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微将军阻止了中国人新年攻势这一成就，越发坚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以否决麦克阿瑟1950年12月提出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建议，即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出朝鲜。麦克阿瑟12月的最后一批急电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们否决的针对中国行动的决议，不然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代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为所动。在经过两个星期客客气气的间隔期之后，1951年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说他所提议的报复性措施将“得到认真考虑”，同时他也应当接受若干结论。他们说：“不太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必须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或者是撤出之后。即使到了那时，对中国进行封锁之事还需要同英国人进行谈判，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以及联合国的同意”。至于对中国进行海空袭击，“恐怕只有待中共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之时才能授权进行”。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四次）拒绝在朝鲜使用中国国民党人。接着他们重申了给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保障你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务必节节抵抗，并“尽可能地大量杀伤敌人”。“如果根据你的明确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彼时你们可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愤怒地接读此电。副官考特尼·惠特尼说，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它要求做出互为矛盾的抉择：如有可能就在朝鲜坚守，否则就撤出。他的反应是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澄清”，弦外之音就是说他打算重新争论此事（麦克阿瑟12月就耍过这个把戏）。麦克阿瑟打电报说，联合国军尚未强大到能既坚守朝鲜又保卫日本，这是“不言自明的”。战略部署“必须建立在确定美国利益与远东的关联性这一政策基础之上，这一政策是压倒一切的”。一条滩头阵线可以坚守于一时，但是不能做到没有损失。“至于这种损失是否称得上‘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什么样的含义。”（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对“严重”一词加以定义。）
联合国军已经完成了其最初的使命，即把北朝鲜军队赶出南朝鲜。联合国军从未被打算用来“同中国军队交战”。联合国部队——
在长期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勇气和战斗素质在被人误解的退却行动中受到无端的指责，他们为这些可耻的宣传而感到苦恼。他们的士气将成为他们作战效率的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做法的政治基础得到清晰的描述和充分的理解，并且它如此激励人心，以致战斗的危难都可以欣然接受。
在结尾处，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挑战：是否继续留在朝鲜这一点，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他在电报中说，这一决定——
具有最高的国家和国际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能力，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些偶发事件所左右，这些事件只能影响一个非常有限的行动区域中的战术局势。这也不是一个应该取决于敌方的主动行动之事。根据对你电的合理解释，敌方的主动行动实际上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尺度。因此，我的疑问就在于：目前美国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在不明确的有限时间内保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还是在能够实施撤退时就立即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
如前所述，本军在朝鲜受到非同寻常的限制，并被迫面临种种困难，难以保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但它能坚守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没，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这样要求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马歇尔将军把麦克阿瑟的电报带到白宫时，杜鲁门总统“深感困扰”，实际上麦克阿瑟是在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的，并经我批准的行动方针是不可行的”。迪安·艾奇逊说得更加尖刻。“这是一份留给后人的文件，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件的话。”他宣称说，“其目的不仅是在事情一旦变糟时可以使麦克阿瑟免于指责，而且还是向华盛顿尽量施加压力，让其改变主意，转而接受他扩大战争的建议……”在艾奇逊看来，“无需任何证明，我完全相信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已是不可救药，而且对其总司令的意图基本上不忠顺”。国防部长马歇尔在看了关于部队士气那一段之后对迪安·腊斯克说：“一个将军抱怨他部队的士气之日，便是应当检查他自己士气之时。”
