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较量，到1947年6月，整个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变化。我军不仅总兵力有了上升，而且士气旺盛。
对此，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共产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毋宁说正相反，他们似乎获得了较好的武器供给，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估计到时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美］瑞阿、布留尔：《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而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已近破产，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信仰动摇。正如蒋介石在这一年的6月所说：“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是“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了，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1947年6月5日）
同时，蒋介石还对一年来的所谓“剿匪军事”进行了检查。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未把匪军消灭，而且还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蒋介石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方面”。（《蒋介石对军官训练第三期研究班全体学员的讲话》，1947年6月1日）
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他的失败，向司徒雷登请教。司徒雷登认为已到了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蒋介石听从其主子的意见，实行了一系列措施。6月28日，授意最高法院下令“通缉”中共主席毛泽东。
6月30日，又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在会上发表了《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的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存亡绝续的关头”，我们必须“群策群力，同心同德，来改造党并挽救当前的危机”。挽救危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明令讨伐共匪”，“另一种方式是不下讨伐令而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加强剿匪军事力量”，（《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第1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会上，根据蒋介石的意见通过了三点决议：（1）加强“剿共”军事力量；（2）党、团合并，以加强力量；（3）如期进行普选。
7月4日，蒋介石向他的政府提议并通过了“如期实现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以政府训令的形式向各地颁布：“励行全国总动员令，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立即切实执行。”（《总动员与戡乱建国运动》，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3页）
接着，在7月7日，蒋介石又发表了“戡乱建国”的广播演说，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放弃根据地，像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以和平合法的政党来争取选民，企图以和平的手段来瓦解中共；另一方面又诬蔑中共是“公开叛乱”，“破坏交通，破坏工矿，而且到处破坏奄奄一息的农村”，要求“举国一致”，集中“意志与力量”，“抱定决心戡平叛乱”。（《总动员与戡乱建国运动》，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