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出动两个精锐旅入侵“囊形地带”，企图“引蛇出洞”，为进攻延安做准备，没想到“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然而为了邀功情赏，胡宗南谎报战功，没想到一场闹剧竟给新闻记者揭穿了……
1946年，是蒋介石最疯狂的一年，也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一年！这年秋天，他突然领着陈立夫、白崇禧等人飞抵西安，还专门到胡宗南东仓门一号官邪去转了一下。他看到，胡宗南会客厅的正面，悬挂着他与孙逸仙当年在中山舰的合影，下面是他的签字：蒋中正赠。他心中很得意，胡宗南这个自己培植起来的亲信是追随他的。
在西安绥署总部，蒋介石一行召集胡宗南、李铁军、罗列、董钊、盛文、刘戡等人进行密谈。蒋介石说：“今春以来，我们出动数百万军队，对共匪实施勘乱，可以说全面出击，打得共匪无处藏身。将士们都很努力，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诸位。为了保卫大西北这座堡垒，保卫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你们正在进行艰苦的奋战……”
蒋介石之所以极力鼓吹所谓的大好形势，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其实，1946年，蒋介石出动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十来个月的时间，就被人民解放军吃掉了35个旅，机动兵力明显不足。现在，他已决心在西北向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延安发起进攻。他继续说：“大西北固若金汤，三十四兵团占领北平，这是我们党国的光荣。但是，我们局部也有些失利，美国在给予军援方面最近也有些麻烦。还有人借口指责我们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四伏……这真令人愤慨！因此，我和立夫以及中常委商定，下一步准备于两件大事，一是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搞民主选举领袖，看我们是否还为全民所拥戴？二是下决心攻下共匪最顽固的保垒——延安。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西北将土振起反共精神，负起攻克延安的艰苦卓绝的使命，使西北成为我们反共救国的一个中心。”
蒋介石谈到这里，胡宗南插话说：“委座，我们已制订了一个引‘蛇’出恫，进占延安的详细计划。”
蒋介石眼睛一亮，忙说：“快说说看。”
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马上汇报：“我们总的意图是吸引陕甘宁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态势，而乘机袭击延安。具体来说，就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向陇东的庆阳、合水进攻，将延安主力部队引出”洞“来，然后轻而易举地占领延安。……”
蒋介石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针对这一计划说：“对延安作战的关键是消灭共匪的有生力量。据可靠情报，延安兵力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你们可以出动十倍于他们的兵力，以压倒多数消灭对方。他们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是飞机大炮加机枪，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给共匪以重大杀伤。共军就那么几个旅，好打！我看，有三至六个月时间，这战场，这天下，又是另一个样啦！现在你们要着手准备，务求必胜。”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他觉得现在是拔除它的时候了、为此他寄希望于他的得意门生、嫡系同乡胡宗南。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政策是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因胡宗南集团在陕甘宁解放区南线仅有六个旅，为完成进攻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的突出部，以消除进攻延安时侧背之威胁。
这个突出部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向南的囊形。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国民党军称之为“囊形地带”。
这个“囊形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以及陕甘宁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而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十分头痛，早就想侵占，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未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因而夺取这一地带就显得特别重要。蒋介石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块“囊形地带”非夺不可。
1946年12月3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四十八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我关中军分区西坡店、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扩大占领区，进占我关中要地。为恢复与巩固关中分区，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
1947年1月17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敌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驰援，我即以新四旅及警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日攻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敌70余里封锁线。敌又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之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向我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封锁线。 29日，敌三六八团抵通润，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三六八团于梁庄附近，遂以警备第七团于魏家机动防御，诱敌至梁庄附近后固守梁庄；以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于高家方向截敌退路，并侧击其一翼；以新四旅第十六团位于黄甫、腰里之线阻敌一四三团前进。
