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中旬，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提出了一个想法。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的前官员、美国政府中的顶尖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正在离职期间，以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撰写一部关于美苏关系的书。因而，凯南当时便不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成员。他是苏联人所信赖的人，他们把他敬待为一位言行客观坦正的学者和外交官，而非空话谎话连篇之徒。经艾奇逊同意，马修斯提议由凯南去见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并给他带去一个信息，大致内容如下：美国和苏联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冲突，而美国人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似乎都在被中国人拖着走。如果在朝鲜实现停战和停火，也许是沿目前军队部署的战线停火，不是更为可取吗？凯南准备询问莫斯科如何看待形势。正如艾奇逊概述他的指示时所说：“如果要结束敌对行动，那么现在正是着手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
凯南给马立克手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会面，但未说明目的。几小时以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请凯南去他在长岛的夏季寓所用午餐。两人5月31日的会面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是在一开始时稍微尴尬一番，马立克把一个水果和葡萄酒的托盘打翻在自己腿上。在一定意义上，自1925年凯南成为外交官以来，他所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他用流畅的俄语同这位大使交谈，他知道马立克在这种试探性的晤面中不可能就如此敏感的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便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涉及了主题。马立克听凯南讲完后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提议“让他对凯南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虑后再次会面”——意思是他必须向莫斯科请示。
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答，这表明苏联人和美国人一样急欲实现和平。不到一个星期，即6月5日，马立克又把凯南请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说，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由于苏联人没有直接卷入战争——这种说法过于拘泥于形式主义，凯南对此并未加以质疑——因此任何解决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我们大家谁也不怀疑这个信息的真实性，”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但这仍然带有一种神神叨叨的口气，使我们捉摸不定它究竟预示着什么，我们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
在6月的最初几天里，国务院向盟国的大使们隐瞒了与马立克接触的事，这是基于两个原因：避免产生虚假的希望，并防止泄密，以免有可能使这一主动行为付诸东流。比方说，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告诫大使们不要听信报界关于“和平试探”的任何消息。6月8日，另一位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征求盟国对和谈的看法时，没有提及向马立克做出的姿态。眼下的问题是，杜鲁门总统是否应就和平的条件发表任何讲话？如果有必要，他应以在朝鲜作战的16个国家的名义呢，还是以美国单方面的名义？希克森说，美国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事先束缚自己。因此，美国的想法是，停火的具体条件“应以笼统的措辞加以表达”，应该等待敌人表现出准备开始谈判时再提出细节。希克森的确说了，如果中国人愿意停止战斗，并同意大体上在三八线一带实现和解的话，就会为谈判打下基础。但由于中国人仍在战斗，他认为不存在立即停火的希望。希克森进一步说：“我们没有起草任何声明，我们愿意讨论所有可能的行动方向，对此我们也没有既定立场，只是要让敌人认识到并且愿意在取得一项体面的谈判解决之前，必须停止战斗。”
就美国的目的而言，重要的问题是，盟国的大使们已经允许华盛顿放手寻求停战。大使们希望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但具体事务应由国务院办理。
现在，华盛顿所能做的，就是等待苏联进一步的答复。苏联人必须与北京和平壤的领导人商谈。这种沉默并未使国务院感到惊恐不安。实际上，苏联人的答复比预料的还要快，而且是通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讲坛。联合国从创立时起，就发起了一个每周公共事务广播节目，所有的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苏联人一直对之不屑一顾。现在，马立克要求在6月23日的节目中给他安排时间。他在讲话中说——语法学家们可以把他的讲话方式称为第一国家人称——“苏联人民”相信，战争是能够平息的。马立克接着说：“苏联人民相信，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应开始就停火与休战进行讨论，条件是双方都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能够采取这种步骤吗？马立克问道。“我认为能够，”他自问自答说，“只要有真诚的愿望来结束在朝鲜的流血战斗。”（在美国分析人士看来，“流血”这个词表明中国人在战场上伤亡惨重。）
马立克的答复使国务院大吃一惊。当美国得知马立克要求在联合国的广播节目中安排时间时，预料只会听到宣传性的夸大言辞。但在分析家们看来，广播讲话之后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迪安·腊斯克认为，苏联报刊和广播处理这个讲话的方式是“出色的表演”。两天以后，北京的报纸实际上宣布说，中国当局同意马立克的建议。但在此之后，中国人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北京电台说，如果美国人希望和平，他们就能够接受中国人的条件。马立克讲话中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比比皆是，这使美国外交官们迷惑不解。马立克提及“苏联人民”时，他实际上是不是指“苏联政府”呢？他在谈及“交战者”时又否认苏联有任何卷入，而中国人坚持被称为“志愿军”。据迪安·腊斯克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协调和理解，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不解之谜。”当时，从马立克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澄清，因为这位大使“身体不适”，这是一种回避所不希望的谈话的外交手段。腊斯克指出了一些可疑之处，即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可能是宣传性的：“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苏联人的立场是一点一滴地显现出来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伦·柯克在多次请求之后获准会见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葛罗米柯认为，朝鲜交战双方的军方代表应该仅就军事问题达成一项军事休战，不要涉及政治或领土问题。葛罗米柯坚持说，他全然不知中国对停火谈判的态度。
国务院认为，苏联的答复是中国人愿意与美国接近的一个信号，便着手在盟国中寻求支持。联合国的法律顾问亚伯拉罕·费勒第一个响应美国的要求。他认为，美国有权达成一项停火或休战而不必由联合国授权，只要谈判局限于军事问题，并且把谈判结果报告安理会。有军队在朝鲜的国家其大使们一致赞同谈判。
