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一月
重庆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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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曾家岩，一座普通的楼房。第二野战军总部在这里摆开了大西南——也是中国大陆最后一战的摊子。
在“陪都”的山城，本来有许多楼宇馆厦可资选择，华丽的，典雅的，雄伟的，清幽的……而刘伯承、邓小平偏偏选中了地处中山四路的曾家岩。没有人问起他们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知道，曾家岩曾住过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曾是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市内的主要办公驻地。
那天，李达领着刘伯承、邓小平走进曾家岩的作战室，指着空荡荡的大厅和大厅四壁挂满的川康、川滇地区地图，说：“这里的办公条件确实简陋了些。”邓小平径直走到大厅中间的长条桌旁，稳稳一坐：“简陋是简陋了点，但我们总算是回到家了。”“是哟。到了家，我们也有了安定的办公室啦。”刘伯承笑着说着，走到地图下，巡视着刚刚绘制好的敌我态势和胡宗南部队序列表，满意地点点头，“从此，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坐在这里，同蒋介石、胡宗南决最后一战了。”
邓小平翻着桌上的《作战日志》，不由生出一番感慨：“从南京，到上海，又到了重庆——蒋介石总是这样，我们来了，他走，大方得很呢。看来，下一步对成都，他也只能如法炮制喽！”
“那我们也只好不客气喽。”刘伯承与邓小平相视一笑，转身指着地图说，“蒋介石逃到成都后，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川西会战’计划，一方面命令重庆及其以北地区向西撤退的部队，扼守岷江、沱江，在正面迟滞我向成都前进，以掩护胡宗南部向南收缩；另一方面，急令胡宗南集团猬集川西，准备取道新津、乐山或经邛崃、雅安向西康、云南方向逃窜。目前，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上，麇集了国民党的几十万残兵败将，仅兵团以上的番号就有十多个等着我们吃呢。”
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根据蒋介石、胡宗南的企图和川西的地理条件，下一步胡宗南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二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目前，经宜宾退往云南的道路已被我军切断，他只有退往西昌的这一条路了。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作战方向。”
刘伯承：“为了不使胡宗南部逃往云南及国外，遗患未来，我各路大军必须以现有态势迅速前出，抢占乐山、大邑、邛崃等要地，切断敌人的退路。”
邓小平：“还要再次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争取他们在最后时刻，站到人民一边来。”
十二月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名下达了《成都平原围歼战》的命令：
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內江、荣昌、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因此：
1.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至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向乐山、井研、荣昌地区继续前进。望杜（义德）王（近山）即与尹（先炳）吴（实）共同拟定前进计划（时间、道路、区分及作战协同事宜），报告我们批准施行。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杜王统一指挥。由于乐山、井、荣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做充分的战斗准备。
2.十八军为十六军的第二梯队，渡江后休息三至五天即向犍为前进。
3.陈谢（三兵团）准备将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包括铜梁、大足、内江，求与十军靠近，以利策应；并令四十七军控制邻水、广安。
“拼命打好最后一战！”
“抓住敌人就是胜利！”
“绝不让敌人跑掉！”
接到命令后，第三、第五兵团上上下下爆响了决战的口号。
十二月八日，各部队按照野司和兵团首长的部署，不顾连续作战一个多月的极度疲劳，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向川西之敌发起勇猛攻击。
五兵团第十六军由纳溪出发，分三路向乐山挺进，经过八天连续追击作战，于十六日强渡岷江，攻占乐山、峨嵋、夹江、洪雅；三兵团第十二军由资中、内江向彭山进击，一路风卷残云，解放了仁寿、彭山和邛崃，其先头部队又于十七日沿川康公路继续向西追击；第十军由自贡、荣县向青神、眉山进击，在岷江沿岸歼灭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部后，于十七日拂晓渡过岷江，进而攻占眉山、丹棱、蒲江；第十一军由遂宁向简阳进击，十五日攻占简阳，随后向成都外围的新津、双流方向推进；第十八军由犍为向乐山挺进，于二十一日进至乐山、眉山、夹江地区……
到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野战军各部已经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成都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即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形成了对成都平原国民党部队的压缩包围。