1月30日，敌向我发起攻击，敌第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敌第三六八团分两路攻占魏家后，向梁庄攻击前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七团将其诱至梁庄附近展开抵抗，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敌合围，将三六八团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激战，将其团直属队及两个营930余人全歼。敌军攻占关中的计划破产。
胡宗南在第一次攻击关中失败后，又抽调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师氏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诸位，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就必须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他的心脏地区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委座已要求我们尽快进攻延安，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
“当前，我们要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到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下面请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
文于一马上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军用地图前，比划着对大家说：“为了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的目的，我们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二十四和整编第四十八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断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制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部署庄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对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提出。”
文于一刚讲完，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站起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从东、南、西三面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堵塞袋口似乎没有必要。”
文于一马上解释说：“我们的这个方案主要看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夺取战略要地。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要隐讳下一步必将进攻延安已不可能。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立即发动。所以，应以歼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撤退。”
薛敏泉还是坚持他的观点，并与文于一争执起来。这时，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我认为文参谋长讲的有道理，我们应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袋口不能放开。”
还有几个师、旅长见会上出现了争论，也私下嘀咕着，有的想站起来发言。胡宗南见气氛不对，忙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接着正言厉色道：“好了，不要再争了。我看，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就照他的意见办，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军预备队部署在三原附近。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14日拂晓开始攻击。会后大家立即着手准备，现在散会。”
到会将领都知道胡宗南的脾气，皆相视无语，旋即返回防地做准备去了。
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军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延安，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并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地位。
2月14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命令部队从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部队新四旅早就从容主动向北撤走了。除胡宗南的第十二旅在爷台岭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战斗外，几乎没打什么仗。胡宗南的进犯部队除了占领这块地方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胡宗南旋即命令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该师（欠第一四四旅）和整编第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欠一四四团）向陇东庆阳、合水进军，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取延安。廖昂率领的这支部队均系胡宗南的精锐，共15000余人。
廖昂接到命令后，当天下午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他先讲了进攻陇东的战略意义和目的，接着宣布：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第二十四旅进攻庆阳，第四十八旅进攻合水。2月10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共2.8万人。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除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守备黄河以西、咸榆公路以东富县、临真地区，保障延安之安全，警备第一旅收复关中地区并坚持斗争外，野战集团军指挥部决心集中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第七、八团）打击进犯陇东之敌，相机出击关中国民党区。
