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举贤
元宵之夜，民主联军的另一位统帅罗荣桓已抵达朝鲜平壤，住进了苏军医院，金日成夫妇随即前来看望。秀水河子和沙岭两次战斗的情况，他是通过金日成赠送的那台收音机得知的。金日成的夫人非常细心，听说罗荣桓是湖南人，爱吃辣椒，于是将自己亲手腌制的一坛辣白菜送来了。
苏军医院确诊罗荣桓患了肾癌，需要马上动手术，可是平壤的条件不好，苏军医院院长建议罗荣桓去莫斯科。1946年2月下旬，罗荣桓转院至大连的苏军医院，暂作保守治疗。
一天，有位身穿苏军少校制服的中国人来到病床前，望着罗荣桓嘿嘿地笑个不停。罗荣桓觉得此人面熟，可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
那人脱掉军帽，说：“不认识啦？看仔细点！”
“刘亚楼！”罗荣桓兴奋地说，“好你个刘亚楼，洋面包一吃精神多啦！”
刘亚楼曾当过红1军团的师长，抗战初期被派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后随苏军一起进入东北。名义上是苏军少校，实际上是民主联军与苏军的联络员。
“老首长，你得了什么病？要紧吗？”刘亚楼关切地问。
“肾出了毛病，有什么要紧的？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嘛！”罗荣桓乐观地说。
二人互叙别后经历，最后刘亚楼说：“我想归队，上战场真刀真枪干几仗！”
“这里的工作也很重要哇！”罗荣桓说。
“当然重要，不过，不大适合我。我这性子你还不清楚呀？请老首长多帮忙。”
在刘亚楼的再三请求下，罗荣桓决定致电东北局和中央，推荐刘亚楼任民主联军参谋长。
于是，刘亚楼跻身于东北民主联军最高层，成为日后四野“林罗刘”三巨头之一。
杜聿明于2月18日自锦州抵北平住进了白塔寺医院，经诊断患肾结核，须立即做左肾切除手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位曾令多少人眼红，杜聿明害怕自己的病不能短期痊愈会丢掉这一美差，而且还会打掉随他一同去东北的几百幕僚的饭碗，他决定向蒋介石保荐一人。此人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与杜两度同学，是老搭档，曾一同指挥第5军取得昆仑关大捷，也参加过远征军。
不久，东北战场来了一位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有郑洞国这样的名将先顶着，蒋介石才会放心让杜聿明治病。
其实，蒋介石并不放心。3月15日，杜聿明的病房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杜聿明顿时心凉了半截。他与戴笠相识十几年，总是他去看望那个高高在上神通广大的戴老板，这回一旦倒过来了，想来戴笠必是奉蒋介石之命摸底来了。
果然，戴笠开口就问病情如何。杜聿明知道戴是蒋介石的耳目，来看他还中不中用，病轻了，一切好说，否则就会考虑由别人接替东北的美差。
“肾结核，明天动手术，大夫说两周就可出院，大概月底可返回东北。”
戴笠又问：“谁是主治大夫？”
“谢元甫，是北平首屈一指的泌尿科专家。”
“多大岁数了？”
“60多岁，经验非常丰富。”
戴笠摇头道：“这么大岁数恐怕做手术不行。我从前在上海割盲肠，动手术的大夫是个名气很大的英国人，那老家伙动作迟钝，搞了半个钟头才缝住刀口。以后伤口老不好，拖了好长时间，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弄坏的。你老兄如果也碰上这种倒霉事，一则会坏了你的身体，二则会误了老头子接收东北的大事。”
“谢大夫医术高明，我看他动作麻利，一点都不显迟钝。”杜聿明不想节外生枝而推迟手术，以免夜长梦多，于是说，“我与谢大夫已经约定明天做手术，这个决定不能改。”
戴笠见杜聿明态度坚决，于是拍着胸脯说：“光亭兄，我今晚就去看谢大夫是否有把握。我保证负责为你请一位好大夫，在我未回话前，你千万不要贸然做手术。”
当晚10点钟，谢元甫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说：“有位叫戴笠的敲门，要进来谈杜长官的手术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
杜聿明安慰道：“谢大夫，他是我的朋友，你就让他进去吧。”
“他就是军统的戴笠吗？该不会出危险吧？”谢元甫听说军统特务在北平经常半夜捕人，没收财产，吓得不敢开门。
“不会有危险的。”
谢元甫这才开门，心惊肉跳地与戴笠会面。当晚12点，戴笠打电话给杜聿明的副官，说：“谢元甫虽然年纪大，但动作还算麻利，可以做手术。”
手术如期进行，一切都顺利。
正在杜聿明手术后的疗养期间，蒋介石又任命范汉杰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他也是一位抗战名将，名气不在郑洞国之下。杜聿明清楚，范汉杰名义上是协助熊式辉指挥作战，实际上是接替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因病丢官，杜聿明只好自认倒霉，但转念一想觉得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共军不是好对付的，待范汉杰吃了苦头，那时再瞧我的！
4月中旬，四平会战拉开了帷幕，赵家骧、赵公武等心腹将领密电杜聿明，说范汉杰一到东北不提作战计划，却要首先视察部队，恐怕他要用胡宗南的一套来整杜聿明的旧部，要求杜速返东北主持大计。
此时，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去贵州会面。杜聿明心想：老头子无非两条：一则要我速去东北，指挥四平会战；一则撤换我，让范汉杰挂帅。
杜聿明连忙回电：“大病初愈，不适于长途飞行，拟即日返部复命。”
正在杜聿明打点行装之时，蒋介石又来一电，云：“吾弟既能返部，即毋庸来见。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
国共两军已在四平、本溪等地相持一月之久，大病初愈的杜聿明此刻的心情可谓踌躇满志。他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在相持一个多月的局面下，我回东北出风头的日子到了，即于4月16日返沈。”
“张莘夫事件”
杜聿明在北平治病期间，东北的形势已出现重大变化，这当然是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按照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苏军撤军时间延期至1946年1月初，后因国民党政府请求又延至2月初。当1月中旬，杜聿明部打通北宁路进抵沈阳近郊时，苏军本约定1月15日自沈阳撤离，但到2月中旬仍无动静。
而此时发生了所谓的“张莘夫事件”，引起舆论大哗。
张莘夫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1946年1月7日奉熊式辉、张家敖派遣，随苏军代表一起自长春去抚顺接收煤矿。张到沈阳后听说抚顺有中共军队，要求苏军派人护送其去抚顺办接收。苏军中将马利说：“抚顺驻有苏军，已经联系好了，安全没有问题。”于是张莘夫带随员5人和卫兵7人乘火车抵抚顺。
到了煤矿事务所，苏联驻军司令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奉东北行营熊主任之命前来接收煤矿，”张莘夫诧异道，“马利中将不是与你们联系好了吗？”
那位司令脸一板，说：“什么联系好了？我不知道有这件事。”
张莘夫再三说明，苏军司令不耐烦起来，让人将他们一行带到一所房子住下。第二天，几名苏军士兵引来一队中国军警。
“我是抚顺公安局局长，此地是解放区，未经许可任何武装不得来犯。”一位军警说，“你带来7名武装分子，应该受到惩罚。”
张莘夫一听，气得暴跳如雷，要求与苏军司令说话。苏军司令来后，他说：“你必须负责我们的安全，我要与沈阳的马利中将通电话。”
1月16日下午4时，苏军司令说奉马林中将之命将护送张莘夫回沈阳，并说当地公安局不允许7名武装人员离开。张莘夫只好带着5名随员随苏军去火车站。苏军将他们送上车，便吹着口哨走了。
火车行至抚顺西郊李石寨，已是晚上8时，忽遇一伙劫匪。张莘夫等人被绑架到附近一个小山丘，被刺刀捅死。这就是“张莘夫事件”。
2月10日，重庆各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不知是否巧合，美、英两国于同一天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密约。随即在中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国民党当局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反动文人在报纸上撰文煽动反苏、反共情绪。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出于爱国主义热情也加入了这一浪潮。
就在这一天，重庆、南京、昆明等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
国民党利用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热情，浑水摸鱼，推波助澜，将反对苏联在东北的霸权行径导向反对中国共产党。一伙国民党特务混入游行队伍，借机捣毁了新华日报社。
苏联在东北的经济掠夺不仅激起了中国的民愤，也引起了美、英等国的抗议。
中国各地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浪潮再次激怒了莫斯科主人，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苏联延期撤军不是他们请求的吗？现在怎么反过来指责我们赖在满洲不走！撤！立即通知所有在满洲的苏军全部撤离。不过，别让那个爱搞东方式阴谋的蒋介石太顺心。”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接到莫斯科的最新指示，立即部署军队撤离，并于3月8日将抚顺、吉林交给中共接收。
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红军决定3月13日撤离沈阳，希望民主联军派兵占领沈阳。这位代表声称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东北局代表回答说：“我党中央有指示，即使国民党军将占领此地区也不得破坏，以免使当地人民陷于困境。”
苏军代表不可理解地摇头道：“坚壁清野是撤退时的必要战略，你们违背军事原则是要吃亏的。”
当天，东北局致电中央，建议趁苏军撤离之机，夺取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蒋军北进。这一建议首先受到负责与马歇尔、张治中谈判的周恩来的反对。当时马歇尔刚刚访问延安不久，整个气氛仍趋向和平。周恩来建议，承认蒋军有权进驻长春路沿线各城及苏军即将撤离的地区，但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
当时，蒋介石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民主政权及民主联军等人民武装。他说：“在主权接收完成之前无内政可言。”并质问中共在东北的武装是从哪里来的。
