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分兵众说纷纭,西安绥署拉网一无所获

毛泽东同一个牧羊老汉蹲在塬上聊了一会儿,回到窑洞已是高朋满座。大家正哈哈笑着,在传递一包精装“薛仁贵牌”香烟。主席进来了,烟自然而然传到他手上。周恩来兴致勃勃地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彭老总犒劳大家的!”

人们惊奇地发现,从不染指香烟的周恩来,今天破了例,也抽出一支“薛仁贵”,在手中颠来倒去地把玩着。

接烟的工夫,毛泽东才看到彭德怀。他一手接烟,另一只手伸过去让彭德怀握:“老彭啊,打了胜仗怎么不吭不哈的?”

这句话引起大家一阵兴趣,纷纷转身瞅彭德怀。

彭老总蹲在刘少奇身后一个小土墩上,和任弼时小声讨论什么,听到喊声,仰起头,无声地咧开嘴。见毛泽东伸手过来,便起身握了握,边握边说:“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连连摆手:“这几天最辛苦的是你……”大家目光随着毛泽东转动。往往总是这样,只要毛泽东一出现,满屋子立刻就有了聚焦点。

毛泽东他们昨天深夜赶到这里,只睡了半宿觉,但精神都很好,一大早就从炕上爬起来,各自忙开了。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我问过了,这里地名叫个什么‘羊圪垯子’……地图上找不着!”

刘少奇笑吟吟地接上话茬:“这样好,胡宗南打不着主意啰。”他说着朝众人扫视一遍。

这时,朱德从人后站起来,走到全体目光都注视着的毛泽东身边,说:“德怀是用心良苦,”他挥了下手,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地图,“此地也不宜久留。你们看嘛,胡宗南的‘王牌’整一军五个旅,现在正在调头向东,离我们……不足10公里哩!”

朱老总任何时候都扎条宽皮带,军容严整。他一边说话一边在地图跟前踱步,像是刻意引导大家视线。最后,他干脆用一个手指在挂图的具体位置比划起来。“董钊是要会同延安东面的二十九军,合在一起来对付我们。意图嘛,很清楚,就是冲着延川、清涧、瓦窑堡而来。还是那个老问题,要找我军主力决战!可是,我军主力究竟在哪里呢?”朱德朝彭德怀会意地笑了笑,“胡宗南他这一辈子也别想搞明白喽!”

中共中央军委临时碰头会,这就算开始了。毛泽东吸着烟,很有滋味。陕北地图,早被他看烂了,所以说话时并不影响对烟草的尽情陶醉。他说:“不用管他,他胡宗南大动,我们就大静;他跑累了,我们就打他一下。集中优势兵力,看准机会就干。我看,这个机会马上又要来啰。老彭啊,你千万莫错过哟!”说到这里,毛泽东顿了顿,走到刘少奇和朱德二人跟前,问:“打算几时动身?”

3月29日晚,中共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作出决定,接下来中共中央将分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而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找个地方落脚,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

刘少奇笑着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午后出发:“朱总司令希望出发之前再和大家会一次面,听听意见,特别是听听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听刘少奇这么说,点点头,弹去烟灰,若有所思:“去了华北,担子也不轻……”转而露出笑容:“要是我同恩来、弼时让胡宗南捉去了,大事就全靠你们喽……”

这句话说得轻松,含义却丰富。当时,对于中央机关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争论很激烈。

任弼时主张,党中央的安全就是战略全局,还是迁到晋西北或太行山区比较稳妥。

刘少奇则以为,延安丢了,人心浮动,党中央再一拍屁股离开陕北,更不好办,“不过,中央机关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千万不能大意”。

朱德说:“从军事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可以大大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压力。可是,蒋介石和胡宗南要是知道毛主席还在陕北,会疯狂扑过来的……”

毛泽东忍不住笑了:“看来,我倒是一块肥肉,走到哪里都有苍蝇飞过来。让他们来好了!我相信,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我看安全是有保障的。”他说着说着心情沉重起来,“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长征以后,我们党像是生了大病的孩子,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前几天离开延安时,一位老房东听说我们要走,跑来问我:‘延河的水甜不甜?延安的小米香不香?’我无言以对……要走,你们走,恩来和我留在陕北,给我们一个班!”

谁还好再说什么?最后,照例由周恩来打破僵局,提出一半对一半,五个人分成两路。

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给了彭德怀莫大的鼓舞。这些天,他的心里既有兴奋也有几分警戒。青化砭首战告捷,在胡宗南鼻子底下打了个大胜仗,连日来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欢呼声,经验呀、成绩呀、军事思想呀……哪怕一个小战士,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可彭德怀一直皱着眉头:“这是个不满建制的旅,不要把成绩夸大了,不要骄傲!”此话他在不同场合说了不下十次。他对敌我态势太清楚了,毛泽东所说的“机会”,事实上都在胡宗南手中攥着。至关重要的是,胡宗南当下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胡宗南在闭门思过。青化砭的损失,虽然在他是九牛一毛,但却让他章法大乱。共产党军队究竟用了什么障眼法,而做到用兵布阵滴水不漏呢?这个谜团非同小可!胡宗南盘腿坐在延安土炕上,早没心思阅读熊向晖为他找来的那些小说了。他越琢磨越奇怪,共产党军队主力数万之众,怎么能够在自己眼皮底下瞒天过海不见踪影呢?陕北山梁和山沟都那么光秃秃的,难道几万人马就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这一仗的确输得胡宗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按照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在陕北广播电台(原延安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中公布捷报的说法,它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快,前后短短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其二是干净彻底,李纪云所率几千人马,从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其三是双方伤亡为二十比一。因为有这三个特点,它“堪称模范战例”。而且,“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这是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的事实。

三个特点,哪一个都是鞭子,抽得胡宗南吃不好睡不香。他授权裴昌会、薛敏泉:战况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一连数日,他就像笼子里的野兽,举手投足都碰着铁栅栏,心情倍感压抑。他总是在那幅占据一面高墙的地图跟前,愤怒地踱着方步。裴昌会、薛敏泉及董钊、刘戡这些人,都看在眼里,谁也不愿意多说话去招惹这只马蜂。

只有熊向晖例外。他竟日日陪在胡宗南左右,句句都是体己话,让胡冷若冰霜的心中尚有一丝余温。

胡宗南叹道:“平时一个比一个夸夸其谈……”

言下之意熊向晖是明白的。熊向晖将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等一干人找来,并怂恿刘戡说话。刘跟胡一向私交不错,是“铁哥们儿”,因而说话也胆壮一些:“胡先生,光生气也没有用,拍桌打凳吓不死共产党军队。依兄弟之见,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共产党军队主力;只要知道他们队伍在哪儿,凭我们这么几十万大军,踏也把他踏个粉碎!”

