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将北平完全包围的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不得不对北平布防，一方面又进行着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试探。
对北平的城防，大致是以天安门到鼓楼为中轴线，西部由李文的四兵团负责，东部由石觉的九兵团负责，这两个兵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当时北平“剿总”所属部队中建制最完整、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整个城防和治安，由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负总责，城防司令则由李文担任。但是在北平城最内圈的防卫，还是由当时仅存的一些傅作义部队和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负责，因为傅作义对于蒋家嫡系永远是不怎么放心的。例如，德胜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赵树桥任师长的三零九师防卫；西直门、复兴门到广安门一带，是原来“剿总”直属由孙英年任师长的三一一师和李士林任军长的一零一军防卫；安定门一带是从台湾调来由邓文禧任师长的“新军”（也称“青年军”）二零五师防卫；永定门一带是由刘春方任师长的骑四师防卫。
傅作义所进行的第一次试探性和谈，是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的堂兄弟李炳泉早已是我党地下党员（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送出国民党军将偷袭西柏坡重要情报的那位李炳泉），时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按党组织的指示，李炳泉已经向李腾九做了工作，希望他能劝说傅作义，要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李腾九在一次与傅作义的密谈中将李炳泉的情况告诉了傅作义，傅作义当即表示，此事要妥善研究，并要李腾九与李炳泉继续保持联系，并保护好李炳泉的安全。12月12日，傅作义约见了李炳泉。在谈话中，李炳泉正式向傅作义表示，他是受北平地下党派遣来见傅作义的，欢迎傅作义走和平之路，愿意在傅作义与我党的接触中联络。傅作义表示将派人与共产党进行直接谈判，具体事宜由王克俊安排。王克俊和李腾九向傅作义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和智囊之一、过去帮傅作义办过《奋斗日报》而此时担任《平明日报》社社长的崔载之作为谈判代表，和李炳泉一道，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所以，这第一次谈判是派出了两位无任何军政职务的人士做代表，而真正代表傅作义前来作试探性谈判的，实际上就是崔载之。此外，还有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一名司机。这五人在王克俊安排下于12月14日从广安门出城，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解放军阵地。按傅作义的意见，希望能直接到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傅作义对这次会谈的安排是极为小心谨慎的。之所以安排崔载之和李炳泉这两个都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去谈判，其中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万一此事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知道以后，可以推口说这是新闻界的事，与他傅作义无关。就是这样，傅作义还特别做了最保密的安排，除了王克俊等个别人知道此事外，还决定在李腾九称病住院这段时间，与外界隔绝，专门负责与出城的崔载之和李炳泉的联络。
崔载之等人出城之后，见到了城外的解放军。经说明情况之后被告知，他们不可能去西柏坡，只能到我军的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联络。崔载之等只好返回北平城内。第二天，王克俊又将他们送出了西直门，先是进入了我东野十一纵的防地，受到了十一纵贺晋年司令员和陈仁麒政委的接见。十一纵立即将此事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一方面转报中央军委，一方面命令十一纵派人将出城代表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定地点。
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12月16日清晨就将十一纵和崔载之等人谈话的内容电告军委，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彪等表示，“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由于“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当天下午，军委回电，同意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时在蓟县孟家楼，林彪和罗荣桓的东野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以后聂荣臻也到了那里，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在那里建立了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后又成立了平津前线总前委，作为华北战场上指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及地方部队100多万大军的最高司令部。崔载之等人要找我军谈判的消息，在14日就由北平城外的部队报告到孟家楼。为了保密和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接待地点应选一个距孟家楼不远的村庄进行。罗荣桓政委决定，由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苏静（1910—1997年），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人，读过师范，当过教师。1932年投笔从戎，参加红军，成为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曾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初期进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又称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长、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从头至尾参加了和傅作义代表的全部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苏静接受任务之后，选定了距孟家楼不远的八里庄，在地主侯云台的院子里准备了接待地点。