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越来越觉得只有和谈才是他的最终选择。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双方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亲赴通县五里桥，但他坚持的仍然是联合政府。失掉天津后，傅作义才明白自己的处境，毛泽东以林罗的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历史悠久的古都北平逃过一场战火劫难。轰轰烈烈的平津战役走向尾声。北平一个初春的清晨，毛泽东踏上了“进京赶考”的大路。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时说，“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1月6日，周北峰一行出了北平，向蓟县八里庄驶去。第二次谈判开始了。
对于这次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由于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是自己的亲信土地处处长周北峰，毛泽东对此次谈判也非常重视。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
林彪特别指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傅作义再一次受到震动，决定派出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随同周北峰继续商议和谈中的具体细节。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到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不久，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
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部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于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城破之日，贵将军及部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崔载之等人正在德胜门等待着他们。第三天，苏静与崔载之等人开始将在城外达成的协议具体化，先后形成了十八条协议。
1月23日，傅作义同意了国共两军谈判形成的文字协议。并随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当众宣读了十八条协议。
会议上先是一阵沉默，继而有人放声大哭。傅作义一眼望去，正是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
迫于多数人的压力，虽然这三人最后同意了十八条协议，但要求返回南京。傅作义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月23日，北平和谈十八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各界人士欢呼雀跃，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终于免去了一场劫难！
北平翻开新篇章
北平人民欢庆和平解放的情景令苏静难以忘怀。正在他满怀激动地欣赏着北平和平景象的时候，忽然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要求他立即返回汇报情况。
刚一到通县宋庄的前线司令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道：“由邓宝珊交给傅作义的那封信，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问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他，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苏静茫然不解：既然那封信中的词句对傅作义有所刺激，为什么还要急着交给他呢？
林彪一下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只问了一句话：“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出城外？”
苏静脑子迅疾地一转，领会到林彪的发问，他是担心傅作义过早地将嫡系部队开出城外，会影响傅作义对蒋系国民党军的控制力量，一旦中央军又倒了回去，北平则免不了经历一场战火。
想到此，苏静马上返回北平城内，找到邓宝珊：“你进城的时候，带给傅作义将军那封信给了他没有？”
邓宝珊怔了一下，困惑不答。
苏静着急地说：“我们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见苏静如此急迫，知道定是上级的命令，再也不敢怠慢。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和傅作义见面时还没来得及拿出那封信，恰有客人来访，二人只得匆匆告辞了。后来，邓宝珊把那封信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傅冬菊看过信后，也觉得问题严重，没敢把信交给傅作义。
直到1949年2月1日，毛泽东授命《人民日报》发表了那封信的全文，傅作义才看到，不过见到后，傅作义果然异常激动，于2月3日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战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为了平息傅作义激愤情绪和解除其顾虑，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共同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于2月8日到北京饭店赴宴，并在宴前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林彪率先开口道：“北平和平解决，使文化古都未遭破坏，树立了和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先生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共产党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要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党内与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听了，神情终于好转，诚恳地说：“过去我的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客观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参加国民党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解放军不要有顾虑，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林彪听了，马上接道：“傅先生所说甚好。那封信，是合乎傅先生过去行为的事实，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将傅先生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先生进行新的合作，既不能因为傅先生过去之罪，抹煞今日之功，也不可因傅先生今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傅先生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才会胜利。”
聂荣臻和叶剑英随后也对傅作义多方开导，讲了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些政策，话谈开了，大家都面露喜悦。众人入席，高脚杯频频相撞，余音悦耳。
此后，傅作义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但内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他急切地想见毛泽东一面。一天，他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2月11日，陶铸、周北峰一道来到西郊傅作义住处，陶铸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和邓宝珊将军。周北峰说，叶剑英主任通知，傅、邓二位可于明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一道乘飞机赴石家庄。
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飞抵石家庄。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来到了招待所。
傅作义一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和蔼地一笑：“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我们俘虏你的那些人，”毛泽东谈起对待傅作义的政策时说，“我们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送去绥远？”傅作义一下子还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略有惊异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主席笑了起来：“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至于绥远，我们不着急。”毛泽东说，“有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西柏坡返回后，多天的郁闷和疑虑顿时烟消云散，卸下了沉重的思想负担，傅作义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此时，北平已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人民解放军一面加快改编傅作义旧部，一面换防维持着新北平的治安。到1月31日，北平城内的最后一批国民党军开出城外，标志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也很快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
1949年1月22日，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飞赴北平会见傅作义，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傅作义劝导董其武：现在的形势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听后不住地点头。后经多次谈判，董其武于当年9月19日率绥远省军政人员共6万余人正式起义，绥远和平解放，华北全区也随之全部成为解放区。
为了欢庆平津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在2月3日举行一次庄严盛大的北平入城式。
消息在参加入城式部队中传开后，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欢欣鼓舞，个个精神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北平。于是，武器、车辆擦了一遍又一遍，一支支钢枪锃锃闪亮，一辆辆汽车整装待发，军容整了一次又一次，一个个战士英姿勃勃，军马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一匹匹战马威武雄壮。
2月3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了。北平全市人民倾城出动，万人空巷，欢呼声响彻云霄。上午10时，四颗信号弹升空而起。四辆载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画像的大彩车和一辆指挥车为前导，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永定门入城。紧接着是机械化部队、炮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威武雄壮的入城大军经正阳门大街、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东四牌楼、西长安大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
在前门箭楼上，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及参加平津战役的各兵团领导人检阅入城部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人频频向各部队招手致意。
当入城部队经过各个街道时，汽车的轰鸣声，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同北平市民的热烈欢呼声、歌声、掌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入城的解放军从上午10时到下午16时，整整行进了6个小时。北平各界人民顶着朔风，冒着严寒，兴奋欢呼，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
古都人民浸沉在前所未有的欢乐之中。
40多天后，即1949年3月21日，为了便于展开下一步工作，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迁往了北平西郊的香山。
北平的三月，虽然还有凉意，但万物开始复苏，大地出现了生机，人们正沐浴着初春的气息。这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前往北平的大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呀。”他高兴地说。
走在身边的周恩来也风趣地应道：“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