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环境条件和西南敌情部署的特点，早在1949年5月23日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诸敌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9月12日，又进一步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基于这样的方针，对第二野战军的行动又先后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势于10月出广东，而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挺进叙府（宜宾）、泸州、重庆之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而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建设西南，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第二野战军全军立即转入了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
在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进军指示的次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召集了第二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后勤工作等问题。会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立即开展三项工作：
一是进行进军必要性的教育。向大家指明敌人的残余力量还存在，企图垂死反抗，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就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要发扬以往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各野战军共同继续进军，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
二是明确进军的目标。指明这次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7000万人民，以及西南在国防地位、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地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消除一切骄惰、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不良情绪。
三是大力加强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在树立进军西南的光荣感和明确任务艰巨性的基础上，做好一系列的保障工作，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熟练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指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实行科学分工和随时了解、掌握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深入基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以此来保证新的进军任务的胜利实现。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命令规定：第二野战军主力（除第4兵团）的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后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贺龙部队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具体行动分为3个步骤：首先，第3兵团以车运由浦口经徐州、郑州到武汉，再徒步至常德、江陵、枝江地区集结就补，第5兵团由上饶车运到樟树，再徒步经长沙至邵阳、武冈、湘潭线集结就补。其次，第3兵团攻取遵义、彭水、黔江线，第5兵团攻取贵阳。最后，第3兵团直出泸县、江津，第5兵团直出宜宾、纳溪，顺势迂回重庆，控制川东，完成南面兜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