延安发言人曾批驳道：“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指挥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亦均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现已组成一支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
蒋介石对此事实一概不予承认，闭着眼睛说东北没有中共军队。下令国民党军继续前进去接收“完整的东北主权”。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于是致电东北局，不同意进攻沈阳，并指出苏军撤离沈阳至哈尔滨等城市时，不要派兵去占领，让国民党军接收。但是苏军已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不能让。
东北局将中央指示告知苏军代表，那位代表十分生气，说：“你们为什么如此软弱？你们应该与国民党争夺沈阳、四平，而长春以北地区则应坚决控制，不让蒋军前往。为此，应不惜与之发生大规模战斗！”
3月13日，国民党军进占沈阳，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两天后，毛泽东中止了休养，于当天致电周恩来：“哈尔滨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
周恩来接电即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明：中共军队在东北所占地方不能让，国民党军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出的地区。张治中坚持删除“现时”二字，这样国民党军便可自由进驻所有地方，与中共武装发生冲突势所难免。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3月18日，苏军撤离四平，民主联军随即进占该城，切断国民党军沿长春路北进的通路。同时，自沈阳出犯的蒋军正向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法库等地推进。
鉴于蒋介石不承认中共在东北之任何地位，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3月22日晚，苏联驻华大使通知重庆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自东北完全撤离。次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萧华：
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3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
一、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
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三、为此目的，请速与辰兄（苏军代表的代号）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得允许，即令周保中部担负占领任务并厉行剿匪。
四、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四平）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五、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六、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
3月25日，毛泽东再电林彪、彭真等，说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3月11日，马歇尔回华盛顿述职，此前关内形势较平静，东北则时有规模不大的武力冲突。马歇尔临行前建议军事三人小组进驻满洲进行调停，他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国民党方面则一再阻挠。经过反复谈判，至此基本达成共识，同意派三人小组赴东北调停。毛泽东清楚实现“东北无条件停战”必须首先打痛对手。就在这份电报中指示：
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内控制之。
毛泽东此时的战略意图是“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这就是毛泽东力主进行四平会战的原因。
关于四平战役该不该打的问题，史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事后“诸葛亮们”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一战役使民主联军元气大伤，违背了我军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也有人认为在这一战役中如果民主联军集结更多兵力，决心将仗打得更大，有可能迫使蒋军因无法武力解决问题，而不得不签订东北停战协议，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实现全国和平；还有人认为正是四平战役的结局，膨胀了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野心。
替前人担忧是毫无意义的，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去看一看1946年四五月间那惨烈的一幕。
南征北战
4月2日，军事调停东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耿飚、许光达等40余人，由北平飞往沈阳，被国民党军警非法扣留达3个小时之久，后来虽然在美方的干预下获得自由，但因国民党方面的百般阻挠，调停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由于蒋军在东北一直比较顺手，至今未吃过大亏，所以蒋介石和熊式辉等人认为能够凭借武力解决问题。
4月1日，国民党军第25师、第14师分别由抚顺、辽阳向本溪进攻。次日第25师推进至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第3纵队第7旅和第9旅一部，奋起反击，歼敌700余人，将敌击退。第14师在华子沟一线遇3纵第8旅的阻击，从清晨战至傍晚仍一筹莫展。当日夜，南满军区部队向苏家屯之敌展开反攻。国民党军顿时陷于困境，只好仓皇撤逃，第一次本溪之战就这样降下了帷幕。
4月4日，林彪率前指抵达四平。此时由沈阳北进之敌已先后攻占铁岭和开原，并向四平推进。
林彪自山海关之战以来，一直沿铁路线且战且退。他作战的最大特点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只要有充裕的时间，他会在战前作精确的计算，不算到胜券在握是不会轻易投入战斗的。蒋介石将7个军投入东北战场，兵力集中，使林彪暂时无法寻机歼敌，林彪只能节节抗击，以迟滞蒋军推进速度，为后方创建根据地赢得时间。这一直是林彪的指导思想，直至此时，他还没有进行四平战役的打算。就在这天上午，中央来电：
十旅开原作战给了蒋军以阻滞和打击，十分必要。七旅仍应尽力阻止蒋军进入四平，给蒋军以打击。因停战小组有可能在数日内到达四平，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蒋军进攻均须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
林彪就是在中央这一电令下达后，于当日晚来到四平的。晚8时，林彪致电李富春、黄克诚：
我此刻已到四平，对情况尚不了解，明天南去侦察地形。此次集中近6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望以种种方法振奋军心，一定要争取胜利，以奠定东北局面。请将此报即转东北局与中央。
第二天一早，林彪带李作鹏等参谋人员去侦察地形。经过5个小时的侦察，林彪对苏军绘制的地图赞不绝口，虽然是第一次到四平，但早已对那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四平，位于松辽平原中部，是连接东满、西满、南满、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中长路、四洮路、四梅路三条铁路在此会合。城北山势较高，城东亦有山丘，除此之外皆一马平川，如果放弃四平这个战略要地，长春以南就无险可守了，这正是林彪决心集中6个旅的兵力与敌“决一死战”的原因。
毛泽东于4月6日回电，指出：
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在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邓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这样，林彪就定下在四平大战一场的决心。同时，南满军区第3纵队、第4纵队仍坚守本溪，以牵制沈阳之敌不敢倾巢北犯。
4月5日，熊式辉将东北行营由锦州迁往沈阳。此时苏军正大踏步后撤，而蒋军主力却迟滞于沈阳附近，北面阻于四平以南，南面又受本溪民主联军牵制。熊式辉心急火燎，一面让行政人员尾随苏军接收，尽量收编当地伪满军警和土匪武装驻防，一面部署兵力企图攻占本溪，以除北进之后患。
4月8日，第52军军长赵公武指挥3个师的兵力二犯本溪。与上次战斗如出一辙，兵分两路，一路由抚顺出发，一路由辽阳出发，欲分进合击。军长赵公武亲率第52师这一路，他看准民主联军防线第7旅、第9旅的接合部，实施猛攻，一举突破防线进占小四家屯、石富屯地区；由于另一路第14师遇顽强阻击，不能按时抵达预定地区，第25师于黄昏时陷于包围。第25师一个团在民主联军四面围攻下，突围无望被迫集体投降。一个整团投降，这在东北战场尚属首次。第25师师部也受到了围攻，师长刘世懋见势不妙，化装潜逃，后被击毙。第25师军心动摇，全线溃退。民主联军乘胜追击，险些将赵公武活捉。
蒋军二犯本溪落了个惨败而归，事后，熊式辉向病愈归来的杜聿明诉说此战，竟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向四平推进的蒋军也陷于困境。由于中苏协定有中长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之条款，苏联不允许蒋军利用铁路运兵。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新1军和第71军沿公路前进。时值春季，正是辽北化雪季节，道路泥泞，美式重型装备如汽车、大炮经常深陷泥坑，致使部队行动缓慢，而轻装的民主联军则频繁袭击，使蒋军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4月8日，新1军第38师先头部队至泉头以西地区。林彪亲率12个团在此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当晚，民主联军对钻入口袋之敌展开进攻。
这是民主联军第一次与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1军交战。林彪为了摸清对手的实力，亲临火线观察战斗。炫目的弹道织成火网，罩在他的头上，他若无其事地在阵地上走来走去，不断变换角度观察战况。
战至天亮，由于包围不严，让敌人突围成功，只歼灭了4个连。
梁华盛一夜之间损失了上千人，吓得他连忙将部队龟缩于昌图一带，再也不敢前进了。