“废话,能找到共产党军队主力还用你说吗?”胡宗南翻了翻白眼,小声嘟哝一句。

这让董钊看着心里颇受用。他清清嗓门走到胡跟前,极有主意的样子说:“先生,大敌当前,清谈误国,不如切实做点儿事。据我部通信兵报告,在延安东北地区常有不明身份的电台活动。我看共产党军队主力没有走远。我们不妨来个死办法,把队伍排起来,并列前进,逢山过山、遇岭过岭,像梳子一样把山山岭岭梳它一遍,就是一条泥鳅也别想溜出去!”说完,董钊朝薛敏泉一瞥。

薛急忙心领神会地凑上来,称这个办法好,并且进一步论证:“共产党军队兵少,所以总是集中起来一股一股地吃我零散旅团;国军兵多将广,为什么不用我所长克敌之短呢?”

“下策!绝对的下策!”刘戡大不以为然,低头冷笑道,“要是这就叫作用兵,当年孙先生还要办什么黄埔?”此话一出,如同串糖葫芦似的刺伤了好几个人,连胡宗南也觉得有点过火。他嘘了口气,摇摇头低沉地说:“党国利益高于一切!都什么时候了,那些屁话就收起来吧!”

胡宗南的态度使大家情绪缓和许多。沉默许久的裴昌会终于说话了:“在上策尚未出来之前,还是先将就用一用下策吧?总不能坐以待毙呀!再说,南京方面……”提起南京,参谋长盛文不失时机地向胡宗南报告,说中央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国内金陵、沪杭一带报馆通讯社计39家新闻机构,组成一个55人的记者团,由沈昌焕带队,定于4月4日坐飞机到延安。国防部有电报,要胡宗南安排接见。

胡宗南一听,大为光火:“真是越忙越乱!谁让他们这时候来凑热闹?”但这件事几天前熊向晖已向他禀报过。秉承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旨意,胡是无论如何不能推拒的。何况,整个来访事宜都由国防部一手操办,利害得失,熊向晖陈述得一清二楚。那时候还没有青化砭这件不愉快的事,胡宗南答应得很干脆,不但答应下来,还偕同熊向晖对负责接待准备工作的王超凡面授机宜,要他物色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而且会演戏的湖南人,冒充被俘的共产党军队旅长。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眼下,李纪云被俘,共产党军队主力仍找不着,胡宗南哪有心思跟记者周旋呢?

“可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国防部有令,司徒雷登先生还派来特使,恐怕不大好办……”盛文平静地提醒胡宗南。

这个难题不大不小,胡宗南使劲挠挠头,骂了句浙江脏话,说:“好吧,明天下午我们专门开个会,这件事,再议!”他说着,极不耐烦地挥挥手,像是决意要挥去那份不愉快,而使话题重新回到寻找共产党军队主力上来。

万般无奈的胡宗南只好同意采用“下策”。从3月27日起,以刘戡、董钊两个整编军九个旅的兵力,分两路由延安、姚店子向清涧方向前进,进行所谓大扫荡。数万之众,排满陕北的山山岭岭,并列前进。这样来来回回拉大网似的整整走了八天,也没碰上解放军主力,倒把队伍拖成一摊稀泥。官兵们风餐露宿,疲惫不堪,加之粮食又不能及时补给,士兵体质普遍下降,自然,纪律也就更加松弛。每到一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胡匪”。

又一个凉风飕飕的傍晚来临,整二十七师五十三旅刚转过一个土塬,忽然传来一阵排子枪响。一查问,才知有十几个士兵想开小差,团长派人追索不及,就动起武来,一梭子弹扫射过去,11个兵当场打死9个。另外两个极聪明,趁机朝地上一趴。派去的班长“验尸”时,朝他们屁股上踢了几脚,明知有两个没死,却说:“死了倒好,穿这身黄皮,不死活受罪。”然后,敷衍塞责地回去交了差。

过了三四个钟头,天渐渐黑下来,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呼呼叫。一个装死的士兵抬起头,听听周围没有动静,知道队伍已经走远了,便慢慢从地上活动活动身子爬起来。刚要站立,忽听对面有人轻声喝问:“谁?”这兵吓了一跳,“你、你是谁?”

“兄弟别怕,你也是刚才逃跑的吧?”

“嗨,可不就是!”这兵好欢喜。

两个人立刻摸到对方的怀抱。这兵告诉难友,自己叫李云康,是三连二等兵。对方自我介绍姓王,叫王小六,是六连上士班长。王小六和李云康庆幸彼此有了伴,两人都哭了,于是各自通报入伍年限和祖籍。一个当了五年多兵,一个还不到半年;一个是关中人士,一个家在河东。说着话,他们沿河谷往前摸。这时,他们俨然已是生死之交,好像这辈子谁也离不开谁。约摸走了半个钟头,忽听路边仿佛有人重重地叹息。两人一惊,立刻趴到地上,瞪大眼睛搜索半天,才发现十来步远的地方,有一星烟火在一闪一闪……

胡宗南长记性长出破绽,彭德怀捉战机捉住马脚

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的二连五班,这天宿营在一个姓刘的老乡家的窑洞里。刘家养了三个门板似的儿子。老大叫大狗,老二叫二狗,老三叫三狗。三年前,三个“狗子”全都当兵出了远门,一去杳无音信。剩下老汉刘百顺两口子,身边带个未成年的闺女,守一群羊过日子。

此地离蟠龙不远。不打仗时,乡亲们要办点油盐酱醋什么的,就去蟠龙。那里有几家店铺,交通便利。后来,蟠龙驻了国民党军,纪律很坏,老百姓再去时,动不动就得搜身挨打。尤其是女娃娃,让国民党兵撞上就胡来,轻者调戏调戏,重者拖上炕……刘百顺的闺女才14岁多点儿,生得又不起眼,以为没事,便不作防备。那天,刘老汉父女俩来到蟠龙,是想打听当兵的三个“狗子”有没有下落。结果,人家一问三不知。临了,那些兵们放老汉走,却留下闺女,说是要女娃娃帮他们烧水做饭什么的,还付工钱。谁知这一留再无消息。刘老汉去探过几次,那些官们、兵们全都斜着眼睛跟他打哈哈,没有一句正经话。

刘百顺的老伴急疯了,不久后,从崖上跌下来,尸首过两天才叫人发现。刘百顺一万个后悔,心灰意冷,窑都快塌了,也不管,傻子似的日夜在野地里游走。这可就委屈了窑洞边土坷垃圈住的那群羊,一只一只精瘦如狼,饿得咩咩叫。五班战士让刘百顺硬拉到窑里住下了。老汉有老汉的道理,他的三个“狗子”当的是国民党兵,说是有“邪气”盈门。老汉要解放军上门帮他“冲冲晦气”。排长对五班长吕玉山说:“这是个特殊任务,要想法给老汉送点温暖……”