麦克阿瑟对军事形势的这一阴暗评估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惑不解，他们认为李奇微在1月第一周的表现已表明第8集团军能够支持住。谢尔曼海军上将说，他和同事们对于要求他们“澄清”本来就十分明确的指令一事感到“有些不快”。几个月之后，马歇尔将军对参院的一个委员会说，那封电报来到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最低点”。但是柯林斯将军对麦克阿瑟进退两难的境地颇表同情，并对国务院表示某种不满。在中国进行干涉之后的一系列定期会议上，“参谋长们一直想要界定……我们今后在朝鲜还有哪些政治目标”，外交官们则总是“对这一质问进行反诘：‘你们的军事能力如何？’”在柯林斯看来，“这一讨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问题上去”。柯林斯认为，国务院希望军事成就最大化，“而一旦事情弄糟，军方则不得不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杜鲁门十分恼怒，但是他还是同意（麦克阿瑟）发这封电报的“程序还是正当的，以表述其疑虑，并要求重新考虑其要求”。
1月10日星期日，迪安·艾奇逊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要员们请到家中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艾奇逊十分恼怒，并溢于言表。上个月，他和其他官员曾用了几天时间来达成一项协议，即军方要给外交方面一些时间来做工作，现在麦克阿瑟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艾奇逊已是忍无可忍。他想听听别人的意见：怎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让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在采取一项具体方针，而这位将军那没完没了的吹毛求疵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艾奇逊也知道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士兵而是作为一个外交官在说话，他具有一种敏锐的分寸感，力图使军方相信，他并不是要干预军方的领域。他不厌其详地谈论了继续进行军事抵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同意，要由军事上的考虑来决定联合国部队还应继续战斗多久，并同意不应对第8集团军提出有损其今后在日本的作用的要求。但是他说：“争取时间将是有价值的。”联合国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停火努力，如果联合国军能够在此次停火前挺得住，那么即使停火的努力失败，也有可能说服联合国来谴责中国是侵略者。
在白宫和其他各处对各种草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和考虑之后，杜鲁门总统决定采用三条各自独立的渠道来使麦克阿瑟遵命就范。
第一，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报，重申（已是第三次了）对麦克阿瑟行动的指令：根据“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其中尤其包括你这次来电中所提供的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现有条件下”在朝鲜坚守更长时期是“不可取的”，但是为进行外交努力而更进一步争取时间将符合美国和联合国的利益。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两点：“给敌方造成切实可行的最大的惩罚”；不从朝鲜撤出，“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考虑”。
第二，杜鲁门批准派柯林斯将军和范登堡将军前往朝鲜，去获得关于当前战况的第一手材料（艾奇逊说“这是为了戳穿麦克阿瑟的华丽辞藻”），并就华盛顿做出决定的缘由同麦克阿瑟面商。杜鲁门希望在没有电报往来这一套繁文缛节的情况下，直接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这样可以说明自己的理由。
就在两位将军前往东京途中，杜鲁门起草了一封致麦克阿瑟的私人信函。总统一直认为，只要这位将军理解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委，就会停止对他的批评。杜鲁门听说一些传闻，说麦克阿瑟的左右侍从截留了他的一些电报，很多重要文件根本到不了他办公桌上。于是杜鲁门在1月13日向麦克阿瑟发了一封冗长的“私人电报”，以使他“跟上我国的对外政策”。
这份电报中概括了过去几个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已经阐明过的几点：“在朝鲜的成功抵抗”将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都不会接受侵略；它将“打击中国被危险地夸大了的政治和军事威望”；它将为组织全世界抵御共产主义扩张赢得时间。杜鲁门要求麦克阿瑟就“合理地指望他的部队所能提供的最大努力做出判断”。