12月17日，崔载之等人在我十一纵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来到了八里庄。在开始接触中，崔载之明确表示，他是代表傅作义前来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并提出了傅作义关于和平解决的一些具体计划，其中心是要我军停止一切进攻，两军均向后撤，通过谈判，全面解决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地问题。为了达到全面解决之目的，傅作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包括：为了能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南苑机场；为了让傅作义能够制约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要我方放出已经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主力三十五军，与我军同时进入北平城内；在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之后，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即由联合政府指挥。
从上述方案看，傅作义要走和平解决之路，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仍然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有一定实力的基础上与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19日上午，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也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崔载之等人谈了一个上午。刘亚楼根据中央的指示，明确告诉崔载之，我方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果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介石系统部队顽固的军长师长要反抗，可以先将其逮捕；对于傅作义的部队，可以改编两个军。
很明显，这时双方都打算要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双方的基本方针分歧还很大。
19日下午，随崔载之来的电台就把刘亚楼谈话的要点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作义很快就有了回电。回电中只说现在北平城中的蒋系军队比他的军队要多十几倍，他要逮捕蒋系军官很困难。其他问题，傅作义只字未提。这种态度当然使崔载之很为难，因为傅作义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任何表示。一直等到12月23日，傅作义又才给崔载之发来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要其转交。其电报全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全国之安定。
崔载之看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傅作义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主张，即不能放下武器，仍要通电全国，还是想搞联合政府，与刘亚楼所谈的条件相距甚远。为此，他一方面将电报转给了苏静，请平津前线司令部转交中共中央；一方面连续几次给傅作义发报，要傅作义千万不要发通电，要多考虑刘亚楼谈话中所说的基本条件，否则就谈不成。傅作义一直没有给崔载之再来电报，而是由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来了一封电报，要崔载之回北平汇报工作。崔载之只身回北平去了，李炳泉和电台仍然留在八里庄，保持这条双方的直接联络渠道。
第一次关于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严格地说，这次谈判是以失败结束的，因为傅作义虽然想走和平之路，可是要他完全放弃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旧观念是很难的，要他很快接受我党的主张也是很难的，这需要有个过程。对于傅作义来说，还必然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这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十分剧烈，整天走来走去，多次提出三个问题与亲近的部下讨论：（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在12月下旬的一天，傅作义对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这样，傅作义在和平问题上的反复也就充分反映了出来。
第一次和谈失败的事，在傅作义的高级将领中很快传开了。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只得将和谈这件事委托李世杰及部分高级将领分头进行了研究，也就是分别征求意见。结果是：副总司令郭宗汾认为只要加修工事，北平城还可以守，目前没有必要搞和谈；副参谋长梁述哉同意讲和，但认为不能单独讲和，最好能与国民党中最大的非蒋嫡系派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致行动，才有利于与共产党讲条件；副参谋长郑晓岚明确表示不赞成和谈；完全支持和谈的则有才当过俘虏的一零四军军长安春山、三十五军副军长朱大纯、骑四师师长刘春方等三人。
傅作义可以有反复，傅作义的部下可以有分歧，这些都应当是正常现象。但是，这时的中国是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急剧变化的大转折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就在傅作义反复不定的时候，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促使傅作义不得不发生急剧的变化：
12月11日，傅作义三大主力之一的一零四军在怀来南逃途中被歼。
12月14日，我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2月14日，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傅作义不得不把他的总司令部从北平西郊搬入城内的中南海。
