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要是不动脑，打的可能永远都是笨仗。正式接替施相公庙阵地后，邱维达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打聪明仗。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一个固定规律。他们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先用飞机对中方阵地狂轰滥炸一阵，接着再升起风式观测气球，指示陆地炮兵和海军舰炮做第二次炮击，到了最后一步，步兵才会直接发动进攻。
罗店一带到处都是棉田，尽管棉花梗不如北方高梁那么高大密集，但若是部队分散隐蔽在里面，日机也很难发现，所以当成群的日机前来轰炸时，大家不但不害怕，还会加以调侃：“你看，老鸦又在下蛋了。”
有观测气球指引的炮击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往棉花地里跑，等于送死。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做工事方面又普遍不太讲究，战壕挖得既不深，也不够坚固，而且很容易暴露，在炮击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被炮弹碎片杀伤的士兵为数不少。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十一师某连的掩蔽部里，炸死炸伤了一个排的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一条腿，惨不忍睹。
有经验的老兵通常知道怎么防炮。比如你要是看见一堆喷射的烟火，就可以立刻断定是一颗大炮弹快要飞过来了，而这堆烟火喷射的方向若是直冲着你所在阵地，就得赶快爬开。更厉害一些的，还可以直接根据炮弹的呼啸声，辨别出炮弹飞行的方向和可能的攻击点。
可是这里依据的主要还是内战经验，罗店战场上的情形完全不同。日军施射的几乎全是重炮，且非常密集，随着炮弹一排排地落下，浓烈的火药味足以塞住每个人的呼吸。这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容易辨别了，你再怎么竖起耳朵，能听到的，都像是“十万只大锣同时在敲击”。
慌乱之下，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往往会舍弃战壕，往竹林或小山包里钻，但这么一来正中敌人下怀。竹林、小山包和棉花地一样，目标明显，他们可以将所有炮火对准了打，结果不言而喻，看上去适于躲避的地方反而死伤的人更多。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靠工事进行防御和掩护。以前工事质量一般，那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大多没有什么重火力，用它来挡挡子弹就可以了，没人想到也没必要把工事弄得那么考究。现在则不同了，邱维达规定从团指挥所直达第一线，均须修筑有掩体战壕以及交通壕，并限三天内完成作业。
一发炮弹炸垮一个排这样的惨事，也要尽量避免。邱维达的应对措施是纵深疏散配置兵力，别说一个排，一个班都分散开来，以免被日军的炮弹给端了窝。另外他始终没有忘记的一点，就是对部队和阵地进行全面伪装，总之是隐蔽得越深越好。
至8月29日，三〇六团阵地部署就绪。那个时候，因为蒋介石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非常推崇，所以就连黄埔教材都采用了“曾胡治兵语录”。邱维达是黄埔四期生，他很信服曾老爷子的一句名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显然，没有把握地盲目出击，只会得到一个“夜半临深池”的结果，只有在已经构筑出巩固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谋求“变化”。
在这几天里面，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士兵们白天烧个饭冒个烟都会招来日机的扫射轰炸，但是到了晚上，日军一般都龟缩不动，敌方阵地上一片沉寂。
如何寻求“变化”，就是要找机会寻缝隙。邱维达认为眼下就是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当天深夜，他派三营向罗店日军发起了强袭。
三营在营长胡豪的指挥下，趁敌不备，一鼓作气地冲入罗店南侧阵地，砸开了一个六十多米的缺口。在此之前，其他中国友军打的都是阵地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突袭，日军猝不及防，黑暗中只好拿起武器向四周乱射一气。
敲山震虎之后，三营并没有继续深入，而是见好就收，拖枪便走。日军哪里肯舍，跟在后面就追。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胡豪且战且退，一直把追敌逗引到了己方阵地前。
饶你精似鬼，也免不了照喝洗脚水。见对方已经中计，邱维达立即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集中全团轻重火力，对暴露在阵地前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
战斗至天明，阵地枪炮声逐渐稀疏。邱维达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看到阵地前沿的日本兵死伤累累，这说明前来追击的日军已被击溃。各营剩下来的事只是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而已。
按照中方记录，此役击毙日军中队长秀吉三郎以下近三百人，日军联队长竹田负伤，三〇六团阵亡营长詹文、刘振武以下两百多人，是一场划得来的胜仗。整个五十一师由此士气大振，自进入淞沪战场以来，官兵们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怯敌心理，至此也烟消云散。尽管夜袭的成功并不可能再三再四地复制，但还是挡不住友军部队的“羡慕忌妒恨”：“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
夜袭战的第二天，上海的《申报》和《大公报》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五十一师的战绩，同时还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大幅照片，其中《申报》更著文称赞：“此次五十一师拒敌大捷，其勇敢机智，实令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淞沪会战基本上集结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部精锐，可谓大牌云集。比如五十一师接防的第十一师，就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陈诚为之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他认为最优秀的将领，论名气也要远远盖过五十一师，但五十一师愣是靠自己的表现和努力，在上海滩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