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七月
鲁西南
1
拿下了郓城、定陶，据守在曹县的国民党军队闻讯弃城而逃。王敬久的钳形攻势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孤零零的东路军向北蠕动。
至此，刘伯承“造势”成功。
陕北毛泽东来电：“要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则山东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越为有利……”
于是，制造错觉、击敌弱点的第二部乐曲开始了。
七月十一日，刘邓大军各纵队接到总部关于“全力歼灭东集团，将敌分割包围”的命令。各路大军星夜兼程，奔赴指定位置。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于十三日由郓城地区进至巨野东南，拊敌右侧背，割歼敌第三十二师，尔后攻第七十师；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第三十二师与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于十四日赶到薛扶集，协同第一纵队歼灭第三十二师；第二纵队由曹县向东，歼灭谢家集第六十六师一部；第三纵队从汶上集插至羊山集以东，割歼羊山集第六十六师主力；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二旅在万福河北岸阻击金乡可能北援之敌。
原来被钳制合围的刘邓大军一下子反过头，像一把剪刀迎面向一字长蛇阵剪去。就在七月十三日拂晓，刘邓大军第一纵队进抵狼山附近地区，切断了王敬久的第七十师与第三十二师的联系。第二纵队中午歼灭了谢家集敌第六十六师的一个团，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第六十六师。这样，第三十二师与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也被切断。
迅雷闪电般的行动无异晴天霹雳，使王敬久的一字长蛇阵一断三截，顿时势乱神散。王敬久慌乱之下先令第七十师向南，第六十六师向北，向第三十二师靠拢，避免被分歼；接着又改令第三十二师到六营集接应第七十师南下，解救羊山之危，而后一同突围。
王敬久的部署混乱，第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不再相信他。唐要通了七十师师长陈颐鼎的电话：“你我所据六营集、独山集均为荒野小镇，又无工事屏障，即便突围靠向羊山集，也是出了小圈进大圈，仍在被围之中。依我之见，趁共匪仓促之时，你我两厢靠拢，冲出包围，撤至嘉祥。你意如何？”
陈颐鼎说：“嘉祥城高沟深，工事坚固，似是可攻可守之地，而且有我一个团在那里接应。只是……”沉稳老辣的陈颐鼎想到，突围并非易事，弄不好即全军覆没，于是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只是望兄能向六营集靠拢，你我从六营集突围较便利。”
形势险恶，不容分秒贻误。唐永良不再计较，速率兵向北突围，向第七十师驻地六营集靠拢过来。
唐永良的第三十二师一出独山集，守在大路左右的第一纵队立即抓住战机，迅猛追击和侧击，歼灭其一个整旅。剩下的一个旅和师部虽逃向六营集，也被打得残缺不全。十四日，远道奔袭而至的第六纵队赶到了六营集，协同第一纵队将六营集团团围住。
六营集是个只有二百户人家的小镇，两个半旅、两个师部猬集在那里，人马相踏，粮食、饮水供给相当紧张，第七十师和第三十二师残部乱成一团。
刘邓面对新的敌我态势分析：羊山集守敌第六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是陈诚的亲信，战斗力比较强；而且羊山集三面环水，背靠羊山，曾是当年日军多年经营的一个老据点，敌可依托这些旧日的寨围及重新构筑的坚固工事防御。六营集则地带狭窄，工事薄弱；又两个师挤在一起，不可旷日持久，必谋突围。于是决定先打弱一些的六营集之敌。
同时考虑，如果采取四面围攻，敌必做困兽之斗，徒增攻坚的难度。遂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六纵队受命在西面以坚决突破相威胁，促成敌突围决心；第一纵队受命在东面示意留有生路，以诱敌夺路逃脱。
七月十四日，王敬久又下令被围在六营集的唐永良、陈颐鼎向南出击，接应第六十六师，一起向金乡靠拢。
唐永良接令愤愤地说：“这是让我们去找死嘛！”
