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是当时华北的一个省，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那里是傅作义当年据以起家的地方，他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即移驻绥远，1946年才率部东去，这16年间，虽然也曾东征西走，但绥远一直是他的根据地，是他的“老家”。那里有他的军队、他的部属，有与他多年共同相处的人民群众。
1946年10月占领了张家口之后，傅作义被国民党的反动舆论吹捧为“中兴功臣”，到南京参加了伪“国民大会”。11月，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兼察哈尔省主席。12月，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把他当了多年的绥远省主席的职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董其武。同时还让董其武兼任绥远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把绥远的大权全部交给了董其武。归绥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当时的绥远省省会。
傅作义所以会把绥远的军政大权都交给董其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董其武多年来一直是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董其武是山西河间人，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加入国民军第二军，1927年转入第四军，参加了北伐，以后任陆军二十八师上校团长。用董其武自己的话说：“我早年因仰慕傅作义先生，毅然脱离原部队，从上海奔向天津，投效于他的门下。我先后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少校参谋，后到部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至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主任。到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止，我在傅先生领导下任事20余年。”董其武在1940年就担任了傅作义的第一嫡系三十五军的军长，所以他是世所公认的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员大将。
这时，在绥远还有一员傅作义的大将，就是曾经跟随傅作义30多年，在张家口战败之后逃到绥远的孙兰峰。抗日战争前夕，傅作义在绥远的部队主力是由他自己任军长的三十五军，三十五军只有两个旅，这两个旅的旅长就是董其武和孙兰峰。1939年，三十五军扩编为三个师，董其武和孙兰峰仍然分任师长。当傅作义不再兼任三十五军的军长之后，第一个接任者就是董其武。而孙兰峰则任另一个军即暂编三军的军长。解放战争开始后，董其武接任了傅作义当了多年的绥远省主席，而孙兰峰则出任傅作义手下唯一的一个兵团，即十一兵团司令。
这时绥远的驻军，总数共有将近8.7万人。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3个保安旅。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倾向于国民党的是由刘万春任军长的第一一一军，董其武的主力是张世珍任师长的独立第七师。在所有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也是独立第七师，是董其武的王牌。
早在1948年9月至11月，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为了配合东北的辽沈战役，有力地牵制敌人，发动了察绥战役，就已经解放了绥远东部的丰镇、集宁、隆盛庄，归绥南部的凉城、和林、清水河、托县，归绥北部的武川，归绥以西的萨拉齐。人民解放军已经从东、南、北三方面进逼归绥，而且距离已经不远了。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打算进攻归绥，前锋已到旗下营，归绥以东30公里的地区都已经完全解放。这时，中央军委考虑到我华北的主力必须集中用到解放太原、大同，并准备西进甘肃和宁夏，而绥远的问题可以留在以后用和平方法解决，故而于2月12日电示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晋绥军区的八纵（1949年3月改称西北野战军第八军），停止进攻归绥。电报说：
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远的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四五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府，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原之后。目前应让董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行，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归包归我（按：后套即指河套，归包指归绥和包头），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给养不足，可考虑予以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部划一条线境。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存归绥，我方也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按：指原来傅作义部下的鄂友三的骑兵十二旅，这时在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分子的欺骗和煽动下，一直在和我军对立）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进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占归绥，否则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
由此可见，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这时就已经相当明确。根据中央的指示，我晋绥军区部队立即停止了对归绥的进攻，并从旗下营后撤30公里，到卓资山一线进行整训，以减轻董其武的压力并拉住董军不致西逃。同时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与董其武部建立统一战线的教育，允许双方通商和民间来往，并对董其武部队的称呼从敌军改为友军。也正是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邓宝珊在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关于北平问题的谈判时，聂荣臻才会向邓宝珊明确表示：关于绥远问题，“毛主席对此问题的指示是，将采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解决”。
正是由于中央军委的上述决策，绥远目前的局势较为平静。现在还在董其武管辖之下的绥远，主要是绥远的西部，也是绥远的主要地区，即人们常说的河套地区。
当北平进行和平谈判时，董其武对有关情况基本上是知道的。他的态度是看傅作义最后怎么样，傅作义怎么走，他就怎么走。1月21日，董其武从广播中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就要求傅作义派飞机到归绥来接他到北平，以便了解更具体的情况。第二天，董其武就到了北平。傅作义详细向董其武谈了当时的情况，并劝告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但是，因为绥远地处边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的势力也不小，情况比较复杂，绥远的路到底该如何走，董其武心中无数。傅作义对董说：绥远问题如何解决，等他去见了毛泽东之后再说。
傅作义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谈话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了绥远问题。傅作义建议还是和北平一样，进行和平解放。毛泽东说：完全像北平这样还不够，还要更宽松一些，更主动、更积极一些，是一种新的方式，就叫“绥远方式”。先放一下，等待他们起义。绥远的军队嘛，还编两个军。我们和董其武将军先划个和平线，我们不打过去，他也不打过来，等待董将军先做好内部工作。另外设个联络处，加强联络，还要把铁路连通，把邮政开通，把贸易搞起来，这样对老百姓有好处嘛！至于起义时间，董其武将军觉得什么时候适宜，就什么时候起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以要采取这种“绥远方式”来解决绥远问题，从当时战争情况看来，有为了集中兵力用于主要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想再创造一种较之解决北平问题更为和缓而宽松的方式：既不用大军包围、兵临城下，也不用最后通牒、限期解决。这种方式对于今后在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用来和平解决一些敌方力量不大，我方有绝对把握的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于不久前所采取的“北平方式”和即将要采取的“绥远方式”有了更为明确的阐述：
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当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这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绥远问题的解决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为之勾画出了具体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