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大员”到长春
1945年10月11日，“双十协定”签字的第二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约请毛泽东共进早餐，这也是两位历史巨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虽是早餐，亦不失奢华。席间双方频频举杯，尽是溢美之词。气氛之热烈让人丝毫看不出这是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毛泽东兴致颇高，发了一通感慨，说他一生过的尽是清贫的日子，在重庆才开了眼界，体会到什么叫“天上人间”。
蒋介石很敏感，笑问：“润之兄是批评重庆有奢侈之风吗？”
“哪里是批评？”毛泽东朝周恩来暗暗使了一个眼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是羡慕哟！”
张治中害怕话不投机，坏了“席间不言政治”的规矩，连忙举杯敬酒，岔开了话题。于是宴会又回到了“祝蒋先生健康”“祝毛先生一路顺风”的话题上。
餐后，蒋介石脸上的洋洋喜气荡然无存，又恢复了谈判桌前的尊容。他最后一次警告毛泽东：“中共必须取消‘解放区’，否则国家统一便成了空话。这一问题，政府绝不能迁就！”
毛泽东捧着茶杯，仍然笑容可掬，说：“此问题争论了一个月，双方意见相距遥远，未能达成协议，本人深表遗憾。但是，谈判还是有收获的，双方都确认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
“特别是中共决心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建设自由民主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张治中插话道，“这是此次谈判的最大收获。”
毛泽东闻此言，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争了43天，才有“双十协定”，该让步的早就让了，不该让的就是“坐班房”也不会让。
周恩来不断抬腕看表，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谈。9点刚到，便提醒张治中：“机场还有很多人等在那里。”
张治中连忙道：“时间不早了，据机场方面报告，10点后天气转阴，有带电云层，会影响起飞。”
毛泽东一行匆匆告辞，直奔九龙坡机场。9时45分，C-47型运输机载着如释重负的毛泽东飞向自由的天空。
毛泽东走了，蒋介石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没少劝他“当机立断”，阻止毛泽东离渝，并私下发牢骚说：“夺蒋主席天下者，必此人也！”但蒋介石一再警告戴笠：“严束部下，谁捅的娄子拿谁的命去堵！”蒋介石何以突然心软了？其原因之一是国际压力；之二是东北问题牵住了他的手脚，他害怕苏联将东北交给中共。当时，在重庆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得东北者得天下！”
蒋介石并非没有战略眼光，他早就认识到了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是东北在苏军的控制之下，若没有苏联的合作，要想接收东北主权就无异于做梦。那时，蒋介石还没有认识到他的最大对手其实并非斯大林，而是毛泽东。他对延安力量的估计甚至还不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估计准确。其实，美国人反对中国内战，是看清了蒋介石根本就没有能力用武力征服中共。而蒋介石却有此自信，所以总是极力破坏和平，挑起战火。后来马歇尔来华调停，他竟看不出马歇尔是在帮他，反倒把那位世界级的战略家气得灰溜溜地回国了。
蒋介石在抗战结束时的心态，是“老子天下第一”。即使败退到台湾之后似乎也没有醒悟，他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仍把丢了大陆的主要“仇恨”算在苏联的账上。
此时，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中共武装已大量拥入东北。“双十协定”签字的当天，他遣熊式辉、蒋经国等人乘机离渝，飞赴长春，开始与苏军交涉接收东北。当然，他没有心存幻想，奢望苏联人会按照协定将东北顺顺利利地交给他，所以，他也准备派兵去“抢”。
但蒋介石在争夺东北这一关键环节上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棋缓一着。
远征军杜聿明部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他准备用这张王牌去争夺沃野千里的满洲。当中共军队“万万火急”涌向满洲时，杜聿明部却在昆明驻地为解决“云南王”龙云而煞费苦心，等他彻底将龙云解决并平息事态已是10月中旬。
所以，蒋介石只能静观熊式辉、蒋经国等人去长春碰运气了。
10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等40余人分乘两架专机抵达长春。苏军派诺夫斯基中将、卡里罗夫少将等到机场迎接。熊、蒋二人都参加过莫斯科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时的热烈场面仍在脑中不断闪现。他们显然没有蒋介石那么悲观，对苏联人还抱有某种幻想。
熊式辉的脚一踏入东北大地，更顿时有了当年张作霖的感觉，在中国人眼里他是“东北王”，同时又受制于外国占领军，要想在东北立足，必须与外国占领军搞好关系。他庆幸的是苏军在东北的法定日子只有几十天了，熬过这几十天，他就比张作霖还要威风啦！蒋介石给他的头衔是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从苏军手中“行政接收”主权并总揽一切军政大权。蒋经国的头衔是外交特派员，负责与苏军交涉。他们按伪满时的行政区划东北为九省，同行的人中当然就少不了省主席、市长一类的角色了。这些东北的“父母官”们此时志得意满，都以为从此踏上了锦绣前程。
苏军将领显得相当热情，张开双臂像拥抱“情人”一样，将这伙未来的满洲统治者抱了个遍。记者们的镁光灯闪烁不停，毫无疑问，不出24小时这个热烈感人的场面就会通过新闻媒体传遍全世界。
苏军将他们安排在豪华公馆内，并派女兵服务、男兵警卫，还配有小汽车。
当天下午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亲自设宴招待，这位酒量大得惊人的元帅将熊式辉等人灌得晕头转向。席间，元帅频频提议：“为蒋介石委员长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健康干杯！”
次日，熊式辉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布置分头打探各方情报，为谈判作依据。会议指定莫德惠负责政治，张嘉敖负责经济，金镇、董彦平负责军事，齐世英负责文化教育，并规定每日上午9时碰头交换情报。
莫德惠曾在东北军中供职多年，与许多伪满军政要人较熟，他在长春一亮出“东北宣慰使”的招牌，顿时宾客盈门。各地伪满军政人员和一心要投“正统”中央军的绿林好汉纷纷拜在他的门下，被他一一引见给熊式辉。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响马”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司令、总指挥之类的高级军官。
张嘉敖则积极与大资本家联络，调查东北经济现状。接收敌伪财产，从中渔利，是关内接收大员暴富的秘诀，他们早就眼红了。本以为东北经济远甚于关内，可大捞一把，谁料各方传来的消息气得他们发疯！苏联人将东北的工业设备、粮食、货物、交通工具等均视为战利品，像蚂蚁搬家一样通过火车、汽车、轮船昼夜不停地往他们国内运。苏军将日伪银行中的黄金洗劫一空，现钞被整车整车地提取。
金镇乘坐苏军的吉普车到处乱窜，他得到的情报令熊式辉更为震惊。情报中说中共改编了大量伪满军警，并利用苏军移交的日伪军械到处招兵买马，目前东北九省都有中共武装和组织。
齐世英则拼命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他公开宣称：“过去我们的敌人，第一是日寇，第二是汉奸。现在我们东北的敌人则变为：第一是苏联，第二是共产党，第三是日寇，第四是汉奸。”他的话很快就被苏军知悉。苏军代表向蒋经国提出严重抗议，吓得蒋经国连忙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最怕惹恼苏联人，一纸电令，齐世英便丢了“东北接收大员”的美差，灰溜溜回重庆去了。
熊式辉、蒋经国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开始与苏军交涉。他们的谈判要点有三个：
一、抗议苏军运走了大量工业设备、学校实验室器材、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要求苏军停止这种行动。
二、抗议苏军支持中共在东北建立政权和发展武装，并将日伪军火库中的军械转交给了中共，这违背了协定中关于“只支持国民政府”的原则。
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
苏军代表答复如下：
一、凡属于苏军占领区内日军所使用的一切物件，均为苏军合法的战利品。
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均系东北人民所建立，与苏军无关。关于苏军将军火库移交中共之说纯属谣言。
三、“行政接收”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参与。
熊式辉、蒋经国闻此答复，大失所望。
10月21日，熊式辉只好飞回重庆，亲自向蒋介石请教对策。
此时，龙云已经被迫离开了盘踞十几年的云南老巢，忍气吞声地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蒋介石去了一桩心事，却被熊式辉带来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中共已经捷足先登，进入满洲！
他不得不赶快将他的王牌打出去。于是，杜聿明成了蒋介石武力争夺东北的急先锋。
国际玩笑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是国军中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1939年11月，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第12旅团自北部湾登陆，长驱直入，攻陷南宁，旋又夺取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中旬，杜聿明率国军最早的机械化部队第5军迎敌，激战18天，毙敌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取得昆仑关大捷。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军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人更强的军队。”
杜聿明因此而名扬海内，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1942年初杜聿明率第5军远征缅甸，虽然最终败退回国，但获得了国际声誉。他率领的部队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部队，又经过远征缅甸的磨炼，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当时蒋军中的精锐。
10月22日，蒋介石召见杜聿明，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杜聿明听说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交涉接收东北没有结果，熊式辉在长春也碰了壁，而且传闻八路军从海陆两路进了东北。他颇为担心地说：“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之责，我军如何登陆？”
蒋介石沉吟半晌，说：“你先到长春见了马利诺夫斯基之后再说。根据协议他们应负掩护之责。当然，我们对此不抱幻想。”
杜聿明说：“好吧，学生只好试探一回。”
“你先到南京见何应钦总司令问问他的意见，再去上海见美军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问问他美军一次能运输多少国军，可否掩护国军登陆。第二步计划等你从长春回来后再说。”
