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7日深夜，八路军总部。
彭德怀在打坐，双腿微盘，背微勾，一盏马灯照着满炕的文电……他的腿膝间，摆着一份左权起草的标示着“战役行动命令”的电文，已有两个多小时了。他不时用手中的铅笔敲打着电文纸，“彭德怀”3个字却始终没有签下去。
不好签啊，一签地球都会摇几摇的。
自左权去第129师师部那时起，至今已有3个多月了，4月间烂漫的山花已换成了千里平原茂密的青纱帐，正是八路军大显身手的黄金季节。自那时起，各种方案讨论了又讨论，各项工作准备了又准备，各师、军区及北方局领导人的意见也统一了，战役预备命令也在十多天前就下达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事到临头，简简单单几个字还是不好签。一支铅笔宛若千钧……
彭德怀在思考着：进行这次战役，除从军事上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外，于政治上也越来越必要。进入夏季以来，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是风云险恶。在欧洲，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希特勒在席卷半个欧洲之后，正大举向英伦海峡进军。在亚洲，英国和法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相继关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和滇缅公路，使本来阴云密布的中国抗战形势更加沉暗。在这种背景下，日军积极准备实行推进政策，在各个战场集结兵力，企图用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促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战场作战。6月15日，日军在攻占扼长江入川门户宜昌重镇之后，又扬言要进攻西安，切断西北国际交通线。
据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八路军各部情报，关外日军大批入关，津浦沿线日军向陇海线集中，太原日军亦沿同蒲路南下，有进窥潼关和洛阳之意。与此同时，日机狂炸重庆，一时造成大后方强震，各式各样的反应都有。相配合的是，日军通过所谓“谋略工作”秘密向蒋介石展开“和谈”活动，并利用已降日的汪精卫集团在国民党阵营内进行宣传和策反。蒋介石政府在这种挑逗下，摇摆难定，妥协投降的妖雾弥漫。与此呼应的还有对八路军的攻击，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等。那么，这种情形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其胜利对于兴奋全国军民的情绪，影响正在变化中的时局，正视偏见者对八路军的认识及从全面打击日军，都将会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个全面把握华北大局的军事指挥员来说，彭德怀不能不考虑到军事上的不利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这是在敌后组织一个牵扯巨广的大战役，各种特殊的困难是显然的：脱离大后方的支援，没有固定的作战线，四面受敌的环境，武器弹药和粮草的缺乏，人员的疲惫，各部队间的组织与沟通……这些无一不是影响战役进行的重要因素。再者，即使胜利之后，也还得考虑因此带来的影响。几年来，八路军是在一种困难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且日军日益把八路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这一动，势必是把大树立在高山上招风，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恐怕会要困难得多。
还有，延安的反应呢？主席和老总是怎样一个态度？赞成还是反对？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是用“十万火急”发往延安的，至今未有明确的指示。是默许还是另有想法？
彭德怀也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战役计划从萌芽至今，已经是一个足够长的过程了。其中还包含着朱老总的一份功劳。日军最初疯狂筑路挖沟的日子里，朱老总、左权和自己都十分焦虑，3人经常在作战室里看情报，研究至夜深。作战室的墙壁上，华北地形图整整占满一壁，新旧铁路线和公路线特意勾勒了一下，密密麻麻连贯交织，如一张巨网罩向抗日根据地。或许，伯承的说法更形象一些：是囚笼。那时节，朱老总就提醒说：日军的筑路行动含有战略和战术上的重要企图，一定要从总体上认识和对付它。朱老总走之前还说：交通斗争将是一个时期的中心，时机成熟了就狠狠干它一家伙。现在，时机是成熟了，计划也缜密了，几乎集八路军所有领导人的合理建议于大成。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此都是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准备工作也是紧锣密鼓……
想到这里，彭德怀还是感觉手中的这支笔重若千钧！
彭德怀知道，这种踌躇不是他的风格；他也知道，机器既已启动，还能遏止吗？
彭德怀不禁摇头笑了笑，终于提笔挥写了“彭德怀”3个字。
这时，墙上的时钟的时针已经指向了5，天色已有些蒙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