蒋介石本来限令4月2日攻占四平，此时仍无战报，于是严令熊式辉迅速拿下四平。熊式辉见梁华盛一筹莫展，心急如焚。民主联军夜夜来袭，使梁华盛叫苦不迭。他不断要求派兵增援。
熊式辉十分生气，对郑洞国说：“那家伙沉不住气了，草包一个，你去前线接替他，让他回沈阳晾着吧！”
4月10日，郑洞国抵开原前线，在获得一个师的增援之后，继续向四平攻击前进。
林彪在歼灭新1军第38师一部后，发觉这块骨头不好啃，到底是“天下第一军”，于是将主力调往右翼，准备在法库一带寻机打击第71军。
第71军第87师、第91师于4月10日进至金家屯与独立旅遭遇。独立旅按预定作战方案，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4月14日，林彪率万毅纵队、梁兴初师等部14个团的兵力赶往金山堡、大洼地域，预设了一个袋形阵地。
次日，第87师一阵猛攻，将独立旅“击溃”。追至金山堡、秦家窝棚一带，发现民主联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其先头团在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向赶集的百姓打听：“老乡，看到八路没有？”
“早走啦！你们追不上啦！”老百姓都这样说。
于是，团长下令停止追击，就地埋锅做饭。许多官兵挤进熙熙攘攘的集市与老百姓讨价还价，买吃买喝。当地的居民见中央军开来了，纷纷站在家门口挥着纸糊的三角旗欢迎。
蒋军完全放松了警惕，1000多人分散在闹市和老百姓家中，谁料突然响起了冲锋号，埋伏在外的民主联军自四面八方杀奔而来，而那些赶集的老百姓突然变戏法似的亮出了家伙。
先头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缴械了。
后续两个团也进入了林彪的口袋阵，被打得落花流水，第87师几乎被全歼。
此战民主联军毙敌800余人，伤敌1669人，俘虏20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及大批辎重。
攻克长春
四平外围之战打响的同时，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中共军队攻克了长春。作为伪满首府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是东北的政治中心。这在世人的眼里是极富象征意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占领了长春，谁就是东北的主人。
苏军于4月14日上午自长春撤离完毕，当日下午民主联军即向该城发起了猛烈攻势。民主联军能顺利夺取该城，与苏军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当毛泽东定下夺取长、哈两市的决心后，苏军即于3月29日通知东北局，同意趁蒋军鞭长莫及之际迅速撤离长春，以便民主联军占领。
此前，苏军曾以部队发生瘟疫等种种理由拖延撤军时间，而现在行动之迅速令人瞠目。尾随其后的国民党行政接收人员跟都跟不上，他们疲于奔命，被烦琐的行政交接手续累得叫苦不迭，而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重要变故竟一无所知。为了顺利夺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在苏军的允许下，一部民主联军事先秘密入城以做攻城时的内应。
最富戏剧性的是争夺长春之战。长春，是一座设防极为坚固的现代化城市，日伪经营多年，防御工事极为完备，城郊明碉暗堡星罗棋布，障碍物重重叠叠，市区那些坚固的现代化大楼均可作为天然的防御工事。
当时，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市国民党力量薄弱，不足以与民主联军抗衡。但长春却不同，因为熊式辉的东北行营在此活动了大半年，先后收编了伪满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并从冀东将伪满的精锐“铁石”部队姜鹏飞部2个总队空运至此。国民党在长春的兵力达2万多人，与参加攻城的民主联军兵力相等。民主联军顺利攻克该城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东北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于3月下旬开始调兵遣将，部署攻城。彭真亲赴梅河口召见东满军区领导人周保中等，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长春。这次攻城由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任总指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任副总指挥。参战部队主要有东满军区的罗华生部、贺庆积部和曹里怀部，另从北满调来了山东7师杨国夫部。
以对等兵力夺取一座设防坚固的大城市没有奇招是不行的。攻城作战的实际指挥员陈光为了侦察敌情，竟乘坐苏军驾驶的吉普车对城内敌工事阵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大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小到各大楼的火力配置，都被他摸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当着敌人的面铺开地图对照实地进行图上作业。国民党军对此敢怒不敢言，任凭他在营区要地四处乱闯。
在四平前线的林彪当然不了解这些情况，认为攻克长春“无甚大把握”，他在4月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敌攻击”。
4月8日，周保中、陈光等在卡伦镇召开军事会议，向攻城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并进行了战前动员。计划于14日下午投入战斗，首先扫清外围之敌，15日拂晓分西南、东北、东南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攻击。
当攻城部队按作战计划进行战前准备时，林彪仍持怀疑态度，但这一方案已获得东北局批准，是彭真拍的板，他只能向中央继续“建议”。4月11日子夜，林彪致电中央：
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向四平前进，求得我四平作战兵力之集中。
毛泽东次日复电林彪及东北局：
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
彭真接此电报，立即征询陈光等人的意见。在陈光明确表态担保此战必胜的情况下，彭真进一步坚定了决心。
14日拂晓，三路纵队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长春外围逼近。外围守敌兵力较少，而且指挥官大多进城参加接收仪式去了，他们对当天会发生激烈战斗毫无思想准备。
上午10时，苏军将长春市政府移交给国民党；12时，最后一列苏军火车开始启动。当国民党吉林省代主席王滨华等军政要员目视苏军列车隆隆北去时，市内的爆竹声开始响起。接收大员们激动得兴奋不已，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就开始狂欢：“送走了瘟神，长春光复了，东北是我们的啦！”
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长春卫戍司令部、长春警察局……各种招牌披红挂彩一齐亮了出来。市长赵君迈、卫戍司令陈家桢、警察局局长张炯等军、政、警要员很威风地在那些招牌前留影。
下午2时，鞭炮声有些走样了，久经沙场的陈家桢首先清醒过来，顿时脸色大变：“枪炮声？天啊，共军打来了……”
民主联军三路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外围阵地全部攻克。长春军用机场和民用机场被杨国夫师占领，一架运输机刚刚降落便被俘获，从而切断了长春守敌的空援通道，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攻城部队连夜调整兵力，抵近出击地点。长春市区的灯火宛如天际繁星，这对钻惯了山沟的抗日游击战士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这么一座繁华的都市即将成为他们的“根据地”，根本不需要做更多的政治动员，只要让他们看一看长春的夜景就足够了。
有一部分吉辽军区的部队去年曾在长春城里享受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舒服日子，后来由于苏军“弄巧成拙”，将他们“请”出了城，这回是打回来了。
15日凌晨5时，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区发起总攻。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在空中如流星般飞驰，随后是惊天动地的炮声，民主联军拥有如此猛烈的炮火，这在东北战场还是第一次。更为惊人的是民主联军第一次使用了坦克。
潜伏在城内的部队也突然钻了出来，整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收编的伪满军警四面受敌，而且指挥系统也被打乱了。彼此情况不明，只好各自为战，依仗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市区战斗很快演化为攻坚拔点。敌人占据一座座坚固的大楼，以火力阻止民主联军的攻击。第一天的战斗，由于攻城部队缺乏经验，一味死打硬拼，伤亡较大。当日夜，陈光再次调整部署，各部队利用夜色掩护迂回穿插，将敌据点团团包围。同时将炮兵调往各主要作战地域进行抵近射击。
敌人在火力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所谓“铁石”部队是空运来的，基本上没有重武器，而收编的当地伪满军警部队其重武器早被苏军收缴一空。虽然后来空运来了几十门火炮，但都口径较小，威力不大。民主联军打得非常沉着，最坚固的据点用大炮轰击，次要据点亦用机枪火力压制敌人。政治攻势也很有威力，不少据点就是通过喊话拿下来的。
战至17日夜，敌人只剩下中央银行、市政府、警察局、宪兵司令部等几处孤立据点。这几个地方均有高大坚固的楼房，敌兵力、火力均较集中。
18日拂晓，三路纵队协同作战，对中央银行围而不攻，首先集中火力攻击市政府、警察局等据点。战至黄昏，各路部队完成攻坚任务，随后集中火力同时攻打中央银行大厦。这座全部由花岗岩建筑的大厦极为坚固，连门窗都是铁的。
吉辽军区第23旅旅长贺庆积，命令炮兵近距离轰击，炮弹洞穿了几十扇铁窗，在楼内爆炸，并引燃了电线。楼内顿时弥漫着刺鼻的浓烟，伪满官兵受不了这种刺激，只好打开大门蜂拥而出，企图突围。
当时冲在最前面的朝鲜团离大楼只有二三十米，上千名敌人突然拥出，使他们措手不及。敌人已到了死中求生的地步，个个都杀红了眼。
面对优势之敌的拼死反攻，朝鲜团节节后退。贺庆积在指挥所里见此情景大吃一惊，因为后面有几千名俘虏和堆积如山的枪支弹药，如果让敌人反击得手，那几千名俘虏很快就会重新得到武装，后果将不堪设想。贺庆积迅速冲到民康路上，大喊：“坚决顶住，不能后退！”
朝鲜团的朴团长也意识到了后果的严重性，连忙用朝鲜语喊道：“同志们！跟我冲！”
朝鲜团在朴团长的率领下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双方在大楼前的广场上迎头相撞，很快绞杀成一团。喊杀声、惨号声、枪械撞击声响成一片。此时各路部队相继突入广场，投入惊心动魄的白刃战。
