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想到的这个人就是鹿钟麟。
冯玉祥向来爱战将而不重战将，但他对所谓儒将则是既爱又重。西北军中有两个公认的“儒将”，一个是宋哲元；另一个就是鹿钟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冯玉祥，所以很得冯玉祥的欢心，可惜他自己运气不好，在蒋冯战争中因与孙良诚不和，打了败仗，几乎把陕西都丢掉了。
宋哲元没法再用了，得用鹿钟麟。鹿钟麟长相忠厚老实，然而城府极深，为人处世“外方而内圆”。内圆，其实就是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还可以为上面遮掩。
在模仿冯玉祥方面，鹿钟麟比宋哲元更胜一筹，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其伪善与矫揉造作的功夫，“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如出一辙”。
你可以就此说鹿钟麟“无男儿骨格”。可是冯玉祥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幕僚，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怕他趁机坐大，同时对自己的所有决策也能做到无条件绝对服从。至于什么眼光啦，点子啦，个性啦，都在其次。
冯玉祥对鹿钟麟的欣赏认可程度，甚至超过了石敬亭等西北军中公认的有识之士。韩、石叛逃后，他对身边的很多谋士、部将，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钟麟始终被他引为身边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冯玉祥这样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来津津乐道。有人用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钟麟字伯瑞）为其爪牙，补其不足”。
鹿钟麟在蒋冯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离职潜逃”，去了天津租界。乘发生蒋唐战争，蒋介石、阎锡山的注意力转移之机，冯玉祥密召鹿钟麟来建安村面谈。
鹿钟麟得信后，立即化装由天津至太原再转往建安谒冯。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书写了手谕，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总司令，让鹿钟麟接替，同时授以远交近攻之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冯玉祥已经想清楚了，只有把阎锡山逼到绝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生意人的立场和态度，就算阎锡山仍然执迷不悟，那要是假劝真唱，拿下山西，也是大赚了一笔。为此，他将不惜与他曾经无比痛恨的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建立暂时的战略联盟。
鹿钟麟奉命回陕后，按照冯玉祥的手谕提出新口号：“拥护中央，开发西北。”随即，他就派代表密赴南京拜见何应钦。代表出发时对联蒋反阎还有些心理障碍，鹿钟麟对这位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出于分化西北军内部的一贯目标，何应钦一见鹿钟麟所派代表，马上便对鹿表示好感，希望他掌好西北军的舵，不要上冯玉祥的当。
从冯玉祥被诳至山西开始，太原就成了倒蒋派活动的中心，各地代表来往之密集，已经到了宾馆都住不下的地步。南京政府看在眼里，对阎锡山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极度反感和警惕。现在鹿钟麟表示愿意联合起来共同倒阎，何应钦很是赞成，他承诺说：“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一与南京拉上关系，鹿钟麟即召集众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军必须以西北为根据地，但是如不除掉阎锡山，不把山西拿到手，则西北军就要永远受威胁，而一旦西北军占领山西，就可立于进可战、退可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冯玉祥制定联蒋讨阎之策，有一半目的是想逼阎反蒋，到将领们这里可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的都没这么深这么远。他们对阎锡山恨之入骨，是真的要除掉阎锡山和想拿下山西！
在鹿钟麟等人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长于守、短于攻，西北军在进攻山西时，只要避免打攻坚战，胜算还是很大的。
要避免打攻坚战，就要尽量采取突袭方式。阎锡山对西北军一向有所提防，靠西北军自己突袭比较困难，但若是韩复榘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韩属于蒋系将领，又受阎锡山指挥，参加讨唐之战，阎的警惕性必然不会那么高。这正是冯玉祥指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的原因所在。
可是因为反叛的事，西北军与韩、石之间已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现在一下子要联合他们，人家会干吗？
冯玉祥不能不有所考虑。薛笃弼见状，便提出了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