陈颐鼎也不愿意退至金乡。于是唐、陈二人连电顾祝同，说南撤不可能，要求向嘉祥、济宁方向撤出；并报告六营集北、西、南已被共军围得风雨不透，只有东面存一空隙。顾祝同已是无计可施，只好应允。
是夜，云黑天低。解放军的炮攻从六营集北、南、西三面打响。唐永良、陈颐鼎察情决定提前突围，按预先部署，第三十二师为左翼，第七十师为右翼行动。但还没出村，部队就已经没了队形。几乎是眨眼的工夫，部队建制就全散了，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守候在东面的第一纵队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急促而嘹亮的号音划破夜空。这种精神战术一下子就把敌人给震慑了。继而层层伏兵一跃而出，无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倾泻似的横扫过去；炮弹一个接一个在敌军群里炸响，又像暴雨中夹裹的一串串惊雷。敌军由慌乱到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钻，等着当俘虏。炮车、弹药、牛车全部失去了控制，东倒西歪、横三竖四地被遗弃在道路的两侧。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撞倒活活踏死。六营集东南方圆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第七十师和第三十二师的最后墓地。九连八班的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一次即捉到十四个俘虏，缴获四门小炮。营部通信员车金保用一颗手榴弹“捉”来了十六个敌兵，还有一挺轻机枪。饲养员扬着鞭子、炊事员抡着扁担自动加入战斗行列，追赶、捕捉三五成群逃散的敌军官兵。
当年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二团九连连长王崇乐如今已离休住在郑州，他回忆说：“那真叫痛快！方圆十来里的旷野上，到处都可听见我军的联络号、哨子声和战士们的吆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你再听就有敌兵响应——‘我这儿有一条枪！’‘这里有一门炮！’手往蒿草地里一抓，一个俘虏；往地上一摸，一支捷克枪。嘿嘿，那一仗我们可发大财啦！战斗一结束，全连换上了最新式的装备，一个班一挺轻机枪；一百二十人的连，一下子扩充到一百九十人。
“那时候我们开始愿意要解放兵了——都是苦出身，一说就通；掉过枪口就朝国民党打，还挺勇敢。我挺喜欢他们。
“那天夜里，故事可多啦！我们押着俘虏往收容所送，路上听到高粱地里哗啦啦响，就喊‘干啥的’，对方回答‘缴枪的’，一拥而出十几个哆哆嗦嗦的敌兵。没走多远，发现一门山炮，一个敌兵举着手说‘俺在这等你们哩’！我问‘还有没有’，他说‘有！我们的山炮连都在这里呢’！我命令‘你快喊，把他们都叫来’！他就扯起嗓子喊‘山炮连的到这里集合呀’！一会儿嘟噜嘟噜从高粱地里出来一大堆，数一数四十多个。他们领着，在前面又找到了一门山炮。嘿嘿，我当时威风得很呢！”
六营集大捷，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二师全部（师长唐永良仅以身免），歼灭第七十师（缺一个团），共计一万九千人；生俘第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缴获山炮、野炮三十门，战防炮十门，迫击炮四十门，六零炮一百六十一门，轻重机枪五百一十七挺，长短枪四千六百二十五支，子弹一百万发，各种炮弹一千余发，电台二十一部，骡马八百五十七匹，军用大车一百八十一辆。
第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原以为自己逃脱了，最终还是当了俘虏。
是日晚，陈颐鼎和罗哲东在混乱中落荒而逃，一气驱马五十余里。枪声消逝了，天边一弯残月淡淡的。
陈颐鼎松下马缰。路边高粱叶子哗哗响，罗哲东惊问：“谁？”
没有回答。陈颐鼎说：“是风。这里不会有他们的人。”
“师座，我们去济宁？”
“不，去嘉祥。那里毕竟还有我们的一个团。”陈颐鼎说出这句话，方意识到一夜之间他丢了一个师，一阵悲怆。
罗哲东和陈颐鼎是多年的搭档，配合默契，私交很深。他此刻的心情和师长一样。少时看《三国演义》，读到关公败走麦城，一种大英雄的悲壮冲腹而动；而今全军覆没，月冷风清，除去凄凉便是游魂般的茫然，竟无半点悲壮之感。作为军人，这也许是最大的悲哀了吧？罗哲东突然驻马：“师长，我去方便一下。”
如此驻马“方便”，没出十里竟数次。
陈颐鼎内心一阵自疚，很觉得对不住这位仁兄。
罗哲东肠胃不好已有月余，本来也不至拖这么久，只是连日奔波，食宿不定，越拖越重。陈颐鼎曾多次让罗哲东到徐州治病，罗哲东说：“你我多年同舟共济，这个关口我哪儿能走？”