敌人渐渐不支，前面的被分割包围，后面的急往大厦里退。挥舞大刀的督战队守在门口，一面挥刀砍杀后退的士兵，一面大叫：“后退者，格杀勿论！顶住！顶住……”
贺庆积见此情景，命令战场宣传队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敌人进退不得，听这一喊，纷纷扔掉枪支，朝那些手握喇叭筒的宣传队员跑去。突然一颗迫击炮弹在贺庆积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左眼，此时离战斗结束只有十几分钟，贺旅长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18日深夜，市区的枪炮声终于沉寂。此战民主联军以伤亡17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1.6万余人，其中有200多名日军；缴获飞机1架，各种炮56门，机枪432挺，长短枪1.16万支，子弹110万发。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杜聿明于4月16日由北平飞抵沈阳，一进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便垂头丧气地说：“昨天，第71军第87师在金山堡、大洼地区1个团被消灭，2个团被击溃，损失了三四千人。”
赵家骧取出一份电报说：“这事委座都知道了，要查办陈明仁。”
杜聿明接过电报一看，上面写着：“第87师受此意外损失，据报陈明仁并未随军前进，着即查办具报。”
“此事老头子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杜聿明感到很奇怪。
“老头子耳目众多，可能是接特务密报。”
“是否属实？”
“当然属实。”赵家骧又问，“如何处理？”
“给他顶回去，就说在战斗发生前已派车将陈明仁送往了前线。”杜聿明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通知桂庭（郑洞国，号桂庭）让陈军长赶快归队。”
杜聿明之所以不敢处理第71军军长陈明仁，是因为陈明仁也非等闲之辈。他们同属黄埔一期，早在黄埔军东征时便声名大噪。在南京军事博物馆有一幅大型油画，再现了惠州之战的情景，画中有陈明仁持旗登城，也有蒋介石临阵督战。
跟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一样，陈明仁也是一位名头不小的抗战名将，也参加过远征军。
赵家骧急匆匆地将杜聿明引进作战室，就着标好最新态势的军用地图介绍了近期战况。两次攻击本溪受挫，四平方面的战斗也接连吃亏，特别是长春眼看就要陷落却鞭长莫及。
杜聿明此时才摆正了对林彪的看法，觉得那位黄埔四期的小字辈的确不好对付。可是此时的杜聿明仍然雄心万丈，他说：“我初到东北，手里只有两个军却可以从山海关一直打到锦州。离开东北才两个月，局势就恶化了。如今有七个军的兵力居然与共军闹了个僵局。国军五大主力，就有两个在东北，全套美式装备，还有空军支援，居然打不开局面，真是岂有此理！”
他对赵家骧说：“国军受挫与情报不准有关，应立即布置谍报网，收集本溪、四平方面共军情报。”
同时，令郑洞国加紧向四平攻击。
4月18日，郑洞国指挥新1军3个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对四平近郊民主联军阵地实施猛烈攻击。新30师进攻南郊之海丰屯、玻林子和鸭湖泡等阵地。这是新1军调入东北后进行的第一次正规战，其军官按照美国顾问传授的作战原则，充分地发挥了美械装备的优势火力，并且实施陆军与空军，步兵、炮兵与装甲兵的首次协同作战。民主联军主要阵地每分钟受炮弹35发，这也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
战至黄昏，民主联军阵地大部被轰平，可他们仍顽强地抗击着。新30师害怕夜战，不得不匆忙收兵。
次日，郑洞国调整兵力部署，兵分两路：一路向铁路以西地区进攻；一路继续进攻鸭湖泡。新30师师长顾虑重重，他的部队虽然火力很猛，但只是声势骇人，并不敢督率步兵进攻，所以行动迟缓，至黄昏时只攻占鸭湖泡一处阵地。新38师一部推进至飞机场附近，就地构筑工事，以防民主联军夜间反击。
此时，林彪将指挥所移至梨树县，只留6000余人坚守四平市区，而将主力置于八面城、梨树一带，准备作为机动力量，寻机歼敌。
当日，中央来电：“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杨师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1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
林彪接电后即调刚刚攻克长春的主力部队南下四平。数小时后，中央再次来电：“杜聿明由平赴沈对人称，东北共军四十余万，国军十余万，相差甚远，但仍须决心打下去，有坦克百余将运沈阳，并要使用飞机等语。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至此，林彪定下在四平进行大规模“战役决战”的决心。
蒙蒙细雨使视线一片迷茫，林彪放下望远镜，继续朝枪炮声最激烈的地方走去。他身边的参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在这种时候没有人敢劝阻他，否则准要挨一顿好训。前指移驻梨树之后，林彪常带一名参谋和十几名卫士去前线察看战事。
郑洞国的这轮攻势从18日打到26日，动用了飞机、坦克和大口径火炮，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而四平城却始终在他的望远镜里，可望而不可即。由于连日苦战，各部主官纷纷诉说无力拿下四平，他只得下令转攻为守，同时向杜聿明请求增援兵力。
国民党军在四平前线一筹莫展，深深地影响了在重庆的谈判。此时国方代表口气已经软多了，1月10日停战令下达时，他们根本不承认东北有共产党的军队。经过几轮谈判和东北的数月较量，国方同意东北停战后共方可在东北编1个师，而国方编18个师。前提是中长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接收。四平、本溪攻击受挫，国方提出和平条件：哈尔滨双方共管，长春、沈阳归国民党。共方也讨价还价：沈阳共管，长春、哈尔滨归共产党。
作为调停人的马歇尔早就失去了初来时的自信，他感觉自己已陷于“东方的迷宫”，无法辨别方向，他甚至不明白双方谈判代表的真正用意。从来就没有人直言反对对方的建议，只是说：“我同意你方的建议，不过要补充3条意见。”于是另一方又说“还有6条意见需要补充”，最后就变成一笔糊涂账。
而且东北的战争形势也直接左右着谈判，如果一方在战争中失利，就变得较好说话。他们也较易接受中间调停人的意见，一旦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就马上增加筹码，使对方难以接受。
于是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战争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蒋介石严令杜聿明：“一定要打到长春！”
毛泽东也电令林彪：“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马德里保卫战曾长达近两年半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
本溪失守
郑洞国在四平前线求援之际，杜聿明有了新的打算，他电令郑洞国坚守待援，静候他改变战局的惊人之举。
杜聿明经过侦察，发现本溪、四平两方面共军兵力各有十几万人。虽然兵力大致相等，但论火力、战力，四平方面远远优于本溪，而且林彪本人坐镇四平。他决定先集中兵力解决本溪方面的共军，再全力以赴攻打四平。
4月27日，杜聿明召第52军军长赵公武、新6军军长廖耀湘会谈。杜聿明说：“四平方面已陷于僵局，非增加兵力不可。但本溪与沈阳唇齿相依，共军十万兵力集结于此，威胁沈阳安全。若抽兵增援四平，本溪共军便难以对付。不如四平方面暂取守势，而先集结兵力一举荡平本溪，以去后顾之忧，再举兵北上四平。二位以为如何？”
赵公武、廖耀湘沉思片刻，最后相视大笑，认为这一方案十分高妙，可操胜券。随后，杜聿明带着作战计划去见熊式辉。熊式辉因两次攻击本溪受挫，心有余悸，对杜聿明的计划顾虑重重。任凭杜聿明怎样拍胸脯担保万无一失，熊式辉就是不表态。
杜聿明一不做，二不休，于当日下令新6军、第52军分三路向本溪进攻。
4月28日，杜聿明来到郑洞国在小红庙的指挥所，并在当地会见新闻记者，以示他杜司令长官已亲赴四平前线督战。这是他惯用的声东击西的诡计，意在迷惑民主联军。
此时，本溪方面民主联军兵力锐减，第3纵队主力奉令北调参加四平会战，保卫本溪的任务主要由第4纵队担负。
后来有人认为第3纵队北调是一个不小的失策，不仅导致本溪失守，而且在四平战斗中也没起多大的作用。当时，中央判断国民党军必定增加兵力以进攻四平，乃令“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于是林彪将第3纵队主力2个旅调往四平右翼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工事，阻止国民党军增援兵力北上。杜聿明手里的机动兵力只有新6军，结果新6军首先使用于本溪方面，一举攻克本溪，后又北上用于四平方面，担任阻击任务的第3纵队又未能将其挡住，导致四平守军全线动摇。从战术上看，新6军在南北两个战场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第3纵队主力两处悬空，双方得失立判分明。
4月29日清晨，本溪之战打响。沈阳军用机场热闹起来，飞机频频起飞，巨大的轰鸣声吵得市民心神不宁。有经验的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今天要打大仗了。
熊式辉首先沉不住气了，害怕这回又要重蹈覆辙，连忙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说：“主任，杜长官到四平前线去了，有什么事呀？”
“本溪打起来了吗？”熊式辉着急地说，“本溪共军与四平街相等，我们两个军打四平街打了这样久闹了个僵局，现在以两个军打本溪，万一同上次一样吃了亏，沈阳就难保了。况且抚顺、鞍山、营口都非常重要，叫60军去守，也不可靠哇，他们都是龙云的老部队。你赶快打电话叫杜长官回沈阳，另谋万全之策。”
赵家骧立即打电话到小红庙指挥所，将熊式辉的话转告杜聿明。
“我是不会放弃本溪作战计划的。”杜聿明对赵家骧说，“你告诉熊主任就说四平街情况紧急，我暂时脱不了身。必须召集各将领开会调整部署。会开完后，当晚赶回沈阳。”
其实四平方面平静得很，杜聿明是怕熊式辉坚持要放弃本溪作战，故想拖延到晚上，到那时想刹车也刹不住了。
当日晚，杜聿明返回沈阳，一见熊式辉便问：
“新6军和52军进展如何？”
“很顺利。”熊式辉满脸堆笑，“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啦，光亭，你放手干吧，不过要小心，共军非常狡猾，不要被套进口袋里吃亏。”
“这次我军攻击面大，共军想包围我们不敢张这么大的口。我们有飞机、坦克、大炮掩护，迅猛进攻，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根本来不及腾出兵力布什么口袋。”杜聿明为了取悦于熊式辉，故意说，“主任提醒得对，我从明天起直接指挥本溪方面战斗，按主任的指示办，谨慎行事，不让部队吃亏。”
杜聿明最后几句话让熊式辉非常高兴。熊式辉说：“光亭啊，你打仗很有办法。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呀！”
杜聿明问：“是60军的使用吗？”