12月20日，我东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运输线，京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12月22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另一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12月24日，傅作义系统唯一的一个兵团十一兵团以及第三支主力一零五军等部在张家口被歼，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等被俘，张家口被我军解放。至此，傅作义的三大主力军已全部被歼。
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集团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
与华北战场上的上述情况同步，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着以下的大事：
12月10日，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宣布全国戒严。
12月15日，淮海战场上的黄维兵团被歼。在此之前的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完全包围。
12月24日、30日，国民党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通电，主张“与共党谋和”，国民党内的桂系决心逼蒋下野。
上述这一系列大事，可以说每一件都在逼着傅作义当机立断，投向人民阵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再走顽抗之路，只能在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道路上艰难地一步一步前进。
与上述大事同步的时间内，在北平的傅作义部队内部，还发生了一件傅作义当时还不知道的不大不小的事件：不仅傅作义在考虑走和平之路，就连在华北“剿总”序列中属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九十二军，铁甲总队一大队，都在背着傅作义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甚至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也有人在准备起义。
九十二军本是属于侯镜如为司令的十七兵团的部队，原来驻在天津。12月初，为了援救驻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傅作义把驻在北平附近的一零四军和十六军都调往怀来和康庄，北平感到空虚，就把九十二军调到北平南郊，军部驻在大红门，军长黄翔则住在城内的王府井梯子胡同。当北平被我军包围之后，黄翔自知已经成了笼中鸟、瓮中鳖，非常焦急。这时，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已经同我党地下党员薛成业、李介人等有了联系，准备在适当机会举行起义。张伯权还接受了我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让地下党员季鸿到他的司令部担任参谋处的副官，负责有关事项的联络。根据我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张伯权带着曾经在九十二军工作过的李介人去做黄翔的工作，要他率部相机起义。由于李介人本是侯镜如的外甥，而侯镜如早在1948年8月就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过联系，曾经对黄翔有过必要时可以投向共产党的暗示。黄翔同意起义，遂于12月21日派中校参谋宋铨夏和季鸿一道，出城与解放军联络。宋铨夏和季鸿到了当时设在马驹桥的东野三纵司令部，见到了我东野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负责人。谈判之后，双方约定从即日起，九十二军与解放军先行停火，以后的行动，要九十二军听候指示。如果万一起义的企图被发觉，九十二军有危险的话，可以把部队带到解放军占领区。可几天以后，由九十二军负责守卫的南苑机场就由解放军攻占了。傅作义命令九十二军必须收复。因为几天前才与解放军有了停火的约定，黄翔感到很为难。可是傅作义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黄翔只好下令二十一师执行反击任务。二十一师师长张伯权表面上接受了任务，派出了一个团，实际上这个团只派出了一个连去佯攻了一下就撤了下来。
傅作义不明底细，只知九十二军的反攻很不得力，大骂九十二军：“他们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傅作义当然不知道，黄翔和张伯权的确是在表演。如果他不走和平之路的话，其他人也会走上这条路。
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一支全部使用装甲车的铁甲总队，其下设了三个大队，即一大队、二大队和四大队，分别负责驻守北平的前门、永定门、广安门和西直门。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叫于维哲，过去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这时候，经他多方努力，终于和地下党员魏焉接上了关系。魏焉向上级汇报以后，上级党组织派负责北平敌军工作的王苏专门和于维哲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维哲又说服了铁甲总队第四大队和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他们已经商定，只要解放军向北平发起进攻就立即起义，掉转车头，里外夹攻，不仅可以用火力在前面开道，还可以封锁傅作义在东单修建的临时飞机场。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中的嫡系，当三十五军援救张家口时，只去了两个师，所以在新保安被消灭的也是两个师，还有一个二六二师未派出去，还留在北平，留在傅作义的身边。三十五军的两个师被消灭后，傅作义又在北平用地方部队补充重建了两个师，恢复了三十五军，二六二师还是过去的老部队，师长是由三十五军的副军长丁宗宪兼任的。就是这位丁宗宪副军长，和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是老朋友，我地下党员杜任之通过冯杰宸和刘厚同老先生对丁宗宪做了一些工作后，丁宗宪表示愿意走和平之路，如果傅作义和解放军和谈破裂，他的二六二师一定在自己的驻地德胜门到安定门之间单独起义，只要解放军发动攻城，二六二师就进行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入城。为了表示共同信守，丁宗宪还和冯杰宸在山东饭店结了兄弟之盟。当杜任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有意要傅作义的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告诉傅作义：“将军如欲孤注一掷，死守北平，所部并不十分可靠，其结果将众叛亲离，必然导致失败。”这些话，对傅作义不可能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