10月24日，杜聿明飞抵南京，拜访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那时何应钦正焦头烂额，一见杜聿明便将地图前的黑帘刷地扯开。
“共产党到处捣乱，破坏我们的受降计划。沿平汉线北上的高树勋部在新乡以北吃了大亏，几万人报销了，高树勋生死未卜，共党宣传高已起义。津浦线方面也一筹莫展，国军被阻于徐州附近。共党将铁路桥梁、涵洞全部破坏了，还武装阻截国军……”何应钦在巨幅军用地图前窜来窜去，滔滔不绝地讲述国民党军接收华北遇阻的情况。
“应将长江以南国军主力调往华北，火速打通平汉、津浦铁路，否则华北地区就难以控制，东北地区的主权接收也将化为泡影，若共党据东北、华北，后果将不堪设想。”杜聿明在昆明为扳倒龙云煞费苦心，没料到局势竟如此糟糕，顿时感到蒋介石扳倒龙云真是贻误战机，得不偿失。
“东北的事情，你以后直接向委员长请示，据报共军从山东和山海关水陆并进，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老弟你的差事也不简单啦！”何应钦又愤愤不平地说，“接收江南的国军将领贪污腐化，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中饱私囊，都成暴发户啦，哪里还有心思忧国忧民？时机就是被他们耽误的，否则，共产党也不会在华北处处占有先机。”
这时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持一份公文进来：“光亭（杜聿明），你才来呀！东北的事情好棘手哟，晚了就成共军的天下啦！”
何应钦在那份严令国军将领迅速打通交通线的公文上签名。萧毅肃建议再发一项通令对行动迟缓的将领予以惩戒。何应钦面有难色，沉默不语。杜聿明心里清楚，何应钦是有职无权，那些拥兵自重、骄奢淫逸的都是蒋委员长的爱将。
这天晚上，萧毅肃宴请杜聿明，席间谈到国共双方争夺天下的战略态势，二人都唏嘘不已。萧毅肃抱怨说：“美国人也帮了不少倒忙。当初何总司令曾拟一接收计划，令各邻近部队就近受降。美国人坚决反对，他们要包揽受降权，只同意空运西南的部队去战略要地受降。当时顾祝同部在浙江，要求去京沪一带受降，美国人不同意。”
杜聿明是个非常精明的人，立即悟出此中三昧：“因为西南的部队大多装备美械，有美军顾问技术指导，我明白啦！”
“是呀！美国人舍近求远的主意何总司令很不满意，可是他们态度强硬，以拒绝帮助运输相威胁，我们也无可奈何。”萧毅肃叹了一口气，“京沪地区好办，可是平津和东北地区我们是鞭长莫及，没美国人的帮助运输就只能全丢给共产党，所以委座和何总司令最终只能听美国人的。”
杜聿明参加过远征军，与美国人没少打交道，他曾违抗过史迪威的命令。那位性格倔犟的美国将军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可是杜聿明居然敢顶撞他。这件事可反映杜聿明性格的一个侧面。杜聿明率残部九死一生败退回国后主动“请求校长处分”，蒋介石反而升了他的官。蒋介石与史迪威是一对冤家，也许这是杜聿明因祸得福的原因。史迪威最终也没斗过蒋介石，被解职回国。新来的美军司令魏德迈与杜聿明关系不错。
次日，杜聿明到上海见了美军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下了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决心。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最初他们有一默契，即美国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苏联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美苏共同促使中国对立双方和谈。一旦中国和平局面实现，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前景——苏联拥有东北的经济特权，而美国拥有关内的经济特权。出现这一局面必须有一个前提，即美国对蒋介石、苏联对中共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在《雅尔塔协定》签字的时候，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有这个自信。可是战后的事实证明，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他们都错了。他们对中国各自支持的那一方都只有影响力而无控制权。这样一来平衡就永远不会实现，首先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的愿景无法实现，美国就怀疑苏联未按协定压迫中共就范，甚至反而暗中支持中共，于是就以帮助解除日伪武装为名直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美国海、空力量在中国的出现，犯了一个大忌。斯大林曾警告过蒋经国：“只要有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来，一切就都难办了。”于是，苏联在东北问题上自然要让蒋介石难堪。各方的利益交织成一团乱麻，越扯越乱，最后各方只能各行其是，谁也不信任谁。
当杜聿明将中共军队海陆两路开入东北一事向美国盟友倾诉时，金凯德很义气地大骂苏联人不遵守协定，发誓要报复。
“本人奉蒋委员长之命，特来请求贵司令派舰船帮助国军运输军队去东北。”
金凯德慷慨地说：“我的舰队到中国来，就是为了支援中国政府接收完整的领土主权。运输舰、登陆艇都已准备就绪，只要一声令下，即可起锚。”
交涉如此顺利，杜聿明大感意外，当即将“佳音”电告重庆的“校长”。
10月27日，杜聿明飞抵北平，次日转飞长春。当晚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更令人意外的是元帅的热情甚至超过了金凯德，他说：“我们苏联始终同中国人民友好，这种友好局面是由孙中山和列宁开创的，本人深信中苏友谊是永恒的。杜将军率部接收东北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无论你们从海路来还是从陆路来，我都表示欢迎！”
杜聿明说：“国军将从海路来，请苏军承担各港口掩护之责。”
“旅顺、大连地区不是我的辖区。”马利诺夫斯基展开一份地图，说，“我军解除日军武装后即将撤退回国，现在山海关、葫芦岛已经没有苏军，营口有少量苏军。”
杜聿明当即表示准备从营口登陆。马利诺夫斯基顺手拿起铅笔，在地图上标明苏军的位置，将苏军营口警备司令的姓名也标在了地图上。最后，元帅卷起地图亲手交给杜聿明，笑道：“苏军将在营口迎接你的军队。祝杜将军好运！”
杜聿明告别时，元帅满面笑容，说下次来长春一定要好好干几杯。
29日，杜聿明飞离长春，次日经北平转飞重庆。对外交一窍不通的杜聿明喜气洋洋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与美苏交涉的情况。蒋介石看到马利诺夫斯基送的那幅地图也甚感意外，还以为是美国施压的结果。
“我们跟赫尔利和魏德迈交涉好了，由美舰运输第13军和第52军到营口登陆，现第13军已运至秦皇岛，第52军将从越南起运。”蒋介石说，“你迅速到秦皇岛乘美国军舰赴营口与苏军交涉登陆事宜。”
31日，杜聿明率参谋人员飞往北平，次日抵天津，会见了美军驻天津第3陆战队司令洛克。
“蒋委员长让我代表他本人和国民政府向驻津美军官兵表示慰问。”杜聿明将一份外交公文递给洛克，“希望美军维持天津至秦皇岛段铁路的安全，以保证国军顺利接收东北。”
洛克欣然允诺，并说：“舰队司令官金凯德将军已回国，代理司令巴贝将军正乘舰赴秦皇岛，你去与他交涉去营口的事。”
11月3日，杜聿明与巴贝一同乘坐美舰“脱罗尔”号由秦皇岛起锚，开赴营口。这艘庞大的军舰无法靠岸，他们只好用一艘小汽艇，载着两名蒋军参谋和四个美国大兵驶向码头。巴贝与杜聿明在舰桥上用望远镜望了望。
“码头上怎么没有苏联旗子？”杜聿明惊奇地问，“那面红旗怎么没有任何标志？”
巴贝对岸上的红旗疑惑不解：“那不像是正规的军旗和国旗，大概是红色桌布之类的替代品。”
汽艇靠岸后，两名蒋军参谋在美国大兵的护卫下进了营口市区，发现大街上尽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一个大鼻子苏联人都见不着。他们按马利诺夫斯基标在地图上的位置去找苏联军营，结果碰到了大批的中国军人。那些中国军人见到高鼻子美国大兵，立即围上来看“西洋景”。
“你们是哪部分的？”蒋军参谋问。
“你们是哪部分的？”一位背驳壳枪的络腮胡子大汉反问道。
“我们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将军的代表，找苏军警备司令公干。”
“找苏军警备司令？”大汉笑道，“早撤走啦，现在这里没有一个苏联兵。”
“那你们是什么部队？”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大汉板起面孔教训，“东北自治了，我们不欢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
“滚！美国佬和走狗快滚蛋！”
中国军人一起吼叫起来，吓得那四名美国兵拨开人群夺路而逃。两名蒋军参谋见势不妙也跟在后面跑，军帽掉了也顾不得捡。
杜聿明听了参谋的报告，气得脸色铁青。他想起马利诺夫斯基在长春的表演，不禁怒火中烧：“苏联人真敢开国际玩笑！”
巴贝安慰道：“苏联人从来就不讲信用，杜将军不必生气，有强大的美国作后盾，你可以指挥军队打进去！”
“看来只能使用武力啦！”杜聿明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11月5日，杜聿明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骂一通苏联人之后，说：“一定要打进东北！光亭，你有把握率国军武力接收东北主权吗？”
“给我10个军，我一定将东北共军全部消灭，恢复东北主权。”
“10个军调不出，你先带两个军从山海关打进去。”蒋介石话一出口，又觉没有把握，“你去军令部同他们研究一个方案再说。”
杜聿明当即去军令部，那些高参们听说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纷纷摇头。他们根据情报判断，山海关附近有共军近十万人。杜聿明说：“我刚从秦皇岛来，据我侦察共军只有五万人。”其实，当时山海关附近只有八路军李运昌部约三万人。
“我看用两个军进攻山海关没多大问题，”杜聿明说，“不过，必须增加后续部队，否则无法向东北腹地挺进。”
军令部对杜聿明的意见不置可否，让他再去请示蒋介石。
“先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作战境地，”蒋介石权衡再三，的确抽不出更多的兵力，于是说，“你先指挥第13军、第52军和第94军打下山海关再说。”
杜聿明领令飞往北平，刚下飞机便接到何应钦的电报，令其率第13军、第52军、第92军及第90军先向热河进攻，收复承德。杜聿明对何应钦的电令不予理睬，决定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先打山海关。此时，熊式辉命令空运第94军第5师到长春。第94军驻天津以东，本归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节制，将其划归东北行营的决定引起了李宗仁的不满。李、熊二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结果还是桂系首领李宗仁占了上风，第5师仍驻原地。熊式辉只好将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部两个总队空运长春。
蒋经国的“五百零四小时”
1954年4月16日，败退台湾的蒋家王朝太子经国先生，夜宿花莲三栈村，那是个月明之夜，他面对茫茫大海：“念国难，怀大陆，思潮起伏，心情忧惶。”这时，他发现有一群官兵正坐在海边聊天，于是，太子便凑过去与他们“倾谈心事”。
太子惊奇地发现，他们大多在抗战后到过东北，与共军作过无数激战，还有负伤多次的。他们谈到东北战事都有说不完的话题，直至深夜才散。
太子回首九年前那段“对国家命运有重大关系”的往事，一时百感交集，难以入眠。就是在这个不眠之夜，太子决定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冬季在长春写的日记公开出版，定名为《五百零四小时》。
日记从1945年10月25日写至11月14日，共21天，504个小时，毫无疑问。出版时作者进行了精心剪裁润色，其间提供的史实未必准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时蒋经国的心态。