罗哲东被肚子折腾得没了一点底气，十指冰凉，双膝酸软，“方便”之后连上马都困难了。
“啾——”突然一声冷枪。听了二十多年枪声的陈颐鼎，今天才感到，枪声竟有如此的震慑力。
罗哲东掏出手枪。陈颐鼎辨出迎面而来的几匹白色日本马，心头一喜，喊道：“别打枪！我们是二零二部队的！”
“我们也是二零二部队，一家人，快过来吧！”
二人皆以为是嘉祥守军前来接应，于是策马上前。
“举起手，不许动！”
呼啦一下，陈颐鼎、罗哲东被围住了——马上全是穿灰衣服的解放军。一切来得太突然，突然得不容反应，陈颐鼎竟问了一句废话：“你们不是说也是二零二部队的吗？”
此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就要亮了。
2
陈颐鼎一夜胡须拱出半寸。
作为阶下囚，他为自己双手不曾沾满鲜血而庆幸。第七十师自日寇投降即开赴台湾受训，足足一年半，自台湾返回大陆；战场几易，却没打上仗；此次真正与解放军交手，却不到二十四小时即遭全歼。他是这场内战的参加者，却可谓一枪未放，一炮未发，没有血债。但是作为国民党的堂堂中将指挥官，他又为此感到羞辱，无地自容。第七十师清一色的新装备，属军中佼佼者，却一触即溃。
他不知道共产党将如何发落他，他后悔当时没有拔枪自戕。
下午，来了一个挺精干的人，自我介绍叫杨松青，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敌工部部长，黄埔军校五期的，样子很和气。他对陈颐鼎说，刘伯承要接见他。
陈颐鼎大惊。走出收容所，他下意识地拉拉衣领，抻抻衣袖。
刘伯承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如雷贯耳。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中高级将领到国防部幕僚及至蒋介石从不敢小觑此人。这次从台湾回大陆，蒋介石召见陈颐鼎三次，两次提到刘伯承。有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举行“座上研究会”，来了九个军长。墙上挂满了地图，蒋介石出情况，让军长们出方案。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即将结束时，陈颐鼎说：“鲁西南地区空虚，如果刘伯承从那里捅过来怎么办？”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刘伯承如果那么做，就不是刘伯承了。”
会议结束，蒋介石留了陈颐鼎一步，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那是一步死棋。而刘伯承一贯是棋看三步的人，不会往死路上走的。”
时隔几个月，不可捉摸的刘伯承偏偏“往死路上走”，“从那里捅过来”。陈颐鼎身为败将不禁悲从中来。
来到一个四合院，杨松青示意进北屋。陈颐鼎走进去，看到屋子当中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个粗瓷碟子盛着丰盛的菜肴，旁边还有一樽酒壶。陈颐鼎又是一惊，这怕是一场“断头”酒宴了。
突然，背后响起浓浓的川话：“陈将军，受惊啦！”
陈颐鼎一个急转身——一个身材略高，微胖，有着宽宽的肩、厚厚的背，神情温雅，戴着一副琥珀黄边眼镜的人走进屋来。他看到了那只深凹下去的眼睛和掩映在安静温雅中的轩昂器宇，直觉告诉他，这是刘伯承。
刘伯承满面笑容地握住陈颐鼎的手，又是一声：“陈将军……”
陈颐鼎诚惶诚恐：“不敢当，不敢当！”
刘伯承说：“请陈将军喝杯薄酒，压压惊。战场上是对手，战场下来就是朋友嘛。快请坐。”
刘伯承那淳厚的微笑、诚挚的目光，给人以如对宾朋的亲切感和安全感，陈颐鼎近于绝望的心绪平息下来。
待陈颐鼎落座，刘伯承说：“陈将军，我们跟蒋先生的矛盾并不是权力之争。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很好，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合作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胜利后，全国人民都盼着安定，盼望和平，这也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你知道，我也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根本的对立，只要能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是，是。刘将军言之有理。”陈颐鼎连声应诺。
