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四面受敌的陆战队感到宽慰的是，中国人并不打算进攻他们的避难地下碣隅里，甚至柳潭里的陆战队抵达后亦是如此。陆战队认为有几个原因：下碣隅里的防御阵地修得很牢固，并且显而易见，因此中共军队的进攻易受美军空中支援的打击。陆战队除向南退却外别无他择。等到他们沿狭窄的公路撤退时，他们离日本海还有67英里，中共军队在这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歼灭“资本主义的战争走狗”。陆战队要利用这个间歇休息；中国人也要趁机将部队南调，并沿主要补给线构筑工事。“冰雪长津”之战远未结束。
尽管如此，史密斯将军的陆战师充分享受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后这一短暂的间歇。陆战队员们需要时间休息、补充，并处理一些战斗带来的不良后果。
史密斯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用简易机场撤出伤亡人员，这个机场是他不顾阿尔蒙德将军的反对而坚持修建的。12月2日，陆军第2步兵师的头一批伤亡人员开始源源拥来。史密斯因此更看不起美国陆军了，他说，很多没有受伤的士兵为了登上后撤的飞机都假装受了重伤。“他们走到跑道上，裹上一条毯子，倒在担架上呻吟。看护兵就过来把他们抬上飞机。”陆战1师的军医尤金·赫林上尉提醒史密斯注意美2师中大量装病开小差的人。12月2日上午，他的医院里有450人，当天由空运撤走了914人，但天黑时还有260名卧床不起的伤员。赫林认为，“有为数众多的没有受伤的士兵”得以登上飞机。陆战队加强了登机检查。陆军第2师的这些部队使史密斯感到厌恶，他们丢弃了武器，在下碣隅里的行为令人耻笑，“他们连支帐篷的事都不做——他们认为应该由我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吃的，给他们支帐篷。我们打消了他们的那种想法”。
当柳潭里的陆战队步履蹒跚地进入下碣隅里时，赫林医生确定了一个新的撤离伤员的标准。据史密斯说：“一些医生往往富于同情心，还有一些医生则铁面无情。赫林医生最后自己来仲裁有疑问的病例。他以陆战5团军医（莱森登少校）为标准。这位医生虽然脚被冻伤，但仍可以蹒跚而行。伤情不重于（莱森登）的伤员就不予以后撤。”到12月5日，4312名伤员空运撤出了下碣隅里。
史密斯下令优先撤出阵亡者的尸体，这使第10军感到不高兴。克拉克·拉夫纳少将给史密斯的参谋长格雷根·威廉姆斯上校打电话，要求把阵亡者留在下碣隅里，把飞机留给伤员。史密斯打断了他的话，陆战队员“对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的同志极为崇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带出尸体。他不会把他们留在“一个我们即将撤离的孤寂荒芜的朝鲜东北部村庄里。我们把尸体拖上飞机，这很简单——尸体冻得硬邦邦，不会发生腐烂之类的事情。我们把尸体都运了出来，一共138具”。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指手画脚也使史密斯十分恼怒。当冻伤患者到达日本的医院时，远东司令部把冻伤的现象斥为“缺乏领导”。
“这使我勃然大怒。”史密斯愤愤不已地说。他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克利夫顿·凯茨将军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
我在这里刚刚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一名中士，他为了扔手榴弹脱下了手套，手指被冻伤。你能因为这位士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冻伤而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吗？你能因此把他的营长、团长、师长送上军事法庭吗？
这个问题荒唐可笑，最后不了了之。
然而下碣隅里仍然是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处。空军的C-119运输机空投了大批补给品——372吨弹药、炮弹、汽油和柴油，以及野战食品，史密斯认为这“刚刚够”维持该师行动之用。
史密斯很清楚，五天的沉寂不过是虚假的平静。情报报告说，大批中共军队集结在主要补给线至古土里一带，已证实的有7个师，也许还有2个师，这意味着中国人具有9∶1的优势。这次行军计划与陆战队撤离柳潭里的计划相差无几：由先头部队夺取公路两边的高地，随后是能走的伤员、步兵和1200多辆车辆的混合编队，然后是后卫部队；队伍上空将集中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战术空军，这是一支由100多架陆基战斗机和舰载战斗机组成的机群。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12月5日搭车进入下碣隅里，她听了雷·默里中校向军官们做的简报。他们从柳潭里艰难跋涉而来，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是一些茫然若失的人，认定会死却又绝路逢生。他们说话时语不成句，欲言又止，好像有难以言表之感。”
希金斯认为她从默里的声音中体察到一种严峻的语气：“这绝非退却，这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通往海边的道路上有比我们面前更多的中国人在围堵拦截，但我们还是要离开这里。”
“任何有不同看法的军官可以被当成是瘸子，并用飞机撤出。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做的。”没有人这样做。
12月5日晚，下碣隅里的炮兵向南下道路两侧实施了猛烈的饱和射击，155毫米的炮弹呼啸着落在中国人的集结地域。（这些猛射也消耗了陆战队无法带走的多余的155毫米炮弹。）