10月26日：下午，俄顾问巴某来见，彼代表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正式向我方说明，谓自我行营人员来长春后，各地多发生反俄行动，并声明不准我行营人员外出视察。巴某语意，似指所谓反俄行动，间接与行营有关；而其语气与态度则完全带有恐吓性与警告性，确实使人难受……长春警察局长易人，闻由共军派人担任，此事极可重视。近日于烦闷时，每作儿戏之谈答；当时差可解忧，事后转增烦闷。忠厚如余者，绝非办事外交之人员也。
10月28日：……下午，约巴会面，而俄方联络官，则谓不知巴在何处；余深受刺激，但为国家而忍气，固所宜也。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对×亦避不见面，此或俄方作政策转变之准备耶。寓居无聊，午后与世杰街头散步。晚睡前，小立阳台，人初静，风乍起，东望明月上升，树枝摇曳窗前，心中不知所思。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
11月1日：×于夜晚得一消息，谓长春城内共军活动积极，公安局亦将扩大，因又焦急万分，深夜约余往商。
11月3日：余更对俄方代表声明：“我们自己承认是一个弱国，但国家决策及待人态度，一是正义为本，我们不做不可告人之事，事事要放在桌上明谈。”……行营接军委会电报，谓有美军部代表，由美经日、韩前来东北，行营应设法招待。行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通知俄方；而俄方则误会，以为行营要求准美机来长，下午即提抗议，经解释后始无问题。即此小事，亦可知美俄关系之恶劣矣。
11月4日：下午三时遇巴某，讨论接收行政有关问题后，彼向余声明：“一、国民党有秘密武装人员，埋伏各地，破坏俄军，希行营注意，不可在俄军撤退前组织地方团队。二、营口发现十八集团军部队，目前该处情况不明。念行营来此之后，极愿与俄建立关系，而俄方则处处为难，诚属可忧……奉领袖谕，益知国际情势之严重，及东北问题之复杂，但吾人唯有竭尽能力，为国家努力到底耳。现日日注意变化，而似变向不吉之处为多。爰将今日与俄方谈话经过报告政府。复为×拟明见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讲话内容，计分三点：一、编部队事，二、营口登陆事，三、维持东北治安之责任……因念共军之挑战，实与苏俄在东北布置有关；吾人对各问题看法，实不可丝毫大意。”
11月5日：昨天未能安睡，门外枪声、车声不绝于耳，此东北不安之象也。东方发白，余于床上综忆交涉经过，计十三项：一、俄方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并已正式提出声明。二、俄方虽允许我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但既不愿对葫芦岛登陆国军负安全之责，又忽称营口发现共军，意亦在于不负安全责任。三、俄方本允修理北宁路，以便我军运输，后又谓自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因有共军而情况不明，彼不愿作任何处置。四、俄方本允修理沈阳至古北口之铁路，并设法使其通车，反复谓该地发生匪患，不能负铁路运输安全之责。五、行营要求编组地方部队，业被俄方拒绝。六、俄方本已允诺：除大连外，行营视察员可赴各地视察，后又借口地方不安，撤销允诺。即我方往热河购军用皮衣者，俄方亦不准通行。七、俄方本谓电报邮政，我方可派员接收整理，后遭拒绝。八、我方请俄方在营口、锦州等地准备火车，以作运兵之用，亦遭拒绝。九、我方要求空运部队能在俄方撤退一星期前降落，俄方只允在四天之前；即此有无变化，尚待注意。十、俄方对我行政人员分赴各地接事，表面允可，实际上则不协助交通工具。十一、我方向俄借用汽车、轮船、飞机，皆遭拒绝。十二、因飞机之飞行手续未清，俄方已向我方抗议二次。十三、俄方谓各地反俄言论，皆在行营到后发生，提出无理警告；后复谓行营对中国国民党反俄言行，应负责任。
…………
上午与××会商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谈话内容。×得共军在长春活动之情报，兼以其他刺激，决意与俄方会谈，抱有必要时可以破裂之态度；×则认为局势如再恶化，则行营可向中央提出撤退之建议；余则认为情况虽属紧张，尚非破裂时候，吾人绝不可轻易放弃东北；最后决定以营口可否登陆为会谈中心。下午一时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彼正式通知营口已为“十八集团军”占领，俄方不能负我军登陆该处之安全责任。此外复谈及空运行政问题，但皆未允与我方以应得之方便。此实为险象之开始，尤其俄方不负营口登陆安全之责，更为其不愿我方军运东北之证明。×在谈话中，曾提及东北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应由俄方负责，俄方当即提出抗议，几成僵局。余则从中转弯，缓和空气，因外交会谈，要“态度方而正，语气圆而和”也。会谈达三个小时之久，最感困难者，即对方开始承认，旋复否认，确难解决问题。但苏俄真面目本来如此，故亦不足为奇。余意此时中央应从外交、内战作整个之筹划，而在东北方面，仍应竭力布置，尽心交涉，以解决接收及运兵诸问题也……长春日有变化，日向不安处演变，一切均在酝酿剧变之中……
11月6日：……共党已公开活动，到处张贴标语，反抗中央。俄方则以不干涉我内政为辞，熟视无睹……上午在×处谈接收问题，彼辞色之间，显示对接收已无把握；复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
11月7日：……现距俄军由东北开始撤退之期仅有三日，即距撤退沈阳、长春俄军之期亦不到两周，行营本应积极展开工作，但工作人员多而且闲，×个人又无把握，故仍无所事事……晚归寓所，分析目前环境之严重性，实有增而无减。一切变化，必决定于国际国内之大局，但行营本身不健全，转而影响环境之恶化者，亦复有之。行营决定派××、×××、×××，分赴各地编组部队，以此等人任此艰巨工作，势将闯下大祸，余只有为国家流泪而已。余已一再向×言之而终无效也。
11月8日：……上午与××商谈甚久，两意颇合。×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彼今日决定所有主席、市长均应到任，余则不同意，因目前情况实有重大考虑之必要，吾人应不怕危险，但不可乱步骤也。下午独居卧室中，念国家之多难，不觉悲痛泪下，闷坐达三小时之久。
11月9日：……下午五时，行营宴马林斯基（马利诺夫斯基），我曾起立致辞，说明中苏关系应建立于相互认识之基础上。马则通知，接其政府指示：可将全部邮电交给我方，并将多余武器交给我国政府，然此尚不能遽谓为其政策之转变也。
11月10日：……俄方对我备忘录尚未正式答复，巴某则对空运事通知如下：我空运部队可自十七日起在沈阳机场，自二十日起在长春机场降落，设备由俄方负责，每次只可降落一架，驻地须由俄方指定云云。彼方如此决定，显在限制空运，但如不发生意外，则五日之内国军亦可控制长春矣。至沈阳方面可否开运，尚待考虑，因该处已为五万共军盘踞也。
11月11日：余住宅中之俄方警卫，今晨撤离，而代以警察。彼等临行时索钱酒，即此可知俄军真面目。住宅两旁之俄军亦皆撤离，顿显寂寥之象。而所有房舍，均已拆毁破坏，此即所谓“战争”欤！……今共党反中央之宣传工作，业已积极展开，其所控制之武力亦作有计划之布置，吾人确应加倍警惕……俄方今允协助我空运，又云哈尔滨有枪三千交行营。我方在哈无人无兵，以此为言，其非开玩笑乎？彼之用意何在，殊难揣测，要在此时加强警惕而已。
11月12日：行营要求俄方拨吉普卡车各二辆，俄方则谓我可由飞机运来此，俄人小气一至于此。长春市已成立治安机关咨议会，闻其昨日开会决定：要求组织自治政府，并定期向行营请愿。昨有匪五百余人由烟台抵此，今日下午又有装备完整之两千共军抵长春城内。城外二十里地，亦集中有该军一千五百人，机场附近彼等已布置齐全。则共军已开始集中兵力，对长春作包围态势矣。而交涉已不能生效，我空运部队纵能降落，亦将难免开火，事态必至扩大，实有再加研究之必要。午约知友数人小食于“菜根香”，意在遣烦，而不知悲痛心情已随凄凉景象而俱至也。
11月13日：……晨间××来，谓×有电至，言长春铁道、电讯，暂不宜接，想系必有新方针之决定。唯俄方则催我速接，用意似在推诿责任也。彼在我无人无兵之哈尔滨，云给我枪支三千备用，而在长春则不肯拨给一枪一械。彼云所缴日本武器，已悉数运回俄国；而所谓自卫队及共军，而限制行营一人不能外出，一兵不能招编。凡此实情，人所共见；而俄方负责人员又避不会面，则交涉已成空谈矣……昔在列宁格勒求学时，俄人曾评余“过于天真”，及今思之，更有深意。目前解决东北问题，仅有二途：一为中央接收人员全部撤回，并作严正之表示；二为空运少数部队控制长春，行营继续存在，派主席至各处接事，编练地方团队，扩大政治影响，务使先有对付共党之力量存于东北，然后逐步增强政府力量，使东北进入正轨。以上二途，应以后者为宜，因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
11月14日：长春情况似在突变中。俄方今催行营接收电报电话，并声明其对我行政人员莅任事从无异议，俄军卫戍司令部派共党金某为长春市长，亦于今日接事。共党昨日开始出版《光明日报》，集中目标攻击中央。闻其将于日内，在沈召开所谓东北九省人民自治政府，此即所为民意耶？吾不知东北人民闻之作何感想也！
蒋经国在长春的“五百零四小时”，是否真如其日记中叙述的那样恐怖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他的误解造成的。如导致熊式辉的东北行营决定从长春“总撤退”跟苏联人摊牌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军队开进了长春。蒋经国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对此有相当悲观的描述。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当时，中共军队受苏军压力正从长春撤离。本来，蒋经国等人并不知道长春市内及机场附近有大量中共军队，谁料苏联人到最后却弄巧成拙。他们准备按协定将长春移交国民党“接收”。于是要求在市区潜伏的中共部队通通开往郊区。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开拔，这样一来，动静就大了，自然惊动了蒋经国等人。蒋经国弄不清这些部队是出城的，反倒以为长春市区突然拥来了大批中共军队。
11月15日，如坐针毡的蒋经国没有写日记。他已经接到他父亲的电令：“与苏联人摊牌，在长春的所有行营要员全部撤回关内。”
这样一来，接收东北问题演变为一桩举世瞩目的重大外交纠纷。英美两国也不得不出面了。
一波三折
事实上，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远不如蒋经国想象的那样—鼎力相助。延安与莫斯科的关系也是阴晴无常，一波三折。苏军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由适度限制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到暗中帮助，再到大力支持；在最初阶段是逐渐升温的。这与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有很大关系。
9月13日，美军在青岛登陆；
9月30日，美军在天津登陆；
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并抢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和公路。
美军节节迫近东北，不能不引起苏联的警觉。莫斯科判断山姆大叔要染指中国东北。此时，离苏军撤离的日子不远了，苏联自然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找美国人及其代理人蒋介石的麻烦。最令对方头痛的莫过于支持中共进入东北。
于是，在美军登陆秦皇岛的两天后，即10月3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神秘人物到沈阳张作霖的大帅府，找到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对方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只亮出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从陪同他前来的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的表情上，不难看出那位中央军委委员绝非等闲之辈。
