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起初由晋军单独主打陇海线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调整为晋军、西北军共同主打陇海线。
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战略可以随时调整，距离却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在战争初期，西北军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驻于关中平原，离陇海路较近外，其他大多东调不易：张维玺、刘汝明驻于陕南，沿途需经过山岳地带，行程艰难，而且还受到襄樊一带中央军的牵制；孙连仲更是远在甘、宁、青，全靠徒步行军，要到达陇海战场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之相比，蒋介石掌握着铁路和航运等主要交通线，军运便捷，短时间内便可将兵力集中于陇海战场。
冯、阎经过磋商，决定采用败中取胜之计，即在西北军全部到达陇海线之前，先以晋军、杂牌军为主打。其中，作为杂牌军三大主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又用在晋军之前，分三路向徐州搜索前进。若行动顺利，自当按计划直取徐州；若遭遇挫败，三部抵敌不住，则诱敌深入，撤至晋军两翼，此谓“先计败”。之后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便合兵一处，对中央军实施两翼包抄，此谓“后计胜”。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张钫说万殿尊不禁打，蒋介石便决定把刚刚训练好的教导第一师（以下简称教一师）拉上去试试身手。
蒋唐战争之前，蒋介石曾邀唐生智帮他重新训练中央军，还说已找来了德国顾问。事实上，早在第一次编遣会议召开时，蒋介石身边就已经有了德国顾问。即便是开会期间，他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让德国顾问给他上一节军事课。
后来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的地盘和税收都有了大幅增长，其建军条件也是“鸟枪换炮，越吹越壮”，最让他感到得意的就是建立了教一师。
教一师是蒋介石按照德军制式，并聘请德国顾问进行训练的第一支新型部队。该师共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新兵多为由江苏各县征来的青年壮丁，装备的武器则全部从德国购进。
当时国内的步兵建制通常是一营四连，但教一师是一营三连，三连之外再配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所谓小炮，乃是平射曲射两用步兵炮，或者是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其威力要超过迫击炮，而在一般部队，一个营里别说配置德国小炮，能有两门迫击炮可用，就得向上磕头烧高香了。
教一师不仅装备优良，而且官兵的待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军官穿呢子军服，士兵穿黄卡其布军服，一看排场就不一样。
可是漂亮和实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归德之战是攻城战，也就是搬着云梯不顾性命地往上爬的那种。教一师官兵均缺乏实战经验，打这类硬仗、恶仗，远不及那些成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职业老兵，结果攻了半天也攻不下来。
教一师攻城不下，蒋介石只得另谋他法。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归德城内设有孙殿英的军官学校，该校校长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派人与这名校长和另外一名黄埔出身的教官进行了联络。两人作为内应，打开归德大门，把教一师放入城内。
万部在撤退出城后又遭到教一师的伏击，部队大半被缴械，万殿尊本人也被俘虏。
闻知部将折戟，身在开封的万选才急忙将防务交由晋军，星夜赶到前线进行督战。途中他路过刘茂恩军部驻地，于是决定先见一见刘茂恩。
刘茂恩是附属于晋军的杂牌，归晋军直接指挥，但在部队部署位置上，万部位于战列部队之前，刘部位于战列部队之中，万选才觉得既来前方督战，便有必要跟刘茂恩打声招呼。
万选才和刘茂恩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一道打江山的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