同时，北面的大网也由贺龙、李井泉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拉了过来。
十一月中旬，当第二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川湘鄂和黔东防线时，蒋介石命令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集团紧急南撤。第十八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既不过紧逼迫敌人，避免其加速向滇、康收缩；也不与之距离过远，避免其有充裕时间破坏道路桥梁的灵活巧妙作战方针，缓缓尾敌跟进。
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野战军逼近重庆。中央军委为协调进军行动，决定命第十八兵团加速南下。贺龙、李井泉于当日命令第十八兵团等部分东、中、西三路越过秦岭，急速南下，并在追击途中歼灭胡宗南后尾部队八万余人，于二十一日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围歼国民党军数十万残余势力的包围圈即告形成，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成为瓮中之鳖。
与此同时，强大的政治攻势也随之发起。
十一月二十一日，当第二野战军向纵深展开进攻时，为了彻底瓦解敌人，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刘伯承、邓小平以布告的形式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
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蒋、李、白、阎等残敌企图收拾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全部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敌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之部属，使其与他们一同进入坟墓。
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随时可以派代表与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以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修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做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原谅，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一发重磅的政治炮弹在西南上空炸响。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刘邓的“四项忠告”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已经极度脆弱的心理防线，推动了本来已经动摇和正在动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从速抉择。于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在波诡云谲的大西南上演了——
十二月九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化率其所部，分别在雅安、彭县等地宣布起义；同一天，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拒绝升任兵团司令，毅然率领第四十八、八十九军余部在贵州普安宣布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
紧接着——
国民党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在广汉起义；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率部在彭县起义；国民党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在彭县起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起义……
一时间，起义投诚的浪潮波涌迭起，弃暗投明的活剧精彩纷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在大陆赖以支撑的最后一道防线，犹如雪崩一般，訇然垮塌了。
2
“经国，陪我出去走走。”
成都中央军校的黄埔楼上，蒋介石凭窗站立，透过萧瑟的初冬微雨，久久地凝望着尚在他手中的最后一个大陆城市。
“父亲，外面还在下雨……”蒋经国怕父亲着凉，轻声劝道，“我们乘汽车。”蒋介石已经在整理服装。
“去哪里？”
“我想……再去看看成都。”
“外面很不安全啊，父亲。”蒋经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爱父亲。一年来，国事日趋没落，而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却到了空前的、相依为命的程度。
蒋经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从重庆到成都短短的几天里，军校周围险象环生。蒋介石一日数惊，已经多次险遭不测。先是贴身卫士上厕所，将手枪皮带搭在隔板上，转眼不翼而飞。校方和警卫部队挖地三尺查了整整一天未果，当晚传来几声枪响，又发生了奇怪的“走火”事件。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军校围墙外的一个草棚里，发现了一门共军地下党秘密安置的迫击炮，炮口已经精确地对准了蒋介石下榻的黄埔楼！……