神秘来客首先转达了斯大林的话：“斯大林同志称赞你们党是勇敢、聪明和成熟的马列主义党，他本人对贵党很有信心。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党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
彭真介绍了中共中央争夺东北的决心和部署。
“你们气魄很大！”来客赞许道。
彭真进一步介绍说：“我们准备在必要时让开南满，而占领东、西、北满，背靠苏、蒙、朝……”
来客连连摇头：“这样部署不好，还没有脱离你们过去的游击主义。你们应该在山海关一带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一带部署10万兵力。只要把南面堵住了，东北就都是你们的啦。东北的人口、财富主要集中在南面，你们要分清主次关系。”
彭真为难地说：“国民党军肯定是要打进来的。我们的部队装备差，没有炮，跟美械装备的蒋军硬拼是不行的。”
来客大笑起来：“你是说没有炮吗？哦！现在就有了，我们可以给你们呀！”
这次意外的会面令彭真等东北局领导人喜出望外，他们立即将此喜讯电告延安。
第二天，苏军通知东北局：“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可东北局一时还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彭真面有忧色：“我的人马主要在南面，北面没有多大力量，恐怕一时接收不了那么多武器。”
苏军代表爽快地说：“既然如此，南面的你们尽管拿，北面的由我们代管一个月。”
东北局领导人立即电告中央，并建议抓住此千载难逢之机：“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东北局的这一主张其实就是重复毛泽东在“七大”的那次讲话：“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此时关内已烽烟四起，刘少奇回电说：“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三十万到达目的地。”
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刘少奇在上述电报中提出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提供援助。
当苏军答复关内援助有困难时，刘少奇迅速冷静下来了，他认为独霸东北在现阶段是不实际的，应作长期打算。10月9日，他致电东北局重申既定战略：“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绝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绝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做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做到处防御的想法。”
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争夺东北是他最牵挂的事情，一下飞机就让书记处的同志汇报。刘少奇将10月3日以来东北局发来的电报交给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中央的部署。
毛泽东的见解果然与众不同，他反对分散部署，主张按苏联方面的建议，集结重兵在南满一带防堵蒋军进入东北。
散会后，刘少奇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致东北局的电文。毛泽东在签发时又加上了如下一段文字：“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毛泽东的打算显然是“拒止蒋军，独霸东北”。
此时，山海关方面又接连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后，以武力为后盾强行修通了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并派兵护路。随后又以铁路线为轴心不断侵吞地盘。其陆战第1师先后占领了昌黎县的滦河、抚宁县的榆关、临榆县的海阳等城镇，不断挑衅当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八路军奉令避免与美军发生武装冲突，而美军却得寸进尺，狂妄无比，竟将海阳地区的一个区小队18人解除武装。美军飞机不断飞临山海关上空，进行骚扰恫吓，多则40余架，少则10余架，低空掠过关城，巨大的噪音搞得居民不得安宁。在秦皇岛海面集结的美军舰船越来越多，夜晚看上去灯火星罗棋布如一座海上城市。
鉴于美军的不断挑衅，10月24日，八路军派陈东、安石等六位代表前往秦皇岛与美军交涉。美方先是拒绝会见，后来发展到要扣押谈判代表。骄横霸道的美军最后放回代表，并扬言：“要用飞机大炮对付八路军。”
美军在山海关的违规行为惹恼了苏军。这就是苏军在长春不断给熊式辉、蒋经国制造麻烦的原因。
由于美军舰船帮助蒋军运兵，准备进攻东北，秦皇岛集结的蒋军已达数万人，而且新的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来。苏联方面原定11月15日开始撤离东北，毫无疑问，在苏军撤离后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肯定要在东北爆发，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10月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你们应该以东北的主人自居，放手去干。”
这位代表甚至宣称要将兵工厂、军火库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他要求中共派兵准备封锁沈阳、长春等机场。代表的话越说越令人吃惊，他说：“在11月15日苏军撤离之前，如果美蒋军队进攻你们，苏军将协同作战。”
其实，苏军代表的话就像醉汉的夸口，当不得真，东北局领导人只能将信将疑，将此情况迅速通报延安。
10月27日，两艘美舰载运蒋军登陆葫芦岛，遭八路军李运昌部第31团的武力抵抗，未能得逞。因当时该岛驻有苏军，这一事件被莫斯科看作一个危险信号。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又缩手缩脚了，他不想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次日，还是那位苏军代表又来到大帅府，通知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莫斯科最新指示，苏军不能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如果美军与蒋军一同登陆进攻，苏军将主动撤退避免冲突。
彭真等人当然不能指责老大哥出尔反尔，只说了一番表示理解的话。
那位代表又说：“苏方希望你们对敢于进入东北的敌人予以歼灭性打击。为了放手让你们去干，苏军将立即撤离营口和葫芦岛。”
这就是后来杜聿明营口碰壁的原因。
此时山海关之战已经打响，美、蒋军的几次试探性进攻均遭失败，因过高估计了八路军在山海关的实力，未敢发动大规模进攻。沿平汉线北犯的蒋军在邯郸附近遭到毁灭性打击，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八路军刘伯承部一举歼敌万余人。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两线北上的企图基本破产了。
形势一片大好，这使毛泽东极为振奋，11月3日，他致电重庆的周恩来等人，要求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
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问题现在就应提出，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蒋介石当然不会示弱，迅速部署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进攻。美军的飞机、舰船帮助蒋军运输，忙得不亦乐乎。11月上旬陆续运抵秦皇岛一带的蒋军已达8万人。山海关之战形势已逆转。
苏军在东北的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图上作业的高手，经过一番沙盘推演，立即就泄了气。他们把东北局领导请来，将图上演习的结果述说一遍。
彭真等人也明白形势非常严峻，于是要求苏军延缓撤军时间一两个月。
苏军代表连连摇头：“延缓撤军，将会引起极大的外交纠纷，这是行不通的。”他抱怨说：“你们犯了战略错误，既然你们有超过50万人的主力部队，为什么不早点调来？现在你们的部队大多在路上，而蒋军已经打上门来了。战机已失，多么令人惋惜啊！现在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继续移交军火库，延缓撤军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那份过于乐观的电报后，心里没底，他没有贸然按电报指示向蒋介石“狮子大开口”，而是首先去苏联大使馆征求彼得罗夫的意见。大使不同意东北、华北自治的主张：“你们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这会给美、蒋以借口，而使苏联在外交上陷于被动。”
大使批评延安考虑问题只想到了重庆，而没有想到还有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美国的政策就是想解除中共的武装，变中共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他们一定会帮助蒋军进入东北，从而将苏联势力挤走。你们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摸清了苏联的底牌，于是回电延安，对毛泽东11月3日电文的主张表示有疑虑。
11月7日，毛泽东回电周恩来：“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指苏联大使）意见值得考虑。”
在美、蒋气焰日炽，大战看似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准备将东北各大城市交国民党接收，中共武装必须在苏军撤离五天前撤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封锁各机场的部队也必须离开。
苏联人反复无常，这不能不令彭真等人恼怒不已，他们据理力争。苏军代表说：“我个人对你们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命令来自莫斯科，没有商量的余地。”
11月12日，长春城内的中共武装开始集结，向城郊开去。当这些荷枪实弹的队伍从一条街走向另一条街的时候，一下子轰动了整个长春。他们进来的时候应苏军的要求，为了掩人耳目，是分批渗入的，非常隐秘。长春的市民见突然冒出这么多中国军人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更震惊的是蒋经国，他以为中共军队拥进了长春。
这就是国民党东北行营长春总撤退的根源。苏联退缩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重大外交纠纷，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纠纷还是出现了。
一时国际舆论大哗，指责苏联违背了《雅尔塔协定》。美国将军舰开往旅顺、大连海面示威。苏联害怕美军借机登陆，使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捞到的实惠丢掉了，连忙向大连空降了一个师的兵力，还向沈阳增派了坦克部队和炮兵。这样一来不仅兵撤不了，反而还要增兵。莫斯科在外交上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平息国际舆论，11月1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红军之处，不准与蒋军作战。中共军队必须退出铁路线10里以外，以便蒋军能顺利接收。”
此时山海关战火已向东北腹地蔓延，杜聿明于16日占领了山海关，并挥师北上，与他的对手林彪进行第一个回合的较量。
初战山海关
东北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是10月25日打响的。当时，还不能算是纯粹的中国内战，因为最初的几次战斗都有美国人参与。规模不大，双方都未敢放开手脚大打。
