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编遣会议起，赵戴文已在南京待了一年多，他了解蒋介石的实力：“他（蒋介石）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吗？他们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
赵戴文对赶集似的跑来太原的说客最为不屑：“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给赵戴文这么一敲打，阎锡山讨蒋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准确地说，是被吓住了。他随即电告张学良暂时不要发布讨蒋通电。
对于要不要列名于三人联衔的讨蒋通电，特别是还要由关外发出，张学良也正处于犹豫彷徨之中。他固然不肯冒险，可是如果冯、阎真的停止反蒋，就怕面前的跷跷板失去平衡，自己在与蒋的关系上重新处于不利位置。
恰在左右为难之际，阎锡山来了这么一个电报，让张学良心里更加没底。他不知道阎锡山究竟在捣什么鬼，难道蒋阎又和解了？
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奉命到太原察看动静，并重申张学良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以便万一蒋阎真的和解，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结果王树翰去了一看，居然是这么一回事：一心要做反蒋领袖的阎锡山被人几句话就给吓尿了！
荒唐啊荒唐，最荒唐的不是别的，是阎锡山竟然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
张学良闻报，便顺势复电阎锡山，称这份联衔电稿尚有需要商酌的地方，因此不必急行，等彼此酌定后再如何如何。
晋军将领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也都为“总司令”的窝囊之举感到脸上无光。周玳跑去问阎锡山：“这是干什么？”阎锡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吓尿了，勉强找了个理由说：“这是缓兵之计，是应付省党部的。省党部见报，必然告诉蒋，这就会稳住他的心，不再做积极准备。”
周玳听了，知道阎锡山这么说是纯粹为了给自个儿遮脸，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徐永昌看到阎锡山将谈话登报后，也急匆匆地找到周玳，一见面就说：“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
徐永昌和赵戴文的意见原来的确是完全一致，但那还是在放冯玉祥回陕，或者说决定打不打之前。现在冯玉祥已经回陕，蒋阎也已经决裂，“打不打”早就变成了“如何打”，这时怎能再轻易动摇决心？
赵戴文虽然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但作为一个文人本质的政客，有时亦不乏腐儒之见。在徐永昌看来，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不是不知道阎锡山起兵在即，已难以勒住缰绳，他是故意安排了一场阴谋：先以造反的罪名吓住赵戴文，再通过赵戴文吓住阎锡山，这样无论阎锡山最终出兵与否，最后对内对外的威信都将一落千丈。
除了影响威信外，徐永昌料定，在蒋阎决裂之后，蒋介石必然已抱定一劳永逸地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的决心。若是山西方面就此软下来，让蒋介石得寸进尺，各个击破，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到了这个阶段，徐永昌表现得义无反顾。他对周玳说：“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指阎锡山）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玳作为代表，向阎锡山陈述了徐永昌及各将领的意见。阎锡山听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入府进行详细商讨。
各方面代表闻知因为赵戴文来晋，阎锡山在讨蒋上又产生动摇，也纷至沓来，对阎进行游说。
这个攻击赵戴文：“赵次老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连走路都予以照顾，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蒋介石必亲自扶持，赵次老受宠若惊，早就迷糊了。他不晓得这是蒋介石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
那个让阎锡山放宽心：“蒋的内部情况，决不是铁桶子，除了少数嫡系之外，都是同床异梦。至于那些杂牌军队，更不会为他卖死命，千万不要再犹豫。”
阎锡山至此才拿定了讨蒋的最后决心。他对王树翰这样解释：“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所以仍请汉卿（张学良）支持。”
你以为讨蒋是儿戏吗？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对他缺乏尊重，纯粹在耍他玩，因此内心十分不满。针对阎锡山“照前进行”的要求，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联络张学良的大事，就这样让赵戴文给贻误了。阎锡山悔恨交加：“唉，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