窗外，细雨凄迷。极目处有一丝云缝透过些许光亮，明明灭灭，闪烁游移。
“父亲……”蒋经国走到父亲面前，还要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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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告别了重庆，又要告别成都，无限的眷恋之情使得固执的蒋介石愈发地固执。说着，他已大步下楼，向无尽的夜雨中走去。
蒋经国急忙拿起父亲那件既保暖又防弹的黑色披风，一边赶紧安排，一边追下楼去。
一行三辆别克轿车刚刚启动，蒋介石又说：“先在军校巡视一圈。”汽车紧急调头，刺耳的制动声划破车窗外的雨雾。
蒋介石正襟危坐，双目微阖，并不注视车窗外的一切。
他对这座号称“黄埔第二”的中央军校太熟悉了。自从抗战结束退往大后方，每次莅临成都，他都下榻在这里，因此不必睁开眼，他也知道汽车正经过哪里。
身后的黄埔楼，是他在大陆最后一次部署决战计划的地方。
那天，从重庆一到成都，他就在一楼的大厅里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会上，胡宗南又一次向他提出“放弃成都，撤守西昌”的建议，他听后拍了桌子，训斥道：“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再言撤守西昌者，以动摇军心论处！”
其实，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和那些杂牌军将领们听的。在放弃重庆时，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成都终将难保，只有采取几个月前他曾经否定过的胡宗南、宋希濂提出的计划，即把胡宗南的主力撤往西昌他已暗自形成了腹案。他之所以未把这个方案公之于众，并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是想用“死守成都”的决战高调，掩盖他“一石三鸟”的目的。即：其一，施放烟幕蒙蔽他人，确保嫡系胡宗南部顺利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共产党长期周旋；其二，利用目前尚驻守在成都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那些从川东败下阵来的残余部队与解放军纠缠，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西昌从容部署；其三，稳住地方实力派，待胡宗南正式西撤之时，彻底解除刘文辉、邓锡侯的兵权，改编其部队，消除肘腋之患。
为了实现这个秘密计划，他在黄埔楼里走马灯般传见各方面的人员，频繁地变换着面孔和手段，做足了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表面文章。
他在黄埔楼的小客厅里召见了从川东溃败下来，落荒逃到成都的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没有一句责备，没有半点追究，反而慰勉有加，命他收容并统一指挥已被共军打散了的宋希濂所部，参加成都决战。这使得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当了替罪羊的陈克非激动得涕泪纵横，啪地立正说道：“绝不辜负校长重托，誓与共军决战到底！”
他在黄埔楼的办公室里握住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手，像没顶之前抓住了船板。十八兵团是胡宗南部的主力，在川西正愁无兵可用的关键时刻从秦岭撤到成都。得知这个消息，他自然把李振视作忠勇双全的心腹，将撤守西昌的重任交付给李振。
他准备在黄埔楼的宴会厅里宴请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但请了几次都被他们以各种借口谢辞。他火了，骂道：“不要说我请他，就是我死了，他们也该来送葬呀！”骂过之后，他对这些地方实力派更加警觉了，除掉他们的决心也更大了。
他只觉察到刘文辉、邓锡侯这些人有反叛之心，却没想到，半个月之后，连陈克非、李振那样的人也倒戈起义，投向了共产党。
汽车驶下武担山，进入开阔的平地。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来到了曾经多次阅兵的军校大操场。骤然间，他的眉头紧锁，脸上一片晦暗。
八月份，他在这里阅兵。一辆坦克在他的注目礼中隆隆前进，不料刚好开到检阅台前，突然熄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是只冒黑烟不能进一步，不得已用了几辆卡车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拖将出去。这一次到成都，为了冲冲晦气，也为了用他的声望提高部队的士气，稳定民心，他又在这里举行了更为隆重的阅兵仪式。
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哪知，这最后的一次阅兵，又出现了令他更为难堪的场面。
那是十二月五日上午九点多钟，川西冬季特有的浓雾尚未散去。军校的两千多名师生官兵已经成方阵肃立，灰蒙蒙地站满了操场。他一身戎装，披着黑色大氅，缓步走到检阅台的中央，腰板笔挺地举起了威严地戴着白手套的右手。立时，彩旗飘扬，军乐齐鸣，“效命党国，死守成都”的呼喊滚雷般地从操场的四面八方炸响。那一刻，他的心颤抖了，自信心也像热气球一般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仍是很强大的，他甚至被自己导演的节目深深地感动了。
十时整，阅兵正式开始。随着军乐队奏起国歌，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全场庄严的致敬礼中徐徐升起。
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那面旗帜即将爬到旗杆顶端时，啪的一声，牵引滑轮的旗绳断了。紧接着，那面已经迎风招展的旗帜如同一只受伤的大鸟，挣扎着飘然坠地……
