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国共两党不共戴天。
成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稍晚些时候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的两个政党。两党曾集合于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同怀拯救中国于贫弱衰败的宏阔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内，两党成员曾于二十世纪初叶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中生死与共。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深入，两党在各自秉承的信仰理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攸关利益以及在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上，出现了无法弥补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与断裂。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极其迅速。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集团也是五花八门，但几乎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声称自己代表着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沿袭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农民的赤贫。中国革命乃至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拯救并解放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赤贫的农民。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并使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其初期进行的革命就叫“土地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待“泥腿子”的态度，成为国共两党的根本政治分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立场。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不是中国的无产者，因此，他们认为争取尊严和社会权力的无产者的暴力反抗，与土匪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历史上的某个瞬间，中国的无产者与有产者以及各自代表他们阶级诉求的政治集团，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势必不共戴天。
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不可避免地决裂了。
决裂的后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极其残酷。
首先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政治杀戮。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人以及接受共产党政治理想的青年被处决的场景处处可见。接着，就是对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既然已经把敌对的共产党定性为“匪”，那么对于“匪”的格杀勿论显得理直气壮和毫不留情。
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的数次军事“围剿”，共产党人没有可以利用的任何国家资源与政权资源，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这个巨大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者的人心——贫苦的农民们，他们手里只有大刀、长矛这类最原始的武器，也情愿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付出他们的身家、骨肉乃至性命。当共产党人立足的狭小根据地被攻破后，国民党的将领们在那里看见的是苏维埃政府简陋的礼堂、军民两用的打谷场和操场，到处写着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能够跟着共产党走的青壮年都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扫荡的原则是：“树要过火，石要过刀”。于是，贫苦百姓的理想之国荡然无存。
当共产党人失去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令那条后来举世闻名的万里路途上的每一公里都由红军的生命铺就。最终，共产党人进入了中国贫瘠偏僻的黄土高原。由此，一个困惑开始缠绕着国民党人：总说再有几个月就可以把共产党“剿灭”，但是共产党人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苦战，为何就是没有丝毫意志的屈服与溃灭的迹象？当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侵略后，又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困扰着国民党人：无论围追堵截得多么凶狠，共产党却坚定地要与国民党联合抗击日本的侵略。尽管国民党不断“揭露”共产党的这种联合背后是有“阴谋”的，或者对共产党的联合呼吁置之不理继续实施军事打击，可中国共产党联合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锲而不舍。这令在“安内还是攘外”中纠结不堪的国民党人不知所措。
一九三一年，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现在他更公开更强暴地占领中国领土，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他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同时帝国主义强盗也非常明白，现在世界革命积极发展，中国工农革命日益高涨……这一革命浪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替他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表示国民党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工具”，因为他们在“逆来顺受”，在“无抵抗”，在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进攻”。所以，全中国的民众必须“武装起来”，“在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只能倚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以便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解决瓜分中国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帝国主义作战……
接着，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要求“在红军与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要求“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能了解：积极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的部队，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要求在还没有“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而当“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
共产党人的宣言，鼓荡着中国不断高涨的抗日舆论。
然而，鉴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现实，鉴于国民政府开始部署对日作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反蒋抗日”的狭隘性，于一九三五年首次提出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了一份《八一宣言》。指出：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因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尽管仍把蒋介石排除在外，还是于中国历史的危急时刻，第一次提出了无论党派团体各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便是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蓝本——曾经与国民党不共戴天的共产党是这样表述的：“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联合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如果国民党“坚决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共产党将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年的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以所有红军将领和二十万红军官兵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言辞之恳切无以复加：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城、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急，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万人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联蒋抗日”。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不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起来。历经了国民党残酷屠杀与疯狂“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抉择中，经过了“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能够承载民族大义、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胆识与历史胸怀。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甚至提出了在国共联合抗日的前提下中国工农红军如何开展对日作战的问题：“红军在彼方忠实地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必须是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第二天，西安事变爆发。
