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案（又称湖南事变）毫无疑问是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是对蒋介石权威的一次严重挑衅。武汉政治分会尽管还没有被撤销，但相关条例明确规定，这一机构无权任免该区域内的人员。桂军兵至长沙，更是违背了编遣委员会关于各部队应静候检阅，不得擅自调动的决议。
惊闻鲁案爆发，蒋介石忙从奉化赶回南京。在听鲁涤平讲述完事变的经过后，他大为气愤，认为新桂系擅自撤换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亏，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即电呈南京政府，说：“虽事前并不知情，但职责所在，亦应请予处分。”之后他推托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医院里躲了起来。
蒋介石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还提到新桂系此举，“没有给谭院长留面子”。的确，看到自己的嫡系丧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为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与蒋介石一样对新桂系极为不满。
另一个让谭延闿感到不高兴的人是何键。尽管何键在事变中给自己留了余地，可这如何能瞒得过大半辈子都在官场上厮混的谭延闿？从鲁涤平的哭诉中，谭延闿完全能够判断出何键就是倒鲁行动的主谋者之一，以及在这次事变中担当了怎样两面讨好的圆滑角色。他对人说：“何键被桂系牢笼，不能自拔，想趁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也是实情，但以后再想两面讨好，那是做不到的。”
鲁案后，南京政府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难题。根据法理，武汉政治分会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键当然也不能主湘，可现在的问题是木已成舟，如果对何键的新职务贸然加以否认，不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会将何键进一步推向新桂系一边。
正因如此，当鲁涤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纷纷对何键展开攻击时，谭延闿又选择了缄默不言。他和蒋介石商量一致的结果，还是要暂时稳住何键，以防湖南再次出现动荡。2月27日，南京中央会议做出决议，派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主力部队集中至安徽境内，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盘踞在长江上游的桂军，而桂军也不甘示弱地摆出了一副决斗架势。
看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鲁案，李宗仁遂请辞国民政府委员职，白崇禧也称病请辞前敌总指挥职。
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进行要挟的手段。在新桂系内部，早已通过秘密带信、传发密电等方式对军事方案展开讨论。
在新桂系的三巨头中，“李白”都以军事指挥见长，偏重于攻，唯有黄绍竑以政略见长，被称为新桂系的“阴谋家”，偏重于守。黄绍竑认为不能急于同蒋介石开火，他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不惜放弃武汉和北平。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住广东和湖南，达到进可战、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却认为黄绍竑的战略过于消极。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新桂系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热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计划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军”（指唐生智旧部）徐州直趋浦口，而以武汉的“桂系鄂军”（指胡宗铎、陶钧两部）顺长江东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观点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见状，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边。
“李白”不肯舍弃尺土寸地，当然是缘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但同时也是因为得到了冯玉祥的许诺。
西北军的兵力超过蒋、桂中的任何一家，可以说冯玉祥选择跟谁合作，谁就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蒋、桂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双方都竭力与冯玉祥套近乎，一时信使往来，颇为频繁。最后，李宗仁派出的代表抢先一步得以在河南拜见冯玉祥，并带去了“李白”的意见，称老蒋要以编遣的名义压迫冯桂两军，现在“李白”决定倒蒋，约冯一同行动。
蒋、李曾是结义兄弟，可是一转眼也就翻了脸。李宗仁为此大发感慨，说兰谱中的话真不可靠，所谓的“亲如兄弟、同生共死”转瞬间就会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无怪乎“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他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但实际上对他们这些身在政治场和利益圈中的人们而言，不过彼此彼此。
蒋、冯的关系也是一样，昨天还是山盟海誓，第二天就可能谁都不认识谁。老蒋把河北和平、津给了阎锡山，已经让老冯相当不快，后来在编遣会议中结成的恩仇，更令老冯视蒋为敌。
在离开南京时，老冯曾有一个不参加蒋桂之争，回大西北整军经武的计划，但这个计划需要有能静下来读老子庄子的心，而外面的世界却是水浒的世界，那个热闹与喧嚣，他又如何有这等定力？
各方面代表一活动，冯玉祥就逐渐改变了原先不加入内战的计划。他告诉李宗仁的代表：“烦请转告李总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蒋，但调动军队需要时间，希望他发动后能撑持两周，我就可以出兵响应。”
冯玉祥开始进行反蒋准备。谋士张钫劝他不要理会李宗仁，还是按计划速速西去，冯玉祥则复电说：内战将起，奈何奈何。
有了冯玉祥的承诺，“李白”信心大增，这也成为他们不屑于收缩兵力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来新桂系内部的大事都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共同商量，然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过去三人的意见一般都是一致的，很少出现争执，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
见“李白”坚持己见，黄也就不好再加以反对了。包括黄绍竑在内，三个人当时都不知道，从这时候起，失败的阴影已经开始紧紧地笼罩于他们的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