“吃菜，陈将军不必客气。咱们一边吃，一边聊。这些天陈将军受了不少惊。”
八个菜虽没有山珍海味，但在这僻乡村野，又值兵荒马乱，实属不易；而且共产党历来以克勤克俭著称，能以这种规格相待一个败军之将，着实令陈颐鼎感动不已。他起身举杯：“久仰刘将军仁达神智，鄙人败在刘将军手下，也该无所怨委。”
陈颐鼎言毕，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坐了下来，又说：“马列主义我不懂，但刘将军提起北伐，确实没齿不忘。那时北伐军到了哪里，哪里有民众击鼓相庆，手足相待，街道、田头到处拥挤着欢迎北伐军的人群。可谓民众蓬勃、士气昂扬，官兵上下同仇敌忾、生死与共。如今，人还是这些人，民众没变，军队没变，可是开到哪里，哪里的百姓逃之夭夭，如避瘟疫。”
“说得是哟！陈将军，正如你慧眼所见，凡欲视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逆，古今如此。当然，蒋介石在各种‘声明’‘演讲’中也不厌其烦地讲，‘只要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人民能维持其自由的生活，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人民’两个字，蒋介石叫得很响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宣告，‘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陈将军，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都知道‘人民’二字的分量。不能只听嘴上说的，人民的选择才是历史的裁决，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刘伯承为陈颐鼎满上酒杯，接着说：“信仰什么，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兵不能胜大患，便不能合民心。如今中国的大患就是战乱。谁拒绝和平挑起战争，谁必然逆民意，遭民反，最终被人民摒弃。这个观点陈将军能同意吧？”
陈颐鼎点头。刘伯承又说：“古人曰，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如果士兵认为他从事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必然不肯为之舍命。陈将军所说军队没变其实是其表，而其宗旨却是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将军应该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当然。”陈颐鼎微微红了脸，由衷地说，“刘将军，不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拥戴这场战争。”
酒席后，陈颐鼎没有被送回收容所，而是被安排住在这个刘伯承宴请他的四合院里。陈颐鼎再次大惊，这是今日他的第三次“惊”。
时过四十五年，当笔者在昔日的南京“总统府”，现在的江苏省政协见到陈颐鼎先生时，他谈及此事，还十分动容。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那个四合院是刘邓大军的指挥中枢，刘伯承住北屋，邓小平住西屋，让我住东屋。刘邓的那几间屋子，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桌子上放着一摞摞的文件材料，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以我的身份，从哪方面讲都不该住在那里。
“我住进去的第二天，邓小平从外地回来了。他话不多，谈锋犀利。一日三餐，我都和他们一桌吃。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散步。有时候我过去和刘伯承拉拉呱，但只是偶尔。当时他们正组织打羊山，刘伯承的空隙时间大多用在重校苏联的《合同战术》译文的前言上了。天那么热，我手摇竹扇还汗流浃背；他却让警卫员打一盆凉水，把脚放进去，权作降温，一伏案就到半夜。此种勤勉，在我是不多见的。以前对刘伯承种种神话都是传闻；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他，比神话更有深度。‘如果说刘伯承是个海洋，那么人们看到他的仅是一个港湾；如果说刘伯承是座冰山，那么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他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住在那个四合院夜不成眠时，在日记中写下的句子。”
