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七点半，底特律充满烟尘的天空下，响起了上工的汽笛声，此起彼伏，一阵紧似一阵。如果从北郊的布卢姆菲尔德山上用望远镜看去，整个大汽车城都苏醒过来。成千上万的甲壳虫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蠕动着。车流和人流缓缓移动，从许多叉路汇集到干线上，然后再从干线分散到各家工厂里。福特的厂、通用的厂、克莱斯勒的厂，还有其他一些没有老大哥那么出名，然而也颇具规模的公司，已经开始了早班的劳动。路很脏，人很乏，汽笛声已经使他们麻木了。但是，一到自动线上，他们就立刻像一部自动机器的齿轮一样开始转动。在这一天，尽管美国东西海岸之间有近四个小时的时差，但是，美国的工业齿轮运转正常。
在汽笛响之前两小时，巴巴拉·休伊太大就起床了。她忙着招呼黑人女仆波尔曼烧咖啡。她给两个小家伙——路易斯和乔尼穿好衣服，喂过牛奶。她打开公寓的门，先看信，没有；然后取出报纸来，扫了一眼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她丈夫休伊·莱顿可是在太平洋战区打仗的，太平洋的消息通常轮不上头版，总是挤在里页。底特律的报纸同全国的一样，充满党派倾向：倾向民主党的《晨报》总爱登尼米兹将军、舰队或海军陆战队的消息；赞助共和党的《邮报》一定有麦克阿瑟的大照，而且总是他的私人摄影师拍的。
休伊太大先翻翻《邮报》，因为她还没有勇气翻看《晨报》。
今天，一月二十四日，西南太平洋上没有什么大事。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还被日本兵拖在新几内亚和它北边的一串大小海岛的丛林和海滩上。报上登着各种战场报导和战争轶事，某下士怎样在格劳斯特角的大雨里，同兔子大小的蚂蚱和三英寸长的黄蜂作战；一位美军少尉向日本人的机枪巢丢了一颗手榴弹，结果整片雨林倒下来，砸死半个排的自己人。原来大树表面壮实，里面却已朽空。某上士奋不顾身地同日军搏斗，用日本人的战刀剖开了日本兵的肚子，结果胃里干干净净，已经好久未见粮米了；一艘美国潜艇在俾斯麦海击沉了一艘日本潜艇，潜水员下水去捞它的海军密码，却捞上来大批金银，真不知道在那片穷地方要金子干什么！麦克阿瑟又发表了演说，他说他通过电台指挥着菲律宾群岛上游击队的抗战；哈尔西的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又轰炸了拉包尔。飞行员们开玩笑说那里的朝鲜妓女好漂亮。
她丢开《邮报》，把《晨报》塞入拎包中。她还是鼓不起勇气看。休伊很长时间不来信了，不知道他现在怎样？“海魔”打下了塔拉瓦，伤亡惨重。但她从未接到死亡通知书，说明休伊还活着。只要活着就好。休伊平时也很少写信，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但愿他别受伤。
她抬腕看看表，时候不早了。格林太太的汽车该来了。巴巴拉自己有汽车，一来汽油配给，二来政府号召节约，她象千百万善良的美国人一样，认为政府说的总是对的。格林太太同她顺路，索性乘一辆车。战时的美国，女人们很孤独。除了上班干活，下班照顾孩子，还要承受亲人伤残甚至阵亡的痛苦。
格林太太已经成了一个寡妇。格林先生是一个陆战队飞行员。在槽海的一次空袭里，格林少校的飞机冲向一艘日本驱逐舰，不幸为埋伏在云巾的日本零式机所乘，一个跟头栽入海中。格林太太的神经受了刺激，总念叨着一场舞会。她在那舞会上同一个风流的新闻记者发狂地跳舞，引得格林先生不欢而去。格林先生随即投入了战争。尽管他牺性是一年后的事了，格林太大总认为是他的怨恨影响了飞行而死。她逢人就讲：“都怪我不好，我不该同惠更斯先生跳舞，都怪我。”