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关于西安事变的诸方面问题。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南京，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经过多方的斡旋、磋商、谈判，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致全会电，首次提出：在“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条件下，苏维埃政府可以“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炎黄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月十日
毛泽东认为，国内各方对此电报“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能在政治上说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
史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自此开始。
为了谋求第二次国共合作，谋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派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频繁地与国民党军政高层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了数次谈判。国民党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正职官长等要求，目的是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继而逐步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尽管共产党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如同意蒋介石提出的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等，但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猝然爆发。
民族危难近在眼前，国共联合迫在眉睫。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正在去庐山的路上。七月十三日，平津处于极度紧张之时，国共两党在庐山开始了谈判。国民党方面除蒋介石外，还有邵力子、张冲、宋美龄等人参加。共产党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就公布国共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展开磋商。之前，共产党方面已致电蒋介石，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须先确定双方认可的纲领，然后由双方干部组成最高会议，蒋介石担任主席；关于红军改编，共产党方面不再坚持必须设立指挥，让步为设立政治机关但应具指挥机关的权能；对于边区政府，共产党方面同意由南京指派一名正职官员；同时，同意由红军担任由蒋介石划定的平绥线的国防防御任务。但是，由于卢沟桥事变已经引发战端，蒋介石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国共之间的沟通陷入了僵持。这一次，双方代表于庐山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时，蒋介石将共产党方面的所有让步全部搁置，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能设立指挥机关，红军三个师直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管辖，三个师的参谋长均由南京派遣，共产党人负责的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依旧不愿给共产党以合法与平等的地位，企图通过改编红军根除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握，他甚至劝毛泽东和朱德“出洋”。军阀混战时，凡是战败的军阀都以出国作为其政事与军务的结束。此一建议的提出，足见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
共产党方面坚决拒绝由国民党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与人事权。
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九天后，北平失守。
紧接着，天津沦陷。
面对万分紧张的军事形势，蒋介石托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转告共产党方面：十天内改编红军，南京给三个师的番号，红军出动抗日。对此，毛泽东提出的改编原则是：“一、八月十五日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朱德）正彭（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八月一日，蒋介石密电邀共产党方面去南京“面商大计”。周恩来、朱德即刻从延安启程赴西安，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自十二日开始，国共双方代表在孔祥熙公馆举行谈判，内容集中在发表合作宣言与红军改编的问题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双方甚至要为一个词的使用反复争辩。蒋介石主张在合作宣言里不提“民主”，以“民用”二字代替，并且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同时把“国民党”三个字一律改称“政府”——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共产党是向政府输诚的。周恩来表示，两党合作绝非以强凌弱，也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投降。关于红军的改编，共产党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提出的由国民党派遣政治部主任的要求。
双方争论难以调和时，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
中日战争已呈全面爆发之势，国共谈而不决的状况随即转变。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国民党方面只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遣联络员。一个月后，正式公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命令时，依照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整体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前景充满自信。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二十三位高层领导聚集在渭北洛川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抗日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以及持久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说，“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全国人民必须“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
洛川会议结束的这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正式发布：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一二〇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毛译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对于蒋介石来说，不能把共产党人称为“匪”了，但他又不情愿称为“友”，于是使用了一个古怪的称呼：“第三者”——“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在以往的日子里，国民党没能用军事手段将共产党武装“剿灭”，也许是出于“斩草除根”的心理延续，蒋介石亲自给共产党的将领们换了名字：朱德叫朱蹭陂，彭德怀叫彭特立，林彪叫林育荣，贺龙叫贺云青，肖克叫肖格，徐向前叫徐象谦。——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共产党将领们的这些名字从来没有使用过，甚至几乎无人知晓。而国民党方面给予工农红军的三个师的番号，虽然原是属于东北军旧部的，但自重新发布的那一刻起，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带有特殊意义的称谓。
还是这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全国发出了就职通电，通电的抬头极为壮观：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各部院长、太原阎副委员长钧鉴：