2月28日，何奇率领的第四十八旅进占赤城镇。驻守该镇的解放军主力已安全转移。3月1 日，第四十八旅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到达板桥，正准备宿营时，突然又奉命向合水进发。由于天色昏暗，人疲马困，夜渡马莲河时有不少人坠河而死。渡河后又沿山沟往源上爬，一路尽是羊肠小道，沟深壁陡，所以行动缓慢，到3月2日下午4 时许才进抵合水。何奇的部队到达合水时，只有东北角山头有机枪向部队扫射，但很快就撤走了。何奇令部队搜索全城，结果仅发现一个老汉和一只山羊。到黄昏时，何奇的部队在合水宿营。大约薄暮时分，突然爆炸声迭起，何奇急忙命令部队抢占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整个部队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已。过了约一个小时，才发现是几名士兵在搜寻食物时，不慎触发地雷，算是一场虚惊。何奇得知实情后，气得大骂：“真他妈的几个废物！”还没待何奇旅长定下神来，军座又来了新的电令：第四十八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退路，多数人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最后决定经西华池南下。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南源上，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个城镇。镇内南北大街长达2华里多，商号居民共约1000户。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通陕西关中，为陕甘两省货物集散重地，商业比较繁荣，物资丰富。从地形来看，西华池和陇东其他地区一样，具有高源沟壑地区的特点，镇东西两侧都是南北向的大沟，在军事上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何奇令第一四二团为前卫，先到西华池宿营，了解情况。3月3日下午，第一四二团到达西华池后，所见到的情景大大出乎团长陈定行等人的意料。
只见街上熙攘行人，闲情自若，似乎对国民党部队无所畏惧。何奇得到陈定行的报告后，以为万事大吉，马上率主力于3月4日赶到西华池。何奇夹在人群中到处巡视，显得特别高兴。他走进一家酒楼坐下，毫无戒备之心，并邀请陈定行等几个团长一块吃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想：国民党部队进入解放区已5天，所过村庄，几乎都是人去家空，而来到西华池情形大不相同，甚至比碉堡线南正宁县城还热闹，而且街道上群众往来川流不息，地方绅商殷勤招待，情形有些可疑。他对何奇说：“旅长，我看这里情况异乎寻常，应该提高警惕，最好马上离开，免生意外。”何奇从来骄傲自大，自夸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是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向爱自我吹嘘，常自比孙吴，有“何大炮”之称。这时听到部下建议，毫不在意。酒过半巡，何奇说：“现在离天黑仅两个小时，即使急行军也赶不到封锁线，我决定第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在此宿营。”他刚说完，一四二团情报员进来报告：今天中午此地从东北方向探亲回来的人说，在途中遇见从西华池撤走的解放军，解放军叫他告诉西华池老百姓不必逃走，解放军就要回来的，并说距此20余里的山沟里驻满了解放军。
何奇认为此情报不可靠，并说：“陇东共军仅三五八旅和少数地方部队，如果真增加了部队，很可能是由延安方向驰援的，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声东击西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饭后，何奇让陈定行率前卫先离开西华池。当陈定行启行时，副旅长万又麟说：“何大炮刚愎自用，说不定你我都得陪着他送死哩！”
陈定行说：“是啊，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说完就上路了。
我军侦悉敌第四十八旅南撤至西华他的情报后，中央军委于3月2日电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集中全力歼灭其一部，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守备之敌”。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遂以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和新编第四旅进攻西华池。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除以一个团对板桥之敌防御外，其他部队随第三五八旅机动；警备第三旅第五团向赤城方向警戒。
何奇这次取道西华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粮食，搜掠物资，大发一笔横财。因此，大部队到达西华池后，部队只顾找仓库，掳掠粮、盐及其他物资，谁也没把派遣警戒当回事。
当天黄昏时候，旅属战车防御炮连排长唐清永带士兵数人到镇东沟边场上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路上行人来往不断。他立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
阎进杰得到这一报告后，亲自带了几个人到沟边仔细察看，并立即电话向旅长何奇做了汇报。
很快，旅作战科长王国珩带了几个参谋前来侦察。这时，从沟底走上来一个者汉，王国珩和阎进杰等人立即将其拦住：“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老总，我是老百姓，是奉命给你们部队送草料的。”老汉有点害怕。
王国珩又问：“沟东边有没有解放军？”
老汉说：“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得很。”
王国珩说：“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说完，将老汉带回了旅部。
何奇亲自盘问了老汉后，也来到沟边察看，对阎进杰说：“你们在这里设一个排哨，把住这条路口。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接着，又靠近阎低声说：“刚才西安绥署来电报，据飞机侦察得知，我旅由合水出发后，有大批解放军在我旅东侧10里左右跟进，送草的老汉谈的情况可能是真的，你对沟东边来人要特别注意检查。但这一情况一定要保密，不要扰乱军心。”
当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旅属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阎进杰后来回忆：晚上9时许，排哨所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当发觉时，已接近距哨兵约20公尺，哨兵当即开枪射击，四人投掷了二个手榴弹，即下沟去了。何奇
