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8集团军指挥官易人同时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长期以来协调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的企图已告结束。迪安·艾奇逊是明显的赢家。整个12月份，他都处于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地位，他力图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军方可以在朝鲜坚持下去，而他的外交官们则将通过谈判来争取和平。12月五角大楼撰写的数十份简报清楚地表明了军方的看法，即如布雷德利将军所说，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正如许多妥协一样，其结果不能使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东京的任何人满意。
12月份的一系列会晤在12月26日晚开始出现高潮，杜鲁门把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将军召到布莱尔大厦，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讨论“我们能否在那里（朝鲜）坚守住我们的阵地；如果我们守不住应该怎么办”。据艾奇逊说，在他所称谓的“大目标”上，意见显然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反对侵略，尽所能地保持住阵地。“挫折并不等于有理由撤退。我们在朝鲜并没有绝对地寡不敌众……中共也背上了进攻的包袱。……我们应当考验一下共产党，看看他们是否拥有人们所认为的巨大实力……”艾奇逊又说，然而最后的脱身是必要的，“我们从未打算在那里保持一支大部队”，但是任何撤出都应在部队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他们代表着我们很大一部分实力”。
艾奇逊向马歇尔问及已向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他“不理解”在日本的防务已成当务之急时，麦克阿瑟为什么还要把第3步兵师调出日本并派回朝鲜。马歇尔回答说，鉴于已经发布了众多军令，他担心“对之有误解”。他认为这些命令都应该“按需要重加考虑和重新改写”。达成的共识是：既然没有余力来保卫日本，那么麦克阿瑟就不要去冒毁灭他的部队的风险。将军们同意重写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
翌晨，艾奇逊向部属们通报了布莱尔大厦会议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国务院应当草拟出一些方案供总统考虑，因为（如艾奇逊所说）“我们假定五角大楼正在做这些事”。腊斯克认为结束战斗只有三个办法：（1）军事上取得胜利并稳定局势，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2）使“中共为了自身利益而接受某种稳定，如果他们不接受，则要付出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3）“自愿战败或是在压力之下退出，然后继续我们的骚扰战术”。腊斯克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但是这样会把俄国空中力量引进来吗？国务院官员们无人这样认为。空袭的有利时机，也就是美军从北方撤退之时，已经过去了。如果苏联人想要打一场全面战争，当时是有机会来打的，因为摧毁美军就让日本失去了防御。
腊斯克希望国务院行动要迅速，并提出本部自己的建议，以免五角大楼或是麦克阿瑟抢在前面。杰塞普大使说，他“感到马歇尔宁肯在此地做出决定，而不是让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场上去做决定”。
但是军方并没有袖手等待。12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致马歇尔的备忘录，反映了他们12月22日会议的基调。既然美国无法增援麦克阿瑟，而中国人显然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他的军队赶走，那么如果联合国军将要被赶出朝鲜，美国就应当选择撤出的时间和地点，而不至于
在马歇尔的坚持下，他在12月28日同艾奇逊和腊斯克讨论了这份草稿。腊斯克要求对草稿做出修改，强调在朝鲜尽可能进行抵抗，并给中国人造成最大损失，这在政治上对美国有利。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最后文本中，包含着许多模棱两可之处（这种模棱两可损害了以前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但是其中有关撤军的授权是如此具体，以致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把它称作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信息。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命令：
根据所有可能的估计，中共显然有能力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如果他们愿意使用这种能力的话。此种能力的实施可通过以下方式加以防止，即要使他们的努力变得如此代价高昂而终将放弃……或投入大量美国增援力量……但此举将严重殆危其他承诺，包括日本的安全。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获得对朝鲜的大量增兵是不现实的。我们相信朝鲜并非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之地。我们深信，不应甘冒日益增加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将我们现存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在朝鲜同中共军队对抗的行动中去。然而，在朝鲜的某些阵地上成功地抵抗中国—北朝鲜的侵略，以及使中共的军事与政治威望扫地殆尽，对于我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如果此举之实现不会招致严重损失的话。
你所得到的基本指令，即向大韩民国提供诸如在必要时击退武装进攻以及在该地区重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类援助，现根据目前形势须加以修改。
