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所谓邹鲁代表张学良签字一事，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整桩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论政治远见，阎锡山比冯玉祥要强多了，他可不认为“胡匪儿子”不用介意，而且也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早在与蒋介石发生笔战之前，阎锡山就让邹鲁携带一封电报稿去沈阳，以征询张学良的意见，而这封电报稿就是阎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的那封通电。
鉴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所起争执，主要来自对苏交涉，阎锡山还答应，一旦将来组织起反蒋政府，外交部长可由张学良推荐。
可是直到通电发出，邹鲁别说征求意见，根本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能见着。
阎锡山只记得蒋、张由对苏交涉引起了纷争，其实那段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蒋介石岂能不知道东北军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在日记中发泄发泄外，他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开罪张学良，反而能迁就便迁就，能妥协就妥协。
在与张学良的使节莫德惠谈话，并在日记中发了一通牢骚后，他马上就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长电，以很委婉的语调阐述了中央在对苏问题上的办法及用意，并在文末嘱咐张学良推荐赴苏代表以及外交部次长人选。
早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就强调要用外交方法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除了在北平密谈中对张学良进行积极拉拢外，又在1929年冬派吴铁城赴东北，对东北军政高层进行宣抚。
吴铁城不是首次来东北，东北易帜就是他的杰作，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的经历。当年他曾遍访东北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时正是东北人心惶惶之时，吴铁城的低姿态和好口才立即博得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界的好感。
再赴东北，吴铁城主要就是为了抚平东北军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所受到的委屈。当年南京政府首颁青天白日勋章，用以奖励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吴铁城代表南京政府，将第一号到六号勋章分别颁发给了张学良等六名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敌意由此少了很多，不过他仍希望与阎锡山站在同一阵线，以便在对蒋问题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蒋唐战争期间，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发出联名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统一。
蒋唐战争结束后，当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加强，而阎锡山的威信反而降低了时，曾对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开始有意识地在蒋、阎之间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蒋阎关系的破裂，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他乐得不参与其中，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他迟迟不肯接见邹鲁的主因。
闻知邹鲁不得其门而入，阎锡山又派梁汝舟出使东北，并且对他说：“中止反蒋，对各方面牵制掣肘甚多。冯先生（冯玉祥）昨日派人来说，反蒋是正义，不能以利害定行止。我看你还是去沈阳走一趟吧。如能使东北加入反蒋行列，则希望大些。”
梁汝舟回复：“我的意见，义不容隐而不言，至于最后决定，当然是您的事。既然决定继续反蒋，我就起身赴沈阳，并以迅速为好。”
邹鲁只是不为南京政府所容、到处游说的一个无主政客，梁汝舟却是阎锡山身边的要人，可直接代表阎锡山的意志。张学良自然不能再简单地将这位山西来使拒之门外。他接见了梁汝舟，并且说：“我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我。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
张学良所说的老前辈，是指和他父亲张作霖同一辈的东北军元老，如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之前，杨宇霆因被主所忌，已遭到诛杀，张学良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由于他上台系得到了“辅相”张作相等人的支持，因此仍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的意见。
过了几天，张学良来到梁汝舟下榻的寓所，对他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思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
话说得这个份上，梁汝舟不可能再勉强人家，只得动身返晋。
梁汝舟成为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达沈阳并得以与张学良会晤的人。五天后，南方的方本仁才奉蒋命来到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