窗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格林太太来了。休伊太太在窗口向她招招手。她飞快地整理了一遍头发，穿上件干净的外套。她吻了路易斯和乔尼，叮嘱了女仆。她冲向电梯，顺手把中午吃的碎牛肉排和米饭盒装入手提袋。
“你好，格林太太。”
“早上好！休伊太太。”
“让我来替你开吧，你看上去挺累。”
格林太大的眼里有血丝，嘴里有很浓的酒味。她除了借酒浇愁，有时也同一些不正经的男人来往。
派克车爬上高速公路。窗外灰蒙蒙的，东方有一条很宽的亮带。残雪在路边发黑，到处是垃圾和废物。一辆辆拖车从底特律方向驶来，同她们的车交错而过。安装了很多轮胎的沉重拖板上卧着谢尔曼坦克、水牛式两栖车、普林斯顿自行火炮和155毫米长汤姆炮的底盘。这些巨大的武器有的漆成了雪灰色，有的漆成黄绿相间的颜色，有的漆成了丛林绿的迷彩，表明美国的工业正在供应着全世界的战场。
体伊太大是G汽车公司经理埃米尔的女秘书。她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六年了。她工作勤奋认真，即使埃米尔·大卫先生要求得非常严格，她的活也干得无懈可击。埃米尔先生是犹太人。他还有个堂弟埃拉扎少校在海军陆战队中当炮兵军官。埃米尔先生已经上五十岁了，仍然是单身。他皮肤微黑，目光炯炯，思想锋利得象刮胡子刀片，精力也相当充沛。早年，巴巴拉刚上任，埃米尔先生在严厉中还有股微妙的男人对女人的友善，有时送给她一枚玫瑰花，干得出色的时候，他还送她一盒小首饰。他给她起了个犹太名字阿荷利巴，一直这么叫下来。有一段时间，巴巴拉等待埃米尔先生向她求婚。不知为什么，大卫先生从未启齿，也许是因为宗教问题吧。
埃米尔先生在爱情问题上近乎羞涩与谦卑，巴巴拉甚至怀疑他的性能力。后来，休伊在一次球赛中认识了巴巴拉——巴巴拉是个女球迷，休伊则是棒球接手。他俩结婚的时候，埃米尔先生送了很厚重的礼。
从此，埃米尔先生的友善收敛了，剩下纯粹的严厉。他对女秘书扳起脸，开始用一连串的公文、文件和业务往来，甚至很多琐碎的小事来压迫她，把她折磨得团团转，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她的工资和奖金，然后又是冰雹般的业务。在这场工作和工资的竞赛中，巴巴拉渐渐衰老了。她也弄不清这一切究竟是公司日益兴隆——的确也是事实，亦或是埃米尔先生的变态报复。两者恐怕兼而有之。正当她准备递交辞职申请的时候，战争突然爆发了。她身为陆战队军官的妻子，理应在重要军火公司G公司的关键岗位上于下去。她于得越出色，休伊就可能回来得越早。埃米尔先生忽然又变得合情合理起来，把她的工作量减少了五分之一，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别人去干。也许他对一个身冒疾矢的美国军官负疚了吧，也许是他的堂弟也在战场上吧，也许是在波兰被残杀的犹太人勾起了他的同情心，反正他是有点儿变了。
巴巴拉推开埃米尔先生的房门，才七点一刻，经理已经坐在硬木椅子上了。他问过早安，笑笑，交给她一叠文件：“阿荷利巴，拿去处理吧。其中有些是急件，必须立即发出去。现在，你打下我的几条口授文件。”
巴巴拉熟练地拉下打字机罩，噼噼啪啪打了起来。口授文件打好以后，她给埃米尔先生读了一遍。其中有一封经理先生给他堂弟的信，收信的地址是珍珠港x号信箱，巴巴拉对这个信箱很熟悉，那是“海魔”的专用邮政信箱。
女秘书拿起文件，开门准备出去，她突然迟疑了一下，红着脸对经理说，“埃米尔先生。您堂弟同我丈夫在一起作战，我感到非常荣幸。”
巴巴拉翻看着一张张文件、表格、债券、股票单据、合同，读着各种花体字的签名。各种数字、条文，渐渐地在她眼前变成一幅有实感的图画和故事：
