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他将南方的新桂系视为一股，北方的冯、阎视为另一股，称这两股力量都足以与蒋争霸天下。
冯、阎、桂一旦实现大联合，对蒋政权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杨永泰论述道：“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
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表明“政治削藩”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杨永泰转而主张在冯阎桂联手之前，逐一进行“武力削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新桂系。鲁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理由。
即便抛开冯、阎，对当时的蒋介石而言，要想用军事手段单独消灭新桂系，似乎也是一个很难达成的目标。桂军从南到北，从两广到两湖，再到山海关，战线长达千里，已经形成了可以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一字长蛇阵”，蒋军不攻便罢，一攻很可能成为对方的“腹中之食”。
显然，若想仅靠打仗来解决新桂系，胜负难有定数。杨永泰的办法是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相结合，对新桂系分散在各地的势力予以各个击破。
他首先把目光盯在了广东，所用之术是“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
陈铭枢早就投入了老蒋的阵营，陈济棠也与南京政府暗通款曲，但广东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二陈，而是李济深。李济深在两广拥有过人的威望，陈铭枢、陈济棠等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就算他人不在广东，只要能够继续发号施令，二陈仍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正好国民党三大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纷纷赴京。李济深本来也应率代表与会，但处于这种敏感时刻，还要不要到南京去，他颇费踌躇。躲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希望李济深能以广东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新桂系，不愿他为蒋所谋，所以也力劝其不要赴会，并预言李济深到南京只会凶多吉少。
见李济深犹豫不决，徘徊不进，蒋介石决定派吴稚晖到广州迎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孙中山的同辈人，当他名满天下，以反清革命家、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的形象跻身于民国政坛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一个小学生，两人年龄相差居然有二十二岁之多。
仅看两人过去的履历和年龄差距，似乎更应该是蒋介石给吴稚晖牵马坠镫才是。当然，如果说吴稚晖想借助蒋介石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之梦，这倒也可以理解，可实际情况是，吴稚晖并没有什么做官的瘾，其人生信条为“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他担任过的最长时间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常委，除此之外，并没有在南京政府当过大官，连蒋介石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都被他一口拒绝了。
有人觉得蒋介石坏，宁死也不肯做蒋介石的官，吴稚晖是完全相反，他满心满眼都觉得蒋介石好，就连坏的都是好的。在吴稚晖看来，自己不做官的好处之一，也是能更好地为蒋介石奔走呐喊。他曾一再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与陈布雷等“文胆”不同，吴稚晖的本事主要不是笔，而是嘴。蒋介石让他到广州去拉李济深，老头子立即赶赴广州。去了之后，便不顾鞍马劳顿，喋喋不休地跟李济深讲起了务必要赴南京开会的道理。
吴稚晖与李济深本是儿女亲家，这种关系加上吴稚晖那张锋利的嘴，终于让李济深招架不住，答应动身北上。
3月11日，李济深率一批代表抵沪。这时全会还没开幕，李济深暂时不来南京也无不可，但蒋介石又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来南京居中调停中央政府与“李白”的矛盾。
李宗仁见状，再次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到时广东必陷，广西也会随之失去援助。听完他的分析后，李济深觉得很有道理，当即说，自己决不去南京。
李济深不来，蒋介石自有办法，他让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四元老出马，要求即便用八抬大轿，也非得把李济深抬到南京来不可。
张静江等人对此事都不太热心，只有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介石，在劝李入南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活跃。一到上海，四老就前去拜访李宗仁，同时约李济深来李宗仁的寓所谈话。吴稚晖代表四老对李济深说：“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入南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
李济深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说：“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南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回答：“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他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如果任潮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