杜鲁门继续说，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是“团结……那些一旦苏联向我们发起进攻时我们亟须当作盟国的国家”。在军事实力尚未建立之前，“在涉及战区扩大的问题上，我们的行动必须极为谨慎”。杜鲁门能够理解麦克阿瑟的急躁，然而“某些步骤本身也许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可能有助于朝鲜的战事，但是它们一旦把日本和西欧也卷入大规模冲突中去，那就毫无助益了”。
杜鲁门承认用现有的兵力继续抵抗也许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战略计划有赖于保存足够的军事实力来保卫日本。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朝鲜，那么麦克阿瑟从济州岛或其他岛屿继续进行抵抗也许是可取的。但是必须向全世界表明，任何从朝鲜撤出的行动都是“军事上需要”的后果，“在侵略被纠正之前，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应接受这一后果”。
这最后一句话表明，如果麦克阿瑟被迫撤出朝鲜，杜鲁门就打算对中国人进行报复。然而，这位将军似乎从不愿意接受或相信这一点。
事有凑巧，麦克阿瑟正是在柯林斯和范登堡抵达东京之前不久收到了杜鲁门的电函。他们谈话一开始，麦克阿瑟就埋怨说，从来没有人向他明确表示第8集团军应在何种条件下、在多长时间内固守朝鲜，以及由谁来负责日本的安全。然后他念了总统的电报，并说这份电报消除了部分疑问。“先生们，”他说，“这就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我们将不会撤出朝鲜。”他给杜鲁门的答复很简单：“我们将尽力而为。”
但是麦克阿瑟对于同时承担朝鲜和日本的责任这一点仍畏首畏尾，第8集团军在朝鲜打得不可开交。柯林斯叫他按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的指令去办，该指令强调了坚守朝鲜的重要性，同时又让麦克阿瑟决定，联合国军能否在不受摧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柯林斯指出，总统已经指出了在朝鲜延长抵抗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样是为在联合国的政治行动争取时间。至于日本的问题，即使立即批准增援，增援部队六个星期内也到不了日本，也就是说，麦克阿瑟仍要负责保卫日本。
麦克阿瑟对此并不感到宽慰。他“带着某种情绪”（柯林斯将军语）回答说，当第8集团军在朝鲜时，防卫日本不应由他负责。他再次请求立即把国民警卫队的四个师派到日本。柯林斯和范登堡回答说，国民警卫队还不曾为这类目的而进行过动员。
接着，柯林斯和范登堡转向一份关于可供选择的行动的冗长文件，这份文件是从去年11月以来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们逐步修改而成的。其最后一稿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经国防部长马歇尔阅过，不过未经他或任何人批准。这是一份列有在联合国军被迫撤出朝鲜时用来对付中国的各种“建议性行动”的单子。用马歇尔将军的话来说，这些建议“是权宜之计，一旦这些可能性将要变成现实，便可着手实施”。在1月12日最初提出的单子里，撤离是最紧迫的。但是等到单子到了麦克阿瑟手里时，如马歇尔所指出，“形势……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马歇尔强调说：“我或者其他更高权威，没有否决或不同意所提出的这些行动方针。鉴于原先产生这些方针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中大多数的行动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了。”
建议中所列出的16点中，有11点直接同朝鲜有关。但是麦克阿瑟在12月所提出的四项具体要求（在那封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为恼火的电报中），只有一项毫无保留地被采纳了，这是关于取消对国民党部队限制的一项。其他两项，即对大陆进行海军封锁和轰炸，显然是小心设置的以防万一的举措。麦克阿瑟的第四项要求，即在朝鲜使用国民党部队，则甚至未加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打算再来老调重弹。所列要点如下：
——继续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
——“现在即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并一俟我们在朝鲜地位稳固之时即加以实施，或待我们已撤出朝鲜时，视当时所处环境而实施之。”
——取消对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满洲”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
——取消对中国国民党人行动的限制，对他们反对中共的行动给予后勤支援，包括为在中国的国民党游击力量提供“一切可行的秘密援助”。
——当中国人在朝鲜以外的地方攻击联合国部队时，即向中国的目标发起破坏性的海上和空中袭击。
柯林斯和范登堡向麦克阿瑟交代1月12日“选择方案”时的具体情况并未记录在案，因为他们的会晤没有做记录。后来在1951年的一些参院听证会上，两位将军坚持说，他们告知麦克阿瑟，1月12日的单子并非已经采纳的行动计划，而只是一些选择方案，一旦中国人将他的部队逐出朝鲜时可供麦克阿瑟考虑。这很明显是沟通上的问题。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份单子等于就是政策范围，他可以在此范围内行动（和加以评论）。要么是柯林斯和范登堡都没有充分说明“建议性行动”和“意向性行动”之间的差别，要么就是麦克阿瑟没有理解两者的含义。几个月之后，1月12日的单子就成了政坛上争执不休的问题。麦克阿瑟援引其中各条作为证据，证明他公开讨论这个单子并不违反政策，而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以此提出反对意见。
杜鲁门已经通过三条渠道来通知麦克阿瑟为什么他将要继续进行他在朝鲜的行动。麦克阿瑟是否听到了、理解了或者认真对待了所告知他的事情，那只有等待事态发展再见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