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依靠通信联络。如果不能迅速地互通信息，处在不同地方的参战者就一定会对其他地方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盲目行动。脆弱和不可靠的战地电话网、迅速瘫痪的南朝鲜商业电报系统、速度缓慢的电报加密机，以及发往世界另一方的电报延迟，在6月26日星期一这天，使朝鲜战争各方深受其害。
例如，李承晚总统逃离汉城几个小时以后，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见朝鲜驻美大使张勉，为他鼓劲打气。张勉打算谈谈他的国家需要坦克、火炮和飞机。杜鲁门认为，更为重要的是韩国部队必须“有效地作战”，这样才能有效地使用美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才进行了48小时，杜鲁门对张勉说：“有些战士、有些国家曾经在更为险恶的形势下保卫了他们的自由。”张勉坚称韩国部队作战奋勇，但是缺乏足够的装备。杜鲁门一再说明援助已在运送途中（实际上，还需在布莱尔大厦举行一次会议才能决定），朝鲜人“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才能渡过危机”。
张勉耷拉着脸离开了白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老资格的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悟出的结论是美国打算让南朝鲜人单枪匹马地作战。
事情可不是那样。星期一那天，艾奇逊在跟共和党国会领袖们进行的十分令人误解的电话讨论中，呼吁要给杜鲁门在外交上喘息的余地。他说“局势完全掌控在手”（这种说法被穆乔的电报证明是谬误），总统不希望“摆出推动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的姿态”（这就意味着星期天安理会的行动是出自纯粹的外交理念）。艾奇逊在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历山大·威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的交谈中，甚至提出要由麦克阿瑟负责执行迄今为止做出的一切决定。（麦克阿瑟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军人世家，出于选民政治登记的缘故，他把该州作为自己的老家。）艾奇逊告诉威利：“麦克阿瑟负责向他们（朝鲜人）提供援助，而且总统完全依赖麦克阿瑟的判断。”威利想知道杜鲁门是否有意向朝鲜派遣地面部队。没有，艾奇逊回答说，不过“总统目前正面临着这种抉择”。
随着星期一慢慢地过去，穆乔发来的电报调子越来越悲观。大使馆面临着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现实危险”，李承晚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南逃。一名陆军指挥官曾打听到李承晚跑到日本去建立“流亡政府”的事宜。
艾奇逊大吃一惊，他在晚上7时29分打断了总统的晚餐，说朝鲜局势极为严重，建议召开会议。总统回答说：“请他们晚上9时来开会。”这样，出席前一天会议的原班人马（除副国务卿韦布外）又重新回到布莱尔大厦的红木椭圆桌旁。
范登堡首先发言，他报告说美国空军的飞机击落了第一架苏制雅克式战斗机。
总统说：“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架。”与会者发出了笑声。接着，会议转入正题。艾奇逊提出一连串白天在他的助手们的会议上拟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措辞都极为谨慎。同样，在场聆听的官员评论时也是小心翼翼。
首先，艾奇逊要求向海军和空军发布“全力以赴的命令”，以解除在朝鲜的所有限制，并且“尽最大的可能支援南朝鲜军队，攻击北朝鲜人的……坦克、炮兵和步兵纵队”，使韩国部队有机会重整旗鼓。杜鲁门表示同意，但是他也听到担心的提问，陆军部长佩斯和范登堡将军要求明确这是否意味着“只准在三八线以南采取行动”。是的，总统回答说，不得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他稍顿片刻，然后补充说：“目前还不行。”
艾奇逊然后提到台湾。他希望由第7舰队实行双向封锁，即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入侵。
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便琢磨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他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状态，并且将其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杜鲁门接着透露了一桩出乎意料的政治事件。他说，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到蒋介石的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要“置身事外，如果这样做有所助益的话”——也就是说蒋要辞职，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对国民党人的统治。尽管蒋介石的措辞含糊，但是杜鲁门把他的姿态看成是把国民党人拖进朝鲜战争的一种办法。杜鲁门说：“我们也许要按照这一方针行事，以使中国军队（即蒋介石军队）协助我们。”他认为，蒋介石会接受麦克阿瑟做他的接班人。
这样的接班将大大有利于麦克阿瑟将军。如果蒋介石把统治国民党中国的大权交给麦克阿瑟，那么麦克阿瑟将成为两个而不是一个亚洲主要地区事实上的总督。蒋介石的这一提议也为麦克阿瑟后来企图把国民党人拖进战争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英国、印度以及其他地区自由派的“第三世界主义”人士因为蒋介石极端保守的形象而反对国民党人参战的话，那么麦克阿瑟不就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吗？
艾奇逊表示怀疑。他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而且“他有可能抵制和‘输掉比赛’”。他认为在台湾的“中国政府问题上，我们陷入混乱是不值得的”。
艾奇逊简短有力的话说服了杜鲁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美国都不再给中国人“一个子儿”，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所有金钱现在都投入了美国的房地产交易”，“或者都存入了菲律宾的银行里了”，国防部长约翰逊插话说。
柯林斯将军又谈起朝鲜问题，他把朝鲜的军事形势描绘得“一团糟”，“说不清我们空军能起多少作用”。南朝鲜参谋总长蔡秉德将军“已经丧失了斗志”。艾奇逊和约翰逊都坚称：“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即使这种努力不能成功。”约翰逊迅速地征求各位参谋长的意见，对于提出的各项行动有谁表示反对？没有。
接着，总统询问是否应该动员国民警卫队；如果需要，他必须要求国会拨款。布雷德利将军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同时不实行动员”，就无法在其他地方履行义务，特别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建议先观察几天再做决定。杜鲁门同意，他说：“我不希望打仗。”
艾奇逊又提出两项当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建议：一项是增加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几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在与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联合叛乱部队作战；另一项是派遣一个“强大军事使团”，提供2 000万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支持法国人在印度支那作战。法国人为了维持对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等战前殖民地的统治，要求得到这一援助已达三年之久。杜鲁门一直拒不提供，他说，美国没有义务保护业已过时的殖民主义残余，那里的人民渴望独立。现在他却另有考虑：印度支那战争会不会是共产主义扩张行为的另一个版本呢？美国已经决定要在朝鲜遏制这种共产主义扩张。杜鲁门批准了艾奇逊提出的援助建议，这样美国就朝着卷入越南战争迈出了不知就里的第一步。
迪安·艾奇逊又一次充当了左右会议的人物，他提出的建议一一获得了批准，还劝阻了杜鲁门与蒋介石勾搭。经他提议，美国空军和海军将同北朝鲜人作战，美国海军将确保中国两个政权相互保持距离。他的每项建议本质上都带有军事性质，然而每一次，军事首长们都未经过细致讨论和独立权衡就表示赞同。在一位外交官而不是将军们的推动下，美国再次临近一场全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