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何副主任、孙主席、开封刘主任、商主席、成都刘主席、南宁李总司令、白副司令、黄主席、广州余总司令、吴主席、昆明龙主席、长沙何主席、南昌熊主席、汉口何主任、黄主席、福州陈主席、济南韩主席、保定冯主席、太原赵主席、绥远傅主席、万全刘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迪化盛督办、各总司令、总指挥、军长、师长勋鉴：
各报馆、各民众团体公鉴：
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养日（八月二十二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叩有
蒋介石复电：“忠诚谋国，至为嘉慰。仍希一致团结，共赴国难，为盼。”
阎锡山复电：“两兄遂令改编所部，追随委座，前驱杀敌，复兴民族，我武维扬，引企旌麾，良深佩慰。特电复贺。”
李宗仁、白崇禧复电：“两兄新膺特命，总绾军符，望东指之旌旗，赋同仇而御侮，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伫听捷音，祗申贺悃。”
蒋鼎文复电：“率部抗敌，壁垒增新。行见马肥苜蓿，壮秋塞之军容；酒熟葡萄，励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焰，河山还我，指顾可期。特电复贺，并颂戎祉。”
傅作义复电：“台麾荣膺特命，东进杀敌，扬我军威，同深忭贺。刻下寇氛日炽，国难益急，尚冀军骝早发，俾利戎机，翘望节旌，无任驰企。”
九月，上海抗日战事酷烈。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国人不但看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坚定决心，还看到了共产党人为达成全民抗战不惜放弃了以往他们坚持的主张：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日益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但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乘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共同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首选须保障人民之自由，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民主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的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意在这个共同纲领的目标下，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同胞手携手的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籍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的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更一次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仁至义尽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早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的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急矣！同胞们！起来！让国共两党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全国四万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让我们更加和睦地为着保卫华北实现抗战而更加努力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统一战线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
第二天，蒋介石针对共产党的宣言发表谈话，表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曾说‘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战’。”今日，全国能够一致“深切”认识到“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认识到“整个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总之，“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理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与国际信义而奋斗”。
实事求是讲，在国民党一方，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联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忧虑。其心绪之复杂，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日寇凶残，已经深入国土，面对战争压力，从民族大义上讲，集聚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战争是必须的；另一方面，除了长期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军事上的严重对抗外，国民党最大的不安是，共产党会在这个历史时机生存下来且很有可能发展壮大。国民党的这种复杂心绪，贯穿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战争，并由此引发了两党两军的摩擦与冲突。
国民党人的不安与忧虑，来自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固执与偏差。
首先，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已到了被彻底“剿灭”的最后时刻。而事实上，这只是国民党方面一厢情愿的判断。自一九二七年起，执政的国民党动用国家所有的政权和军力资源，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也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共产党人的长征在国民党看来无异于穷途末路，共产党人也确实在长征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比如令工农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的惨烈的湘江之战。但是，蒋介石永远也没有明白一点，那就是他要“剿灭”的并不是他所谓的一群“匪”，而是伫立在人世间的一种信仰、一种主义，是这个国家中大多数的人情愿为之舍身的一种社会理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世界历史上至今尚没有用杀戮手段把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乃至一种社会理想彻底剿灭的先例。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其次，国民党方面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壮大。这一判断也属于一厢情愿。且不说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生存意志与生存智慧，仅就为了生存而言，也尚有比向国民党方面作出政治与军事让步更为有效的方法。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也没能深入到西北的腹地，共产党人落脚的地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域之一。而为了应对对日作战，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暇顾及陕甘宁边区，只要置抗战于不顾而只图偏安一隅，共产党人的生存与壮大会有更大的可能。但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人宣布搁置或放弃已经为之奋斗多时的革命目标，而这些革命目标是无数共产党人在困苦、磨难、酷刑，甚至面对死亡时都不曾放弃的。据此，如果将共产党方面把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送往前线去与侵略者作战，说成是为了生存，逻辑上都是荒谬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中曾这样说：
……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边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须之自卫手段……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