在一千亿美元的军费拨款和租借法案的旗号下，美国纳税人的钱迅速转到各家军火商的账号户头上。他们当然不会把钱锁在保险箱里，金钱的生命就在于它的流动。军火商立刻用它们购置机器，试验武器，更换陈旧的生产流水线，转产有利可图或利润丰厚的武器系统。这仅仅是一部分，普通人想象中的那一部份。还有一部分钱，包括武器生产的利润在内，并不是都投在新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这部分钱被用来套购股票、房地产、公债券、国外的矿山、土地，资助流亡政府，给濒于破产的外国公司输血，甚至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油画、古董、艺术品。在盟军还未登陆或还未占稳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同流亡政府的要人谈判好了买下最有潜力和前途的矿山、油田、农场和工厂。
那些外国的抵抗分子们，实在也弄不清美国公司和政府的复杂关系。他们既缺武器又缺金钱，他们还害怕开罪了公司就得罪了政府。说不定美军会找借口推迟某次起了古怪名字的战役，于是他们的人民又得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纳粹集中营里又会增添新的尸灰。甚至说不定在某次美国总统和苏联首脑的会谈中，干脆把那块地方划到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里去。
大公司在默默地接管战后的世界，不用铁和血，只用金钱和物资。一切都是那么廉价，那么肥厚，那么有前途，凡是重要的矿产、工厂、金融集团，都象真空吸盘一样被美国大公司吸进去，无可奈何，毫无办法。当年哈德逊河口的殖民者用二十四美元的玻璃珠子买下了曼哈顿岛，一八O三年用一千二百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如今无非是来一个翻版：别人流了血，美国大公司和大财团得了天下。
当休伊太太的丈夫在太平洋上，贝尔福太大的儿子在大西洋上，马克林小姐的哥哥在意大利山区，为着“盟国神圣的民主事业”，上起刺刀，发射鱼雷，用坦克炮射击的时候，名叫埃米尔的那位经理，他彬彬有礼，留着土耳其式的胡须，鬓角上挂了白丝，眼皮浮肿而疲倦，人略带伤感，他同美国的其他许多经理、股东、董事长，或者什么叫不出名称职务来的有钱人，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描绘战时世界和战后世界的蓝图。
这种蓝图不同于罗斯福的政治地图，不同于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的军用地图，它有特殊的山脉、河流、城镇、碉堡、敌情和兵力部署。他们也在打一场世界战争。仅仅是，这张地图是不属于休伊太太、贝尔福大太、马克林小姐她们千千万万平凡普通的美国人的。
埃米尔先生的日程表排得很满，他工作紧张，任务极重，而且事必躬亲，仿佛是个机器人。而巴巴拉也成了机器人的附庸。
埃米尔经理指示：坦克发动机的雾化器不适应沙漠，要加个防尘罩，但仅限于非洲战役期间，到欧洲战场必须取消。油漆的伪装迷彩要适应欧洲的冬天和春天：意大利的亚平宁山是灰白的，俄罗斯的原野是洁白的，西欧是白、黄、褐混杂的。军用品的型号和要求更改频繁，坦克的前部装甲要适当加厚；太平洋上需要一种新型的喷火坦克；噢，陈纳德将军从中国战场打来报告：燃烧弹在亚洲城市使用有意思不到的摧毁效果，请立刻查一下M-47燃烧弹和M-69集成燃烧弹的生产厂家。是C化学公司和K石油公司吗？立即买下他们的股票。什么？股票在涨。妈的——希伯莱语——好，我们开设一个燃烧弹分厂，日本起码还能顶两年，来得及，在F城的铁路交叉处买下地皮，那里到化工厂和轧钢厂路最短，方便极了；有个技师提出把油箱放到坦克装甲外面，容量可以加大，同陆军的阿伯汀试验场联系，究竟里面好还是外面好？核算成本，别忘了工夹量具和配整生产线的成本和时间；什么？海洋的盐雾对太平洋战区所有车辆的机件腐蚀很厉害。告诉拉文斯基先生，就是那个波兰佬，让他算算太平洋战区战斗车辆和后勤车辆的平均寿命，研究一下改用新配方涂料还是采用铬合金……