熊式辉不无忧虑地说：“是呀！60军是龙云的老部队，把他们放在离沈阳这么近的地方合适吗？”
日本投降后，“云南王”龙云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将手下3个军全部派往越南受降，结果被杜聿明以5个师的兵力逼出了老巢昆明，被迫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杜聿明虽然是奉老蒋命令行事，但龙云一向待杜聿明不薄。“云南事变”使龙云和云南部队恨透了“不仁不义”的杜聿明。60军从越南受降后，行程数万里，经过南海、东海、黄海、渤海抵达东北参加内战，士气低、装备差，官兵怨声载道。他们一到东北，毛泽东就曾致电林彪让他派人专做策反60军的工作。
杜聿明知道60军将领不会忠于老蒋，更不会忠于自己，因此，只让他们守后方城市。只要前线作战顺利，东北局势稳定下来，60军是不敢惹是生非的。
“只要本溪拿下来了，南满就安稳了。”杜聿明说，“60军将领在反共上与我们是一致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自寻绝路的。”
5月2日，廖耀湘自本溪前线打来电话，说配属他指挥的第71军第88师师长胡家骥不服从指挥。他让88师由太子河南岸包围民主联军，但胡家骥领令出发不久便停滞不前。廖令他督师前进，他却在电话里与廖大吵了一场，最后扔下部队回沈阳去了。
“胡家骥竟在如此紧急关头擅离职守！”杜聿明震惊异常，“你立即把他找回来完成预定作战任务，要把共军围住！”
“找他恐怕来不及了，我马上调整部署，如期完成任务。”
杜聿明没料到他的周密计划在执行中竟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88师停滞不前不仅无法完成分进合击的预案，还会让民主联军瞅准战机吃掉88师。
他立即令左翼第52军加紧攻击，让民主联军腾不出兵力去对付右翼的88师。
正在杜聿明忐忑不安之际，胡家骥突然来见。
“前方正在打仗，你跑回来干什么？”杜聿明厉声质问。
胡家骥满头大汗，一肚子的委屈：“廖耀湘指挥不公，将主要作战任务交给88师，新6军的主力到现在还没有与共军交过手。88师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无法前进了。而廖耀湘还一个劲儿地催着进攻、进攻！我们88师打不动啦，所以，我回来向您请示。”
杜聿明喝道：“你先回部队指挥，立功赎罪，是非曲直待战后再说。”
“88师已经丧失了战斗力，我回去也没用。”
杜聿明一听火冒三丈：“你擅离职守，违抗军令，当军法处置！来人啊，把他给我押下去，交军法处！”
卫士一拥而上，将胡家骥拖了出去。杜聿明决定任命自己的亲信韩增栋为88师师长。88师隶属陈明仁的第71军，撤换师长居然不跟军长商量，此事导致陈明仁与韩增栋不和，埋下了一条祸根。
由于88师的这场人事风波，蒋军三路攻击部队未能协同作战，结果分进不能合击，致使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从88师未封闭的缺口中从容撤走。
5月3日，毛泽东致电南满军区政委萧华等：“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十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期望。”
而这一天，萧华等南满军区首长鉴于敌以优势兵力迅猛攻击，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乃主动放弃本溪。
上万人马撤往本溪西南山地，正在此时，轰炸机群飞临上空。民主联军立即四散隐蔽，躲过了轰炸。有一名飞行员非常狡猾，他驾机在山北麓低空盘旋了几十分钟，等民主联军大队人马集结时，突然越过山头投掷特制“面包篮”炸弹。这是一种专门杀伤人马的威力很大的炸弹，民主联军伤亡惨重，据估计达2000多人。
三保本溪，至此落下帷幕。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历时33天的战斗中，歼敌4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四平保卫战。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萧华等：
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6军、52军不能北上为要。
战局急转
四平之战越打越大，民主联军弹药消耗极快。当时尚无巩固的根据地无法制造弹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苏军移交的军火库中的现货；二是依靠外援。
到4月底苏军自北满撤退完毕之时，库存的弹药也因四平战役和攻打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而告罄。好在“辰兄”力主死守四平，并说保证满足弹药的需要。
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了解到四平前线急需弹药和医药，于是向苏军求援。“辰兄”很慷慨，当即调拨8列火车的军火与药品运往码头，经海运至朝鲜，再由铁路经集安、通化运至东北局驻地梅河口。这些军火和医药因缺乏火车头滞留在车站，4月28日敌机轰炸梅河口，260节车皮的物资被炸毁。林彪得知这一消息，痛心疾首，致电中央：
现仓库存品已尽，而自己制造则未开始，连手榴弹的制造也只是个别地方开始了。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困难与弱点将日益暴露。
此时，民主联军集结了近10万人的兵力，以四平为中心，东西一线摆开，阵线长达百里，这是中共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阵地防御战。
5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
东北战争中外注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
鉴于四平保卫战消耗弹药过巨，而国民党军可不断得到补充，林彪决定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正面防御阵地的压力，令由本溪北上的第3纵队主力和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等部向四平以南昌图、开原地区攻击，以切断四平敌军后方交通线，陷敌于两面夹击之中。
当第3纵队等部按林彪指令行动时，本溪已经失守，国民党军全力北顾，新6军和第71军第88师等部迅速调往四平前线。林彪只好放弃开辟第二战场之计划，转而令第3纵队担负阻止新6军北上之任务。
此时，杜聿明已经集结10个师的兵力决心击破四平民主联军防线。5月14日，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攻势。
震天动地的炮声使四平近郊民主联军总部沉浸在一片紧张忙乱之中。参谋人员手握电话都用最大的嗓门与前线指挥员通话，机要室里电台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几乎没有间断，交通员、侦察员们急匆匆的跑步声和马蹄声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吵得沸沸扬扬。唯一安静的地方只有那间四壁挂满地图的民房。林彪骑坐着一把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盯着墙上的地图沉思默想。这就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面壁打坐。秘书坐在他身后，随时准备记录由他口述的电文。
战斗机群低空掠过的尖啸声使他从沉思中醒了过来。他甩了甩酸麻的手臂，缓慢地说：“359旅，火速南下增援3纵，在昌图、开原一线构筑坚固工事，一定要阻止新6军北上。”
秘书飞快地草拟好电文，请林彪过目。林彪的手无力地挥了挥：“立即发出。关键在这着棋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四平打得惊天动地，蒋介石也坐立不安，他已于5月3日还都南京，住进了阔别8年的总统府。可是他对四平战事牵肠挂肚，一点儿都找不到“凯旋”的感觉。
在谈判桌上，他口气很硬：“不拿下长春绝不停战。”而实际上心虚得很，随着四平久攻不下，他忧虑万分，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杜聿明不负厚望击败林彪；另一方面又担心杜聿明打不过林彪，反倒吃亏。他曾致电杜：“如四平街有迅速攻克把握，则全力图之，否则应即缩短战线，撤至开原、彰武线，暂取攻势防御。”
当杜聿明发起大规模攻势后，蒋介石的心里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5月17日，他遣以足智多谋而闻名的“小诸葛”白崇禧飞抵东北，代其督师。
此时，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同样焦躁不安。5月15日，他致电林彪、彭真：
现在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向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一星期，长春国共双方都不驻兵。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林彪能否守住四平已产生了怀疑，不再提“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了，而且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由要求“沈阳共管”退到了“长春共管”。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与马歇尔进行了会谈。马歇尔说：“中共不退出长春，一切无从谈起。”
“我们不是不想退出长春，而是担心政府军得寸进尺，占领长春后又提出其他要求。”周恩来解释说，“这就是我们不愿退出长春的原因。”
一头雾水的马歇尔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中共愿意让出长春，于是说：“中共退出长春后，暂由军调处进驻，双方均不驻军如何？”
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这就是他所需要的。
其后几天，马歇尔开始找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本来已经谈妥打到长春郊区为止，不派兵进驻长春。谁料四平战局突然明朗，杜聿明于19日攻下了四平，并力主迅速攻克长春。蒋介石耍起了滑头，说三天未收到前线战报，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平战役是时局演变的关键，其结局不仅使即将实现的和平擦肩而过，还成了全面内战爆发的导火索。
回过头去再说四平战役是如何急转直下的。
5月15日，新6军兼程北上，在开原一线首先与严阵以待的第3纵队第7旅遭遇。刚交手，廖耀湘就将飞机、坦克、大炮全用上了，火力之猛创了四平交战以来的新纪录。
新6军先锋团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向第7旅阵地猛攻。第7旅官兵迎头痛击，很快击退敌人的第一轮冲锋。
廖耀湘亲临前线指挥督战队，堵住后撤的先锋团。督战队用美式卡宾枪将败退的官兵逼上火线，第二轮进攻开始了。