至于后来共产党方面的不断壮大，应是国共双方当初都不曾预料的。基于中国历史的现实角度，应该这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民族的存亡盛衰，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民族大义永远高于一切，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例外。民族灭亡了，国共两党都不会存在，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因此，即便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十年的屠杀与“围剿”，此时此刻的共产党人依然坚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必是对中华民族战斗精神的推动，必是对中华民族战斗意志的提升，这种推动和提升将是赢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毋庸讳言，红军的改编，至少在中国对日作战初期，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从军事意义上讲，三个师兵力的加入，对即将在这片辽阔国土上展开的规模巨大的战争影响有限。况且红军改编的三个师武器装备简陋，红军官兵兑现代集团式的地面作战经验也欠缺。对此，毛泽东曾十分清醒而明确地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红军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大敌当前的危难时期，民族之心的凝聚和振奋生死攸关。共产党方面有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说的是指望天上掉馅饼的人肯定要饿死；二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说的是指望别人的恩赐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屡屡面临危机，而危机的拯救永远不能依靠外来势力，每一次指望列强随之而来必是更大的一场噩梦。就像一九〇一年，大清王朝在被迫逃亡的遭遇中与列强签下了《辛丑条约》，导致不但为巨额赔款需要向列强借款，同时还要允许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于是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救中国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同心协力——从对世界乃至中国历史的洞察而言，中国共产党人远比国民党人清醒得多。
“万一中日交战，英国应该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早在卢沟桥事变前，英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就曾对中国明确表态。英国在东南亚有巨大的殖民利益，最惧怕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卢沟桥事变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虽然英国人将日本与德、意列为一个阵营，但在中日战争初起时，德国的表现却令日本人强烈不满。那时候，日本已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彼此成为政治上的同盟，但德国自近代以来就与中国关系密切，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武器装备也大多采购于德国。所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丧失德国盟友的意义反而给德国增添累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会独占中国使德国失去在华利益。因此，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人的行动。德国外交部随即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日本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停止为中国输送军火，并且扬言要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军事顾问不准到前线参战之外，德国与中国的军火和工业贸易并没有停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逼近中国首都南京之时。意大利与日本在一点上极为相近，即对中国的极度蔑视。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声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坚决支持日本，并由此成为中国抗日军民的死敌。
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复杂微妙。很早的时候，德国就曾警告过日本：“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出于日俄战争时俄国战败从而失去对中国东北地区控制的旧恨，更重要的是出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关东军已经兵临苏联边境的担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开始试图改善与军阀混战的中国的关系。一九三七年四月，苏联得知中国已经启动对日作战的军事准备，便主动向国民政府建议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订购急迫所需的军火。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了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一个多月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援的国家。但是，国民政府在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也十分苦恼。国民党人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共产党企图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暴力革命是受苏联共产党主持的共产国际的指挥。只是，在日本亡华企图越来越明显的时刻，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苏联雪中送炭般的援助。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对日作战急需国际支持，否则难以获胜——共产主义革命，日本帝国主义，两者在蒋介石都是不能容忍的，如今他只有两害之中取其轻，即接受苏联的援助用以抗击日本。一九三七年九月，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批军事物资——轰炸机六十多架、驱逐机一百余架、坦克八十余辆、反坦克炮三百余门以及一批重型轰炸机和高射炮，连同苏联教官和技师一起陆续到达中国。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苏联援助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无关，共产党方面没有得到过苏联援助的一枪一弹；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与“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无关。苏联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自近代以来，苏联与日本就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同时苏联又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与中国接壤、与日本相邻的国家。因此，全力支持中国，使中国有力量在本土拖住日军的主力，就可以避免与法西斯德国开战时苏联出现东西两面都需作战的被动局面。
美国本土距离中国很远，但美国在太平洋有特殊利益，这一特殊利益与日本有着天然的、不可回避的冲突，冲突决定着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日军登陆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六。可是，对日贸易也是美国主要的国际贸易。权衡之下，为避免日美矛盾激化，美国对日本的战争行为采取了绥靖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表示，美国站在中间立场，将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要求中日双方在战端面前都要保持克制。为了显示美国是有正义感的国家，总统罗斯福甚至下令禁止美国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事物资。直至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罗斯福总统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当一种流行症开始蔓延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罗斯福把日本比喻为流行病毒的携带者，但无法得知美国所说的“隔离”，在外交、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上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是，总统和国务院的话音未落，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总统和国务院的言辞对美国来讲是危险的，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日本）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罗斯福总统只好解释说，美国不会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对日本实施制裁。然而，这番话却又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而在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美国武装干涉占领加勒比海沿岸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不行？靠烈酒和屠杀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了整片土地的美国，有什么理由对日本占领满洲如此愤怒？
曾经担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反驳罗斯福的言辞直率得令人吃惊，他说日本通过战争寻求扩张，如同“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
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且问问美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年的美国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日本的扩张如同美国的扩张，就像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长大——死亡。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愤怒与松冈洋右如出一辙：