但五角大楼却从中作梗。6月28日，腊斯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简述了一个建议，即由李奇微发表一个广播讲话，邀请中国军队指挥官参加一个会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不喜欢这个办法，因为这将把联合国军置于乞求和平的境地。范登堡对在敌人正遭到“重创”时停止战斗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质询。但布雷德利认为，如果联合国放过了这个实现和平的机会，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就很成问题。柯林斯和谢尔曼表示同意，范登堡便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一个工作班子与国务院合作，为李奇微起草一份广播讲话稿。
李奇微在东京时间6月29日上午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它经过了精雕细琢：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奉命通知你们如下事宜：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停战问题，条件是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并对维护停战予以充分保障。
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李奇微发表讲话几个小时以前，迪安·腊斯克向盟国的大使们解释了声明的措辞，主要目的是看看共产党的指挥官是否有兴趣在战场上晤面以讨论停火问题。“我们认为，继续（让人们）认为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是至关重要的，”腊斯克说，“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乞求和平，那样说有损他们的声望。但我们的确希望由共产党人承担责任，让人们知道是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的名义发表这一声明，是避免使用“政府”这个字眼的一种方式。腊斯克说，这是“为了照顾对方”。还有一些只有外交界才能够领悟的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我们并不是说与李奇微本人已经进行了接触，而是说他被告知已经进行了一次接触。我们并未提出会谈的日期，但为了把整个事情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提出了一个谈判的地点——在元山港内的一条丹麦医疗船上。我们认为，这对双方都很便利。”尽管这条船在朝鲜是服务于联合国军的，但丹麦政府“将很高兴”能提供这条船，并为会谈悬挂自己的国旗。
澳大利亚外交官戴维·威廉森·麦克尼科尔问，谈判期间美国是否会与盟国协商？腊斯克的回答模棱两可。他会与盟国讨论“那些可以合乎情理地讨论的”进展，但他不认为大家都“愿意看到我们所祈望的和平，由于过早的公开辩论而毁于一旦”。
在腊斯克看来，开始谈判是最为重要的。“我们的抉择……显然是：要么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停火，要么是扩大冲突。”没人有不同意见。
共产党人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对李奇微的广播声明做出了回答。北京电台7月2日表示收到了李奇微的信息，并继续说：
……我们经授权告知你方，我们同意停止军事活动并举行和谈，我们的代表将会见你们的代表。
我们就举行会谈的地点建议：这种会谈应在三八线的开城举行。
如果你们同意这一点，我们的代表准备在1951年7月10日至15日与你们的代表会晤。
这条电文由“北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签署。
华盛顿小心谨慎地对待了这个答复。迪安·腊斯克认为，令人奇怪的是，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居然参与了一份声明说“我们经授权”开始谈判。他显然正是他政府的首脑。鉴于军事原因，人们对于把开城作为会晤地点犹豫不决。朝鲜西部的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几英里的地方。1951年7月，它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第8集团军离得最近的部队在其10英里以外。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开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但它警告说，它“向敌人”提供了“明确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该委员会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开城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是朝鲜首都，在那里举行会谈可以被解释为共产党在战争中占了上风。
该电文的若干部分，特别是有关停火的建议，使李奇微忐忑不安。在朝鲜度过的五个月里，他重整了第8集团军，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不打算把这一切都拱手让出。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说，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还说他将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援引情报报告说，中国人正在为另一次攻势调兵遣将。如果他必须进行谈判，李奇微希望提前进行谈判。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一步都要与白宫和国务院协调，它不许李奇微敦促提前举行会晤。谈判已十拿九稳，机不可失。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李奇微撰就了具体的措辞，用以答复共产党的广播声明。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表明，开始会谈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李奇微奉命进行的答复说，“必须在停止敌对行动以前就停战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双方又经过一些公开的交换意见之后，同意联络军官7月8日在开城会晤。
谈判前的另一件事是美国避免了迪安·艾奇逊无意造成的，但却具有潜在严重危险的一个错误。艾奇逊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不甚准确地谈到了沿三八线实现停火——这条停火线认可了当时的军事现实。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8集团军已将其战线扩展成一个三角形的楔子，大体上起于汉城以北，并沿一条向东的斜线往三八线以北伸延约35英里。第8集团军在推进中绕过了临津江流域地区，这是一块小溪流与沼泽地纵横交错的地方，没有任何军事价值。把这块毫无价值的土地让给共产党也具有谈判方面的价值。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联合国军打算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停战协议，这将使美国和韩国部队留在三八线以北几英里的地区。对临津江地区事实上的放弃，可以当成是一种地盘“交易”——联合国军让出三八线以南的地区，以换取三八线以北更为宝贵的地区。联合国军战线的中心处于所谓的铁三角地区，这是位于平康（不要与西北几英里的北朝鲜首都平壤混为一谈）、铁原和金化之间一连串的高地。第一次在地图上为李奇微的推进划定目标时，这条战线被称作堪萨斯线。在以后两年的战争里，联合国军将要固守这些阵地——只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对李奇微来说，最为关切的是在停火期间他的主力部队的部署问题。他认为三八线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最初就可接受的停火条件进行讨论时，预计要以达成协议时部队的阵地为中心，建立一个纵深20英里的非军事区。这样，李奇微的部队将不得不后撤约10英里。李奇微曾一度考虑进一步向北推进，夺取堪萨斯线以北20英里的地域。但他视察了那里的地形以后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一推进尽管“目前在战术和后勤方面是可行的，但却要付出无法接受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