7旅十连的阵地被敌飞机、大炮几乎轰平了。阵地只剩一个班的兵力，仍顽强地抗击敌一个营兵力的波浪式进攻。阵地被敌占领后，他们坚守在一个地堡里，继续射击。子弹打光了，他们点燃炸药，与敌同归于尽。
3纵7旅部队与新6军先锋团打得不可开交时，狡猾的廖耀湘用600辆汽车装运主力部队，从7旅与8旅阵地的接合部强行通过。3纵炮火被吸引到7旅阵地上去了，当他们发现新6军主力的行动，转移炮火射击时，新6军的车队已在射程之外，并很快突破了3纵的防线。
3纵司令员程世才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冈，举起望远镜一看，连绵不绝的车队在天际掀起滚滚黄尘，朝东北方向涌去。眼睁睁地让敌人溜走了，程世才气得咬牙切齿：“把那些障眼的家伙全消灭了，一个也不准跑掉！”
3纵主力发起反攻，仅十几分钟就将新6军先锋团全歼。
新6军于16日进至西丰、平岗车站附近，匆匆赶来的359旅未及构筑坚固防线便与敌展开了激战。
八路军第359旅是当年在陕北南泥湾搞生产出了名的，其主力由王震率领在1944年底离开陕甘宁南下，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抵广东，创造了万里远征的奇迹；其留守陕甘宁的一部分后来由刘转连率领挺进东北。
新6军凭借飞机、坦克、大炮的强大火力，很快突破359旅防线，于17日推进至四平东北之塔子山附近。
塔子山战斗打响了，林彪在作战室中再也沉不住气了。
塔子山距四平大约20里，扼四平防守之咽喉，为群山之首，可俯瞰四平东北全部阵地。塔子山之得失，关系到四平全局之安危。
3月17日黄昏，林彪令三师第10旅火速增援塔子山。该旅轻装疾进，至辽河边已暮色四合，远处山上的炮火映在河面上忽明忽暗。先头部队不知河水深浅，派人到附近村庄询问老乡。
“水深着啦，要过河非船渡不可。”老乡说。
第10旅轻信了老乡的话，在附近村庄搜索了半天，才找到两条小船。其实河水并不深，完全可以徒涉，第10旅凭老乡的一句话，使塔子山守军陷于危局，也使整个四平保卫战形势急转直下。
塔子山守军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杀伤了大量敌军，终因众寡悬殊，渐渐不支。而新6军从拂晓战至黄昏，又由黄昏战至深夜，攻势一波强似一波。
塔子山危在旦夕，林彪预感到一场大雪崩即将发生。为了减轻四平失守的灾难性后果，他不得不早做准备了。
“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秘书飞快地草拟好电文，然后转身朝机要室跑去。电文发出后，秘书一回到作战室，林彪又口述了一份致中央及东北局的简短电文：
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此时，天已破晓，塔子山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机要参谋送来一大沓电文，林彪看完最新战报，知大势已去。他命人将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副主任陈沂叫来，对他们说：“估计敌人明天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一失，敌人即可由翼侧迂回，切断我军北退的后路，我主力即有被围歼的危险。我决定自四平全线撤退，你们立即起草一份告全军的电报。”
林彪望着墙上的作战态势图，继续说：“我们已经大量地消灭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保卫战是胜利的，每一个部队都得到了锻炼。对付美式装备的敌人……”
林彪转过身来，长叹一声：“可惜后面的同志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时间哟！和平空气，在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
作战处长李作鹏和情报处长苏静进屋后，林彪又说：“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新6军还是估计不足，3纵防线被迅速突破，影响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将目光停留在李作鹏的脸上，李作鹏立即掏出钢笔和笔记本。
“命令7师于三道林子北山，7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李作鹏刷刷记录完毕，转身离去。林彪走到秘书跟前，提起毛笔，亲自起草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5月18日夜，四平守军相继撤出阵地，悄然脱离战场。由于组织严密，有条不紊，因此未被敌人察觉。当四平已成一座空城时，郑洞国仍命炮兵对城区工事彻夜狂轰。就在这天晚上四平前线又来了一位传奇人物——新1军军长孙立人。
孙立人初上战场时是一位税务警官，那是在1937年秋的淞沪战役中，他率一个税警团与日军鏖战，战绩不凡，令正规军刮目相看。再临火线时他已经是远征军新38师师长，那是在1942年4月的缅甸战场。当时日军将英军步兵第1师和装甲第7旅包围在仁安羌地区，英军水源被切断，几近弹尽粮绝，危在旦夕。奉命驰援的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及时赶到，经过两昼夜激战，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将被围英军救出，而且还将日军杀得狼狈而逃。被解围的人员中除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之外，还有大批英、美新闻记者。
“孙部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这就是当时轰动全球的仁安羌大捷。孙立人因此扬名海外，成为当时中国名气最大的抗日英雄。第一次缅甸战役末期，孙立人拒绝执行杜聿明的命令退往云南，而随史迪威和英军退往印度。后来杜聿明部在翻越野人谷时损失惨重，而孙立人部在退往印度途中不仅实力未损，还收容了不少散兵和难民。这也埋下了杜、孙二人不和的祸根。
第二次缅甸战役时，孙率部展开对日军的反攻，战果辉煌，国际舆论誉其为“东方的隆美尔”。
1945年7月，孙率新1军返回国内，准备参加对日大反攻。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邀请蒋介石派一个三人军事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并指名要孙立人参加。孙此次游历欧洲真是风光无限，在伦敦英国女王亲自为其授勋，随后又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访问。他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尤其受美国当局的重视，这令蒋介石酸溜溜的。在蒋的嫡系部队中几乎清一色全是黄埔将领，而孙立人却是个例外。孙立人在欧美大出风头之时，他的部队已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蒋介石对孙迟迟不归很不满意，曾考虑由他人接替新1军军长之职，因杜聿明顾虑其部下不服而作罢。
此次孙立人返抵四平前线，正是恰到好处，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成为攻占四平的功臣。
19日清晨，孙立人在炮火急袭之后，亲自乘坐指挥车率装甲部队向民主联军阵地冲去。这个狂妄的家伙没遇任何抵抗就冲进了民主联军的工事。
纵横交错的战壕密如蛛网，却见不到一个共军的影子。这是孙立人没有料到的。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坦克后的步兵迟迟疑疑地搜索前进，当他们发现强劲的对手突然不翼而飞时，都感到不可思议。
孙立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下令所有装甲车辆加大油门朝市区冲去。新1军的步兵紧随其后拥入四平城。
与此同时，第71军在军长陈明仁的指挥下也顺利进城。两军在市中心会师。两位传奇名将得意扬扬地向记者发表演说。镁光灯不断映照在他们眉飞色舞的脸上。他们明白这一刻廖耀湘的新6军还在四平东北山地苦战，南京和世界各地的报纸不会刊登廖耀湘的照片。
新6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攻克了三道林子防线，而四平城还被一座座山岭阻隔在七八里外的地方。郑洞国打电话对廖耀湘说：“四平共军已于昨晚撤退，新1军和71军已经占领了四平。”
廖耀湘一听气得七窍生烟，他明白共军是因他的部队侧翼迂回受到威胁而被逼退的，现在功劳却成了别人的。特别是孙立人，好事总被他碰着，这让廖耀湘心里无法平衡。
正在廖耀湘恼怒不已之时，一桩喜讯从天而降——林彪总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携带机密文件前来投诚。
王继芳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那么艰苦的战斗生活都没有使他低头，没料到竟栽在美人的石榴裙下。原来梨树城里有一个美人，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女区队长，与王继芳勾搭上了。5月18日夜，部队撤退时，王继芳趁混乱之机携机密文件叛变投敌。
廖耀湘立即召见王继芳，将民主联军撤退计划及兵力部署摸了个一清二楚。从那些机密文件中，他判断民主联军经月余激战，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许多关内来的精锐部队减员过半，失去了战斗力。好大喜功的廖耀湘立即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向北大胆追击，一路长驱直入，对小股民主联军的骚扰不予理会，以机械化部队全速猛进。
蒋介石得意忘形铸成大错
从四平前线传来的捷报在杜聿明案上摞了足有半尺高，各部将领竭力夸大战果以邀功请赏。长官部的参谋们沉浸在一片虚拟的胜利的喜悦之中。
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督战的“小诸葛”白崇禧，对是否应该乘胜追击举棋不定，他说：“拿下了四平，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面子，老头子的意见是不再向长春推进。国人和盟邦都反对内战，再追击共军恐引起舆论非难，不如就地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待与共党彻底翻脸后，再行大举进攻。”
白崇禧转达的蒋介石这个意见，其实质是害怕在公主岭和长春以南地域再遇民主联军防线，使国民党军师老兵疲，像四平战役一样旷日持久，一时无法打破僵局。这在谈判桌上是极为不利的，会惹恼一心想尽早结束中国内战的马歇尔。
“我认为老头子的想法欠周全。第一，攻打四平的目的是为了击败共军主力，一举收复长春、永吉，如果不乘胜追击，将前功尽弃。第二，停战后国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比我们迅速得多。去年11月26日国军打到锦州后奉令停止前进，到今年3月底为止，共军兵力增加了一倍多。国军当时以两个军可顺利打到锦州，现在有七个军却不能顺利拿下本溪、四平，说明停战对共军有利，而于我不利。第三，现在新6军已经开始行动了，大军作战朝令夕改乃兵家之大忌，中途变更部署会引起部队混乱。第四，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唯一的动力资源，一举收复，政治上、经济上都于我有利，军事上可与共军隔松花江对峙，形成天堑。”杜聿明振振有词地说。