住到第四天，刘邓建议陈颐鼎到解放区去看看，同行的还有陈的副师长罗哲东、郓城被俘的五十五师副师长理明亚。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保卫科科长张之轩担负护送任务。
过黄河的那天晴空万里，虽然没有风，但河面上仍是巨浪叠起。面对几里宽的黄水浊浪，罗哲东惊诧道：“这么宽的河面，这么大的波涛，对面又有重兵把守，刘邓究竟是怎么过的河呢？不可思议！”
张之轩暗示他问理明亚，理明亚坦然地说：“河防是我们五十五师把守的。守河我们还是有经验的，估计这种季节没人敢闯黄河，也就疏忽大意。当刘邓大军突然出现时，我们已经来不及组织抵抗。为了保存实力，全师收缩，进了郓城。”
陈颐鼎说：“刘伯承真是天下奇才。这样的天险，隔岸又有重兵，居然敢迎面而过。自古以来，兵书战略上没有这样的打法。”
罗哲东接道：“像我们这样一年里这么多将领一个个被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
理明亚摇摇头，叹道：“不奇怪哟！在南京受训的时候，我跟老头子（蒋介石）对面坐，他一张嘴，露出红的牙床，满口牙掉得精光。我算了算，他正好六十岁，心里就叫了声不好！”
“为什么？”罗哲东挺奇怪。
“这你老兄还不知道？六十岁是‘牙运年’，没有牙，就是‘倒运年’。他倒运，你我之辈焉能不遭厄运之灾？”
罗哲东笑了：“原来理师座还懂相术。既有此术，怎么没给自己相相面？”
“这倒叫你说着了。今年三月我给自己相过面，那一天又正巧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突然死了，我就知道大运不佳。”
张之轩在一旁听着，暗暗好笑。过河后他一直随第一纵队行动，打郓城，打六营集，他都参加了。可以说，这三位黄埔军校生，国民党的中将都是他的俘虏。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是陈颐鼎、罗哲东从南京受训回来后根据蒋介石叮咛亲手制定的，很有意思。
文件规定，为避免被俘要采取特殊措施：
（一）长官对部下称名号，部下对长官称“先生”，平级则称名号或老张老李。
（二）长官一律穿士兵服，不戴领章、臂章、肩章，统一钉于衣袋内。各级长官所带卫兵、传令兵应避免一切恭敬动作，携带手枪时，藏于衣袋内。
（三）司令部万不可选择好房屋，其间若有居民应使其离开，另集一室。并多设伪装司令部，门卫一律单哨，使用步枪。
（四）行军时如遇老百姓询问，以“八路”答之；友军询问，以“打八路”答之，万不可暴露番号。
（五）进入公共场所，如在酒楼、澡堂、商店等，均不可谈论军事，严禁与老百姓闲谈……
缴获的文件中还有一本第七十师第四十旅第二七九团二营六连连长的日记，从中可见国民党军下级官兵的心境和士气——
五月一日：由兖州出发，逃了两个兵；今天又逃了两个。本连阵地，又向后延伸了。我是在时时准备着，有事时一个死。
五月十三日：今天又跑了两个。连部号兵洪明德开了小差；八班那个背机枪的兵，拐一支步枪跑了。天啊，叫我如何干下去！根本就补不胜补！你今天补一个，他明天要跑两个。
六月十七日：我们在昌邑集停了很久，连一个老百姓也没看到，看来八路军是想对我们封锁。弟兄们两餐没吃一点油了。
六月十九日：自昨早上起，全旅人都没有饭吃，真要命！什么都没有，只有挨饿。
七月八日：今晨五十五师师部逃下来三个长官，都狼狈如丧家之犬。我问他们郓城情形，他们不胜悲愤地说：“郓城完了！”他们自昨晨由郓城逃出后一直没有吃过饭，白天藏在高粱地里，夜晚走路，肚子饿了就啃高粱秆。
七月十日：今天在途中碰到五十五师师长，穿着便衣，满身泥巴，狼狈地坐在一辆牛车上，垂头丧气。迫击炮连陈连长斥责他为什么用牛车拦着路，他的卫士说他是五十五师师长。我们都把舌头一伸。唉，多堂哉皇哉的师长啊！而今坐着牛车，落荒而逃。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老天爷保佑，不知我们的下场会是个什么样呢？！
在这个连长七月十日发出如此感叹后的第四天，他和他的师长都成了俘虏。
自上船，陈颐鼎很少说话，眼睛一直看着河面上来来往往运送后勤物资、伤员、医院、马匹、车辆的船只。那些船工赤身裸体，喊着号子，阳光把身上的汗水映得像闪光缎一样。浪大船不稳，一件医院的什么器械落入河中。那水有十多米深，只见一位船工咚地扎入水中，稍许，举着那东西露出头来，哈哈地笑着。
陈颐鼎喃喃地：“即便攻下解放军的一城一池，也占不住。民心所向，大势已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