听到枪声，派副官处长张奎武来询问情况。张叫我连人员武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但何奇总认为这是局部的扰乱性质的活动，因而对其他部队没有进行相应的布置。他总是过低估计解放军的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终于造成了全旅在西华池惨败的结果。
当天夜间，阎进杰命步兵排全部进入排哨阵地，二排排长唐清永指挥两挺重机枪在连部后院门外进入阵地，准备以火力支援排哨，封锁东沟的路口。
3月5日晨，排哨突然遭到解放军密集队形的攻击，同时战车防御炮连的后院也遭到解放军炮火轰击。激战三小时，战车防御炮连伤亡大半，排哨伤亡殆尽。阎迸杰即向何奇请求增援。但天快亮时，各部队都发现情况，第一四三团在大街北段奉何奇命令坚守阵地，第一四二团被包围在距西华池约八里的村庄，两部都不可能派部队来援。解放军夺取排哨后，直扑敌辎重营住地，并于天明时打垮辎重营，解放军主力全部突入西华池，大街中部北段街道全被解放军占领。这时敌旅部和第一四二团、一四三团的电话线已中断，完全失去联络，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战至上午10时，敌旅直属部队已伤亡过半。炮火稍息时，何奇派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支援战车防御炮连，并令炮连转移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骑兵排驻地）堡子门坚守；令辎重营和第一四三团放弃街东地区，撤到街西地区固守待援。
当战车防御连向堡子门转移时，骑兵排已全部垮下来了，敌旅部侧背受到严重威胁。
大约11时，解放军发起了第二次攻势，堡子门守兵几乎全部被打死。何奇手头控制不了部队，一时像热祸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圈圈。他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想等来第一四二团，但不见影子；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第一四三团和辎重营等方面的情况。正当在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了他，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四十八旅在西华池被围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
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看完电报，长出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便一命鸣呼了。
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要求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并立即召开部队军官开会，宣布：“目前战况十分紧张，现在由我负责指挥全旅作战，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擅自后退，违者严办！”
同时，万致电西安绥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围。
当天下午，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
5日中午，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四十八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解放军阵地。
下午1时许，敌第一四二团由南边冲入西华池，第一、二营当时接替了战车防御炮连的阵地，第三营企图击退攻入大街中段和北段的解放军，以便与第一四三团会合。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几个阵地，但第一四二团伤亡惨重，大部分是被子榴弹炸死炸伤的。
薄暮以后，胡宗南派来的援军还未到来，几位团长都向万又麟建议：夜战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晚上解放军很可能偷袭我们，我们最好乘夜突围，保存实力。
但万认为，第一四三团正在包围之中，其他部队突围出去，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跑脱，特别是绥署命令死守待援，万一突围失败，没法向胡宗南交代。
因此，命令各部队务必坚守阵地，等援解围。
夜幕降临后，我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发起全线总攻，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杀声震天。
敌第一四二团阵地上的守军抵抗不住，很快垮了下来，向南逃跑，敌团长、营长一直在制止，但无济于事，等跑到西华池镇外，才停下来。由于天黑，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团长陈定行怕擅自撤离阵地要杀头，又命令各营率领部队恢复原阵地继续抵抗。
第一四三团正面阵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被突破，团长杨荫寰急电向陈定行求援，但陈定行已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和力量去救援第一四三团呢！
解放军愈迫愈近，“缴枪不杀”的喊话声吓得第四十八旅官兵心惊肉跳。
第四十八旅守兵伤亡过半，而援军迟迟没有消息，旅部即将覆灭，万又麟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配属的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的解放军占领区，从北向南进行面扫射。他们气急败坏，不仅炮击共产党的部队，而且不管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商民、百姓、伤员、民夫等人的性命，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一时火光四起，满天通红，人喊马嘶，很多人被炸死炸伤或烧死烧伤。
解放军见敌人野蛮地炮击，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侦察不周，未能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暂时撤出村外，敌第四十八旅旅部才转危为安。后因敌顽抗待援，加上敌第二十四旅正赶来增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命令攻击部队撤出战斗。
3月6日凌晨，西华池西南角突然出现联络号声，这是留守板桥的第三营已赶到西华池。又过了一会，万又麟接到军长刘戡的电报：“驰援的第二十四旅已过宁县”。万又麟顿觉有了一线生机。正在庆幸之时，枪炮声又在大作。万立即命令各部队顽强坚守，等待援军。但枪炮声响了一阵子后没有了，经侦察才知解放军的大部队已安全退却了。
3月6日上午，当第二十四旅赶到西华池时，解放军已不见了。凶恶残暴的万又麟，在命令各部队撤出西华池之前，下令将镇上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对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立即送到旅部，经盘问，凡承认是由宁县和合水带来的民夫，并经部队认领后才算没有问题；如果说不出所服务的部队番号，且无部队认领的，就认为是化装隐蔽在镇里的解放军，令特务连把他们拉到后边大沟枪毙了。他在撤出西华池时，对被打死的官兵尸体都未掩埋，重伤兵只抬出来一部分，还遗弃了一部分。