白崇禧望着巨幅军用地图皱眉道：“马歇尔提议国军不进长春，由双方共管。如果没有绝对把握，我看打到公主岭为止，不要进攻长春。”
杜聿明自信地说：“廖耀湘得到可靠情报，共军主力在四平已受重创，无力与我军决战。我认为攻占长春十拿九稳，有绝对把握。”
白崇禧顿时绽开了笑容：“既然如此，攻下长春当然好，我想老头子不会不高兴吧！”
随后，白崇禧与杜聿明一同赴四平前线，同郑洞国会商。在得到前线指挥官必胜的保证后，“小诸葛”满意地登上了飞机，直飞南京向蒋委员长报喜去了。
杜聿明发现民主联军向北实行离心退却，即下令各部展开实行扇形追击，并令新1军和新6军两支机械化部队，首先进入长春者奖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5月20日，杜聿明驱车至泉头车站前方指挥所，郑洞国一见他便抱怨说：“自孙立人回来后，新1军就很难指挥了。今天下达追击命令，可新1军只有一个师行动，主力仍在原地。”
杜聿明问：“是何原因？”
郑洞国欲言又止，他害怕杜聿明发脾气，使杜、孙之间矛盾更深，不利于长期合作。沉默半晌，又说：“你先找孙立人谈谈吧。”
杜聿明走到地图前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右翼新6军孤军突出，遥遥领先，随后是左翼陈明仁的第71军，而中间的新1军却在四平街几乎没有进展。如果共军看出国军各部不能协同的破绽，集中力量打击孤军冒进的新6军，后果将不堪设想。
杜聿明心急如焚，立即与郑洞国一道驱车赶往四平市区。见了孙立人，杜聿明强压怒火询问道：“新1军为何不执行追击命令？”
孙立人满不在乎地说：“部队连日作战，疲劳不堪，要求休整。”
“现在不是休整的时候，应乘胜追击，否则，连日来的苦战就白辛苦了。”杜聿明耐着性子解释道，“你令50师追击，若共军反扑，50师吃亏不仅是新1军的损失，也有损国军声誉。”
孙立人又诡辩道：“梨树附近尚有大量共军，我大军北去，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在北上之前，需三五天时间‘扫荡’梨树之敌。”
“据确切情报，梨树方面不会有大量共军，如果真有的话，正好可将其压迫至辽河套内消灭之，你应立即下令部队出发。”杜聿明说完端起茶杯润了润几乎喷火的嗓子。
孙立人说：“正面仍令50师追击，主力先‘扫荡’梨树之敌，再兼程北进。”
“梨树方面派一个加强团足矣！”杜聿明真的有些不耐烦了。
孙立人又指责说：“长官部第三处不明敌情，即下令部队北进，若后方被切断，由谁负责？”
杜聿明听了这种指桑骂槐的话，非常恼火，谁都清楚第三处的命令正是杜聿明签发的。
“你看到命令没有？”杜聿明提高嗓门，“原来命令中有令新1军派部队‘扫荡’梨树之敌，现在还未派出，假如出了问题你看应该由谁负责？”
孙立人被呛得满面通红，但就是斗气不执行北进的命令。郑洞国从旁规劝，孙立人不理不睬。到中午12点，孙立人仍纠缠不清。杜聿明只好下命令了：“现在已到正午，各路追击部队并未遇到抵抗，新1军应按令北进，否则，攻不下长春要你负责。你派一个团‘扫荡’梨树之敌，出了问题我负责。”
孙立人在郑洞国等人的催促下，悻悻告辞。当晚，他报告说，梨树之敌经派部队“扫荡”已向东辽河北岸退却，第50师已至东辽河南岸。
显然，所谓梨树之敌并不强大，而孙立人派出的部队仍是第50师之一部，新1军主力还在四平城按兵不动。孙立人不执行命令，杜聿明无可奈何。
孙立人抗命的原因出在哪里呢？恰恰是那100万元东北流通券。杜聿明的物质刺激适得其反，东北战场的两张王牌并未因此而争先恐后，反使新1军不愿参与竞争。因为，廖耀湘捷足先登，在总部未下达追击令之前新6军已遥遥领先。新1军怎么也不可能追上。孙立人是个好胜心非常强的人，他对这种不公平竞争自然要抵制。
5月21日，廖耀湘部进抵公主岭，发现并无民主联军防线，这与王继芳提供的情报不符。林彪在梨树下达撤退命令时，原拟在公主岭建立一道防线以屏障长春，可到达公主岭时，他又改变了决心，下令继续后撤。林彪改变决心的原因是各部撤退时颇为混乱，已收拢不来。为躲避敌机空袭，原拟昼伏夜行，可国民党军追击极为迅速，他们乘坐卡车长驱直入，甚至跑到民主联军的前面去了。国、共双方军队在广阔的关东平原形成多路平行并进的局面，敌机在空中辨不清敌友，无法投弹射击，于是都飞到长春去了。
5月22日，新6军进占范家屯、东丰，其先头部队的汽车已开到长春郊外。次日，新6军主力进入长春市区。
蒋军占领长春的当天，毛泽东还致电林彪、彭真等：
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待谈判。立即部署公主岭及长春的守备。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
东北局于5月19日开会，决定弃守长春。在这次会议中，抱病从大连匆匆赶来的罗荣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东北局通过了罗荣桓的意见，从5月19日开始就部署从长春撤离。因此，林彪也没有必要在长春以南组织新的防线。
四平战役后的形势自然要影响到南京的谈判。当白崇禧带来有绝对把握攻占长春的信息之后，蒋介石的态度立刻强硬起来，他要求马歇尔向中共代表转达他为和平开出的价码：“国军占领长春后，立即停火。”由“长春共管”又向前跨了一步。
23日，杜聿明电告南京已占领长春，其部正向永吉前进。蒋介石闻此喜讯，又将占领长春后停火的动议推翻了，提出了更高的价码。总之他要让马歇尔和周恩来都无法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样他的军队就可在停战之前占领更多的地方。
周恩来当然不会答应对方越来越苛刻的条件，延安的谈判底线是“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在南京的谈判又陷入僵局。蒋介石屁股一拍，准备走了。他对忧心忡忡的马歇尔说：“你去劝说中共妥协吧！我给他们时间考虑政府方面的最新动议，我要离开南京一段时间。”
“你去哪里？”马歇尔不解地说，“中共的态度显然软下来了，正是达成东北停火的好时机，你离开南京干什么？”
“我去沈阳。”蒋介石说，“我很快就会回来。”
事实上，蒋介石一去就是十几天。马歇尔后来说蒋此次出巡“几乎发生了完全灾难性的影响”。
5月23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当日，他通过电话了解到各路大军均进展顺利，前线将领说共军无招架之力，正落荒而逃。蒋介石第二天就致电马歇尔，又开出了新的价码：中共必须同意政府军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并恢复交通。也就是说，蒋军在东北的行动不受限制，打着接收主权的招牌想占哪里就占哪里。
当时，苏军已从东北完全撤离，根本不存在主权接收的问题。蒋介石漫天要价，让对方无法接受。毛泽东十分愤慨，致电周恩来：
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蒋介石到达沈阳的当天，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趁蒋军主力北犯之机，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第184师师长潘朔端迭电告急，该师为滇军龙云旧部，分驻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地，兵力分散，武器装备和战力都无法与其他部队相比。杜聿明急调数十列火车，令新1军星夜驰援。杜恐孙立人不服从命令，去沈阳见蒋介石，说：“184师乃龙云旧部，士气低，战力弱，又分驻多地，现遭共军围攻，若救援不及有全师尽墨之危险；学生已令新1军星夜驰援。若孙立人来见，请校长督促他按令执行。”
蒋介石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面答应了杜聿明的请求，可是当孙立人前来晋见之时已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蒋介石邀杜聿明共进早餐，席间蒋说：“新1军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我已答允孙立人的请求，令该军休息三天，再去解184师之围。你令184师坚守待援。”
杜聿明一听，心里叫苦不迭：老头子真是糊涂了，情况如此紧急，居然令新1军休息三天！他摇头道：“这样鞍山、海城会出乱子，沈阳亦将危急。”
蒋介石笑道：“不要紧，我看184师守得住。”
杜聿明无可奈何，只好一面改派第52军一个师前往增援，一面等待新1军休完三天假期。
5月28日，新1军先头部队到达辽阳时，驻守鞍山的184师一个团已被歼灭。次日，新1军在辽阳集结完毕，尚未登车，就接到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的消息。随后，第184师驻守大石桥的一个团也被民主联军消灭。
潘朔端起义和第184师被消灭，令蒋介石十分震惊，将领们议论纷纷，都认为孙立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立人这次闹别扭原因何在？还是与廖耀湘争名利之故。新1军与新6军早在缅甸战场就竞争激烈。当时，廖耀湘仗打得很苦，战绩却不大；相反，孙立人常以巧取胜，战果辉煌，那时候孙明显占了上风，有一种优越感。可是四平战役后却倒过来了，特别是新6军首先占领了长春。虽然在这次进攻长春的竞赛中孙立人输了，但是他并不想放弃对长春警备司令一职的竞争。杜令他南援184师，等于剥夺了他的竞争权，他当然不服。
尽管熊式辉、杜聿明等对孙立人大为不满，但是蒋介石投鼠忌器，对有美国背景的孙立人的骄横跋扈只好听之任之，熊、杜等更是无可奈何。
5月28日，新6军先头部队攻占永吉，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基本实现，乃亲向蒋介石报捷。
杜聿明展开地图，十分得意地说：“明天可拿下小丰满水电站，整个作战计划即将圆满实现，从此可与共军隔松花江而对峙。”
蒋介石盯着地图，沉吟半晌，询问道：“你的意思是现在下达停战令？”
杜聿明点头称是。
“不！”蒋介石指着地图上两条铁路与几条公路的交会处说，“这个地方很重要，乃交通要冲，应派一个团固守。”
杜聿明一看是拉法，长春至图们的铁路和哈尔滨至拉法的铁路在此相会，还有几条公路经过，毫无疑问是个战略要地。于是令廖耀湘派一个加强团攻占该地。
廖耀湘接令立即看出这是一着险棋，派一个团孤悬于敌方必争之要冲，其凶险可想而知。但这个主意出自蒋介石，他只好从命。当时第71军第88师配属他指挥，廖耀湘乃令该师派一个团受领此任务。后来，该团被民主联军全歼。
5月30日，蒋介石偕白崇禧飞抵长春。一下飞机，他就想起半年前会见马利诺夫斯基的情景。那时长春机场冷冷清清，迎接他的苏军代表虚假的热情就像拙劣的表演，而现在机场里人山人海，豪绅地主挥舞彩旗朝他欢呼。
蒋介石微笑着走下舷梯，确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良好感觉。这是他自抗战胜利以来最愉快的一天，他的心情比月初还都南京时还要高兴。人在得意的时候最容易失去理智，就在这一天，蒋介石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当天，他召集杜聿明、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等高级将领开会。蒋介石向众将领提出了一个问题：“共军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
众将领争先恐后地回答：“无论在四平还是在本溪的战役，共军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没有多少实力。”