最典型的一例是10月28日的那次战斗。上午9时，几个美国兵开着一辆吉普车，后面跟着几百名蒋军，成四路纵队向山海关方向运动。行至西罗城大石河附近，与八路军山海关守军遭遇。
美国人扬言要视察山海关。八路军说美国人可以过来，后面的国民党军必须回去。蛮横的美国大兵端着汤姆枪，一定要坚持和国民党军一起去。
“山海关是我们从日寇手里解放的，你们没有权力派兵来。”
争执了半个小时，美国兵爬上吉普车，开着车子硬往前闯，结果就交火了。打得很热闹，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用了“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等词句。不过，硝烟散去一看，死的人不多，国民党军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吉普车侧翻在地，五个美国兵一死二伤，剩下的两个跪在地上举着汤姆枪投降了。
指挥战斗的八路军团长张智魁以为“闯了大祸”，立即将情况上报辽西军区。打死了美国兵，军区也不知所措，不断打电话向张团长询问情况。
熟悉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人都清楚，打死洋人就意味着一次涉外战争，到头来免不了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从道光皇帝到蒋介石，中国的当权者对此类事件的处理都是一个模式—不论是非曲直，严惩肇事者以息洋人之怒。
斗转星移，中国出了毛泽东，张团长和他的部队不仅未受“严惩”，反而受到了中央的表扬。延安电台向美国提出抗议。占领秦皇岛的美军最后被迫承认错误，才准许领回俘虏和尸体。
这次事件之后，美国人得到了教训，中国人历史上的“恐洋症”到此为止了。他们再也没有胆子冒这种风险了。其后的战斗美国人除派飞机支援外，再无地面战斗人员参与。这种试探性的进攻，到杜聿明11月8日抵秦皇岛时已演化为颇具规模的攻势。
经过八年游击战的八路军战术之灵活是蒋军望尘莫及的。蒋军始终没有摸清山海关守军的虚实，每次战斗都吃亏。当问起山海关共军的实力时，第13军军长石觉无法准确回答，支吾了半天，说大约十万人。
石觉的话使杜聿明很不满意，他只得亲自部署侦察活动，以摸清对手的实力。
11月11日深夜，山海关守军派小分队偷袭沙河西岸的一个村庄，在该村宿营的国民党军一个连被消灭，唯独连长命大，只身逃走了。小分队又乘胜深入第13军阵地，胡乱放一阵枪就溜走了，这种麻雀战术是他们打日寇时练熟的。蒋军没经验，以为八路军打上门来了，拉开架势就大打出手，美式装备果然不一般，火力比日本人还要猛。东边打西边，西边也不示弱，双方混战至天明，才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东边的是第89师，西边的是第54师，死了不少人，却没有清查出一具八路军的尸体。
那个逃回去的连长为了开脱罪责，竟谎报军情，说：“共军炮火太猛了，十几分钟就将我们在村里的房屋工事轰平了，全连官兵都被炮弹炸死啦！”
第89师师长万宅仁引这个连长去见军长石觉。石觉听了那个连长的鬼话，颇为紧张，立即召开全军紧急会议。
“传言共军在东北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新式武器，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石觉向全军下令，“为了避免共军炮火杀伤，部队一律离开村庄，构筑散兵坑阵地。”
第13军就这样忙开了，部队离开村庄，到野地挖坑。当时气温已降到冰点，士兵们在寒风中构筑土木工事叫苦不迭。日本人猖獗时他们也没吃过这种苦，日本人败了反而遭这份罪。
“这哪里是去受降？分明是打内战嘛！”
石觉部署完毕，跑到秦皇岛去见杜聿明，建议第52军也采纳他的办法，并对杜聿明攻击山海关的计划提出疑虑。
杜聿明冷笑道：“石军长，本人获得的情报恰恰相反，山海关共军武器破烂，没有炮火！他们的实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五万。”
事实上是三万，但杜聿明比石觉的判断的确高明些。石觉颇不服气，拿出那个连长的报告为自己辩护。
杜聿明看完那份报告，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明天我要亲自去查看现场。”
11月13日晨，杜聿明集合第13军团以上军官，让那个连长带路，去战地考察。
“是哪个村庄被共军摧毁了？”杜聿明问。
连长说北边那个。进村一看，没有一间房被毁。连长又说是中间那个村庄。进村后，发现所有房屋同样完好无损。杜聿明走进一所农家小院，一位穿黑棉袄的老农民袖着手奇怪地看着他们这群威风的军官。
“前天晚上这里打仗了吗？”杜聿明问。
“打啦！打得好厉害呀！”老农民像是见过不少世面，一点儿都不胆怯，“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了，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炸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可厉害哩，从前日本鬼子的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他们。”
“八路军打炮了吗？”杜聿明问。
“打啦！在东边墙上打了几炮，没打进院子里来。”
杜聿明一看，是手榴弹的痕迹。他转身对军官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沙河战斗，共军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这个连长谎报军情，交军法处严惩！”
当天下午，杜聿明召集第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以上午的战地考察为例，警告各级军官不要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吓破了胆。他说：“共军的战力火力均不及你们，第13军是全部美械装备，我不敢夸口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但我敢说在中国是一流的！”
第13军在抗战时隶属汤恩伯部，为了保存实力，汤从不与日军认真作战，日军一来，便望风而逃。经过八年抗战，实力是保存下来了，可士气一直不振。杜聿明不得不费很多口舌为他们打气。
11月15日拂晓，杜聿明指挥第13军、第52军三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山海关发起大规模攻势。杜聿明用兵擅长出奇制胜，他以一部兵力正面进攻，而以主力实施左翼迂回，企图将山海关守军压迫于渤海之滨。当日下午1时，杜聿明亲自督率第13军第89师占领山海关西北长城九门口要塞。第52军第25师亦于当晚攻占义院口。
16日拂晓，占领九门口和义院口的蒋军按计划向东迂回，以截断八路军山海关守军北撤的路线。杜聿明乘坐吉普车随第13军军部行动，他对自己的军事计划十分得意。参谋长赵家骧提醒道：“长官的计划虽然严密，但部队执行起来恐怕会打折扣，第13军这样的部队必须紧盯后脑勺，并不时踹他们的屁股才行。”
杜聿明明白能否一举将八路军兜进弧形包围圈予以歼灭，关键在第25师和第54师的迂回能否迅速截断山海关北面的铁路。他颇不放心地亲临前线督战。
上午7时，杜聿明发现担任右翼主攻的第4师仍在原地未动。他找到军长石觉，生气地说：“进攻时间过了两个多小时，第4师为什么还在原地？”
“杜长官，共军顽强得很，打到现在阵地毫不动摇。”石觉解释说。
杜聿明穿过炮兵阵地，举起望远镜，发现山海关以南的八路军阵地仅有少数机枪掩体，并无炮火射出。于是命令第4师督促第一线部队前进。
第4师一个团长为难地说：“共军机枪阵地还没有摧毁呀！”
“你率部抢渡沙河，立即发起冲锋，我负责火力掩护。”杜聿明叫来炮兵指挥官，说，“你准备好炮火，随时听令。”
那个团长硬着头皮率部徒涉冰冷的沙河，可是对面仅有零星的枪声，根本未遇强有力的抵抗。
原来八路军主力早已撤退。
杜聿明不想让山海关守军跑掉，于是对石觉说：“石军长，赶快下令各师追击，与迂回部队会师围歼共军。”
到下午4时，杜聿明说：“我估计追击部队与迂回部队已在山海关以东10公里处会师了。”
石觉说：“尚未接到报告。”
杜聿明决定继续乘吉普车向北巡视战况，奇怪的是走了几十公里仍未发现第13军的部队。行至三里堡附近，才见到第54师有一个连正在公路边准备宿营。
吉普车一停，一个连长立即跑步过来，举手行礼。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追击？”
“报告长官，今天中午我们在这里缴了共军几十支枪，附近几个村落都有共军，他们当时正在撤退。我报告团长要求前进，团长说奉师长命令就在这里警戒待命。”
“你们团长、师长在什么地方？”
“团部离这里大约3里路，师部还在九门口，离这里有几十里。”
杜聿明问：“你看到第4师和第89师的部队没有？”
“报告长官，这里只有我一个连，没看到其他部队。”
杜聿明恼怒异常，对身旁的赵家骧说：“石觉、史松泉未照我的命令执行，新月形包围圈未合拢，共军就全溜了。”
赵家骧展开地图指点说：“现在只有第25师孤军冒进，有被共军吃掉的危险。”
杜、赵二人忧心忡忡地返回秦皇岛。当晚接到第25师报告，山海关守军主力已于当天上午经北宁路向绥中方向撤退。未经决战便拿下了山海关，杜聿明已经完成了蒋介石的任务。本来蒋介石因感兵力不足，让他先拿下山海关再说。现在山海关已顺利拿下，杜聿明决心以现有的两个军的兵力继续北进，以扩大战果。
17日清晨6时，各部奉令出发。杜聿明在山海关东北10公里处向第13军连以上军官训话。他首先询问第4师昨天追击的情况，都说按期攻占了共军阵地，缴获了一些武器。杜聿明问：“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军官们都看着军长石觉，无人敢答话。
石觉背着手，若无其事地说：“共军早已脱离战场，恐怕追不上，所以未令各师追击。”
杜聿明见石觉自负的模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将昨天遇到的那个连长唤出队列，说：“你讲一讲你连在三里堡一带的情况。”
连长说：“我连昨天中午进至三里堡附近，缴了共军几十支枪，当时附近村庄有许多共军，我连兵力单薄未敢进攻，后来他们就全撤走啦！”
杜聿明不满地扫了石觉一眼，他本想当众训斥第54师未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并指责第13军各师未执行追击命令，可是责任在军长石觉，他不能当着众多部下的面训斥军长，只好强压怒火，当众表扬了那个连长。他作了简短的动员，随即下令用汽车送军官们追赶行军队伍。
杜聿明乘吉普车随军行动。下午3时，行至绥中以西前所附近。他发现第13军军部直属队忽然掉头往后跑。
“你们为什么后退？”
“报告杜长官，前面发生激战，军长令军部后撤5里宿营。”
杜聿明急忙赶上前去，见石觉正指挥部队向绥中西关一个高地进攻。
石觉说：“共军很顽强，恐怕今天拿不下绥中城。”
杜聿明仔细观察东北人民自治军阵地，说：“共军最怕被包围，你令预备队左翼迂回，抄他们的后路。”
果然，预备队一出动，自治军便放弃阵地主动撤退了。
“石军长，赶快下令各师追击，”杜聿明说，“我判断共军将利用夜幕掩护退出绥中。”
“不，”石觉道，“我认为共军会死守绥中。”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派先遣部队作试探性进攻。此时天色已晚，各师皆主动宿营。杜聿明在一所民宅中住下，他下令将电话接通先遣团。刚一接通，他便问：“绥中情况侦察清楚没有？”
“部队正在吃饭，饭后即向绥中搜索前进。”团长说，“绥中情况还不清楚。”
杜聿明想石觉的部下都谨慎有余，勇气不足，于是道：“你这个团今晚进了绥中城，我给重赏！”
“是，长官！”那位团长的回答仍无多少自信。
当晚12时，那个团长报告该团已进入绥中，共军已于黄昏后撤退。
18日，杜聿明率部进占绥中，由于对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情况未摸清，未敢贸然进攻。他一面下令部队休整，一面令人侦察，在绥中休整了四天。
战机不利
山海关战火正炽之时，林彪从沈阳乘火车南下赶往战场。他已经七年没打过仗了，虽然当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可身边除了十几名参谋、警卫人员，几乎是个光杆司令。
他在火车上闭目沉思，双肘下压着的那幅南满军用地图已被他熟记于心。当杜聿明的试探性进攻接连遇挫时，他曾判断国民党在秦皇岛的第13军和第52军战斗力不强，想利用从关内赶来的两支部队黄克诚部和梁兴初部共同击破敌人对山海关的进攻。11月13日夜，他致电中央并转黄、梁：
黄师、梁师应即自现地出发，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向敌之左背进攻，务须消灭其一部，迟滞其前进。黄、梁两师在战斗中统一为黄指挥。为执行上项任务，故该两师暂勿向锦、义前进。