巴巴拉·休伊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隔壁的男人怎么会知道世界上那么多事儿，他还在关心和研究更多的事儿，让一切有关的人围着他转，提出各种建议、方案、计划书和研究报告。尤其是战场对武器系统的需求。
意大利卡西诺山战线是否需要一种新迫击炮，身管火炮在那里似乎派不上多大用场。解放者式飞机反潜火箭的效果差，是穿甲效率低还是引信的问题？盟军在法国西海岸登陆指日可待，德国人的大西洋长城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地雷一定特别多。坦克前面是安装爆破筒，还是安装扫雷镰枷或犁头？……这些都要在公司的试验场里试验，得出数据，改进产品，增加新品种。离他不远的地方，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和其他一些虽然不大，然而后生可畏的公司里，同他一样的人也正想思考和行动。战时，所有公司的手都越伸越长，什么赚钱干什么。汽车公司生产飞机，打字机厂生产机关枪，而机关枪厂则生产白行火炮。
从某种意义讲，休伊太大同埃米尔先生的利益是一致的。G公司的产量越高，品种越多，武器的威力越大，美军在战场上所受的压力越轻，死人就少，战争就能早日结束，休伊上尉就能回家来，她自己也是这很长长链条中的一环。所以每逢这类事，巴巴拉总是全力以赴地干，效率奇高，有时还提出一两项只有女人的细心才会发现的合理化建议，或改正一两项经理忽视的小错。每逢这种时刻，埃米尔先生总是吃惊地说：“阿荷利巴，你可以到设计部或者销售部当一名高级职员呢！”
“谢谢，我只想让战争早点儿结束，让我丈夫早点儿回家。”
其实，巴巴拉早拿定主意，等战争结束，丈夫回家——当然是复员回家，她就立刻辞职，安安心心当家庭主妇，专门伺候好丈夫和孩子，就是给再多的钱，她也不会在这间充满男性香水味的写字间里干下去了。
中午，埃米尔，大卫先生停止了工作。休伊太太给他端上午餐：醋闷牛肉、炸子鸡和一瓶黑啤酒。埃米尔这老光棍在吃上很讲究，专门雇了个中国厨子，还经常下馆子。巴巴拉不知他从哪里搞来那些精美的食品，有时甚至有龙虾和鲍鱼。她可吃够了战时市场管制的苦头。只有些发青的冻鸡肉和土豆。她一边吃自己的饭一边思量。
埃米尔午餐之后打一会儿台球，对手是推销部经理和设计部主任。台球在绿茵茵的球桌上滚动，他们边抽烟边谈生意经。巴巴拉这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她略略收拾一下文件，闭目养神，想孩子和丈夫，偶尔也想一下市场和采购。最近她突然产生其名其妙的害怕，觉得白己象暴风雪中瑟缩的小羊羔。
又开始工作了，电话不停地响起来，她一边用耳朵和肩磅夹着电话，一边记下电话里的内容。有一只电话声音不同寻常。
“喂，是G公司经理室吗？”
“是的，您找谁？”
“我找埃米尔先生的女秘书休伊太太，我从珍珠港来。我叫奥里森，西德罗·奥里森，是‘海魔’师的上士。”
巴巴拉的血一下子凝固丁，海魔？休伊怎么啦T她眼前漆黑，几乎抓不住听筒。
“喂，奥里森先生，您在哪里？”
“我在底特律。”
啊，准是休伊出了事，他们师长才派这么一个奥里森来通报。
她颤颤巍巍地问：“就您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笑声。
“谁？”
“您的丈夫。”
啊，巴巴拉悬垂的心总算落了地。上帝，把她吓死了。“喂，奥里森先生，您怎么不早说？”她颇为嗔怪。
“这样吧，我们六点半到家，这阵子在市里还于点儿别的事，到时候，太大，您可要招待我们吃好的呀。”
电话挂断了。还不到六点，她开始感到晕眩。天花板、地毯、写字台、吊灯和墙上挂的一幅詹姆斯·哈特的风景小品都旋转起来。
她努力定下神，继续打字。不断地出错，几个重要的数据她也算错了。她心烦意乱。