当今世界存在“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斗争，严重地表明原料、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如果不予纠正，在既得权利方面，“占有国”对“非占有国”拒绝让步，那末，解决的办法就只有诉诸战争。
日本人观点的核心是：这个世界几乎已被列强瓜分完毕。殖民主义者在全球抢占地盘的时候，没有遭到过国际社会的任何谴责，怎么轮到日本时就出现了声讨、警告、制裁？而日本人提出的“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概念，即指美国、英国、俄国、法国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它们都属于“占有国”，它们都已将殖民地占领完毕；只有日本属于“非占有国”，还没有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捞到什么好处。在如此情形下，如果“占有国”再不给“非占有国”一点方便，那么就只有通过战争成为“占有国”了。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占有国”和“非占有国”之外，还有中国这样的“被占有国”——谁为“被占有国”的命运着想了，“被占有国”又该如何解决侵略者的“占有”问题？
在国与国之间，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利益。
因此，中国在一九三七年面临的严酷现实是：全民族团结起来，独立对日作战。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共识的根本基础。
全面战争在即，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迎面而来：中国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战争是物质的抗衡，是交战双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对决，即交战双方国力和军力的对决。
战争也是精神的较量，是交战双方作战决心、作战意志、作战毅力与战争智慧的抗衡。
就一九三七年的中国而言，面对将会蔓延至整个国土的战争，全民的坚强意志以及胜敌决心是必须的，但显然还是不够的。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比日本多数倍，国土面积也比日本大数十倍，可仅从综合国力上比较，当时的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
一九三七年，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九点九，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成为全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一九三七年的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除了沿海部分城市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少数的轻工业外，中国所谓的“工业”绝大多数仍处于手工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至少已经延续了上千年。而战争，其实是在打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战争开始的一九三七年，中日两国的主要经济指标是：
工业总产值：日本六十亿美元，中国十三亿六千万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五百八十万吨，中国四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五千零七十万吨，中国两千八百万吨；
铜产量：日本八万七千吨，中国七百吨；
石油产量：日本一百六十九万吨，中国一万三千一百吨。
唯一能够掣肘日本工业能力的因素，是岛国本土资源的匮乏，特别是棉花、橡胶、羊毛，铅、锡、锌等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和煤炭。日本本土年产铁矿仅为四十五万吨，加上从朝鲜掠夺来的六十万吨，也仅能满足其所需的六分之一。中国的东北地区，煤、铁蕴藏量极其丰富。当时，抚顺年产煤七百万吨，本溪年产煤六十万吨，产量合计居全国第一。东北的铁矿藏量和钢铁产量也居全国第一，辽宁一地的铁矿储量就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九，鞍山和本溪两处的钢铁产量合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还有石油，东北地区的储量占全国探明储量的百分之五十二。但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无异于丧失了经济命脉”。“日本本土资源实甚贫乏”的现状，自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情势为之一变”。
依靠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一九三七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高达二十二亿三千万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两倍以上，占到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日本已具备年产各种作战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的产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年需要量。一九三七年，如果说中国尚有军事工业的话，其水平与清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经办洋务的时代区别不大。整个国家没有生产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能力，飞机和舰船虽然能够少量生产，但主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远达不到支持一场全面战争的批量生产规模。中国能够生产的只有步兵的轻武器以及小口径火炮，其生产能力同样无法支撑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量。
一个是强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生产能力的统计数字上。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还是两个呈现出完全不同面貌的国度。处于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日本，国民怀有一种狂热追求未来的集体意识，宪政制度带来的社会运转程序的相对合理，不但促使经济不断繁盛，并由此带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仅就教育而言，清末以来，中国派遣或自行留学日本的风潮盛极一时，国民党内军政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而遍及全国的各种爱国团体、准军事组织等，使日本积蓄起巨大的驱异求同的潜在能量，使得全民族全社会形同一个坚固的精神整体。
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中国最为混乱的历史时期。尽管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创建之初颁布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个连一部国家正式宪法都没有的国度。列强的野蛮掠夺和对民族工业的压制，使得中国薄弱的国民经济日益衰败，连年的军阀混战更是在民不聊生的境况下令整个国家于不断的战火中奄奄一息。这个国家曾以文明发祥绝早而自豪，但数千年的文明积累仍是无法挽救国民麻木萎靡的现状。没有多少中国人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渴望，如同农民无法预测天象收成只能听天由命一样，即便是志士的流血与精英的呐喊，也唤不醒无边无际的死气沉沉的原野。到处是水车在缓慢地转动，牛车在深深的车辙中挪移，还有低矮的草屋和饥饿的孩子。因为有着惊人的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中国人能“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时间”，无论街巷与乡村，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无所事事的沉默，而沉默者脸上“麻木的、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与绝望”。这个古老的国度，已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步履瞒跚地徘徊在永远的日出日落之中。
一个衰败落后的国家是无法打造出一支强大的军队的。
根据日本陆军史记载，中日战争开端的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总兵员四百四十八万一千人，其中战斗兵员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除国内常驻的十一个师团外，其余为朝鲜军、关东军、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其兵力配备是：
中国驻屯军：一个混成旅以及关东军所属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师团。
关东军：除了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二师团外，还有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独立守备队，骑兵第一、第三、第四旅团，独立山炮兵第四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九联队，高射炮兵第十二联队，飞行集团司令部，飞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联队，铁道线区司令部，铁道第三联队，电信第三联队，汽车第一、第二联队，测量队，防疫队，军马防疫厂，野战兵器厂，野战航空厂，临时军事法庭，下级军官候补队，旅顺要塞司令部，宪兵队，陆军医院以及陆军仓库等。另外，关东军各师团在国内还有留守部队，包括两个步兵旅团和骑兵、野炮兵、工兵联队，通讯队以及辎重部队，共计一万零五百多人。
朝鲜军：第十九、第二十师团，此外还有要塞司令部、医院、仓库等部队。