毛泽东不同意这一方案，于15日回电说：
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为避免此种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处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想法仍是“独霸东北”，他比林彪高明之处在于不死守山海关，而主张将敌放进内线，寻机歼灭。但是，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料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16日，山海关已经失守，17日绥中也落于杜聿明之手。更要命的是，这一天国民党东北行营自长春总撤退，东北问题已上升为举世瞩目的国际纠纷。苏联迫于美国的压力，决定限制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并向国民党作出重大的让步。
毛泽东也于此时病倒了，自11月16日至12月15日，整整一个月，他没有起草一份文电，这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斯大林闻讯后，从莫斯科派了两名医术高超的大夫飞抵延安。延安与莫斯科关系之微妙，于此可见一斑。
林彪自锦州下了火车，又率他那个精干的指挥所骑马往南赶。在兴城附近碰到了从绥中撤下来的杨国夫师。他发现这支从山东赶来，又参加了山海关保卫战的部队情况不妙。当天他致电彭真、罗荣桓，说杨师伤亡失散千余人，极疲惫，无棉裤，许多人没鞋穿，赤脚战斗，情绪不高。
林彪很失望，他碰到的第一支部队暂时无法投入正规战斗，只好令他们继续后撤休整。次日，梁兴初、梁必业率领的山东一师赶到了兴城。林彪见到二梁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他们的部队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发展起来的，参加过平型关战斗。
可是二梁的部队甚至比杨国夫师情况更糟，不仅缺衣少食，甚至连武器都没有配齐。林彪于11月22日9时致电军委及彭真、罗荣桓：
连日我在兴城、锦西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到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信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疾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仓皇应战，被敌各个击破，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及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充分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对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由我亲自指挥，极力寻求战机，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以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有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亟须补充棉衣棉鞋及大衣，望大量筹划，并望迅速大量翻印地图。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
就在林彪发出这份要求“避战”的电报之时，杜聿明却打上门来了。本来杜聿明不了解对手的实力及情况，谁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他决心抓住战机挥师北上。梁兴初师途经绥中西北的一个镇子时，不知杨国夫师已经放弃绥中，有人利用民用电话线将电话打进绥中电话局了解情况。杜聿明手下有个叫吴宝荣的情报参谋正在电话局监听，他冒充是八路军杨师的侦察员，于是获得了梁师正向兴城运动的情报。
杜聿明当即判断，共军主力正从热河向兴城附近运动。他决心在共军主力未集结之前，迅速攻占兴城、锦西和葫芦岛，向锦州前进。
22日晨，杜聿明挥师向兴城进击。上午9时，正是林彪发电要求撤离兴城之时，杜聿明的吉普车距兴城只有20余里了。第13军的先头部队却在城郊畏缩不前，这为林彪率梁师撤离兴城赢得了宝贵的一个小时。当杜聿明驱车赶到前卫部队，督促该部攻击时，兴城已成一座空城。
这天的战斗之顺利令杜聿明颇感意外，锦西、葫芦岛也几乎没有费劲就夺取了。进占锦西的第2师师长刘玉章报告，该城工厂甚多，大部分完整，葫芦岛的码头也完好无损。这为以后通过海运兵力进攻东北腹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蒋介石得到“一日连占三城”的“捷报”，连电嘉奖，并鼓励杜聿明“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任务”。
24日，杜聿明挥师向锦州进攻。
林彪率梁师只好再次“避战”撤离锦州。25日，林彪的电台截获了一个强劲的电磁信号，机要人员当即判断黄克诚师已经到了附近。可是谁也弄不懂那嘀嘀嗒嗒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当时，经过长途跋涉的新四军第3师3.2万人，在黄克诚的率领下已经抵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由于通信联络不统一，林彪无法与黄师沟通联系。林彪的电台只能与延安的中央军委和沈阳的东北局联系，再通过延安和沈阳的电台转达指示。这在军事上既犯了贻误战机的大忌，又使命令程序复杂化，本来是向下级下达指令，却变成了与上级协商。由此看来林彪到此时仍然未进入情况，他总司令的职权不比梁兴初这个七千人的师长大。
26日，杜聿明顺利进占锦州，这又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几乎未遇任何有力的抵抗。他在惊喜之余内心也蒙上了一重阴影，因为他的计划不仅仅是攻城略地，还要消灭共军主力，而他的对手却总不与他交手。
当时，杜聿明还不知道对手的名字叫林彪，也是一位出身黄埔的抗战名将。
杜聿明从清晨进入锦州城后，心里就不踏实，总感觉这天晚上会出事。果然，黄昏后枪炮声隐隐传来，据报是“共军开始反击”。锦州城内的第13军颇为混乱。杜聿明来到作战室，参谋们立即将战况向他汇报。千军寨第89师阵地已大部失守，该师师长及石觉军长先后告急。杜聿明急令驻锦西的第195师北上增援，并令第54师自锦州南下，南北夹击锦州南面之敌。
奇怪的是锦州北面的枪声突然停止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又不知去向。南面的战斗断断续续打了几天，直到12月1日才平息。杜聿明始终没有摸清对手的底细，这种外行的战法更让他莫名其妙。
林彪事隔七年之后，重披战袍，谁料初次作战竟如此窝囊。由于通信不畅，参战部队不能协同作战，只有少数部队按计划攻击敌人，而大部分部队却因未接到命令而按兵不动。——这支部队已因弹药告罄退出战斗，而那支部队才刚接到命令开始出击。林彪在12月2日晚致军委和彭、罗的电报中用了“此起彼伏”一词形容战况，并说：
部队给养被服、鞋袜皆缺，体力疲劳，希望休息，子弹、炸药、枪械皆不足，极盼补充，部队情绪表现疲惫而不活跃。我伤兵无法安置，土匪扰乱。在江家屯之伤兵百余人，可能被国民党搞去。由于以上诸故及敌人采取以三个师为第一线，而以三个师跟进的情况下，我黄、梁、杨三部共亦不过五个旅及一新兵旅，兵力并非绝对优势，目前我如继续集中大而疲且行动迟笨的兵力作战，则仍易打成击溃战，尤易成为对峙战，而甚难取得各个击破敌人之包围歼灭战，此种作战既无把握达到保守城市之目的，又反使部队力量遭受挫折。故目前我拟将部队暂避免与敌之大部队作战，首先求得补充休整和进行群众工作，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各旅则以营为单位分散打匪、做群众工作及扩军，只拟控制两三个旅的兵力作为机动作战的部队，较轻快灵活的打击敌一师以下的放肆行动。此意见盼军委考虑，并请东北局指示各部分兵地区。
林彪再次要求“避战”，而且只想带两三个旅去寻机打击敌人小部队的“放肆行动”。这种战机让林彪寻得好苦，直至次年2月中旬，他才在秀水河子抓住对方的破绽吃掉了敌人5个营。
而杜聿明占领锦州后，由于蒋介石命令他到此为止，不准继续北进，也只得罢兵息战，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杜聿明与林彪争斗的第一回合就此结束了。
“最伟大的”美国人来了
熊式辉、蒋经国回到重庆，也就意味着蒋介石彻底摊牌了。美国人同样怒火万丈，第7舰队驶往大连海面示威。毫无准备的苏联海军发现那支庞大的舰队突然撞到了眼皮底下，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惊慌失措地登上海岸炮台，紧张地注视着美国舰队的动向。
美国人头脑发热了几天，终于意识到武力对抗的危险性。苏联从表面上看毫无示弱的意思，旅顺、大连炮台上的大口径火炮不时喷吐着火焰，在美舰前的海面击起一排排白色的水柱。显然，苏联人也在示威。
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只好下令舰队撤离，寻求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他对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的了解是非常透彻的，如果硬逼着苏联从满洲迅速撤军，蒋介石将吃更大的亏。中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蒋军则鞭长莫及。他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是由《雅尔塔协定》签字国英、美、苏三国共同托管满洲。蒋介石可集中兵力先控制华北，待时机成熟再通过外交途径与美、英、苏三国交涉接收东北主权。蒋介石一听此计觉得有道理，可他一想起国内舆论便连连摇头：“满洲再也丢不起了，否则中央政府将威信扫地。现在重庆流传着一句口号：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
魏德迈用同情的目光望着犹豫不决的蒋介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既然委员长不同意我的建议，只好让外交官们到莫斯科去争论了！”
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的圆桌旁又周旋开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要求将满洲主权移交问题纳入议程。莫洛托夫反对道：“苏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苏军早已撤离南满，而且，要不是中国政府自己要求推迟一个月再撤出的话，苏军也早已撤离北满。”
贝尔纳斯不满苏联外长得意扬扬的样子，说：“南满已是一片战火，如果你们及时阻止延安军队进入满洲，怎么会有如此糟糕之局面呢？”
莫洛托夫反唇相讥：“是呀！如果你们不用飞机、舰船输送重庆军队，南满也不会变成一片战火。”
“如阁下所言，满洲恐怕就成了第十八集团军的天下，那么苏联将如何履行《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相关条款？”
“第十八集团军也是中国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我们坚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莫洛托夫反戈一击，“苏军尽快撤离满洲已毫无问题，日期可由重庆政府定。不过，美军驻留中国的问题倒应列入会议议程。”
“美军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而去那里帮助他们解除日军的武装。一旦这一使命完成，美军将撤离。”
莫洛托夫不满地说：“中国政府总是要求别人为他们效劳，我们反对外国军队以帮助解除日军武装的名义驻留中国。我提议苏军和美军最迟不超过1946年1月中旬同时从中国撤离。”
美、苏外长争论不休，英国外长只作壁上观，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品尝苏联饮料。
