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北上计划受到了妨碍，因为共产党人对麦克阿瑟的部队所受到的限制（特别是禁止除南朝鲜人以外的联合国军队接近鸭绿江边境地区），以及华盛顿对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是否明智的不安心理了如指掌。这一情报的来源渠道是三名埋藏很深、在英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苏联间谍：派驻华盛顿大使馆任情报官的“金”·菲尔比、使馆二秘盖伊·伯吉斯、伦敦英国外交部北美司的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三人都是英国权势阶层的产物，他们在30年代上大学时就皈依了共产主义；当他们在官宦途中步步高升时，又同意充当苏联的情报人员。菲尔比的职位尤为有利。他在华盛顿日理万机的工作包括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他还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频繁交往。
尽管菲尔比身居要职，但美国的反间谍机构对他并非完全放心。二战期间，英美安全方面情报的若干次重大泄露都被查到是出自英国使馆，菲尔比当时就在使馆任职，他是受怀疑的对象之一。因此，当他1949
菲尔比漏掉的情报会经由盖伊·伯吉斯之手，此公是安全官员最为头痛的人物。他是一个酒徒和同性恋者（他在言行中对这两个特点毫不隐讳），在其他国家任职时劣迹昭彰，派驻美国是他的“最后机会”。使馆的很多人都不希望与这个贪杯好醉的乡巴佬打交道，因为他的反美激辞（在朝鲜以及其他问题上）常常使他们窘迫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反谍报机构都认为他是安全方面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打探与其职责毫不相干的朝鲜问题时，居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伯吉斯的借口（实在不足为信）是，他希望得到他能够找到的关于朝鲜战争丑闻的所有情况，以及“麦克阿瑟这个大笨蛋是怎样把我们拖入战争的”。
伯吉斯打算利用的一个内线人物是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协会这个私立研究机构的一个官员。伯吉斯对这位官员表白说，他在英国使馆的工作是分析美国远东政策的动机和趋向，他不仅要了解官方的观点，也要了解美国公众的看法。在这位人士看来，伯吉斯似乎“躁动不安，激动不已”，并且执意认为美国是“在劫难逃，因为它……陷入了东方事务而不能自拔”。伯吉斯看上去“对俄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颇为宽容”。
伯吉斯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间谍。他可以一口气喝干六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而面不改色，但四处活动时却蓬头垢面，指甲不洁，甚至在冬天也不愿把他的敞篷车顶篷拉上。他认为，国会对国务院中同性恋者的调查是“对个人的公开冒犯”，他真的如此慷慨激昂，以致对外政策协会的那位官员得出结论（十分准确地）认为，伯吉斯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然而伯吉斯的确对一些资本主义的舒适生活方式羡慕不已：有一次，他居然打听要参加极具排他性的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
伯吉斯和菲尔比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伦敦的唐纳德·麦克莱恩，所有来自驻华盛顿使馆的电报他都要过目。麦克莱恩像他的老朋友伯吉斯一样，也是贪杯之徒和同性恋者。在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接受严格的心理治疗，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机构都未对他产生怀疑，他日复一日地抄录经过他手的重要文件。
据中央情报局一位前反间谍专家说：“由于二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在我们安全领域中造成的问题，我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不得不假定，苏联间谍仍然身居英国人的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处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别无他择，只能与一个我们在大战中的盟友，并且事实上派兵参战的国家共享大量的秘密情报。”但是中央情报局的确实行了一种限制，它没有向菲尔比通报针对中国大陆的秘密隐蔽行动，尽管他还是被允许得到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搜集的大部分情报。
菲尔比等人传递给他们苏联主子的情报有多重要？多年之后，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最为重要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推论是，美国真的想要遏制这场战争，我们没有打算再跟苏联人接着较量30个月。但是，政治决定都会通过事态发展露出蛛丝马迹。任何人只要阅读公开的新闻报道，观察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推断出华盛顿意欲何为。尽管如此，我倒是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三个这样的间谍为我做事。”
然而，事实却表明有一个重要的不解之谜。美国已经告知英国使馆和公众，它不打算进而反对中国，但是在1950年10月和11月，中国人对麦克阿瑟北上的反应似乎是他们就要面临着美国的入侵。这里有几种可能性（只能这样称呼它们）：首先，苏联人并不相信他们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认为它不足为信；其次，苏联人宁可不把这一情报告知他们貌合神离的朋友中国人；再次，中国人得到了这一情报，但却置之不理。
在这些可能性中，第二种最为可信。把美国拖在朝鲜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中，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去承受牺牲，这是苏联人最乐于见到的。战争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它阻止了中国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苏联人则可以坐山观虎斗，并确信美国不希望发生全球性冲突。这便是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间谍组所收集的情报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