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协同第四十八旅残部，匆匆拖出何奇死尸，离开了西华池。胡宗南曾电问张新：“救出何奇没有？”
张新回答：“已救出来了。”
在路上，胡宗南的参谋又电问张新：“你不是说何奇救出来了吗？胡长官已得知何奇已死，这是怎么回事？”
张新在报话机上说：“胡先生没有指示‘救生不救死’，既死不能复生，我总算完成任务，救出何奇来了。”
胡宗南这次出动两个精锐旅，损失了一个，真是“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
胡宗南虽然痛心，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
对于进攻延安，蒋介石既心急，又心虚。1947年2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曾在其豪华官邸紧急召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
白崇禧和陈城一进屋，蒋介石没待他们坐定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对延安的攻势准备得怎么样？”
“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陈城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一等共产党在各地的人员撤回巢穴，立即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好，要限令他们尽快滚蛋，如果到期不走，格杀勿论！”蒋介石急切地说。
2月28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致电中共南京联络处代表：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谈之门，责党军队公开在各地进兵，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布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护地方治安，请贵处将留居木京人员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走，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电达到系！
首都卫戍区司令部
2月28日
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也向共产党联络处发出了类似的“通牒”，几乎都是一样的腔调：诬蔑共产党拒绝和谈，制造内乱，为确保治安，限期3月5日前撤离。
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大兵进犯延安了。
2月底，胡宗南同其参谋长盛文抵南京，向委员长汇报进攻延安的情况。
“拿下延安，你有把握吗？”蒋介石无不担心地问。
“绝对有把握！”胡宗南很自信地回答，接着列举了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情况。
蒋介石听了胡的汇报，很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又问：“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希望在作战期间，请空军全力支援。”胡宗南说。
“那没问题，我已命令空军尽快制订计划。”
国民党国防部在仔细研究了胡宗南攻击延安的计划方案后，认为比较妥善，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胡宗南得意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所，心里想着：只要拔掉了延安这个钉子，我胡宗南就名扬天下了。
1947年3月10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偕同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抵达洛川县城。洛川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胡宗南要在这里召开进攻延安的军事会议。
11日上午，洛川这座平日很平静的小城显得很神秘，全城突然实行戒严，兵车不准高声按喇叭，每天上城赶集的老乡不得通过城内要道。
在洛川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内，停满了雪佛莱、美式吉普等小车，前敌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薛敏泉，参谋处和第四处（交通通讯处）的处长，各军的军长、军参谋长，各师的师长、师参谋长，第七补给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一中型石窑里举行。当身体短小，显得十分精悍的胡宗南走进窑洞后，在座的军事要员“唰”地站立起来，一个个身子挺得笔直。胡宗南在
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示意大家坐下。
胡宗南走到会议桌首席，并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宣布：“奉委员长命令——”
刚听到这几个字，军官们忙不迭地要站起来，准备象往常一样听候委员会的命令。但胡宗南拿起双手，朝下扇扇，让大家不要起来。随后继续说：“奉委员长命令，我们要立即将久据延安的共匪消灭掉。延安，是共匪的心脏和老窠。拿下它，共匪就彻底完了。……总裁希望我们加倍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听到这动员式的开场白，军官们几乎同时呼喊：“愿为总裁效劳！”
胡宗南随后宣布，由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薛副参谋长起立，走到张挂在室内的作战地图前，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军队兵力和判断情况。
这是一张陕甘宁边区要图，抬头一看，可见两根很粗的红箭头象两条凶恶的毒蛇，从洛川和宜川起步，逐渐向上爬，朝代表延安的红五星扑去！另有两根纤细的红线，从榆林和宁夏向延安扑来。
薛敏泉手执木棍指着延安一带说：“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兵力为警备第一、二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2 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不超过5万人。据判断，共匪的正规军主力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一线，部分似在延安附近。”