在外交场上的角逐，贝尔纳斯的确不是莫洛托夫的对手。苏联外长的强硬和冷酷无情是出了名的，只有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才可与他一较高下。烦透了的贝尔纳斯只好求见斯大林。令国务卿意外的是，威风八面的大元帅却显得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美军要驻留中国，我不反对。”斯大林说，“不过，蒋介石总依赖外国军队恐怕会失去威信，中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军宣布投降了，他却没有能力去解除武装，反而要外国军队帮助！”
“仅天津地区就有32.5万日军，而有大批中共军队阻止政府军去受降，所以蒋介石只好请求美军帮助。”
斯大林显然对数字很感兴趣，于是问：“那个地方中共军队和政府军有多少？”
“毛泽东声称有60万，蒋介石声称有150万。”
斯大林哈哈大笑，说：“蒋介石的150万军队在哪里？你们美军见过没有？”
贝尔纳斯诚实地说：“驻华北的美军的确没有发现多少政府军。”
“中国人总是喜欢夸大数字，其实日军和他们自己的军队都远远没有那么多。”斯大林用烟斗嘴习惯性地拨弄着唇髭，微笑道，“中国的局势的确很糟糕，看来只有一个人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此人就是马歇尔将军。”
斯大林如此抬高马歇尔，一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已经公开发表声明要派遣马歇尔赴中国去调解国共关系；二是因为马歇尔的确是位非凡的人物。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方面最伟大的战略家，当时的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他是美国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12月28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声明：
三国外长就中国时局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有必要让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有必要停止内战。他们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美、苏两国外长一致认为，苏、美军队在一个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的、与他们所履行的义务和职责相适应的时候撤出中国，是可取的。
那位“最伟大的”美国人——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于12月20日飞抵上海。后来的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挽救蒋介石政府的最后一次机会，可是蒋介石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的盲目自信既葬送了和平也葬送了他的王朝。
国际上普遍认为从军事实力上讲，国民党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欲战胜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远不如自己的共产党应该不成问题。共产党挑起战争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判断中国内战的责任主要在蒋介石。
可是了解内情的美国军方和政府人士明白，应该阻止蒋介石的盲动。他们用一个《圣经》故事来形容中国内战的前景：童年的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蒋介石就是那位貌似强大的歌利亚。马歇尔不止一次听到杜鲁门发牢骚，说蒋介石的军队被美械装备压得直不起腰来了。在抗战期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多次向国内打报告，说蒋介石指示其军队避免与日军作战，等战争结束后用美援物资去打共产党。报告指出蒋军确实奉令避免与日军作战，可他们同时连起码的军事训练也不搞了，官兵养了一身肥膘而不是肌肉，尚武精神被贪得无厌的腐败思想所取代。相反，中共军队虽然缺衣少食、武器低劣，却一直在与日军打游击，“他们矮小而精干，跃跃欲试，正如童年的大卫一样无畏”。
如果不把“大卫”和“歌利亚”拉开，毫无疑问巨人歌利亚将会倒在血泊中，这是美国人最不愿看到的。于是，他们将马歇尔这位“最伟大的人物”派来了。
马歇尔在大战期间，调解了无数难以解决的纠纷，曾使许多势不两立的人握手言和。许多桀骜不驯的武夫，如巴顿、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和戴高乐等都乖乖听他的话。杜鲁门总统寄希望于他能在中国创造奇迹，使蒋介石与毛泽东化干戈为玉帛。
12月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当即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热情款待。出乎马歇尔意料的是，蒋氏夫妇对美国的和平方案表示完全赞同。宋美龄一直在国际社会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她是社交场合的老手，但在马歇尔面前却装成一位涉世不深、崇拜名流的淑女。她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俨然是东方帝国的“王后”，这朵娇艳而妖冶的奇葩正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产物。“最伟大的美国人”很快就晕头转向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他决定去找周恩来解决另一半。
当周恩来微笑着与他握手时，马歇尔耳畔还回荡着宋美龄的声音：“和平的阻力来自中共。”可是会谈的结果简直不可思议，周恩来对美国方案表示赞同！
谁说中国的事情难办呢？马歇尔为事情出乎意料之顺利而欣喜若狂。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向各自军队下达停战令。
战争与和平
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林彪，在辽西的冰天雪地里度过了1945年的最后几天。马歇尔来华和国共谈判的消息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战略思想。他不相信和平会实现，认准了要与国民党在东北作长期斗争。此时关内拥入东北的部队相继到达，他命令那些部队立即分散去建立根据地，根本就没想过要集结兵力与杜聿明一决高低。
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的当天，杜聿明按蒋氏密电督师冒雪出击，先后攻占了北镇、黑山、阜新、营口等地。前锋与沈阳西郊的苏军取得了联系，准备待苏军撤离时能立即进占沈阳。
此时，林彪在彰武一带手握梁兴初师和彭明治旅，密切关注着1946年新年后战局的演变。1月3日，他接到中央电令：
马歇尔将参加重庆国共谈判。关于立即停止内战有可能在不日实现。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因此，热河的命运可能在最近决定。如我们能给蒋军以打击，迟滞蒋军前进，保住承德及其他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优势地位；如我不能保住承德，则我在热河至多只能占领乡村。因此，最近数星期是决定热河命运的关键时刻，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也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热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蒋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就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
这份电报使林彪疑惑不解，毛泽东在不久前（12月28日）的电报中指示：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方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实际上，在毛泽东此电发出前，林彪就是按照“分散兵力创建根据地”的思路部署兵力的。毛泽东的指示正是综合林彪、陈云、罗荣桓、黄克诚等人的意见而确定的。
谁料马歇尔在重庆把橄榄枝一摇，一切都变了。蒋介石会接受和平？林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1月3日的电报一来，林彪就表示怀疑。1月5日，他致电中央：
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此时，毛泽东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的状态，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见林彪对1月3日的电报表示怀疑，于是在1月6日回电：林彪并告东北局：
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决定性的，在目前阶段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战。决战方面将由程（子华）、萧（克）部队担任，你们在阜新、义县方面虽起钳制作用，但要求你们须作有力之钳制。为此，你们应集中适当的兵力（可约两个旅）积极向义县、阜新间动作，求得消灭敌人一部，拖住敌人不能放胆西进，以帮助程、萧决战方面争取时间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东北其他方面部队仍执行分散建立根据地之任务。
中央的电报口气如此坚决，不容林彪有丝毫怀疑，他只好集结兵力准备“最后一战”。1月6日20时，即接中央来电几小时后，他致电黄克诚、梁兴初、彭明治三将领：
重庆谈判在马歇尔亲自参加下，已准备在最近即正式停战。但蒋顽想在停战前抢夺承德，以隔断东北与华北之联系。中央已令热河我军不惜任何重大的伤亡牺牲，集中兵力于平泉方面准备与敌决战，并令我西满部队参加此决战。
在上述情况下，我军目前由原定之创造根据地、准备应付明年的继续内战，现决改为以精锐部队向敌之后尾攻击，求得坚决的各个击破敌人，以保卫承德和压倒敌人在东北的影响。
梁师、彭旅和我们明日自康平、法库之线轻装向新立屯方向前进，并已令罗舜初、吴克华两部向黑山、北镇之线前进，并令第10旅袭击由阜新西进之敌。
明日各部在原地进行作战之准备，电台随时保持联络。各部须振奋精神，排除百般困难，不惜任何牺牲，勇敢顽强的进攻敌人，一定要争取胜利，以造成今后我在东北有利形势。
正在林彪积极做战前准备之时，国共双方于1月10日在重庆签署了停战令，此令于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而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停战令即将下，于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以争取在停战前夺得更多的战略要点。杜聿明孤注一掷，将他手里的6个师全部撒出去，分兵冒进。当苏军同意1月15日蒋军接收沈阳时，杜聿明已无兵力去沈阳，只得于13日清晨将占领营口的兵力调往沈阳，这样一来，驻守营口的兵力只剩1个加强营。东北人民自治军吴克华部随即展开反攻。战至午夜12时，吴克华按上级指示停火。此时，蒋军在营口市区只剩3个据点，已陷于重重包围。蒋军趁此机会想利用突然袭击手段杀出重围，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覆没的下场。到14日凌晨5时，营口市区的枪声归于沉寂，这座辽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又回到了人民手里。
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周桓为副主任，叶季壮为前方后勤部部长，吴溉之为后方后勤部部长；下辖北满、西满、南满、东满4个军区。
