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就算交出兵符，人头也会很快落地，这是古代历史书上最常见的记述。阎锡山怕就怕一旦交出“最大诚意”，蒋介石正好给他胸口上来一颗子弹。
梁汝舟曾被喻为“三晋奇材，秀容拔萃”，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说中国古代皇帝那样残杀功臣，都是为了在自己行将老去时，为子孙顺利继位铺平道路。现在蒋介石年富力强，对功臣自有驾驭之法，又何必加以杀戮呢？说到子孙继位，时代毕竟不同了，蒋介石再没脑子，也不至于像袁世凯那样干出恢复帝制的蠢事来吧，而他如果因为这个杀戮功臣，更是匪夷所思。
阎锡山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对梁汝舟说，自己的精神有些异常，心里感到烦躁，看见茶樽酒杯就想摔。他还说，这种情形只在辛亥革命前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后才恢复正常。
阎锡山的思绪已经凌乱了。他明知继续反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如果中止反蒋，前景真的有梁汝舟描绘得那么好吗？
“削藩”的道理，蒋清楚，阎也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时代的四个集团军大佬，只要有一人坐庄，其他三人的日子就注定不会好过。如今冯、李都失势了，阎能明显地感觉到蒋的矛头已经指向他，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容许他的势力继续存在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阎锡山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活动，其实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的内幕老蒋完全明白，也迟早会和他清算这笔账。郑州遇险便是先兆。
阎锡山只要一想起郑州的那一幕，就不能不全身打一个寒战。危险哪，若不是王金钰正好给韩复榘打电话，孔繁蔚又正好出来小便，自己的一条小命离见阎王爷也许就只差一层玻璃纸了。
凌乱来凌乱去，阎锡山还是决定反蒋，而反蒋就要准备打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是阎锡山所一手提拔，而且全都对阎唯命是从，基本上是阎锡山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左右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只有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不同，他虽然也是山西人，但系来自客军，同时其人非常有头脑和主见，与一般的晋军将领截然不同，其一言一行对山西军政界的影响都很大。
阎锡山主要还是怕徐永昌不同意反蒋，他派人到北平给徐永昌带话：“阎先生教我密告于你，我们要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您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先回太原一趟。”
这是徐永昌第一次听到阎锡山要反蒋。接着，阎锡山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又特意让周玳代发电报，邀徐永昌来太原开会。
徐永昌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太原。他先到周玳家中，一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还跟他打哑谜：“你猜。”徐永昌脱口而出：“打蒋。”
在周玳予以确证后，徐永昌直接坦露了自己的观点：“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锡山）说来，也不利于打仗。”
徐永昌说，要是不打仗，人人还会像现在这样，争着来吹捧阎锡山，当他是爷爷。可如果打起来，这些人一定又都要向阎要这要那，阎为人又很吝啬，哪能予以满足？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反过来恨他，于是爷爷就变成了孙子。
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打仗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徐永昌很清楚阎锡山的性格缺陷及其弱点，他知道他的“总司令”根本就不能打仗。
如果徐永昌这话让贾景德听到了，对方一定会这样反驳：又不是只有我们晋军打蒋，不还有冯玉祥和西北军吗？
徐永昌原在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的认识最为深刻。他以为，冯玉祥在语言和外表都竭力装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也很是毒辣。比如冯玉祥平时惯用痛哭流涕的办法来迷惑人，拉近与别人的距离，可是只要有了利害上的冲突，不管亲疏，都会遭其暗算，“多少人都吃过他的亏”。
当初，冯玉祥自统的是国民一军，徐永昌曾亲眼见到他用缴械的方式，将跟着他走的国民二军予以吞并。徐永昌没有跟着跑，才未上冯的当。
以性格而言，阎锡山只适于守财，冯玉祥则更利于打劫。徐永昌知道他的野心非常大，也知道冯玉祥常在背后骂阎锡山“窝囊废”。这样的合作者，能够让人放心吗？
西北军对阎和山西的敌意那就更不用说了：冯玉祥已经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哪有不恨之理。至于其部下，更是恨阎恨得不得了。比如鹿钟麟就常常说要先打阎再打蒋。
无论个人品质，还是双方关系，徐永昌都不认为这种联盟有多么可靠。要是双方协同对蒋作战，到了紧要关头，一旦冯玉祥出什么新花样，阎锡山必然会落得倒蒋不成，反吃大亏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