接着，薛敏泉介绍了友军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最后宣布了作战计划：“我们攻击共匪的总兵力分两路。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所属三个整编师，由宜川经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延安进攻；另通报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左、右两路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道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陈子干旅，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北攻击，并注意公路两侧敌情，到甘泉后，担任富县至延安的护路任务，把公路修通，以便物资运送到延安，整编一四四旅留驻洛川担任后方运输护送任务。”
薛说完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木棍轻轻地放到桌上，向胡宗南瞟了一眼，然后对大家说：“诸位，看看有什么不明确的，请提出来！”
此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打算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宗南做出的决定和计划是容不得别人提反对意见的。
胡宗南见大家都不吭声，忙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委员长和国防部同意，委座认为很满意。”为了活跃一下会议气氛，他侧过身对裴昌会说：“裴主任，你谈谈。”
裴昌会被点将似的点了名，急忙将交抱的胳臂分开，说：“本人对计划没有什么意见，完全赞同。”先算表个态，然而说：“需要通报大家的是敌军方面的情况。……”
最后，他鼓动说：“我们的人马合起来就是34个旅，20多万人马，我们应遵照蒋委员会的命令，胡长官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奠定西北局面。我们胜利有望啊！”
他的讲话很合胡宗南的心意。胡宗南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
看到气氛活跃起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胡宗南又发话了：“都讲讲。董军长，你说说。”
此时，董钊正坐在胡宗南右侧的位置上，他皮肤粗黑，额上有层层迭迭的皱纹。这位关中汉子脸色十分阴沉，自听到作战计划后他更是紧闭着嘴。他在同解放军的较量中已深深体会到共军的厉害，对这次攻击行动他更是觉得把握不大。当胡点到他时，他无奈地应付了一句：“没有啥好说的，干就是了。”
接着，刘戡军长站了起来，提醒大家说：“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是不会不知道的。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认为在抵达延安前，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可能会发生局部战斗，较大的、激烈的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样共匪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形上进行伏击或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伏，万万不可大意！”
他的发言似乎多少说出了部分人心里的担忧，所以，很多人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胡宗南马上说：“好！好！刘军长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但是我们也不能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目前，共匪处于颓势，我们胜利指日可待。诸位精诚团结，共御国贼。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在座军官纷纷起立，表示：愿为党国效劳！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胡宗南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眼色，想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谈点意见。”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站起身来。
胡宗南没想到他还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有些发怔。旁边的裴昌会忙向王应尊颔首说：“你讲，你讲。”
“我认为，进攻延安没有什么问题。但战争准备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和弹药都在补充当中，12号进攻时间有些紧张。”
正当王应尊要继续陈述其理由时，胡宗南打断了他的话：“其他部队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几个军、师参谋长都说有这个情况，12号进攻有些仓促。
胡宗南见这个场面，便将头偏到裴昌会跟前，同他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宣布：“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13日攻击，三天内占领延安，向总裁报喜，向六届三中全会献一份厚礼。”说完，起身离开座位，朝窑洞口走去。
等胡宗南离开座位，大家也先后站起来，打算回到各自部队，赶紧进行战斗准备。此时，听到裴昌会招呼：大家不要急于走，胡长官要与大家合个影，然后会餐。
听到合影，大家似乎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往往是在重大的战斗行动前合影，但战斗后一些人就再也看不到合影了。
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兵力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17.1万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1.2万人。
西北我军，共有野战部队7个旅。其中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8367人；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865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共25800余人，加炮营442人，总计26136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辖警备第一旅、第二旅，新编第十一旅，骑兵第六师，共16178人。