杜聿明分兵冒进使其兵力处处薄弱，这是林彪早就盼望的局面。林彪在彰武附近的一所农家小院中又在面壁打坐，面对墙上的军用地图沉思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杜聿明已经破绽百出，战机的确太诱人了，这对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林彪来说，有如压到极限的弹簧充满了反弹的欲望。可是恰在此时停战令下达了，他好似被突然戴上了金箍，万分痛苦。中央13日18时的电文让他更加痛苦，电文中说：“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林彪感到这次停战是蒋介石玩弄的阴谋，按照停战令，蒋军仍可以接收主权为名调入东北，而民主联军方面既不能主动进攻又不能破坏交通，一旦蒋军在东北积蓄了足够的力量，随时都可挑起战火，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林彪于1月15日致电中央和东北局：
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谈代替它的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从而束缚我之手脚，避免彼方在经过我八年创造之不可征服的群众战场与我作战，以便抽出主要力量，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环——东北进攻。而后再以东北为依托，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以目前所知的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状况，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以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指无根据地条件），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因此，我意必须坚持彼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也不停战。我们须深信而且具体想到敌进入我华北、华中无论多少，在我坚壁清野、民兵到处放地雷封锁扰乱的情况下，再加以主力作主动有准备的进攻，则敌无论如何也必定会被消灭的。在我新的技术条件下，堡垒已可击破，因此，华北、华中将成为我消灭蒋军之大切肉机，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绝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
林彪发完此电，随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份指令：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经过整整一天的思索，他认为此次停战只局限于关内，而关外是不可能平静的。国民党军要接收东北各地，就不可避免要与已在当地的中共力量发生冲突。他怕和平的空气会麻痹官兵们的意志，又于前电发出三小时后，再向各部下达如下指令：“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次日，中央对林彪15日电答复如下：
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国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
林彪接此电令，只能放弃主动攻击杜聿明的计划。1月17日，他率前指移驻秀水河子，他骑着战马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前行，依然显得那样沉静。此时，部队中已经有人在散布“林总畏战”的谣言。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抑制心中那只好战的猛禽需要多大的毅力。自1937年平型关、广阳两次大捷至今，他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尝过打胜仗的滋味了。
现在他只有等待杜聿明新的一轮进攻，从而为他创造战机，让他在自卫反击中将那只躁动不安的猛禽放纵于万里云空。
第一个歼灭战
蒋介石利用停战之机，加紧向东北调派军队，1946年2月上旬，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编第6军在秦皇岛登陆，随即经北宁路抵达锦州。因肾病疼得直不起腰的杜聿明精神为之一振，决定恢复停顿了20多天的攻势。
2月9日，蒋军兵分三路向北宁路两侧地区的民主联军进攻。其中南路“扫荡”队新6军第22师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县“扫荡”；中路“扫荡”队第52军第2师向新民以东“扫荡”；北路“扫荡”队第13军第89师向公主屯、秀水河子、鹜欢池等地“扫荡”。
此时，林彪率梁师和彭旅正在秀水河子一带休整练兵，敌人打上门来的消息使这位一向沉静的民主联军统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作战处长李作鹏将敌情标在墙上的地图上时，林彪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句谚语差点儿脱口而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杜聿明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用5个营的兵力，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到秀水河子一带，妄图将此地的民主联军“扫荡”一空。林彪将炒黄豆嚼得咯咯响。
2月12日，蒋介石出现在长春机场，这一爆炸性新闻预示着莫斯科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再度升温。被迫从沈阳迁往本溪的东北局领导人的心情正如当时的天气一样凉透了。林彪在及膝深的雪地上兴致勃勃地布置他的战场，他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四周地形，参谋人员按他的指令在地图上圈圈点点，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便产生了。
13日22时，月光照着皑皑白雪，秀水河子的敌阵地轮廓分明。前线总指挥新四军第3师第7旅旅长彭明治与梁兴初、梁必业和李作鹏的目光一齐从闹钟上移开，火光从炮兵阵地开始闪现，随即传来隆隆轰响，秀水河子敌军阵地顿时火光冲天。炮击之后，民主联军战士在军号声中发起了冲锋。
战斗一打响，林彪便钻出了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心甘情愿的战斗，彭旅和梁师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也很有经验，这让他想起了以前的八路军115师和红1军团。他的部队自井冈山以来一直是主力中的精锐。
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也很顽强，他们凭借其火力优势拼死抵抗，不断将照明弹射向夜空，现代战争改变了昼与夜的概念。林彪正思索着新技术条件的夜战战术，突然发现团团火球在冲锋队形中爆炸，许多战士变成了火人，他们惨叫着在雪地打滚。
“这是怎么回事？”林彪惊诧地问。
一个参谋想当然地说：“新式武器，大概是火箭炮。”
林彪见过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战后，他才从俘虏嘴里了解到这是120毫米迫击炮施放的燃烧弹。那个俘虏还说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器叫作火焰喷射器，但他们第13军没有装备。林彪详细地询问了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及性能，问哪些部队装备了这种武器。俘虏说详细情况不清楚，估计新6军有。林彪连忙让李作鹏注意与新6军作战时提防火焰喷射器。
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日清晨7时，秀水河子守敌1500人被全歼。这是民主联军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天亮了，枪声也渐渐消失了。林彪从雪地上爬起，用力拍打身上的雪屑：“真冷啊！”他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上午10时，林彪在一大堆战利品中听李作鹏汇报战果：“林总，此次战斗毙伤敌500多人，俘敌800多人；缴获火炮38门，各种枪890余支，弹药7万余发，汽车32辆，电台2部。我伤亡771人。”
林彪听完汇报，心中默念：“古人云：敌死三千，我亡八百为胜仗。现我损失近八百，而歼敌只有千余，看来此战只算小胜。”
林彪转念一想，觉得秀水河子之战意义颇大，数月来不少人对他的战略思想不理解，认为他“一味避战”是“畏敌表现”。他扫视着几十辆缴获的汽车和车后拖挂的大炮，心想：那些怀疑他的人该无话可说了。
他明白杜聿明绝不会甘心，一定会前来报复，于是下令立即撤离战场。他和李作鹏同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兴冲冲地离开了秀水河子。在车上，林彪口授了一份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
……此次战斗，数月来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怀疑，均取得不约而同的一致认识，证明过去敌集中兵力攻锦州及阜新时我不与敌决战是一个无形的重大胜利，否则今日局面甚狼狈与困难，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不过，经过此次胜利后，敌士气下降及我本身条件逐渐改善，故今后打仗是可以较过去放手一点了。同时对非美械师及较弱的部队的打法应放手些，但在目前阶段上仍以稳打为主。以上经验教训待报。
林彪本以为秀水河子一战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怀疑，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他麾下有无数打过大胜仗的战将，相比之下秀水河子之战的确显得“太小气”了。
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八年的实战经验，有不少人指挥过对日大反攻和大规模反顽作战。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杜聿明躺在锦州的病床上阅看第13军的战报，当知一个整团被歼灭于秀水河子地区时，他惊出一身冷汗。他对赵家骧说：“第13军战斗力弱，长官指挥无能，让共军钻了空子。”
赵家骧颇为忧虑地说：“一个整团被歼恐非好兆头，我军控制现有地区已属不易，若接收整个东北，非调重兵不可。”
杜聿明点头道：“你拟一个电报，向委座申述，以秀水河子之战看来，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2月16日，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进至沙岭“扫荡”的新6军第22师一部2000余人，突然陷入重围。民主联军第4纵队吴克华部踏着皑皑白雪发起猛烈攻势。新6军是蒋介石手里的五张王牌之一，全套美械装备，抗战时参加过远征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面对民主联军的月夜攻势，新6军一面利用优势火力顽强阻击，一面构筑防御工事。工事构筑完毕，便龟缩一团，固守待援。战斗一直进行到18日深夜，民主联军硬是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军至，吴克华不得不下令撤退。
此次战斗，毙伤敌600余人，而4纵竟伤亡达2000余人。战后，有一首歌在4纵唱开了：“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可见4纵已发誓要找新6军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