台湾军：台湾守备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联队，山炮兵联队，重炮兵联队，高射炮队，基隆、澎湖要塞司令部以及陆军医院等部队。
日本陆军航空兵司令部设在东京，辖第一、第二、第三飞行团和直属部队，分别驻扎在日本本土、中国台湾和朝鲜等地。
日本陆军在本土的部队是：近卫师团、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师团，共计十一个师团。
日本陆军的“师团”建制，世界上绝无仅有，实际上是一个各兵种联合的作战单位。自明治以来，日本陆军一直沿用的“师团”编制为：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以及少量的后勤单位。其中一个步兵旅团辖两个步兵联队，一个步兵联队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因此，一个日本陆军师团，常设四十八个步兵中队。而每一个师团的兵力数，各个时期不相同，平时与战时也不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师团平时兵力为一万三千，战时为一万八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师团兵力平时一万五千，战时为两万多。
日本是第一个实行现代征兵制度的亚洲国家，法律规定全国凡年满十七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都须服兵役。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除了现役的三十八万官兵外，尚有预备役兵七十三万八千人，后备役兵八十七万九千人，第一补充兵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第二补充兵九十万零五千人。日本总人口约为一亿零五百万，其兵役制的规定意味着日本陆军在战争需要时，可动员兵力能够达到一千万人。
而中国直到战争爆发前一年才开始整编陆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计划是：一九三八年完成六十个调整师的编制。调整后的陆军师被分为甲、乙两种：
甲种师，每师辖两个旅四个团，辖三个团的师不设旅部。师部直属骑兵连一个，炮兵、工兵、通信、辎重营各一个，卫生队、特务连各一个。甲种师是陆军主力部队。
乙种师，每师辖两个旅四个团。师部直辖一个骑兵连、一个炮兵营和一个通信连、一个无线电排、一个特务连、一所医院。乙种师是陆军预备部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陆军编制为四十九个军，一百八十二个步兵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又六个独立旅，四个炮兵旅又二十个独立团以及少量的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七十余万人。但是，这仅仅是编制数量，作战初期预计真正可以投入使用的陆军兵力为：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和十六个独立团，兵力总数尚不足百万。
因为在漫长历史中实行的募兵制根深蒂固，中国一九三三年颁布《兵役法》后始终没有得到施行。募兵制在中国自唐五代一直延续至清，即使清末袁世凯组建陆军新军时，兵员依旧来源于募兵制。与征兵制不问的是，募兵为招募与应募，应募者的多少好坏是招募者无法掌控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国民政府强制实施《兵役法》，即依照国家法令合乎标准的国民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可实际上落实下去仍旧变成了招募与应募。因此，中国军队没有预备役，后备兵源仅有一九三六年底才训练出来的五十万壮丁。——在日后漫长的对日战争中，中国在兵力动员上常常处在难以为继的窘境里，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讲真乃拙咄怪事。
在武器装备方面，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也相差甚远。
日本陆军一个师团与中国陆军一个师对照：各种枪支，日军师团九千四百七十六支，中国师三千八百三十一支；掷弹筒，日军师团五百七十六具，中国师二百四十三具；轻机枪，日军师团五百四十一挺，中国师二百七十四挺；重机枪，日军师团一百零四挺，中国师五十四挺；野山炮，日军师团六十四门，中国师十二门；步兵炮，日军师团四十四门，中国师三十门。——以上仅为常规武器，尚不包括日军师团拥有的上千辆特种战车以及数十辆坦克。就战斗实况而言，日本陆军不但配备有大量的特种兵，还能得到空军和海军的全力支援。
一九三七年，日本海军仅次于英、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中日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经服役的作战和辅助舰艇有：航空母舰四艘，主力战列舰九艘，重巡洋舰十二艘，轻巡洋舰二十一艘，驱逐舰一百零二艘，潜水艇五十九艘，练习战舰一艘，水上机母舰两艘，潜水母舰五艘，布雷舰六艘，海防舰七艘，炮舰十艘，水雷舰八艘，扫雷舰十二艘，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舰、猎潜舰等，总计二百八十五艘，总排水量达一百一十五万三千吨。另外，尚有两艘主力舰、两艘航空母舰、四艘轻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三艘水上机母舰、四艘水雷舰等正在建造中，即将全部投入作战序列。
中国海军至中日开战前夕，共有各种舰艇一百二十余艘，且都是小型舰艇，总排水量仅为十一万吨。即便如此，实际可以投入作战的舰艇仅有六十余艘，总排水量约六万吨，不足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中国海军的舰艇，不但小而且老，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北洋水师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的巡洋舰是仅次于“海圻”号的“海琛”号，同样是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一八九八年从德国购买的，排水量仅为两千九百五十吨，航速每小时十九节，装备有十五厘米舰炮三门、十点五厘米舰炮八门、四点七厘米舰炮四门以及三十七厘米四连发鱼雷发射管一具。而此时日本海军所拥有的常规巡洋舰，排水量都在一万三千吨以上，航速每小时六十一公里以上，普遍装备有二十厘米舰炮十门、十二点七厘米舰炮十六门、六十一厘米四连发鱼雷发射管四具。如此，可以想见，中国海军的主力舰一旦遭遇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战局将会是怎样的。
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隶属于陆军和海军。陆军航空兵拥有五十四个飞行中队，其中战斗机中队二十二个，每个中队有常用战斗机十二架，备用战斗机八架；轻型轰炸机中队六个，每个中队有常用轰炸机九架，备用轰炸机六架；重轰炸机中队八个，每个中队有常用轰炸机六架，备用轰炸机四架。另外还有侦察机中队十五个，轰炸、侦察混合中队三个，每个中队拥有的飞机数量与战斗机中队相同。总计，日本陆军航空兵有各种作战飞机约九百六十架。此外还有运输机、训练机和研究机等数百架。
中国空军名义上拥有各种飞机六百多架，但能够参战的飞机仅有三百零五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多个国家，由于机种复杂，维修困难，十分不利于作战。少量的国产飞机也由于零部件依赖进口而长期不能使用。
除了武器装备，中日两军最重要和最明显的差距，是整体素质之别。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依托现代资本主义和天皇一统的混合政治体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现代军事指挥系统。大本营的军事指挥统一而高效，对陆海空三军拥有绝对的权威。日本内阁里陆相和海相的设置，近似于美国的三军参谋长联席制，指挥权的高度集中使之对军队的调度和作战的指导迅速便捷。日本军队已经完全摒弃了幕府时代割据的弊病，成为一支宣誓效忠天皇并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的强大的武装力量。日军官兵对内的绝对服从，对外的凶狠顽强，对自身的舍生殉道等基本素质，使“其能征惯战之精神为世界各国军队首屈一指”，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军力强悍的武装集团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陆军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并不统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约七十个师，习惯上被称为“中央军”，其中约四十个师来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黄埔军校学生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后来一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进行训练，装备相对较好，官兵素质较高。其余的三十个师，均来自北伐时期跟随蒋介石或者被蒋介石收编的旁系部队，虽然仍被叫作“中央军”，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素质都比较差。中国的地方军阀部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畸形存在。这些部队基本上是地方军阀的私属军队，他们各有各的招募制度、编制制度和军需制度，武器也是自己筹款购置或是自己土法生产的。财力丰厚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好一些，财力薄弱的军阀军队武器装备就相当原始。特别是，在这些军阀部队的内部，吃空额、喝兵血的弊端习以为常，一些官兵沾染上吸毒、狎妓、纳妾等恶习。因此，国难当头之时，尽管地方军阀部队愿意抗日救国，但这终究是两国之战而不是两省厮杀。——面对作战意志极其统一坚定的日本军队，中国军队“无论就编组、训练、装备、补给任何一方面言，都是杂乱无章的”。而对于一支军队来讲，如果官兵素质、作战能力、武器装备、整体协同乃至统一指挥均陈旧落后，那么在战争来临时就会“不堪一战”或是足以致命。