为什么休伊没有亲自打电话，为什么不到公司来看看她——也许违反规定，为什么要六点半来。明明波尔曼在家，我信上告诉他雇了波尔曼。自从休伊开赴太平洋战场，她一直放心不下。日本人又狡猾又凶残，枪打得准，千万别叫休伊碰上倒霉事。她知道休伊打下了瓜达尔·卡纳尔，受了伤。她知道“海魔”在新西兰休整，她还吃惠灵顿姑娘的醋，这家伙准是看上新西兰小组儿了。后来“海魔”打下了塔拉瓦，两个月了，音讯沓然。
她越来越走神，这是六年秘书生涯中从来未曾有过的，埃米尔先生绝不会原谅她。
她终于下定决心，干脆回家去。
她结束了工作，把文件放整齐，分门别类装入卷宗和档案袋，然后堆到保险箱中锁起来。
她来到经理室，轻轻把门推开。“是我，阿荷里巴。”她生平头一次自己称呼自己这个该死的名宁，她知道这名字引自《圣经》的某一段故事。可是，过去是默认，现在是承认。
埃米尔正在打电话。他显然集中精力问电话中的那个人交谈，没有注意到巴巴拉。当女秘书站在他门口的时候，他朝她挥挥手，不言自明，他正忙。
电话特别长，仿佛是在故意捉弄她。她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在一张纸条上写下：
埃米尔先生：
我丈夫回家来了，请准我两小时假。
巴巴拉·休伊
她重新进门，埃米尔又在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经理的声音又细又尖，仿佛是一个碎嘴子老太婆在同远方另外一个饶舌的婆娘扯闲天。
“喂，克里斯琴，你估计欧洲的路面怎么样？我只说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唤，四季不一样，先说秋季吧。什么，法国是黑钙土，比利时有一部分是红粘土，荷兰是沼泽型的粘土，德园是胶质粘土。噢，巴伐利亚同鲁尔区还不一样。对，要把轮胎的磨损计算进去。你知道迪尔先生的电话号码吧？喂，等一等。”
他看见了巴巴拉，一手捂住听筒，对她说：“阿荷里巴，我太忙了，请等一会儿再来。”
电话那头大概在告诉迪尔的电话号码。他的手放开听筒，重复着：“噢，5977351，再说一遍，对。”他开始拨号。巴巴拉没动身。
“喂，迪尔先生吗？我是埃米尔。美国军用飞机广泛采取了自封油箱系统。你看轮式车辆要不要安自封和自动充气装置？呃，成本太高，不要了。好！谢谢。”
他挂上电话：“有什么事吗？阿荷里巴。”他觉出女秘书今天有些异样。
巴巴拉不好意思地走到经理跟前，把手中的纸条压在一个沉重的煤精雕刻的镇纸下面。那个镇纸刻的是一个无头的半身女人，坦露着两只不对称的乳房。
埃米尔先生飞快地扫了一眼。
“噢。休伊上尉回来了，我真高兴。阿荷里巴，你什么时候把你丈夫带来。我听说太平洋上打得很苦，我想了解一下他们到底要什么新的武器和装备。”
巴巴拉厌恶埃米尔的生意经。他利用前线的一切来发财。这个穿男式高跟鞋的矮个子男人，是一个连地缝都可以钻进去的魔鬼。但他的确在帮休伊他们的忙，可是休伊他们又在帮谁的忙呢？
“谢谢，我一定转告他。”
“就这么定了，我在聚福楼饭馆请你们夫妇，明天下午六点半，一言为定。就是中国人开的那家餐馆，有极美味的鱼翅。”
“谢谢，打扰您了，埃米尔先生。”
她回身刚走到门口，经理又把她叫回来。他用修长的剪得很仔细的手指夹着一张支票。
“把它拿去吧。”
巴巴拉犹豫了一下，还是拿上了带男性香水味的支票。她道了谢，同时闪过一个念头：万一休伊出了事，钱总是需要的。
埃米尔先生实在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六点二十七分，电铃响了。真是军人的准确。她向门口扑去，打开了大门。
一位上士站在她面前，高大，英俊，红头发、红胡子，脸也冻得通红，个头很象是北欧人。奥里森向她行了一个夸张的军礼：“晚安，太太，我是西德罗·奥里森。”
巴巴拉没有看到她丈夫，顿时急了。她甚至顾不上打招呼，挤开了奥里森，向他身后奔去。她几乎晕倒。