如你（12月7日电中）所概述，你们正奉命在各阵地上进行防卫，给在朝鲜的敌对势力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这是在确保你部安全这一首要考虑下进行的。应继续进行各种努力来动员韩国为持续抵抗做出最大贡献，其中包括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手段。
鉴于事态发展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出朝鲜，因此事先决定我们有秩序撤离的最后合理时机是很重要的，在考虑到对日本的威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在我们看来，如你们将被迫退至锦江附近的阵地及其以东一线，而且如果此后你们阵地前中共大军云集，且明显有能力迫使你们撤出朝鲜，在这些条件下则有必要命令你们开始撤至日本。
要求你就上述条件发表意见，以做出开始撤退的决定，尤其考虑到你们将继续执行防卫日本的首要使命，此使命唯赖第8集团军部队去完成。
跟随麦克阿瑟多年的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后来说，麦克阿瑟在读这份电报时，“记不得我何时曾见过他面部表情有过如此生动的刻骨铭心之痛”。对麦克阿瑟来说，这份电报表示着“在朝鲜‘决胜的意志’已化为泡影”，杜鲁门要解放和统一这块土地的决心“现在已差不多退化成了失败主义。华盛顿的计划并不是通向反攻的途径，而是通向溃逃的最佳路线。就问题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即使用上中国国民党人也于事无补。 这样就是在不现实地指望那些已经打了一场战争、赢得了那场战争，并且现在正准备打一场更大战争的人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麦克阿瑟宣称：“在朝鲜战败的想法，从来就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与此对照鲜明的是，此前几周里，他曾数次致电华盛顿说，他实际上已经战败，除撤退外别无他法。）麦克阿瑟宣称，要不是外交官们强行施加的“人为限制”，他不仅可以拯救朝鲜，“而且可以给红色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以毁灭性打击，以致可以为今后几代人拔除这个对亚洲和平的进一步威胁”。
于是麦克阿瑟进行了反驳，惠特尼称之为“他对朝鲜战争所做的最重要的个人评论”。他开始时怀有一种幻觉：由于这封电报同他自己的想法如此相悖，不大可能是华盛顿已做出的最后决定。“对于朝鲜战事有关各方面能力的一个全面评估，”他在电报中说，“显然要取决于尚有待制定的军事—政治策略。”“中国的整个军事资源”业已投入对抗联合国军，由于中国部队已集结在朝鲜和“满洲”，该国家的其他部分就易受攻击。麦克阿瑟以水滴石穿的毅力，敦促实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四项行动选择，这些选择先前已遭到否定，但是他说如果政府愿意“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的话，就应当实施：（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轰炸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工业能力；（3）用中国国民党人增援联合国军；（4）允许国民党人对大陆进行牵制性行动”。
麦克阿瑟认为，这些行动“可以严重削弱和大大抵消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使亚洲免遭吞噬，否则就要面临这一危机”。联合国军在朝鲜承受的压力将为之解除，届时还可决定是否在那里继续战斗，或是在沿海岛屿部署部队，并继续对中国采取海空军行动。
将军承认这些行动方案早先曾已遭到否定，因为这有可能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卷入，就这个国家而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的反应不过是“一种猜测”，麦克阿瑟承认苏联人对日本日益关注，因此他希望在那里再增加四个师。
然后他直接挑战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点，再次提出了他过去屡遭挫折的论点：
我充分理解欧洲需要安全，并完全赞成在这一地区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不过还不至于因此就接受在其他地区的失败。我敢肯定，接受这种情况也必然招致今后在欧洲的失败。然而，根据最乐观的估计，欧洲防务准备工作的目标是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准备就绪的状态。把部队用于远东目前紧迫的军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损害这一基本思想。恰恰相反，这样做将充分保证以后可将经受过锻炼的部队，与欧洲本身发展的军事力量同步投入欧洲。
麦克阿瑟在结论中同意，在对他的行动继续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术估计是正确的。撤离行动只能通过“南至釜山滩头阵地的一条连续收缩的防线”来完成，在达到“滩头战线”之前不必做出任何“先期的决定”。在被问及他心目中的“滩头战线”究竟是何指时，麦克阿瑟反唇相讥说，除非有“某种政策转变的可能性，或者其他有利于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的外来不测事件”，撤离“随时”都可以开始。但是“如果真有一种有利于事态发展的合理可能性存在的话”（这是指华盛顿出现某种政策转变），他可以推迟撤离，直至他的部队被驱赶至釜山以北的洛东江一带的老战线。
不管华盛顿和东京之间驰电如何频繁，也不管麦克阿瑟增兵要权的请求成败与否，联合国军的存亡成了马修·李奇微将军以及战场上10余万美国、韩国和盟国军队的首要责任。如果他们尚能坚守住一条战线，制止中国人前进并重创他们，那么杜鲁门、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或许还能控制这场战争。倘若不能，联合国军将被赶出朝鲜。因此，在12月的最后几天中，李奇微开始像一个士兵那样履行他的职责，把麦克阿瑟同远在7 000英里之外的上司之间爆发的政治—军事纷争一概抛在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