国民政府在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间的巨大差距。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做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活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该案在计划条款中特别提出：“国民经济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设，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国民政府提出：“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主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
国民政府制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一九三六年计划拨款一千万元，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的这一年——拨款猛增到两千万元。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先后投资建立了二十多家重工业企业，主要包括铁矿、炼钢、有色金属矿和冶炼、煤矿、电机制造、机器制造等，并且从应对战争角度考虑，将这些企业大多分散在了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甚至是在青海。中国对日作战全面开始后，这些企业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有些甚至已经投入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没有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国内仅有的几家兵工厂分散在各地军阀手里。特别是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后，国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兵工厂只有上海、金陵、汉阳、巩县等少数几家。一九三五年，巩县兵工厂仿制出德式毛瑟枪，被定名为“中正式”，并投入了批量生产。金陵兵工厂能够仿造出马克沁重机枪。汉阳兵工厂可以制造出七十五毫米的野炮、一百毫米榴弹炮和二十毫米高射炮。但是，直至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可以控制的几家兵工厂产品品种之少和产量之低，对于一个面临全面战争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数量庞大的军队来讲，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金陵兵工厂：月产八十二毫米迫击炮一千八百门，手提机枪三百五十八挺，马克沁重机枪三十三挺；
上海兵工厂：月产七十五毫米山炮六门，七九式机枪子弹、六五式步枪子弹各二百四十万发；
汉阳兵工厂：月产七十五毫米山炮两门，八八式步枪四千七百支，三十节式重机枪三十五挺；
巩县兵工厂：年产“中正式”步枪五万支，月产元年式步枪三千一百二十支，捷克式轻机枪二十五挺；
汉阳火药厂：月产枪药三十吨。
自己制造不了，只有在有限财力支撑下进口武器。由于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于是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武器最多。中日战争爆发前，从德国购买的坦克、重炮、高射炮、机枪、探照灯、鱼雷和舰艇等，大约装备了三十万人的中国军队。
德国军事顾问提醒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蒋介石立即派出军事交通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并主持制定出国防交通建设计划。截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先后建设的铁路项目有：一九三五年九月，同蒲铁路通车，打通了平绥、陇海两大干线；一九三六年四月，株洲至韶关段通车，全线贯通了粤汉铁路；同年，浙赣铁路通车至南昌；一九二七年七月，广九铁路和苏嘉线投入运行；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陇海铁路宝鸡以东至连云港线路通车；一九三七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中国铁路的通车里程已达一万三千公里。国民政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新建铁路总里程是中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八年间铁路建设里程的六倍多。国民政府还动用大量储备资金购买机车设备，至中日战争爆发前，中国铁路共有机车一千二百七十二辆，货车一万六千三百四十二辆，客车两千四百一十六辆。全国各条重要铁路线上增设了军用站台、军用岔道二百多公里；各铁路干线还储备了可供使用一年以上的铁路器材和燃料，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但是，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铁路干线都是单行线，而且铁轨规格不统一，其中同蒲路、正太路、浙赣路的杭江段竟然还是无法与全国其他铁路网有效连接的窄轨。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公路已有十万九千五百公里，其中铺设路面四万三千五百二十一公里，土路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九公里，全国连接各省之间的公路网基本形成。但是，中国的公路即使是铺设了路面，也多是沙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土路更是会令所有的交通工具寸步难行。汽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奇的东西，偌大的国土之上，载人汽车加起来不足一万辆，载货汽车也只有一万三千辆。现代交通工具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调动的速度，竟然比不上从异国侵入的日军。
或许认识到中国军队很难快速调防，快速突击，于是按照中国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思维惯性，国民政府耗费巨资在沿海和沿江诸要点修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国防工事按坚固程度分为三种：钢筋水泥构筑的永久式、铁轨和枕木构筑的半永久式、简易材料构筑的临时式。国民政府在预计未来将与日军作战的主要地点构筑的军事阵地的分布是：
一、山东区：潍河、鲁西、鲁南；
二、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
三、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
四、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
五、山西区：晋东、晋北；
六、绥远区：绥东、绥北；
七、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
八、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
九、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
十、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江苏、浙江、山东、河南、陕西、绥远、冀察各区的第一期国防工事已基本修筑完成。可是，日后的战争进程证明，这些花费大量资金修筑的国防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它们或是被撤退中的中国军队遗弃，或是当敌人来临时工事还没有完工，或是完工了但却是根本不能使用的“豆腐渣”工程。
国民政府只有一种战争准备下手很早，且在日后的战争中真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大后方的选择和建设。全面作战尚未开始，国民政府就意识到，只要仗一打响，中国军队连同政府一起很可能要往内地跑，而跑到哪里合适要提早筹划。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入川，督导对贵州、四川和云南的经营建设。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控制中国西南的目的：“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建设，解决了中国对日战争时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中国应对战争的准备有着无法逆转的重要欠缺。
但是，战争已在眼前。
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制订了极其详尽的甲乙两套作战计划，涉及敌情判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作战指导要领、战斗序列及战场区分、各兵团之任务及行动、航空与防空、海军、交通和通信、兵站、警备等，均为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对中国将要面对的战争局势的判断：
（一）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
（二）敌军之攻击方向，对黄河以北，由古北口山海关经北平——天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向郑州——济南——徐州前进，期将我主力歼灭。或将我国军向西北贫瘠之区压迫，期以封锁之。其副作战，由多伦经张家口——绥远——河套——大同，及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向太原前进，取包围山西之势。
此外更将利用其有绝对制海权，由肢州湾——海州等处登陆，以威胁我在黄河北岸作战军之侧背。
（三）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像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意志。
（四）在二三两项之作战，敌为贯彻其根本国策，具有极重大之意义。然敌国惯以武力恫吓之手段，以遂其要求。今我国既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则将来战争爆发之初期，或不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
（五）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对俄军，海军主力应对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