12月6日拂晓，行军纵队开始穿过弥漫的白雾向南进发。炮兵营要推进约5英里，到达离古土里一半多一点的地方，然后建立发射阵地，以保障行军纵队的安全。史密斯将军留在下碣隅里，一直到下午4时他确信部队正在顺利行进，然后才登上一架直升机，向南飞往他在古土里的新指挥所。这次飞行用了11分钟，然而该师部队的行军却并非如此轻而易举。
行军开始时还很顺利。在下碣隅里以南约1 500码处，陆战队发现一些中国人在一个小村庄里睡觉，并打死了其中20多人。其后，中国人加强了抵抗。中国人的迫击炮火好几次使行军纵队停了下来。路障随处可见，常常是使用毁坏的美军车辆。美军前边开路的坦克把路障都推开了。
被俘的几名中国人表明，中国军队的状况比陆战队差多了。他们饥寒交迫，美军的火力优势又使他们士气低落。利曾伯格命令烧毁沿途的所有草房。“我们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取暖的地方。”
陆战队整夜都在战斗，利曾伯格认为，夜战的危险性（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时段），还是比不上敌人运动到美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危险。陆战队又出了不少英雄。陆战队的一辆坦克被猛烈的机枪火力所阻，挡住了后续部队。地形和射击角度都对中国人有利。利兰·埃利希中士把他的班组织起来并喊道：“我去干掉他们。”他冲过公路，登上陡坡，在溜滑的冰雪上艰难地攀行。中国人吃了一惊，掉转机枪向他射击。他们打死了他，但在中国人的机枪组重新组织火力以前，陆战队的子弹就打死了他们。两辆运伤员的卡车被中国人的火力击中起火，火光把汽车完全暴露给中国人。军士长威廉·麦克朗跑向卡车，拖下几个伤员。敌军的一发子弹打死了他，但公路又重新开通。
12月7日早上5时30分，先头连与切斯蒂·普勒上校在古土里基地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用了22个小时才走完这9英里。90分钟后，第一批部队步履蹒跚地进入古土里，但立即被告知返回主要补给线，以保障后续部队通行无阻。一个炮兵连刚刚进入阵地，一名观察员就发现800名中国人在集结准备进攻。大炮在100至500码的距离上怒吼，中国人除几十人外均被击毙。
与此同时，下碣隅里的后卫部队在中国人的凶猛攻击下岌岌可危。撤退的第一天上午，陆战队设法夺取了一个关键的高地，中国人从11月29日起就一直占据着这个对他们十分有利的高地。陆战队需要一个突出部掩护部队撤退，所以他们前去夺取这个高地。中国人仅抵抗了几小时。为了登上山顶，陆战队用铁栓把绳子固定在冰雪覆盖的山顶，然后把机枪、迫击炮，甚至人员拖上山去。但这仅仅是一场长达22小时的战斗的前奏，大批中国人又卷土重来。下午4时，海盗式战斗机轰炸了一支正强行通过一个通向山顶的鞍状山脊的中国大部队，替陆战队赢得了这场战斗。中国士兵大批投降，一个陆战排居然受降了200多名俘虏。（但陆战队仅仅拘留了他们几个小时，尔后解除他们武装并发放一天的食品后让他们自讨生路。）
中国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12月7日上午早些时候发动了一场进攻，柳潭里的幸存者称之为整个长津湖战役中“如果不是争夺最激烈的，那也是最为壮观的战斗”。陆战队史学家林恩·蒙特罗斯写道：
他们（陆战队）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或是进攻得如此顽强。时而夜空被曳光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时而一发照明弹发出可怕的光亮，把小跑前进的一列列中国部队暴露无遗，他们立即按部署一片片卧倒在地。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火箭筒和机关枪大显身手，战果赫赫。但是敌军仍然不停地涌来，他们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使陆战队肃然起敬。成群的中国人身穿厚厚的棉军装，看起来像是滚圆的小矮人，他们时不时会冲进手榴弹投掷的距离内，然后又被打倒。
在高地上第2营的阵地前阵亡的中国人估计有800人。
行军队伍的后卫部队在近距离遇到了中国人的最后抵抗。师部连的行政人员把机枪架在卡车上的货堆上，军乐队队员成了机枪手，不让敌人靠近，直到把燃烧的卡车推下公路。但中国人仍不断冲来。拂晓时分，查尔斯·沙利文中尉——他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240磅——对着冲上来的中国人打完卡宾枪里最后几发子弹，然后跳将起来，大吼一声，把手中的枪像一杆标枪一样扔了出去。枪上的刺刀穿透了15英尺之外一个中国士兵的胸膛，其他中国人掉头逃窜。沙利文从尸体上拔出刺刀，揩干血迹，找到子弹后继续射击。
12月7日夜幕降临时，行军队伍的末尾也离开了下碣隅里，爆破部队后面留下的是冲天的烈焰、浓烟和爆炸声——这是无法带走的多余的弹药和燃油。陆战队的工兵用推土机把一箱箱的食品和多余的被服压毁，然后浇上燃油。
然而，中国士兵忍不住想要找到食品，他们冲进火焰之中，在废墟中搜寻。陆战队停下来，向他们发炮告别。
尾随着陆战队的是一支惨不忍睹的战争难民大军：成百上千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带着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下碣隅里已经不复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受长津湖战役波及的其他村落也毁于一旦。工兵们不断警告平民们，桥梁和道路都安放了炸药，走在上面可能会被崩上天。但这些警告无法阻止北朝鲜的难民，他们在工兵炸桥前几秒钟蜂拥而过。他们在金日成统治下生活了五年，显然觉得中国人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生活。
古土里阶段的撤退工作终于在其开始38小时后结束，1万名军士和1 000多辆车辆安然无恙。陆战队有103人阵亡，506人负伤，7人失踪，共计616人。陆战1师得以幸存，归根结底，是由于奥利弗·史密斯将军拒绝屈从于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这种执拗顽固挽救了1万名陆战队员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