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