（六）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为掠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对我国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七）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各要地，预料只有局部之攻击，以达其扰乱之目的；唯福州——厦门——广东之汕头等地可与台湾琉球亘日本三岛，构成一中国海之防御线，敌将有占领之企图。
（八）敌国为对俄形成包围有力之势，或将以一部协助伪匪由多伦经张北——化德——归绥——包头——河套前进，以为向蒙古及陕甘新攫取根据。
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判断是准确的。
即使对于日本来讲，虽然已经发动了对中国平津以及淞沪的战争，但是在必须确保的“满洲国”的东北西三面，苏联远东军的存在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忧患，忧患令日本在向中国全面开战时不得不想到这也许是“一种冒险”：“苏联远东军（包括西伯利亚军区）有二十八个阻击师，四五个骑兵师，六个装甲旅，一千五百架飞机，另外还有十个师的蒙古骑兵，战时远东兵力达三十一至五十个师。”因此，即使在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还是想到过速战速决的问题，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向军方提出了一个即使在日后长期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始终没能解决的困惑：“究竟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能屈服？”正在进行的淞沪战事，远没有日本人设想的那样“取得进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动员起全国所有的力量进行战争准备。因此，日本人认为，必须“依靠行使必要的实力来收拾事态”，“务必给予”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已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升任参谋次长的多田骏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预感到：“这次事变战争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八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战时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这个机构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组成中国大本营，由蒋介石任海陆空大元帅，程潜任参谋总长，白崇禧任副参谋总长。中国大本营是国家战时体制，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以实行国家总体战。
中国大本营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预备军，总司令阎锡山兼任。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辖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辖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
由大元帅和参谋总长直辖的部队是：
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
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
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浚；
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兼），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
接着，国民政府以大元帅蒋介石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大本营第一、第二、第三号训令，在年初制订的甲乙两套作战计划的基础上，连续颁布了一系列的作战指导训令，要求所有部队“仰即遵照实施之”：
第一战区：“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但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
第二战区：“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
第三战区：“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对。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第四战区：“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
第五战区：“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籍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海军：“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的部队之作战。”
空军：“空军应集中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以敌舰及炮兵为主要目标），尔后任务另指定。”
第一至第四预备军：“除别命所示者外，各依指定之地区，迅速集中完毕后，根据各战区前方会战之经验，各自实施（必要时可与中央各军事学校连络）适当之战时教育，并保有随时应战之机动性。”
直属部队与预备军同。
后方勤务部 “适应各战区作战之要求，完成通讯、交通诸设备，充实弹药器材诸项补充。对集积运输之要领，即务必分散配置，顾虑对空遮蔽，以避免敌空军及炮兵之轰炸，且能不失时机补充前方，并考虑第二期作战之物资充足法为要。”
几乎是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晋谒天皇，呈奏扩大对华战争方案。在奉答天皇的垂询时，两总长就如何能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进行了凶狠的表述：
一、为早日达到目的，当前最值得期待的手段是以海军航空兵力消灭敌国军队最为出色的航空兵力，并且反复攻击其重要军事设施、军需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等，以使敌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为此，需要迅速夺取在上海附近的陆上航空基地。
二、仅以上项措施不能保证达到目的，因此须做好战局将相当拖长的思想准备，从而继续或重新实施以下各项措施：
（一）在华北方面，必须确保平津地区及其周围的主要占据地区的安定，同时对企图向我采取攻势的中国中央军给以打击，使其丧失抗日的自信心。
（二）确保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
（三）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以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的形式，代替天皇正式的宣战诏书——无论使用什么形式，日本天皇的这份诏书，等同于日本已经向中国宣战：
依靠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提携合作，确保亚洲安定，以求得共荣，乃日夜不能忘怀之事。中华民国不理解帝国之真意，肆意制造事端，以至有今日之事变。朕对此深为遗憾。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挥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切望帝国臣民配合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同心协力，达所期待之目的。
什么是“所期待之目的”？
九月三日，日本召开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除正式发表开幕式诏书外，决定“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施政报告，明确回答了日本“所期待之目的”是什么：“今日日本所应采取的手段是，尽可能迅速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然而，这个方面如仍不觉醒，继续顽固抵抗，则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
一九三七年九月，无论早有预谋的日本，还是尚在准备的中国，都已表示出强硬的立场。
日本人说，须迅速彻底地让中国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须用中国的不屈意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中国人同时也知道，面对这场战争，这片国土将承受难以预料的灾难与苦痛。
“寇深矣！祸急矣！”
中国人是信奉祖先神灵的民族。每当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时，中国人都会期望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并祈求在祖先那里获得勇气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因此而撰文，祭祀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冑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琢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決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倶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祭祀之地在黄河岸边的黄土高原上。
黄河以北，青纱帐一望无际。
一九三七年初秋，谷穗满了，高粱红了，鬼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