刚打过青化砭,大家心头都有股喜气。战士们凑一起嘴上离不开两个数字:我军以265人伤亡消灭敌人2900余人。“这就叫‘牛刀杀鸡’的战术呗,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嘿,宰头驴的工夫,完事了!胡宗南还吹他妈的牛,说咱们‘不堪一击’,他才是个不堪一击的蠢蛋哩!彭总说了,让咱休息两天,把敌人往这边调一调,照青化砭的样子再打他一两仗……”不管彭德怀有没有这样说过,反正战士们中间传得有声有色,那种自豪感和信任感以及怦怦跳着的热情劲儿,伸手就能摸得着。有战士还编了顺口溜:“胡宗南,真叫笨,钻进彭总‘口袋阵’;数千官兵当俘虏,气得老蒋丢了魂。”

五班长吕玉山不善言谈。这晚临睡觉时他把全班集合起来说:“瞧这仗说打又得打了,趁这两天天气不错,又在休整,咱给老刘头收拾收拾窑洞吧!”说干就干,第二天大清早,五班九个战士一一分了工,刷尘的、抹墙的、牧羊的,还抽出两个小组的“兵力”,在原窑洞旁边给刘百顺老汉另打一孔新窑……全班像蹲下来过日子一样忙乎开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到晌午整个山村都传遍了,许多乡亲都赶来帮忙。说:“这是看解放军的面子!要是看他三个儿子都当国民党这点,就不帮他。”

来帮忙的老乡手里都不空着,最不济也拎几个窝头,那是带给五班的慰问品。部队刚住下那些日子,见天都有一拨一拨群众赶来慰问,差不多倾其所有,牵羊抱鸡、挎着鸡蛋筐,还有鞋垫、棉布什么的。战士们怎么推辞也不管用,陕北老乡倔得很,送来就得收下,要谁家不要谁家,谁家拿得多谁家拿得少,都要比着。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咱们队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我知道,可我们老百姓也不是白给了你们,你们来了,老百姓种地打粮食,羊啊鸡啊啥都有了。你们不收下,国民党来了,全都抢了去,我们又不情愿”。有的人拉来拉去眼泪都拉出来了。

这几天,部队像是过年一样,哪个炊事班都有一点儿荤菜。中午,五连把帮助刘百顺打窑的乡亲们都留下,炊事班多熬一锅汤,军民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吃饭时,吕玉山四处找不见刘百顺。直到天黑,还是不见老汉人影。忙活一天,新窑挖成了,吕玉山带着全班战士守在充满新鲜黄土气息的窑洞里,眼巴巴地等主人回来。

“班长,老汉八成去了蟠龙。昨晚他还念叨来着,说是要去找他三个‘狗子’,要亲手拈耳朵把他们拉回来。又说村人得信,有他闺女消息……”放了一天羊的李柱不紧不慢地说。大家也七嘴八舌发表看法,有人支持李柱,也有人反驳李柱,说老汉见天挂在嘴上的话信不得。这时,排长来了,没进门就喊“吕玉山、吕玉山”,吕玉山班长应声出门。战士们一起窝到窑口,隔着木格子伸长耳朵听排长跟班长说话。

排长告诉吕玉山,连部让他去一趟。吕玉山不解地问:“咋回事儿?”排长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战士们听到这里,憋不住一齐冲出窑洞,围着排长打听,是不是要打蟠龙?自打部队从青化砭撤下来转到此地隐蔽,战士们不知在哪里得到消息,都以为下一仗是打蟠龙。排长见大家问得急切,诡秘地一笑:“打蟠龙?谁说的?”说完,摇摇头,扬长而去。

夜已很深,五班战士谁也睡不着。大家趴在炕上越琢磨越离谱。有的说,是不是上级首长派老刘头到蟠龙帮咱们侦察敌情去了?也有的说,打下蟠龙一定要帮老刘头找回闺女。还有人说,胡宗南这回怕是长记性了,蟠龙肯定不好打。最后,话题聊到彭德怀身上。李柱瓮声瓮气地问大家:“你们猜猜,彭老总这会儿睡没睡?在忙乎个啥?”一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没人想到,彭德怀正对着毛泽东刚发来的一封电报生闷气哩!

这阵子,胡宗南的确在“长记性”,西安绥署对整三十一旅败绩的“得失检讨”已修改了好几稿,什么“兵力单薄”“疏于搜索警戒”“未走山地而用川道”“遇到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等。于是,胡开始津津乐道于大兵团行动,用“方形战术”搞宽正面集团式“滚筒”前进,八九个旅团黏在一起,数路并驱,同行同宿,鸡犬之声相闻。这样,既利于耙梳共产党军队主力,又不至于被共产党军队各个击破。殊不知,他的鼻子完全牵在彭德怀手中。彭德怀一直用小部队在敌兵团前后左右不断袭扰,而主力却隐蔽在距蟠龙据点几公里远的那条无名山沟养精蓄锐。这地方最危险也最安全,胡宗南做梦也想不到他每天挂在嘴边的“共产党军队主力”恰恰被他自己护在怀里!

毛泽东的电报让彭德怀和习仲勋犯了难。电报从总结青化砭战斗经验出发,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生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可是敌人已经改变了战术,老皇历还管用吗?彭德怀说:“人家现在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在房屋内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10个旅1个方阵,纵横三四十里,再搞三面伏击,没有可能嘛!”

但这是主席提出来的,怎么回复呢?

“主席又怎样?主席的意图是希望我们野战兵团寻找战机,继续歼敌!”彭德怀冷着脸,“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沉着冷静,耐心长期地疲困敌人,迫其分散,寻找弱点而歼之!”

你滚你的筒,我推我的磨,彭德怀就这样一连数日盘腿坐在土炕上,对着一幅破旧的陕北地图,静观云聚云散。他像个高超的魔术师,而胡宗南几十万兵马犹如一桶“稀汤”。他总是不停地搅动,让胡宗南不由自主地翻腾,然后他便捉住“马脚”。

几天下来,武装游行了200多公里的胡军,已是人困马乏,再没力气穷折腾了。胡宗南只好下令整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子长县),七十六师守延川、清涧,其余大批主力则统统往南撤。

彭德怀灵机一动,立即让一、二纵队在永坪镇抓住敌人二十九军尾巴狠狠敲它一下。结果,敌人一痛,马上掉屁股北上。同时,驻守瓦窑堡的整一三五旅也赶紧南下策应。

国民党整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确定放弃他的“深沟高垒”时,心里多少也有点儿犯嘀咕。但军令如山,胡宗南发了话,谁敢说半个“不”字?麦宗禹只好乖乖地将瓦窑堡守备任务,交给整二十四旅七十二团,而将自己的一三五旅拉出来,经羊马河,跟“强大”的整二十九军“约会”去了。为了心理平衡,他给自己找个理由:据说,联系上整二十九军,一三五旅便可由兵站补给到足够粮食和装备。

