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之后，北平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90万大军的枪口都指着这座古城。北平的和平解放进程，在攻占天津城的炮声催促下得以加速推进。
天津攻城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邓宝珊和周北峰还在五里桥继续关于北平问题的和平谈判。天津攻城的炮声，促使傅作义在1949年1月14日给邓宝珊发来了“酌情办理”这至关重要的电报。
1月15日，双方继续谈判。我方仍然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亲自参加。这天的谈判有较大的进展，这是因为：14日天津的炮声摧毁了傅作义原来对谈判所设置的最后防线；同样是14日这天，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又为谈判构筑了新的基础。在这两个重要因素的促成下，傅作义的态度有了变化，邓宝珊有了“酌情办理”的授权，所以在经过了3个小时的谈判以后，对于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双方达成了基本协议：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进行改编的地点；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的基本方案；对原华北“剿总”总部和各部队团以上军官进行安排的基本原则；我军对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这天的谈判，由我方的接待代表、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和邓宝珊的随员、原华北“剿总”政工处科长刁可成二人共同担任记录。会后，又由他两人整理出十几条具体的条款。
16日凌晨4时，我方接待人员李炳泉来到周北峰的床前，告诉他“天津已经解放”的最新消息。虽然这时天津解放的正式消息还未公布，但是五里桥已经从截获敌人的电话中得到了可靠消息。不久，苏静就正式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已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已经被俘。”这一下，北平和平谈判也就更加顺利了。
16日下午，继续谈判。在谈判中，聂荣臻告诉邓宝珊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但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整回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绥远方式’。”聂荣臻要邓宝珊将这一意见转告给傅作义。邓宝珊和周北峰听到这一番话后特别高兴，因为他们知道，绥远是傅作义的起家之地，是傅作义最为关注之地，如果能够有更为和缓的方法解决绥远问题，傅作义就更放心了。
这天下午，在较为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在15日谈判记录整理的基础上，就若干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意见》共14条。这14条初步意见立即用电报发到北平，傅作义看了之后甚为满意。于是，双方商定，邓宝珊第二天就回北平向傅作义当面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有关事宜；周北峰则留在五里桥负责双方的联络。为了联络方便，邓宝珊希望我方也能派代表和他一道入城，并说这是傅作义本人的希望。林彪当即决定由苏静和邓宝珊去北平。
当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离开五里桥而与邓宝珊握手告别时，林彪把一封信交给了邓宝珊，请他转交给傅作义。这封信是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的名义，但实际上由毛泽东亲自所写。由于这封信并未封口，邓宝珊又急于想了解信中的内容，在林彪等人离去之后就将信打开看了。邓宝珊看完信后，十分惊讶，遂对苏静和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他就向二人征求意见，说他准备回城后不把这封信交给傅作义，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的成果功亏一篑。苏静并不知道信中内容，但是见邓宝珊如此态度，也认为应当给予足够重视。于是在晚饭后就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想了一想之后对苏静说：“那封信是有些严厉，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苏静心中有了底，到北平以后，当邓宝珊再次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就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这样，这封由毛泽东所写的信就暂时没有交给傅作义。这种情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应当说都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