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会，蒋介石为了强调编遣的重要性，特地提到了日本军制。当时日本是征兵制，中国还是募兵制。老蒋认为，这是中国士兵素质不如日本士兵的主要原因，“募来的士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土匪”。
蒋介石刚刚说完，冯玉祥的代表就抢白道：“一般军队素质不好，因为是拉来的壮丁，没有经过选择。我们第二集团军便不是如此。”据他说，西北军都是先由各县征集，再经中下级军官选拔，剔出一半较差的，剩下来的人还要由冯玉祥和其他高级军官一一验看，不合格的人仍然要继续剔除。
“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严格选拔出来的，所以绝不是无赖、流氓、土匪。”冯玉祥的代表话中带刺，说得很不客气，显然是有备而来。
蒋介石猝不及防，十分尴尬，会场也陷入了沉寂，没有人出来搭腔。幸亏阎锡山见势不好，急忙站起来打了个圆场，才没有陷入僵局。
冯玉祥的搅和，让蒋介石很是恼火。虽然会场上制度很严，没有出席证的人员一律不得入场，同时也不许新闻记者前来旁听，但列席的军政人员不少，总是要维持些起码的体面才好。
明知冯玉祥是装病，蒋介石也不得不当成真的一样对待。除安排阎锡山前去探视外，他自己更是两度偕夫人宋美龄上门慰问，在希望对方不要借机闹事的同时，也想重新弥合双方的裂痕。
由于冯玉祥对会议持抵制态度，编遣会议已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白崇禧等人推举阎锡山出面，以阴历除夕将至为由，要求离开南京。
眼见众人都无心议事，蒋介石只好宣布：“那么咱们就休会，我给你们预备专车。”
阎锡山、白崇禧都走了，冯玉祥找来谋士张钫商量今后怎么办。
老天隔不了一层窗户纸，一个编遣会议把各人的真心假面全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冯玉祥认为自己和老蒋大概是尿不到一块儿去了，但今后最有可能斗得跟俩乌眼鸡似的人，绝不会是他和老蒋，而只会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
蒋桂暗斗，预示着内战将起。冯玉祥打算学习阎锡山，暂时避开这个旋涡。
冯玉祥的幕僚大多出身行伍，缺乏新型政治理念。张钫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冯氏幕僚中眼界较宽的一个。他就此建议冯玉祥回西北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关外乒乒乓乓的打斗，先用三年时间休养生息，“保持西北一片净土”。等有机会再出关问事，到时西北军兵强马壮，若争霸中原，不由得什么老蒋、老阎、老李不服，所谓“风声所树，一切事自然迎刃而解”。
计是好计，关键是眼下如何脱身。冯玉祥在和张钫计议后，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借个名义出国；二是直接返回自己的军队。
如果要求出国，蒋介石必然不会同意，毕竟冯头上还套着一个军政部长的官帽。如果要返回军中，以现在这种蒋、冯已经形同破裂的关系，估计老蒋不仅不会答应，还会加重疑虑。
思来想去，冯玉祥还是觉得耍赖最方便。于是他便以不告而别的方式突然离开了南京，直到渡过长江后，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信请假，理由是：养病。
当蒋介石得到消息时，冯玉祥已经在数百里之外了。
曾被外界寄予极大希望的编遣会议就此无疾而终，除了热闹热闹大家的眼睛，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蒋介石对此嗟叹不已，说：“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系抗命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
冯阎李，只有李宗仁还留在南京上班。这是因为新桂系跟冯阎不同，其地盘皆另外有人掌控——两广有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有胡宗铎、陶钧，就连北方的唐山、山海关还有一个白崇禧。这些地方，李宗仁都用不着亲自坐镇，非但如此，他长住京师，还能起到打听内幕并暗中掌控的作用。
编遣会议是冯玉祥第一个搞砸的，也让蒋介石对冯玉祥有了新的认识，只是以蒋军彼时的实力，实在奈何西北军不得。冯玉祥离开南京后，老蒋便想缓和与李宗仁的关系，用蒋、桂联手的方式来合力对付冯玉祥。
李宗仁固然不乐意冯玉祥，但比之于冯玉祥，他更不喜欢的恰恰是老蒋，因此他不但不肯接受这一建议，还反过来劝老蒋要对冯玉祥“感之以德”，说假如老蒋肯这样做，冯玉祥“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
蒋介石哼了一声：“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
李宗仁说服从不服众是一回事，能不能对付是另外一回事：“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个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
接着，李宗仁又打了个比喻，说冯玉祥今日的作用，就像穿制钱的绳子一样。有绳子在，制钱一提即起，如果绳子断了，钱便会撒一地，再捡起来就麻烦了。
知道李宗仁不愿合作，蒋介石只能知难而退。这时的新桂系势力自岭南横贯长江，蜿蜒以至燕蓟，宛如一条长蛇一样俯瞰华东，处于全盛时代的他们确实不需要，也不屑于看老蒋的脸色。
正因为势力发展过快，其实从很早开始，新桂系就有些找不到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