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胡宗南的破绽不过一瞬间的事。

彭德怀按照侦察兵的情报,在图上将几个标号轻轻勾画出来,不觉眼前一亮:南边是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的9个旅,北边只有麦宗禹的1个一三五旅,“9”和“1”遥相伸手,彼此接应之际,不正可以来一出“虎口拔牙”吗?彭德怀满怀信心地盯上麦宗禹。

此刻,胡宗南却还在那里得意,自从一、二纵队在永坪镇给他整二十九军尾巴扎了一刀之后,他反倒觉得如释重负了!虽然,挨打的整十二旅损失600多人,可毕竟抓住了共产党军队主力!胡宗南断定共产党军队主力已转移到靠近永坪的李家川、牡丹川地区,他咬牙切齿地决定,要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他下令整一军和整二十九军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而一三五旅自瓦窑堡南下目的,就是想用10个旅的兵力将共产党军队主力包起来一锅煮,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创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捷”。

4月13日,正当麦宗禹召集他的第四〇四团团长成曜煌、四〇五团团长陈简和参谋主任朱祖舒等人研究第二天行军部署时,瓦窑堡西南桑树坪的一孔小窑洞里,也挤满彭德怀手下那群满身灰土的战友。他们都是各纵、各旅首长,这天天不亮便从部队赶来参加彭德怀的紧急会议。窑洞实在简陋,门窗都给胡军前几天拆去做了工事,门上只好挂起一片草帘子遮风挡雨。屋角的木床刚支起不久,是彭德怀晚上打呼噜的地方。简单的被褥和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几个粗瓷大碗,不够每人一个;床边几条破旧的木凳,也不够每人一条。于是碗里的清水谁喝谁取,床下的木凳谁坐谁端,不喝水也不坐凳子的人,往墙角一蹲,便掏出小本子。彭德怀握着一根树枝,只用10分钟就淋漓酣畅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以二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羊马河伏击从瓦窑堡南下的敌一三五旅;一纵在蟠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吸引、阻击敌人主力9个旅。

这一仗关键在哪里呢?当然是看能不能把董钊、刘戡9个旅堵住。大家放机关枪似的讨论开了。彭德怀静静听着。话都说完了,他站起来,伸出一个指头:“抓一三五旅并不难,难的是拖住敌人主力!一是决不能让他们同一三五旅会合,二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打不了一三五旅,我们还会腹背受敌。这个战役思想一定给部队讲清楚。”他沉吟片刻,把张宗逊叫到旁边,“你能把敌人9个旅堵上半天,我就赢了!”张宗逊皱皱眉头,想了想,咬着牙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决心是定下了,但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与编制,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张宗逊和廖汉生心里沉甸甸地扒拉一下,决定:以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整一军吸引向西;以独一旅和警七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整二十九军。有了这个保证,彭德怀便信心百倍地给教导旅、新四旅和第二纵队下达任务,命令他们分东、西两面在羊马河地区设伏,往死里收拾麦宗禹。

交代完任务,彭德怀照例跟旅团长们握握手。握到张宗逊和廖汉生时,他叹了口气:“……难为你们了!枪还是这个枪,炮还是这个炮,野司什么也给不了你们,可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从现在起,每天只让敌人前进5到10里!”

张、廖二人都说请老总放心,一纵什么硬仗都打过,这次就是拼光了也得把敌人九个旅顶住……

彭德怀重新用力握了握两人的手,说:“你们先回去,等我给主席和军委的作战报告草拟好了,去一纵看看部队!”

张宗逊和廖汉生交换一下目光,高兴地说好。当即决定,让彭总去看看王尚荣的独一旅。这时,恰巧王尚荣过来了。听说彭总要去看部队,王尚荣特别兴奋,急忙给彭德怀敬了个礼,说:“老总,就是嘴啃牙咬,我们也把敌人拖住,让胡宗南那小子哭天抹泪去吧!”

真豪杰以一当九掩护羊马河,假旅长九九归一冒充共产党

这是个月色撩人的美妙夜晚。胡宗南坐在西安东仓门私人官邸窗前,铺开雪白的信笺,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醉人的春风不带一丝硝烟,吹拂着这位52岁男子新浴的头发。不远处时断时续飘来一首缠缠绵绵的曲子,是谁家留声机发出来的。可以想象那歌声不知从哪一扇没有关严的窗户向外泄漏,歌声中夹杂着放肆的笑闹和浅浅的哀告,接着是呓语般呢喃,轻浪一般的风荡漾着,歌声藕断丝连、如泣如诉……

胡宗南做了个深呼吸,手中狼毫在砚台上辗转反侧。终于,他在信笺上写下“霞翟吾爱”四个字。他突然鲜明地感觉到自己开始厌倦了“单身贵族”生活,决心跟戴雨农给他留下的叶霞翟结婚,而且趁热打铁,喜期就定在一个月后。

胡宗南给叶霞翟的情书还附带着一件绝密公务。那是他几个月来酝酿于胸的一桩心事,即计划将延安县更名为“宗南县”。日前,他曾授意陕西省参议院弄了一个提案。但他明白,这等“千古流芳”的事,没有上层内线人物鼎力相助,十之八九是要落空的。于是,胡宗南把它放在求婚议题上一并提出,希望即将成为夫人的叶霞翟出面找找军统老关系,搞点公关。即便没有功效,也使攻克延安这一成就,在老头子心中发挥到极致。

信写完了,胡宗南仍了无倦意。这次专门从“前线”赶回西安,是参谋长盛文的安排。按照国防部和司徒雷登特使的电令,庞大的中外记者团几天内就要抵达,接待工作事关大局,他觉得有许多细节要亲自交代方可踏实。比方说王超凡找来的那个湖南籍戏子,都说万无一失,他叫去只问了几句话,就露出马脚。那人一口国民党腔调,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用说冒充共产党的旅长。胡宗南越想越生气,心里愤愤地骂道:“这群不中用的东西!”大概正因为如此,盛文在西安召集长官部处长以上的人开紧急会议,专题部署记者团的接待事宜,胡才下决心丢开手头一大堆军务,亲自赶来过问一下。

其实,胡宗南“过问”也只是象征性的。他除了喜形于色地向大家报告“共产党军队主力终于找到了”,便是盛气凌人地宣布:“为了诸位的利益,也为了党国的声望,此次接待新闻界人士务必慎重准备,有信口雌黄泄露军情者,军法论处”!此外,再也无话可说。至于记者团来了,是先参观延安还是先在西安活动,是分散考察还是集中统一行动等,一应具体细节安排全都交给秘书处长赵龙文去操办。赵被称作胡宗南的“智囊团”团长。在胡的身边,与熊向晖一样受到器重。他竭力主张把记者们拉到延安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这样做更有利,“第一,记者们到了延安,本身就说明共匪老巢已在我手中;第二,眼下延安是两军交战的前方,在那里编点情报比在西安要便利得多,不用担心会露出破绽……”