蒋介石认真倾听了将领们的意见后，最后下了如下结论：“东北共军除一部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并由此推及整个中共武装，“林彪部乃江西残匪骨干，战力最强，经此次四平会战已十损七八，其他匪部实力远逊于彼，可见不难解决。由此可断定共党并无多大实力。”
这次军事会议使蒋介石坚定了“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会后，蒋致电宋子文，让其转告马歇尔：“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
6月3日，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即向马歇尔提出：“自6月7日起东北停战一周，中共必须按新的条件于一周内完成谈判。”
蒋介石提出了新的较之前更为苛刻的条件，并对马歇尔说：“这是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的最后努力，我已经忍无可忍，如果问题再悬而不决，我宁可进行全面战争。”
马歇尔失望至极，他明白自己的调停使命已经不可能成功了，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伟大的战略家将要在中国栽一个大跟头。当天，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一向将个人的声誉看得较轻，自己的失败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不能不为大量美援物资将付诸东流而痛惜，那是无数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
面对得意扬扬的蒋介石，马歇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无法让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方独裁者清醒过来，他真想大喝一声：“你最终不会赢得胜利的！”但对方正陶醉在刚刚赢得的一个回合的胜利之中，不可能相信旁观者的提醒。而且马歇尔受到的教养也不允许他用过于激烈的言辞去刺激一位有着国际声望的外国元首。
蒋介石望着马歇尔那张痛苦的脸，微微一笑：“您是否认为一周的时间太短，那就延长到十天吧！其实多长的时间都是白费，中共从来就没有丝毫诚意。”
马歇尔没有再说什么，同意将蒋介石的条件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然很愤怒，但是让马歇尔不解的是，中共的天才外交家却不动声色，只是要求将休战时间延长为一个月，以便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人会商。
6月6日，国共双方发表了东北休战15天的命令。
6月17日，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
周恩来愤慨地说：“国方提出的条件如此苛刻，我方无考虑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便借机将和谈破裂的责任推给中共，悍然于6月26日发动了全面内战。
千里大撤退
林彪又踏上了北撤的征程，这是自山海关战斗之后情况最危急的一次撤退。敌人就像长在身上的尾巴，走到哪里拖到哪里，甩都甩不掉。由于急于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部队高速行军，减员严重。据后来统计，这次撤退减员达5000余人，而整个四平会战一共才伤亡8000余人。
他首先乘坐的是一辆吉普车，才行驶40公里就抛锚了，后来换乘政治部的大汽车。一路上，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干部中发牢骚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埋怨“瞎指挥”。林彪闭目养神，对此充耳不闻。
有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去交代任务，发现屋里正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几位参谋也附和说：“说林总的怪话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脸涨得通红，几次想踹开房门，质问这些怪话是从哪里来的，造谣的都是哪些人，可他最终还是以咳嗽声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及时向他们下达指示，他宁愿转身离去。他对普通干部战士的议论是不在意的，但是无法容忍高级干部也在他背后犯“自由主义”。
东北局在长春组织的撤退相当混乱，许多党政干部喜欢乘坐火车，结果招致敌机跟踪轰炸，伤亡很大。
长春之战的指挥者陈光乘坐缴获的熊式辉的小汽车，一路较为顺利，敌机临空时便令司机往林子里开，敌机一走，他们又上路了。也许他是这次混乱的大撤退中最逍遥自在的一个人。攻克长春时，他缴获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全国各地的电台都能收听到，于是，他一路走一路收听。走到敦化时，电台播出一则重要新闻：国共双方已签订东北休战15天的协议，6月7日生效。
这位精明的指挥员立即意识到：拉法、新站这两个战略要点应该夺回来，否则，北满与东满的联系就被割断了。陈光找到周保中询问新站、拉法附近有些什么部队。周保中说山东一师、二师刚撤到那一带。
“好极啦！”陈光说，“这两个师是山东的主力部队，师领导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去指挥他们把新站、拉法夺回来。”
周保中一听非常高兴，敌人占领新站、拉法后，将敦化的粮运和煤运都切断了，他正为此发愁呢！山东第1师、第2师属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指挥，刚从四平前线撤下来。东满军区虽无权指挥这两个师，但这两个师正处于东满军区的辖区之内。
“老陈，我支持你的意见，你现在就出发，我马上给林总发电请示。”
山东一师撤退到蛟河县的奶头山，随即发现尾追之敌一个团又一个营于6月6日进占拉法和新站。师长梁兴初与政委梁必业立即致电民主联军总部：
敌军1个加强团窜犯新站、拉法，正构筑防御工事。该敌远离主力，十分孤立，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该敌，当否，请示。
林彪接到二梁的电报后鉴于停战令即将生效，又顾虑吉林之敌出援，没有同意。乃于6月6日夜电令二梁：“你师即准备火车待命，拟乘车去敦化。”
6月7日清晨，二梁令部队登车准备出发，此时接总部急电：“你师原地不动。待命。”
原来，林彪收到东满军区的电报后，认识到新站、拉法对于东满的重要性，重新考虑了二梁的建议。但是，林彪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要先查明敌人是否还有后续部队进驻拉法、新站。不久，情报处长苏静报告，拉法、新站之敌确系孤军冒进，无后续部队。于是，林彪电令：“新站、拉法之敌如继续向你们进攻时，则集中一师、二师坚决歼灭之，并由梁（兴初）梁（必业）指挥。”
林彪还不知道陈光正赶往蛟河。
愚蠢的敌人构筑完防御工事后，竟派兵向蛟河“扫荡”。显然，他们不知道蛟河方面民主联军集结了两个师，加上千里追击使他们感觉太好了，认为共军已丧失抵抗能力，故敢如此放肆。他们刚一探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连忙龟缩于拉法、新站的防御工事内，再也不敢出头了。
两个师的领导根据总部指示，立即制订攻打新站、拉法的作战计划。当日下午陈光到达蛟河。二梁向他汇报了敌情及作战部署。
陈光盯着地图沉思了几分钟，点头朝二梁等人微微一笑，表示赞成他们的作战方案。这位机敏过人的指挥员一生中创造了无数成功的战例，其中不少是我军战史上最传奇的，如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平型关战斗、午城井沟战斗、陆房战斗、梁山战斗……他与林彪指挥作战各有特色，林彪喜欢长时间的思考，可谓机关算尽，而且无必胜把握则不轻易出手；陈光如猎豹般敏捷，果断自信，富有冒险精神。他们二人在红1军团时配合非常默契，可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陈光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连脑门上的汗水都没来得及擦一擦，便开始下达作战命令：“贺东生，你带一个团到拉法西南，把老爷岭给我守住！保证主攻部队侧翼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山东第2师副师长贺东生说：“请老首长放心！只要有我贺东生在，绝不让敌人越过老爷岭。”
“李梓斌、吴岱，你们两个去1团进行战前紧急动员，下午4时出发，担负进攻拉法的主攻任务。”
山东第1师副师长李梓斌和政治部副主任吴岱愉快接受了任务。
第1团、第2团沿铁路两侧向拉法前进，第3团、第5团在蛟河待命。第4团向老爷岭进发，准备担负支援任务。
黄昏时分，战斗正式打响。第2团首先发起攻击，以吸引敌主要兵力、火力，战斗非常激烈。4小时后，第1团由敌侧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并以尖兵向拉法村内迅猛穿插，战至拂晓，将守敌一个营全歼。
驻守新站的国民党第263团团长韦耀东，此时如梦初醒，急电师长韩增栋请求增援或弃守新站。韩增栋知道坚守拉法、新站是蒋介石的指示，乃回电韦耀东死守待援。当时第88师配属于新6军，兵力分散，要抽调兵力去新站绝非易事，于是将此情况上报廖耀湘。廖耀湘作出了相同的处置：令该团死守待援，并令韩抽调兵力增援。
韦耀东利用白天加紧构筑工事，做死守的准备。
新站位于拉法以北12里，村落较大，为防匪患，四围筑有丈余高的土墙，外围是水沟和稻田，地形开阔，不利于进攻。韦耀东清楚擅长夜袭的民主联军突破土墙并不难，战斗形式主要是街巷争夺战，乃令将沿街房屋逐墙打通，作为隐蔽交通壕，并在街头和路口构筑堡垒，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
由于白天敌机不断临空盘旋，大部队不便运动，入夜后部队迅速集结，向新站进发。9日凌晨2时，第1团、第3团、第5团同时对敌发起猛攻，陈光亲率第2团为预备队。
战斗一开始便非常激烈，第一团很快突入镇内，占领东南角部分阵地。敌人利用优势火力和有利的地形拼死反击。到天亮时，双方在镇内的较量仍未见分晓。
韦耀东见援兵迟迟未至，直接向杜聿明求援。杜聿明意识到情况不妙，严令韩增栋派兵前往。韩增栋不敢怠慢，连忙集结部队乘火车驰援。
援军于9日下午在老爷岭遇到狙击。敌援军已至，新站前线指挥所已能听到老爷岭方向的火车汽笛声。有些指挥员顾虑重重，担心敌机轰炸和受到两面夹击，想撤出战斗。
“一定要拿下新站！”陈光坚定地说，“谁也不许动摇！”
他冲出指挥所，到前沿观察敌情，发现有大量敌人猥集于一片民房内，遂令参谋调来一门日式三八野炮，亲自下令轰击。炮弹接连命中目标，迫使敌人纷纷窜逃。
黄昏后，民主联军按计划发起猛烈攻势。陈光来到第2团指挥所，令团长江拥辉带五个连从南面突破。经过彻夜激战，终于在10日拂晓全歼新站守敌。
拉法、新站战斗民主联军毙伤敌1000余人，俘团长韦耀东以下900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轻重机枪70余挺、枪1200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