一位本地的义务救护人员，扶着她的丈夫休伊·莱顿上尉。休伊聋拉着脑袋，浑身的关节仿佛全软了，他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巴巴拉抱起瘫软的休伊，波尔曼也过来帮助她。她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头，一下子把休伊抱到客厅的长沙发上。休伊上尉眼皮下垂，昏昏沉沉，似乎有感觉，似乎又处于半睡眠状态。他身上穿着军大衣，大衣里面乱七八糟地穿着些衣服，一股股汗味，尿味从里面散发出来，直扑巴巴拉鼻子。
巴巴拉转向奥里森上士，厉声地问。“莱顿怎么啦？”
奥里森搓着他的大手，一时唔唔语塞。巴巴拉多年女秘书的灵性这才发挥出来。她让波尔曼去给客人烧咖啡，饭菜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她吩咐先不必端，自己从酒柜中拿出一杯白兰地酒来。那个本地义务护士无论如何不肯留下吃饭，给他钱也拒绝收，休伊太太只好再三致谢，把他送走了。
她拿出两只高脚杯，给奥里森和她自己都斟满酒。“先喝一杯吧，奥里森先生！咱们慢慢再谈。”
酒下肚，奥里森缓过劲儿来，把事情大致讲了一遍。
塔拉瓦战斗中，一块炮弹皮打中了休伊上尉的头部。他负了重伤。奥里森上士——当时还是下士——用手枪逼着军医弗里德曼抢做手术，拯救了连长的生命。后来，松尾敬公大佐向美军野战医院进行了敢死袭击，休伊和弗里德曼所在的地堡幸免于难。希尔的舰队中有一艘医院船“天使”号，休伊被转移到船上，受到精心治疗和护理。船到珍珠港，他转入海军医院，一些最有才能的大夫前来会诊。他又动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之后，他恢复很快，神志已经清醒。但由于脑部受伤，延及神经，四肢瘫软，人也总打不起精神来。
在塔拉瓦战役中负伤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有两千人，珍珠港所有的医院都塞满了。为了准备马绍尔群岛战役，尼米兹下令让伤员迅速转院。因为考虑到吉尔伯特战役的重大伤亡，日军又获得了几个月的准备时间，马绍尔群岛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日本人接管，苦心经营多年，战斗一定会很艰苦，伤员也多。马绍尔群岛离夏威夷最近，所以珍珠港和檀香山的医院必须准备接收伤员。“海魔”的伤兵，除危重者外，全部转移到美国西海岸。奥里森请示了惠特尼中校，他同意把休伊转院到底特律。因为要办入院、记账、转户和各种报销手续，拖了一下，今晚先在家中过一夜，明天就送到医院去。休伊没有大问题，就是四肢发软，人也有时昏迷有时清醒。
奥里森解释的时候，巴巴拉利落地脱去了休伊·莱顿的大衣，又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剥下来。她放了一池热水，道声歉，把休伊扶进去，帮他洗了澡。波尔曼一边招呼奥里森吃饭，一边找出先生的干净衣服来。奥里森饿坏了，毫不客气地大吃沙拉、烤鸡、香肠和猪排。他一边吃，一边大声讲他和连长的战斗故事。浴室门开着，巴巴拉在哗哗的水声中听上士有声有色地讲瓜达尔·卡纳尔的雨林、新西兰的花、贝蒂欧的咸水湖。她才知道，无论新闻记者多么生动的描述，都比不上身临其境的战士的语言。有时，他的一个幽默、一句脏话，简直要让巴巴拉笑痛肚子。
莱顿上尉已经洗干净了。他穿着宽松的衬衣和睡衣，脸庞红润，坐到饭桌前，巴巴拉递给他一杯咖啡，他接过去喝下肚，奥里森上士从一只军用挎包中取出几个药瓶，数出几粒药丸给他服下。
一会儿，休伊清醒过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和物。他目光的焦点落在巴巴拉身上，足有五分钟。
巴巴拉几乎停止了呼吸。
“是巴巴拉吗？”他没有把握地问，他的思想仿佛在空间的某处游移。
“啊！是我，莱顿，亲爱的。”
巴巴拉不顾一切，扑到丈夫怀里，在奥里森面前，发疯地吻着休伊。“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我简直忍受不了这种日子。”她终于哭出声来，开始是嘤嘤啜泣，最后竟嚎啕大哭，象一只母兽。她把一年多来的痛苦、委屈、怨恨、绝望、艰辛一下子全发泄出来，给她的丈夫，给这个世界。