正在西安家中小住的整二十七军军长周冕,也参加了盛文的这个会。此时,他气壮如牛地站起来,说:“既然中共首脑机关都给打垮了,扩大一点战绩算个啥?不要脱裤子放屁,多事!”姓周的这一炮放得大家灰心丧气。过了好一会儿,绥署第一处处长刘庆曾才慢悠悠地建议,搞一个“战绩陈列室”。顺着他的话把儿,新闻处处长王超凡也别出心裁,要求设立若干个“战俘管理处”。最后焦点落在钱上。因为仓促,刘庆曾和王超凡谁也说不出具体数目,商量老半天,还是赵龙文大包大揽表示实报实销,并当面让胡宗南点头,才算完事。

西安会议不痛不痒地结束了,胡宗南立马打点回延安。这时,解放军各部队已全部占领指定的攻击阵地,神不知鬼不觉。不同的是,羊马河设伏的二纵队、教导旅和新四旅,关闭了所有电台,阵地上悄无声息;而一纵三五八旅、独一旅,则大张旗鼓与敌接火射击。牡丹川、云山寺一线望不到边的黄土塬上,国民党军9个旅、计80000多兵马,在董钊统一指挥下,由东南朝西北,顺着山沟和沟渠,铺天盖地拥向一纵阵地。

一场异常激烈的搏杀,在长达几十里的宽大正面上,大规模展开。霎时,雨点般的炮弹落到山顶一纵防御阵地,爆炸时所掀起的尘土,弥漫了整座山头。土坷垃被抛到半空,又高高地落下来,砸在战士们身上,噗噗作响,但大家谁也不动一下。纵队有令:节省子弹,近战歼敌。战士们死死盯住敌人。敌人蝗虫般地漫山遍野,密密麻麻,一步一步逼近前沿,300米、100米、50米……

“打!”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先后响起来。国民党部队阵脚顿时大乱,他们置身在半山腰,无遮无拦,子弹和手榴弹从高处往下倾泻,几无招架之势,敌人成片地倒下去,尸体在山坡上滚动着。侥幸活命的,哪敢再往上冲?个个抱头鼠窜。

“主力”就得像个“主力”的样子,张宗逊战前一再给部队强调这一点。一纵队的根本任务,是要将敌人牢牢吸引住,让他们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共产党军队主力就在瓦、蟠大道以西。

“绝对不能让敌人知道我军的作战意图!”张宗逊跟几个旅、团长们说,“你们都给我想想办法,把战士们发动起来,闭着眼睛放枪是不行的!”

刚上任不久的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很会动脑子。战斗准备阶段,他把全团指战员都拉上去挖工事,不管一梯队、二梯队,也不管是炊事员还是养马的,统统出动,一个战士起码挖三个人的掩体,一个打,两个给敌人看,多多益善。任团长还精心设计了撤退路线、抵抗时间,规定每个阵地上打退敌人的次数。任务量化之后,他还特别讲究“度”。一个阵地抗久了,部队牺牲太大,不行;而抗的时间太短,又完不成任务。他说:“恰如其分是指挥员的本事!牵不住敌人不行,抗不住敌人也不行,这就得靠动脑子,掌握‘度’数,用巧劲,光靠拼消耗打胜仗,那有啥出息?!”

牺牲是必要的。否则,敌人怎么会产生跟共产党军队主力交锋的错觉?张宗逊和廖汉生一开始就要求部队,拿出一副与敌人决战的架势,正儿八经同对方争夺山头,好像特别看重一寸一尺的得失。往往一个小山包,也要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拉锯似的折腾好几个来回,双方都付出很大代价,才肯放弃,转移到下一个新的阵地。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冲击,三番五次的代价,交替掩护、节节抗击,把敌人每天前进的尺度,紧紧控制在5到10里地的标准上,使得他们始终不能脱离蟠龙和瓦窑堡以西地区,因而羊马河地区才好从容下手。

胡宗南被“共产党军队主力”的出现冲昏了头脑。从收到董钊第一份战报起,他便改善了胃口,有时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在胡看来,只要共产党军队敢于亮相,就决逃不脱自己的手掌。从西安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叮嘱董钊:“共产党军队主力既然找到了。就得抓住不放。如果再让他们从手心里溜掉,军法无情!”随即命令由青化砭北上的整一军五个旅、由蟠龙出动的整二十九军三个旅,向西猛推,同时也催逼瓦窑堡的一三五旅“火速南下,万勿延误”!这个如意算盘要真的敲响了,被认作“共产党军队主力”的一纵部队,恰好被围在中间,插翅难飞。

率先发现“共产党军队主力”的董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几乎每隔两个钟头就要兴奋地向胡宗南报一次捷,一再表示要“一洗多日来的耻辱”,叮嘱胡宗南耐心静候佳音。与此同时,他还乘机在刘戡面前耍起威风来,将胡的“训示”原封不动地扔到刘戡头上,并且居心叵测地把“军法无情”四个字说得格外不中听。

刘戡也不是省油的灯。此人说话常常流于油滑,见董钊得意忘形便回道:“放心吧老兄,鄙人姓刘,不姓‘溜’。”

这句话暗含讥讽,却天衣无缝。董钊在既往作战中某些不光彩的细节,经这一戳,隐隐作痛。他再不好多说什么,只得亲临所属的五个旅前线,分外尽心地督战,努力不让小辫子给刘戡抓。

此时此刻,胡宗南如何“耐心”得了!阅完董、刘二人的战报,他将熊向晖准备的那几本小说拾起来胡乱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又扔到一边。再拿起来翻几页,还是看不进去,再扔到一边,心头总有千万双小手在那里抓啊挠啊……

熊向晖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除了给胡宗南送来几份精选出的绝密文件,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刘庆曾和王超凡连夜抓到2000多名老百姓,成立了个什么“爱国青年招待所”,并给这些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每人发顶毡帽,因为工作卓有成效,老百姓都很配合,所以让记者团参观“战俘”的问题不用发愁了。

胡宗南还以为什么“好消息”,一听是这个,好心情打了折扣。但毕竟是件令人挠头的事有了点眉目,多少聊以自慰,便问熊:“那个‘共党旅长’怎么样了?”

熊向晖告诉他说,还在那里背王超凡给他编的台词。

胡宗南气咻咻地骂道:“王超凡真笨,弄那么个东西,软绵绵的像只老猫,哪像共产党的旅长!共党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

熊向晖笑:“王超凡委屈得很,他说胡先生讲过,对共产党不要骂娘。”

胡宗南急得涨红了脸:“不是要他骂共产党,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越像,越往上骂越像……好了好了,王超凡不行,还是你去搞一搞。”

熊向晖拿着尚方宝剑去找王超凡,说:“老哥,你那个‘旅长’胡先生很不满意呀!关键是他不会往上骂,胡先生也不便说透……”

王超凡吓得小眼珠直眨巴:“往上骂?那如何骂得!还能骂国民党、骂总裁?我王某人有几个吃饭的家伙!”

