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

辜仁发只好强调,他来是为了代阎锡山指挥作战,而不是听关于傅作义的坏话。张荫梧一听更不买账了,他说傅作义不听他的指挥,这个样子不能打仗,就是阎锡山本人亲自来,他也要跟阎锡山讲讲理。

两人大吵一顿。阎锡山以为,张荫梧、傅作义看到他的私章就犹如看到令箭一般,哪敢不服从指挥,谁知他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权威,没有人把他那枚小小的私章当回事。

辜仁发指挥不动张荫梧,第二天就跑回后方复命。

阎锡山见状,又让周玳去济南指挥。周玳叫苦道:“辜仁发比我精明能干得多,他都指挥不了,我如何能行?”

阎锡山坚持说:“他(指辜仁发)的威望不够,你去了他们不敢不听。”

周玳无法推辞,但又不想如辜仁发那样灰溜溜地被赶回来,就向阎锡山建议:“张、傅两人既已水火,不能协同作战,不如把两人分开。正好韩复榘已向胶济路方面东撤,我军如南下进攻,颇有后顾之忧,不如令傅率重兵南攻,令张率本部东进,将韩复榘逐下海去。”

阎锡山同意按此方案执行。周玳即前往济南和张荫梧面商,张荫梧答应照办,但又在周玳所定的分兵方案上,多要走了一个军。

周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便打电话通知傅作义率部南进。因此前傅、张相争,晋军未能及时地乘胜追击,马鸿逵等部已退入曲阜、兖州据守。傅作义便下令对这两座城池展开围攻。

周玳的方案只是无法之法,其实并未让傅部在给养上得到根本改善,再加上官佐贪污,使得军用品不敷使用。

攻城期间,正值大伏天,山东大雨连绵,但很多部队根本没有防雨设备,有的纵然有也不顶用,军鞋在雨地里穿一天底子就破了,士兵们只好赤脚行军打仗。傅部的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征集,可是征粮又不给钱,自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粮食不够吃,“料面”倒有的是。中原大战前,山西已二十多年未遭兵灾,百姓称得上安居乐业,同时吸大烟和“料面”(海洛因的俗称)的陋习在山西又一直盛行,从普通家庭妇女到军队里的士兵,很多人有此嗜好。

山东人说:“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枪是步枪、大烟枪,炮是高射炮(将海洛因放在烟卷中仰面吸食,称为高射炮)。”当地还流传一个笑话,说点“高射炮”时,须拿烟卷裹上“料面”,可是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料面”受潮,火柴也点不着,结果晋军士兵个个困于毒瘾,无力作战。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傅作义在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信任后,也不免泄气。虽然晋军还不至于仗仗皆败,但从此以后没打过什么好仗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攻城部队曾几度攀上曲阜的城墙,不过都被打了下来,以至于一连损失了两个团仍无法得手。

周玳的分兵方案还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南下力量。由于兵力不够,傅作义在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只能以保安纵队等部掩护其侧翼。

保安纵队是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匆匆扩建的新兵部队,为了掩饰备战的企图,才命名为“保安纵队”。士兵大多是从绥察两省和山西雁北等灾区招募来的灾民,年龄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年龄小的仅有十二三岁。这些人入伍时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且都披着无面的白板破羊皮袄,有的下身还裹着破麻袋一类的东西,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当地人戏称为“皮袄队”。

保安纵队所发的武器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套筒”,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人只配给十发。虽说战前已训练了半年,但士兵们不仅未进行过一次实弹训练,甚至连一般的制式教练都没有完成。

山西晋商遍天下,山东境内也有许多晋商。他们看到这些子弟兵所携带的破旧武器,都感到既疑惑又惊诧:“你们带的家伙连此地红枪会都不如,去山里打仗,行吗?”

行与不行,也就是上来凑个数而已。保安纵队扼守的是一座石山,上面光秃秃的,一棵树木也没有。本来计划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但他们并没有配带镐锹一类的工具,老套筒上连刺刀都没有,加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也无从搜借,于是他们只好把部队散摆在山脊上,借以虚张声势。

这种空城计骗鱼腩部队可以,若用来骗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那就是自己找罪受。很快,保安纵队便明白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