一时间，庄严的场面因失去了神圣而显现滑稽，肃穆的人群因滑稽的显现而目瞪口呆。
那一刻，他的眼前一片黑，敬礼的右手似乎与头顶的帽檐“拔河”较力，放也放不下，举也举不起，就这么悬在半空。直到手忙脚乱的旗手们重新接好旗绳，他那僵直的右手才随着旗帜的匆匆升起而缓缓垂下。
但那一刻，他的耳朵却出奇地灵敏，他能从寂静的嘈杂和嘈杂的寂静中分辨出人们内心的窃窃私语：“兆头不好。”
同一个操场，两次阅兵，一次坦克熄火，一次国旗坠地，是巧合，还是故意？是上帝的安排，还是魔鬼使然？难道，这真是气数已尽、大厦将倾的预兆吗？……
蒋介石不敢再想下去了，深深叹了一口气，吐出哽在胸腔的郁闷，对蒋经国说：“走吧，经国，我们去成都，看看望江楼。”
车队从军校大门驶出，沿城区大道，由北门、东门、南门到市中区巡视成都一周，而后经西门直奔望江楼。
望江楼的崇丽阁矗立在锦江岸边，翠竹环抱，幽篁如海，是成都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蒋经国理解父亲的心情，他选择此时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散心，也不是单纯地凭吊怀古，而是对景伤怀，感史抒愤。崇丽阁上有一幅著名的长联，为清人钟云舫所作。蒋介石久久地站在长联下，似乎读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水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灰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筹边。紧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饰英雄：跃岗上龙，殒坡前凤，卧关下虎，鸣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笛。倒不如长歌短赋，抛撒些闲恨闲仇；曲槛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予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眺首，看、看、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
失意窘迫的蒋介石被楹联中的绝唱打动了，泪水在枯井般的眼中滚动，继而汩汩流淌。“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蒋介石复述着楹联，一任泪水横流。
见父亲如此伤感，蒋经国的眼圈红了，轻声劝道：“往事如烟。金戈铁马也好，文治武功也罢，尽入樵夫梦语，渔翁闲话，不必过于伤感，太往心里去。”
“不。这不是渔樵之语，而是圣贤之言！”蒋介石揩去泪水，胸中的块垒也随之冰释，“川西有我半江月，台湾有我一片天，我为什么要伤感？绝顶高呼，危梯远眺，我是被古之圣贤的大气魄所震撼！经国，我们确实到了卧薪尝胆、绝处逢生的时候了。”
蒋经国点了点头，他又一次被永远也揣摩不透的父亲震撼了：“是的，父亲。我很赞赏楹联中的这句话，‘千年事屡换西川局’。世事沧桑，绝处逢生非但不乏古人，更不绝当今来世。”
“你说得对。想当年我们把毛泽东赶出瑞金时，他只剩下三万人马，且缺吃少穿，弹药罄尽，为我前堵后追，几乎陷入绝境。可如今……唉。毛泽东这个人，就很厉害，很值得我们研究呀！”蒋介石痛苦地眯缝起双眼，目光投向空蒙的雨天。
蒋经国见父亲又谈起伤心事，急忙宽慰：“毛泽东能走出绝境，固然值得我们研究。但当初如果不是川军将领为保存实力，拒绝用命，他就不可能翻过雪山，走过草地；而我们，也绝不会功亏一篑！”蒋介石半晌不语，突然睁开眼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国，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父亲请讲。”
“你看，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这些土皇帝，会不会比当年的川军将领更甚一步，与共产党串通一气？”
“有可能。”蒋经国想了一下回答，“共产党搞的所谓统一战线，是无孔不入的。况且，已经多次收到密报，都说刘、邓、潘行动诡秘，似与共党频繁接触，有图谋不轨的迹象……”
“川军一旦倒戈，成都必将难保。我们一定要赶在共产党的前面，解除这些心腹之患！”蒋介石下了最后的决心。
“报告！”似乎为了证实蒋介石的决心正确，军务局长俞济时气喘吁吁跑上望江楼，手中捏份电报，神色极度紧张。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牙疼般地嘘了口气，颓丧说道：“经国，我们又晚了一步……”
蒋经国急忙拿过电报。电报是顾祝同、胡宗南联名签发的，说刘、邓、潘已于一个小时之前宣布起义……
回军校途中，经过成都市郊的枣子巷，蒋介石执意下车，要去祭扫戴季陶墓。戴季陶和陈布雷一样，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文胆”之一。他也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怀着无力挽狂澜的悲怆心情而步陈布雷的后尘，于陈布雷自杀三个月后服用大剂量安眠药，在这个幽深的小巷里以死表明耿耿之心的党国“忠臣”。
细雨依然在飘，寒风依然在刮，汽车在枣子巷口停下。
蒋介石拒绝了蒋经国和侍卫长的搀扶，缓缓向墓地走去。
望着父亲微弓的背影；想着那位体态单薄，面部清瘦，穿一袭浅灰长袍，着一双浅口布鞋，操一口四川成都话的亡灵，蒋经国的心中一片苍凉。
墓地到了。
一个普通的土丘，爬满了荒草枯藤。土丘前镌有“戴公季陶之墓”几个大字的石碑，在凄风冷雨的打击下，流着行行清泪。
蒋介石站立墓前，默默致哀：“季陶，你要好好安息……中正对不起你呵！……”蒋介石哽咽着，喃喃自语。
许久，他突然俯下身去，在墓前掬起一捧成都平原黝黑的泥土，对着墓碑说道：“季陶，中正向你告别了……”