熊向晖说:“你这就想岔了,人家是共产党旅长啊!不过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他特别重申,“你王处长同意,我才干。”

王超凡无奈地表示只能如此。于是熊、王去找那个“旅长”,要他回忆回忆胡先生在西安的精神讲话,体会体会什么叫“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拿出戏台上看家本领,言行举止合乎共产党“旅长”的身份,尤其是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作蒋介石,骂蒋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话还没交代完,那“旅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长官饶命,这差事我干不了,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打死我也不敢!”

王超凡气得一脚踢在“旅长”的屁股上:“老子叫你敢你就敢,好好听话,现在就按旅长的标准开伙食,做得漂亮,可以给你升官发财讨姨太太,要是不听话,把老子说出去……”他踱了两步冷冷地哼道:“就砍你的头!”

熊向晖怕影响情绪,吩咐“旅长”装上假胡子,又叮嘱王超凡,尽可能安排他在光线暗一点的屋子里和记者见面。

有熊向晖的这番导演,王超凡也大开其窍。他选了个聪明机灵的团副当大队长,把抓来的老百姓好好训了一通。原先这些老百姓都莫名其妙,以为被抓了壮丁,经过整整一下午的训导,才恍然大悟。

那个团副大队长说:“大家不用怕,请大家来是完成一件特别任务。不久外边要来人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自己是解放军,被国军抓了俘虏。可不许胡扯,说错了就枪毙!”

这些“俘虏”有的被指定为“三五八旅”的,有的定为“三五九旅”或是“教导旅”的。敌军队长关照得相当细致:“都给我记清楚了,你们的旅长是罗亚平,是在金盆湾被国军打死的。你们全旅已经被歼灭了,要是问起连、排长的名字,那就……随便诌一个吧!”

“战俘营”当然不能少了女性,于是一些被抓来的妇女,强行剪成“耳刀毛”。还有一些国民党兵也奉命“委屈几天”,掺和到“俘虏”行列,以弥补人数不足。

“人证”马马虎虎凑齐了,“物证”也要做得“跟真的一样”,要有大量缴获的共产党军队战利品,这台戏让刘庆曾和王超凡很费了一番周折。好说歹说,步兵武器有了着落,从驻甘泉的整十七师基库抽调,所有淘汰的“汉阳造”和“三八大盖”统统搬来抵充。轻、重机枪干脆就地取材,在延安警备部队摊派。因为都是装备武器,只好两头兼顾,白天把枪架到“战绩陈列室”的展柜上,晚上物归原主,送还部队。参展枪支还得贴上标签,注明缴获时间、地点。剩下的事情就由一批口齿伶俐的参谋人员来完成。他们的任务除背诵那篇彻头彻尾虚构出来的解说词外,还得准备即兴回答参观团成员所提出的任何问题。

一切布置停当后,企盼已久的中外记者团终于如期而降。

路过西安,盛文自然要接风把盏,尽地主之谊,并亲自陪送到延安。他还随身捎来了蒋介石给“解放”延安诸将领颁发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沾边的师、旅、团头头脑脑,不是三、四等云麾勋章,便是一、二、三等干城勋章。管他是真是假,有枚勋章总是喜事,人人都咧开大嘴乐开了花。

授了这么多晃眼的勋章,又有一大堆现成的吹鼓手,千载难逢的机会,胡宗南当然不会错过。他几乎未假思索,即命盛文主持一个阅兵典礼。地点就选在延安机场。之后,在原来的边区政府礼堂搞一次新闻发布活动,详细讲讲占领延安的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而胡本人则以战事紧张为借口,置身事外,只答应安排适当时间,个别接见记者团领队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极为高贵的接见刚拉开序幕时,收音机里却突然蹦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新华社陕北前线17日急电——西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一部,于14日10时至下午6时,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麦宗禹捶胸顿足遭活捉,王超凡驴唇马嘴吃耳光

头一天黄昏时分,胡宗南在做些什么呢?

记者们的来临和那一大堆金光晃眼的勋章,虽然是他早有所料的事,但真的面对仍有较强的冲击力。在与董钊、刘戡文电交驰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和希冀,并请他们转告前线诸位旅、团长,要记住总裁远在千里之外那双渴望的眼睛,努力作战,一举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这是胡宗南迫切心愿的焦点所在。他把自己单独关在无孔不入的记者们没法找到的某个地方,不许任何人(包括熊向晖在内)惊扰。光线幽暗的窑洞里,静得能听到绣花针落地。他就这样像只河边的鹭鸶,饥肠辘辘地耐着性子,雾中观花、水底望月。

前线总算传来一条令人欣慰的喜讯:苦战多时的两个整编军九个旅,终于在黄昏前攻占了“共产党军队主力”一线阵地!而“共产党军队主力”呢?是“全歼”还是“半歼”或者……恰在这些关键性字眼上,董、刘二人的战报中,清一色含糊其辞。

胡宗南已习惯于这种疤瘌眼儿蒙瞎子的把戏,一看便懂得其中隐情衷曲。但是,他无法揣测到黄昏中两军前沿阵地,会发生一些怎样的枝梢末节。而这些他从来不闻不问,又想象不出的枝梢末节,却是至关紧要的一笔。

在国民党军占领第一线阻击阵地后,张宗逊已从容指挥部队交替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此刻,敌我各占一道山梁,前沿相持,距离最近处,不过三两百米,借着黄昏的余光,双方架在掩体上的机枪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刚进入新阵地,且天色已晚,彼此都显得较谨慎,不敢贸然出击。于是,前沿出现短暂的寂静。

突然,解放军阵地上有只小广播喊了起来:“国军弟兄们,我原是五十三旅一五七团一营三连上士班长,我叫李云康。我现在投奔解放军了!解放军队伍真好哇,官长和士兵像亲兄弟一样,官长从不打骂士兵,吃在一口锅里,穿的用的啥都一模一样……”

国民党军阵地静极了!士兵们都把耳朵竖起来,唯恐漏掉一句听不全。只有几个官长在单调地叫骂:“听他妈胡扯!共产党军队全他妈是土匪,能跟国军比吗?当国军吃好的穿好的,月月关饷……”有的干脆在士兵面前走来走去施放噪音:“不许听!不许听!谁敢违令,枪毙!”叫着骂着,对面喊话结束了。

又是一阵难耐的寂静,士兵们心里不知为什么,全都空落落的。晚风新月悄然兴起,月下余烬和硝烟与那些浑身脏兮兮的身体,一同沉入深重的迷蒙,思绪悠远,有多少心事无人可托……突然,对面解放军阵地上又响起另外一个声音:“弟兄们,我是一五七团七连的王小六。弟兄们,咱再也不能为蒋介石卖命啦!瞧那些当官的,谁把咱们当人看啊。他们玩婊子、抽大烟,喝兵血、吃兵肉,没一个是好东西。解放军才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啊……”

喊话的阵地是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五连的。李云康和王小六这两个国民党逃兵,现在已是五连战士了。不久前那个夜晚,他们侥幸死里逃生,在野地里遇到一个老汉,此人即是刘百顺。当时李、王二人想,前前后后不是国民党军就是解放军,撞到哪一拨都没有好果子吃,便双双跪在老汉跟前,苦苦哀求:“大爷,咱俩都是外乡人,此地人生地不熟,救救咱吧……”

刘百顺老汉搀起两个后生,立刻想到自家的三个“狗子”,便说:“娃儿,过去咱走错了路,不说了。现如今,光明大道只有一条,投奔解放军!”