奥里森目睹休伊家悲欢离合的暴风雨，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无目的地打量着室内的摆设，儿童玩具、明星照、G公司的广告。他走到酒柜跟前，立刻呆住了。酒柜里堆满了酒瓶子，有空的，有半瓶的，也有未开封的：罗姆酒、姜汁酒、烈性的伏特加和白兰地。他早就听说过国内的妇女已经走出传统的家庭，投入紧张的战时生产，没有男人，神经脆弱，精神的弦快要绷断了。她们抽烟上瘾，嗜酒成风。他没想到休伊太太——他常听连长讲起她，他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可尊敬的女人——居然也用酒精麻醉自己。
奥里森是杀人不眨眼的士兵。他用枪托砸开敌人的脑壳，用刺刀挑出日本兵的肚肠。他坐在自己人的尸体旁边也能若无其事地啃面包，刺鼻的尸臭他也无所谓。但她不忍心看国内的女人们势单力孤地桃起生产的担子，用她们的双手支持这场战争。他用的炸药、投出的手榴弹、穿的军靴、吃的口粮，甚至是武器装备，很大的一部分是她们干出来的。她们拖着孩子，念叨着丈夫，操持着家务，和国内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逃避兵役法的王八蛋周旋，却负起了拯救世界的责任。
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它让女人变成男人，男人变成野兽。
奥里森想起苏萨鲍斯基少尉经常挂在嘴上的关于战争的议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有组织的武装冲突就是人类最顽固的习性。反对暴力的人，从吕西斯特拉忒时代起就宣扬过天下一家的世界，可是战争从来也没有消失过。合众国企图以两洋作为屏障使自己置身世外，结果，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伴随着战争，直到两次世界大战。
政治的、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地理的、经济的、心理的因素在冥冥之中蛊惑人类，点燃人类心灵中阴暗的火种，随着燎原之焰，把许多无辜的人——妇女、儿童、老者和弱者全都焚烧殆尽。
休伊上尉眨巴着眼睛，问巴巴拉：“路易斯和乔尼在哪里？”
巴巴拉又是一阵冲动。天！丈夫的神经还挺健全，还能想起孩子。她刚看到休伊的时候，闪过一个念头：糟了，说不定要陪一个白痴度过后半生。
“我让波尔曼把他们送到姥姥家去了。姥姥挺想他们，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乡间很寂寞。”
其实她撒了谎。她接到电话以后，猜测丈夫可能出了事。以她女人的细心和精明，把三岁的路易斯和两岁的乔尼送到一份朋友的家中，托她代管两天。她怕休伊伤毁得不成样子，会刺激孩子们。
休伊疲倦地说，“把他们接回来吧，我想瞧瞧他们。”
巴巴拉满口应承。休伊的状况虽然不好，可没有到她预料的最坏的地步。她一定要把孩子们接回来，他们天天嚷着要爸爸。
巴巴拉情绪高涨，一般劲地追问休伊，怎么打的仗，怎么负的伤，感觉如何，吃什么，怎么治疗和护理，现在想吃点儿什么，想听些什么新闻，似乎休伊他们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作战似的。
休伊的神经又开始迷乱，辨认不出眼前的妻子和家了。他视觉的焦点又在虚空中飘浮。他吐字含糊地问奥里森：“小查理，我丢的那块TNT炸药响了没有？……”
莫里森把休伊该吃的药全拿出来，一一把药名告诉巴巴拉。他指着一瓶安眠药说，“上尉该休息了。他神志还不清楚。太太，您千万别着急。”