说罢，他掏出手帕，将那捧掬自大陆的泥土小心翼翼地包好，转身向汽车走去。他的步履是那样的沉重，走得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以致每迈一步，都让蒋经国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苦痛。这一刻，蒋经国真正理解了，父亲执意要来这里，不仅仅为了凭吊戴季陶，而是在向成都、向大陆作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上午，成都商业街的励志社人头攒动，一向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闻讯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十分惊讶，弄不清已经山穷水尽的蒋介石何以搞得如此张扬，于是纷纷提问：“请问委员长，共军已兵分两路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日渐迫近，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制定的川西决战计划已经放弃或是失败？”
“处此异常严峻时刻，委员长有何良策？”
“据说，自昨天起，兵临城下的共军突然停止了进攻。是不是国共达成了什么协议，让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幕在成都重演？”
“刘、邓、潘昨天宣布倒戈，是不是和平解放成都的预兆？”……
蒋介石对所有的提问充耳不闻，无论是“刺耳”的还是“过分”的，一概不予抨击或理睬，直到记者们问得没有兴趣了，才轻轻咳嗽一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中正将于近日离蓉赴台，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全场一片哑然，只有蒋介石平静而低缓的声音在回旋。
“我早就说过，共产党是打不垮我们的，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一九三六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而在这戡乱建国的四年里，党国阵营里又出现了许多见利忘义、贪生怕死的不肖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瑰……是他们出卖了党国！”
蒋介石的声音因痛苦和激愤而变得越来越尖利。
“不庸讳言，正是由于他们的叛变，使得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叛变，使我们最终认识到，要战胜共产党，就必须建立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毕生拥护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因为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我们必须重建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主持校政。以后党国的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戡乱救国能否胜利的大计。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只要我们再坚持三个月，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出现转机。因此，我再一次郑重告诉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也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必将取得最后之胜利！”
最后，军务局长俞济时十分适时地一声高喊：“散会！”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结束了。
而解放军进攻的炮火硝烟，已经浓重地飘入了这座因盛开芙蓉而著称的锦绣之城。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回绝了有人为了他的安全，请他从临时挖掘的秘密通道离开军校的建议，凛然说了一声：“我从正门进来，也要从正门出去！”而后临刑般地整装理容，走下黄埔楼。
下午两点，“中美”号专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升空，载着“心底怆然”的蒋介石离开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驿站，向着隔山隔海的那个弹丸小岛飞去。
四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涌入眼底的唯有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十二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三天后，即一九五〇年元月二日，毛泽东发出了进军西藏的指示。
元月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二野第十八军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
从此，第二野战军——这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二百三十万人，为伟大而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不世功勋的英雄部队；这支从西北高原的太行山跃进大别山，从大别山挺进大西南的无敌劲旅，又高唱着战歌，登上喜马拉雅山！
跨黄河，渡长江，
我们生长在冀鲁豫平原太行山上。
锻炼壮大在中原，
威名远震东海长江。
祖国处处呼解放，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更伟大的崇高的任务号召我们勇敢前进，
解放大西南，
让毛泽东的光芒照遍祖国的边疆。
进云贵，入川康，
保卫西南边防，巩固祖国后方，
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哦，喜马拉雅，世界的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