李云康和王小六一听这话,腿直哆嗦:“大爷,使不得,要杀头的……”

“谁说的?”刘百顺声音硬了,“解放军里边都是好娃娃,杀了你俩的头,老汉我赔上!”两个逃兵便犹犹豫豫跟刘百顺来到七一六团五连连部……

李云康和王小六轮番喊阵,是他俩自己的主意。尤其李云康,是个老兵,自称团营以内朋友很多,许多排长、连长还都是他的同乡。而在第一轮交锋时,他又发现当面之敌恰巧还是他们连。他扯开嗓门喊着,整个沟谷静悄悄的,便觉得有千百双耳朵在默默倾听着自己的声音,于是,他越喊越带劲,嗓子都喊哑了。

入夜,国民党军不甘寂寞,开始打炮。炮火之后,便是步兵冲击。新阵地上的初次交锋,双方都打得异常激烈,国民党军寸步难进,结果丢下一地尸体败退下去。接着又继续准备下一轮冲击,解放军也在抓紧整修工事,准备手榴弹和子弹。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国民党军丢在前沿的尸堆里,突然爬出五六个人,双手高高地横举着长枪,向解放军阵地上猛跑,边跑边喊:“李云康!李云康!”

国民党军阵地上的官兵都惊呆了。有个当官的举枪射击,但距离太远,又在月光下,只是徒然地浪费了一梭子弹。五六个人被带到解放军掩体内,都是李云康的熟人,大家紧紧抱在一起。此后类似情况屡有发生,以至旅、团长们在给董钊的战报中不得不加上一句:“士兵每有临阵脱逃者,较以往更多……”可惜这些尖锐的文字,在董钊上报胡宗南时,一字不落地给勾去了。

张宗逊的一纵与敌人九个旅难分难解打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忽听东北方向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透过望远镜,还可以看到远处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心里都快活得要命。

独一旅指挥部的位置比较高,看得也清楚,王尚荣举起望远镜就放不下。他一边看一边跟参谋长李书茂笑着说:“大炮响过,手榴弹都响了,大概敌人进到口袋底了!”

李书茂说:“是啊,现在敌人比咱们还要听彭总的话,完全按照彭总的计划行动!”说完哈哈大笑。坐在电话机旁边的几个参谋也禁不住笑起来。笑声传遍了整个阵地,指战员们群情振奋,将一夜来的疲倦一扫而光,仗也越打越有滋味。

胡宗南完全没有料到,彭德怀与他在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对阵,是“项庄舞剑”。在麦宗禹全旅覆没之前,他的心脏一直是随着董钊的战报跳动的。刚好,让他挠头的那帮记者,又在延安大闹天宫。参观“战绩陈列室”时,美联社记者当场就提出疑问:“你们不是宣传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还有这些刚刚出品的中正式步枪,共产党部队是怎么搞到手的?难道是你们赠送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如果不是缴获,有的枪炮上为何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

这么一大堆问题,讲解员想都没敢想,一时瞠目结舌,只得请示胡宗南。

胡宗南的脸色忽青忽紫地说:“这些美国人真是讨厌透顶,什么都要问……”但是,究竟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他没有说。他怎么说呢?对待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还能像跟部属那样,张口来横的吗?当然不能。令人讨厌的美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还以为中国的事情跟他们美国一样,什么都可以摆到桌面上去说。

更伤脑筋的是记者采访“战俘营”。刘庆曾和王超凡精心设置了十个“战俘管理处”,却因人数不济,“战俘队”才勉强凑了五个。没有办法,只好轮番调用,结果大出洋相。记者们拍照时,今天这个点上拍的俘虏,与明天另一个点上拍到的俘虏,居然都是一伙人。一看照片上熟悉的面孔,两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士觉得不对头,遂开始发难。几个伪装“俘虏”经不住盘问,结结巴巴道出真相,而在场的王超凡想解释一下,又驴唇不对马嘴。胡宗南听了汇报肺都气炸了,破天荒地打了这位堂堂新闻处长一个耳光,并传令枪毙那个多嘴多舌的“战俘”。然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不少记者连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了手……

那时的胡宗南,压根没去多想麦宗禹一三五旅,有何不妥之处。他相信自己对战局的把握与判断,更相信麦宗禹的忠实。整编第一三五旅前身是国民党第一三五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鄂西进出江陵、沙市一带,接受日军投降,曾一度执行蒋介石驱逐大洪山区人民地方武装的任务,归第六战区指挥,后编为十五军建制。1946年夏天,奉命追击八路军中原突围部队,追到陕南,就被胡宗南顺手牵羊收养过来,寄放在刘戡二十九军名下。前不久,旅长祝夏年因为腿部骨折,到西安住院去了,所以让麦宗禹暂时代任旅长。这个“代旅长”下一步命运如何,全凭胡长官发落。因而,麦宗禹上任后竭力表现出恭顺不二。

4月14日清晨,整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部集合完毕,忠于职守的麦宗禹照例进行了一番热情“训示”。他决定采取战备行军的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〇五团为前卫,派出一个营为本队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信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〇四团及辎重营和卫生队,依次作为行军本队,由四〇四团派出两个连,分别担任右侧卫和后卫。

队伍出发后,麦宗禹莫名其妙地老感到心慌。他问参谋主任朱祖舒:“以我们一个旅的兵力,万一碰上共产党军队主力,该能够抵挡一阵子吧?”

朱祖舒不明其意,便随口答道:“共产党军队主力不就那么几万人吗?论装备,他们差远了!”

这话多少让麦宗禹得到一丝安慰。埋头走了一阵,麦宗禹觉得还是不对劲,额头上直冒虚汗。朱祖舒问:“旅座,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麦宗禹一向心脏不太好。但是,此时麦可以肯定地断言,他的心脏并无异常。那可能就是近日太劳累的缘故吧!麦宗禹暗自思忖。连日来,麦为了加强瓦窑堡的防务,从早到晚忙于侦察地形、督促工事,还要对付共产党地方武装没日没夜的骚扰,几乎没睡过囫囵觉。

9点多钟,一三五旅旅部行至三郎岔以北地区。猛然间,前方不远处枪炮声大作,队伍出现一阵慌乱,有人一惊一乍地喊:“共产党军队把咱们包围了!”