一边说，他一边站起来，伸手去取衣架上的军大衣。“我该走了。明天早上八点我再来，把上尉送到医院去。”
巴巴拉大方地对上士说：“奥里森先生，太晚了。您今晚就住在我家里吧。路易斯和乔尼的房间空着。波尔曼，快，把客人的衣服和手提包送到孩子们的房间里去，好好收拾一下。奥里森先生，您先洗个澡吧。”
奥里森半推半就，终于答应下来。一方面，他不想去那个人群混杂的旅馆，另一方面他受到上尉家里家庭气氛的感染，竟挪不开步子了。
他洗了澡，换上巴巴拉给他准备的干净衣服，躺在一张柔软的嘎嘎响的折叠床上。开始，还有意无意地翻看着几份国内的杂志和报纸，后来索性熄了灯。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拉开窗帘，凝视着底特律的灯海。
他就是底特律本地人。
他的父亲是谁他记不清了，只听母亲讲他是一个瑞典人，人很聪明，又高又大，各种活都会干。母亲对他崇拜得不得了。那时他们住在匹兹堡，在一次本地的自发性罢工中父亲当了头头。罢工胜利以后，父亲却被一伙流氓割断了喉管。他们从匹兹堡迁到了底特律，母亲拼死挤活挣钱把他养大。他进了道奇汽车厂，在流水线上当一名装配工。
奥里森喜欢机械，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传统。他在装配线上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话，很受公司器重。不久，他就成了工长，工资也足够他养活母亲。如果不是战争，他也许已经娶妻生子，同巴哈马群岛上长大的母亲一起安享好日子了。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各项测验表明他是一个最理想的士兵，就被分配到圣迭戈的海军陆战队。他现在虽是上士，但陆战队正在大扩充，将来要达到六个师或者更多的编制，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排长，将来会是连长，战争结束，他也许会扛上少校的肩章。在血和火里，荣誉和升迁都来得快。她想，如果他是一个上尉或者少校，那他母亲该多高兴啊！
母亲已经不在底特律了。他打了两年仗，母亲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小镇圣奥古斯丁去了。她说她喜欢南方的阳光。也许她上了岁数，留恋故乡那些青葱的热带海岛。他小时母亲总讲家乡的美景，但他却不喜欢那些热带珊瑚岛。它们在太平洋上太多了，血腥而丑恶，比如塔拉瓦。
巴巴拉住的公寓在第十四层，从窗户望出去，视界开阔。一平方英里的闹市区灯光亮得耀眼，像一个缩小的曼哈顿。西方的迪尔博恩市豪光冲天，毗连鲁奇河的大片工厂区发出嗡嗡的声音。只有东边的大角园、大角林一带是安静的，灯光稀疏的。那都是些富人们住的别墅区，花园修得漂亮，草坪刈得平整。也许这阵子他们正和自己的情妇们一起欢度良宵。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公正。他们不用流血，不用打仗，财富却直线上升。而流血的人，负伤的人却默默地死去，或者默默地生活，很快被人遗忘。
他从小熟悉的底特律河，混浊而肮脏。现在倒映着一河和平的灯火，令人迷醉。由于空气中大量的烟尘，黄色的灯光变得模糊，混成一片。他知道灯光下有他熟悉的流水线，熟悉的机床，熟悉的零件和熟悉的伙伴。怎么那么多人当兵，还有更多的人留在国内？在国外一年多了，美国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他们拼命流血，就是为这一切作战吗？
他回到生活中。多好的一家人。生活有趣、美好。他想起打完了仗，自己重新回到生产线上，或者去上大学，娶个巴巴拉式的老婆，然后把母亲接来……
他忘掉了他打算戴的上校肩章。
夜呀！一个迷人的暖融融的美国和平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