后改称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政委黄克诚（兼），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
东北野战军这时共有12个主力纵队和一些其他部队：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
一纵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江拥辉，政委吴岱；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三师师长彭景文，政委刘贤权。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
二纵下辖三个师：四师师长陈金玉，政委李雪三；五师师长吴国章，政委贺大增；六师师长张天云，政委石瑛。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
三纵下辖三个师：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八师师长左叶，政委刘光涛；九师师长徐国夫，政委谭开云。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欧阳文。
四纵下辖三个师：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葛燕章；十一师师长周光，政委李丙令；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张秀山。
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副政委唐凯。
五纵下辖三个师：十三师师长徐国夫，政委丁国钰；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谭文邦；十五师师长胡继成，政委何善远。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杨国夫。
六纵下辖三个师：十六师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十八师师长王兆湘，政委陈德。
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副司令员曾克林。
七纵下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徐绍华，政委邓东哲；二十师师长刘述刚，政委刘永源；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政委朱民亲。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委王逸群。
八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政委谢家祥；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九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政委李振声；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十纵下辖三个师：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卓雄；三十师师长方强，政委孔石泉。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员周仁杰。
十一纵下辖三个师：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政委刘禄长；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政委钟文法。
十二纵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
十二纵下辖三个师：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粟在山；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
炮兵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
护路军（后改名为铁道纵队）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王光文。
骑兵师（以后分散到各纵队）师长王明贵，政委朱继先。
在总部之下，还有11个独立师。独立师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因为在主力纵队减员时，独立师就可能作为主力纵队的补充，然后又从二线兵团中组建新的独立师。
在百万东野大军之内，还有一支在各种军史著作中极少载入编制序列却又极为重要的队伍，就是被称为东野总部二局的技术侦察队伍，领导人是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曾经担任中央红军破译科长（正式名称是中央军委第二局第四科）、写有《密码学总论》一书的曹祥仁，他此时担任东野的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曹祥仁在1947年5月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的身份来到东北，经过一年的努力，二局的总人数超过了400人，已经拥有120多名侦收员、60多名破译员，配备着40多部电台，他们几乎可以破译敌军的全部密码，几乎可以截获敌军的全部电报，几乎可以听懂报话员所使用的全国各种的方言。在大战期间，每天可以给总部首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超过100份。林彪曾经评价这支队伍“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当东北大地上一支又一支队伍组建并扩大之后，当仗越打越大的时候，抓紧训练与教育就是各级干部最重要的职责。东北野战军总部（当时简称为“东总”）为了准备全面大反攻，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在东总所抓的训练中，除了经常进行对各个部队的督促与检查之外，着重抓的是对各级干部的训练与教育。当东北局在东北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在1946年2月，以从延安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人员为基础，东北军政大学就正式成立了，并且一直是由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委，具体的校务工作长期由担任副校长的何长工和担任副政委的吴溉之负责。学校每逢战斗间隙，就会将各级干部进行轮训，林彪经常亲自到学校上课。林彪讲得最多的，是“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关于“一点两面”，前面已经有过介绍。而“四快一慢”则是林彪在1947年夏天打四平之后总结出来的。什么叫“四快一慢”呢？林彪在1948年2月17日为军政大学中级以上干部集训队上课时是这样讲的：
“四快一慢”不是我们发明的，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条道理。
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敌人是按普通时间计算。可是我们不按他的算法，白天也走，晚上也走，一下子扑到他前面，使他来不及应付，他就是撤也得要个时间，这就是快的原则。
第二，发现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忙得满头大汗才行，这要快。
第三，突破后扩大战果要快。
第四，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慢、什么事情上慢呢？就是总攻发动时机这一步要慢。在这一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才打。
如果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这个方法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而“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西，“四快一慢”是达到此战术目的的方法。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其方法是“一点两面”战术；但是要实现“一点两面”作战的战术，就要实行“四快一慢”，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林彪指挥作战多年，除了战略问题上的审时度势由他自己掌握之外，在战术问题上对部队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这是林彪多年来在战术上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大决战开始之前，东北野战军还做了两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项是指挥机关的事，就是1948年3月25日在东野总部所在地双城召开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野战军参谋会议。林彪在会上做了《如何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指挥机关》的报告。会议开了22天之久，中心就是研究如何让各级司令部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要求，让“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成为今后建军作战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很好的准备。
另一项是对整个部队的，就是在结束了1947—1948年的冬季攻势之后，围绕着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这个总的要求，在东北全军展开了一次大练兵，其中既有以清理思想、整顿班子、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的政治整军，也有以攻坚纵深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当时我军攻坚的主要手段是爆破，所以各部队都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培养出一批爆破能手。此外，对破城与爬城墙、对付坦克与装甲车、构筑与破毁各种工事，都做了专门的训练。这次训练，大大提高了我军打攻坚战的技能，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