接着,搜索部队送来确切报告:在大道东西两侧千米高地上,发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双方处在尖锐对峙之中。麦宗禹一听头皮都发麻了,急问:“大部队?有多大?”报告情况的人说不出。麦宗禹吼道:“五分钟内给我侦察清楚!”

五分钟在此刻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解放军教导旅和二纵队已经由东向西、新四旅由西向东呼啦一阵夹击过来。霎时,伏击战变成了运动攻击战,惊慌失措的一三五旅还没反应过来,已被分割成若干豆腐块,前后不到三分钟。大惊失色的麦宗禹回头对朱祖舒小声说:“来者不善啊,是以逸待劳……”

“糟了,旅座,我们中了埋伏!现在只有拼死一战,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了!”朱祖舒显得比麦宗禹清醒,也更沉着。他当即命令旅直和四〇四团登上西山半坡,千方百计控制制高点。但是,这一招为时已晚。爬到半山腰的麦宗禹,清清楚楚看到全旅都已进入了共产党军队的伏击圈,半个制高点也没占领,局势极为严重。他强制自己沉下来思考了一下,唯一念头便是:鱼死网破!

麦宗禹传令:第四〇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东山,掩护旅主力向蟠龙攻击前进,待旅主力通过后,即迅速脱离战场,当本旅的后卫,跟着旅本队前进;第四〇四团用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西山,特别是控制各制高点,巩固和加强现有阵地;自己立足的西山半山坡上,就是旅指挥所。警卫、勤务分队全都围绕自己展开工作。通信连迅速架设电台,与延安指挥所取得联系,报告情况;化学炮连立即选择阵地用炮,阻击共产党军队对四〇五团的冲击……可解放军部队势如破竹,能挡得住吗?担任主攻的教导旅一团三营,还没等敌人把炮架打开进行驻锄,就已冲到面前。看到熟悉的部属们在自己眼皮底下一一举起双手,麦宗禹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上午11点左右。羊马河以东所有阵地,全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兵只能拖着烧火棍般的长枪往河西溃逃。那边有个小高地,他们企图依托地形支撑一下。但没跑多远,新四旅从对面一个冲锋,将逃敌冲得七零八碎,紧接着便分割包围往河边压。敌人一看抱不成团,零零散散各处一地,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时间一秒秒过去,到下午4点钟左右,麦宗禹身边最后一块阵地——三郎岔西山,也被教导旅攻下来。正所谓“树倒猢狲散”,敌阵地炸了锅,残敌四散奔逃,谁也不管谁。新四旅二团团长王季龙立即指挥部队分头追击,大部分国民党兵在追杀中被击毙,少数侥幸脱网企图南逃。南面不远处有一面琉璃坡,他们还没来得及踏上坡脚,就被包抄过来的新四旅二团三连堵住去路。情急之下,国民党兵闭着眼睛钻进一处洼地,结果,四面八方一阵猛射,来不及举手者全部报销。

应该说,麦宗禹最初的指挥并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如果董钊和刘戡的九个旅中有一个旅靠近麦宗禹接应一下,命运之神会不会给这位代旅长一丝微笑也未可知。然而,在他和九个旅之间,始终堵着一道牢不可破的墙——解放军第一纵队独一旅和三五八旅强有力的阻击。这一点,麦宗禹在几十年后仍喟叹不止:“没有想到啊,实在没想到!”

“没有想到”的麦宗禹在后续指挥上也是有效的。他的命令下达之后,四〇五、四〇四团很快夺占了几个高地,短时间内对局面有所控制;经过声嘶力竭的呼叫,胡宗南的飞机也派过来了,虽然时机不佳,地面已混战一团,飞机“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但天上地下遥相呼应,决一死战的气势倒是有了。然而,麦宗禹仍然无力回天。解放军兵力相对集中,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炮火之猛、攻击之烈,在麦宗禹以往经历的战事中从未见过。区区一旅人马,总体上又不占据优势地形,被动挨打已成定局。最后,麦宗禹把工兵连、特务连统统压了上去,也无济于事。眼看山穷水尽,他只好换上便衣,带着一伙警卫人员钻到山沟里,撅着屁股躲起来。出此下下之策,麦宗禹仍不甘心。他仰望苍天,竖起耳朵谛听南线的枪炮声,幻想着老天爷能破格给他一个奇迹。直到解放军教导旅一团七连连长陈忠绪带着几个战士赶到时,想入非非的麦代旅长才浑身打起哆嗦。

陈忠绪外号“小叫驴”,才20多岁,精干得很,身边几个兵都是连队战斗骨干。开始,麦宗禹那班警卫还想逞能,拼命抵抗。陈连长等居高临下,一顿手榴弹教训下去,朝对方喊话:“你们听着,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可谁要是不老实,就立刻崩了谁!”这一下麦宗禹慌了,双手不听使唤地举过了头顶,嘴里连声惊恐,“别、别打了!我是……旅长!”警卫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一个一个乖乖地把枪扔了,举起双手。在麦宗禹的回忆中,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是这样的:“在沟里我遇到一个战士,我随这战士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被俘了。在路边没停多久,就见到王震司令员、王恩茂政委,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

这天晚上,麦宗禹被安排在一个土炕上,和王震、王恩茂同睡一铺。几小时前,双方还在羊马河畔厮杀,而现在,他们竟可以面对面地谈笑自如、无拘无束,这不能不使麦宗禹感慨“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

刚坐下来时,麦宗禹还有点负气,说:“你们虽然打赢了,可我不佩服,你们根本不懂战法,以多欺少,偷偷摸摸……”

王震哈哈大笑:“我在中原突围时,你们是多少兵力?我们是多少兵力?人家讲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你倒好,尽吹牛皮。我们不会打仗,可我们会抓俘虏啊!”

麦宗禹语塞。他已无话可说。一三五旅全军覆灭,除了他这个代旅长,还有两个团长,全被活捉。4700余名官兵就在董钊、刘戡9个旅几公里远的地方,化为乌有。这种被解放军称为“虎口拔牙”的战例,还有什么辩解的余地呢?

头枕羊马河的这一夜,是麦宗禹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他彻夜不眠地听着王震和王恩茂均匀的鼾声,脑子里堆满一连串的想不到:想不到解放军一声不响就调集了这么庞大的兵力,为他设下一个亡命的大“口袋”;想不到董钊、刘戡的9个旅居然突不破解放军两个旅的阵地;当然,他还有更想不到的事,那就是刘戡的整二十九军一部,事实上已经冲到了羊马河以南地区,与他被困的那条山沟仅仅隔着一道山梁,却没能向他伸出救援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