由此看来，敌我的兵力对比约为10：1 ，我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就在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兵马悄悄向洛川、宜川运动时，延安枣庄的电台，就用密码向各部队发出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1947年3月6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宫治及大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孙定国，指出：为了确实保卫延安，援救五师（指李先念部队），错乱胡军全部部署，必须出敌不意，袭占阌乡、陕县、渑池、新安，彻底破坏陇海路。要求陈谢率四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共五个旅，于9 日全部出动，16日到达黄河北岸，休息两天，19日开始渡黄河，在数日内攻占阌乡、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
3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内线部队，以警备七团守备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教导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牛武、九龙泉、南泥湾线，同时在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
中央军委指示，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但是，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20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动员大会。到会的一万多人，除了尚未转移的机关职工、学校师生以外，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会场上挤的人山人海，红樱枪、步枪以及千万只高高举起的臂膀，表现了延安人民和我军将士对蒋介石的愤怒及保卫延安的决心！
大会在战斗的气氛中进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讲了话，他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队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
彭总在讲话中说：“1935年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敌人有多少呢？我记得是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可是那时候我们先在南线，再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逮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败山丢城，最后蒋介石在临潼也受到了教训。今天，胡宗南只有三十五个团，而我们比那时一万五千人就多得多了。”
讲到这里，彭总停住了，大声问大家：“同志们说，我们能打胜吗？”
“一定能打胜。”一万多名群众齐声回答。
“是的，我们一定能打胜的。”彭总望着情绪激昂的群众，显得格外激动。只见他挥动双臂，说：“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我们一定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
群众沸腾了，他们高呼：“坚决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广大的妇女也不甘心落后，他们表示：男人到前线去，妇女就做好后方工作，做军鞋，搞土改，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一粒粮食！敌人来了，把他们活活饿死！
大会过后，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过了十年和平生活的延安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成农民自卫军，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
延安的备战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一点也不乱。非战斗人员沉着地进行着疏散。在著名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大门口，一串串的驮载队出发了：驴子背上架了两只垫着羊皮的摇篮，里面安详地睡着婴儿；一些重病号，也舒适地躺在担架床上，由四个人抬着，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农民们也牵着驴，赶着马，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心情沉重地向山里转移着。为了坚壁清野，他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家用器具带走，甚至把咸菜缸都搬到深山里去了。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
3月9日下午，军委一局副局长王政柱正在同几个参谋一起，从获得的各种情报中，分析敌人的行动和敌军兵力等情况，突然彭总推门进来，说：“王科长，明天到南线去看看，你准备一下。”
彭总称王政柱“王科长”，是在太行山时的称呼。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政柱从抗日军政大学派到八路军总部当参谋，后任作战科长。从1937年起，共有六年时间，王政柱一直跟着彭总，战斗在晋东南抗日前线。 1943年春，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时期，彭总让王政柱去延安学习。后来，王政柱在中央军委一局担任副局长。内战爆发后，为了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整理作战情况，军委一局在枣园设立了一个临时作战室，王政柱带几个参谋在枣园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彭总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的那一天，临时作战室的几个同志也奉令迁回王家坪，所以，王政柱又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
王政柱听彭总说要去南线，忙问：“得几天时间？”
彭总说：“胡宗南快动手了，不可能多停，三两天就回来了。”
3月9日傍晚，教导旅参谋长陈海涵接到电话后，立即告诉旅长罗元发：“旅长，彭总明天要来金盆湾！”
罗元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他说：“好！彭总一来可是给我们部队最好的战前动员啊！彭总这次来是为视察我旅战备情况，告诉司令部作好向彭总汇报的准备工作。”
金盆湾是教导旅所在地，当时中央军委指示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延属分区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长约百余华里宽的正面，纵深七八十里的山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3月10日一早，彭总一行就提前吃了早饭，乘坐美军观察组送给的一辆吉普车从延安出发。
汽车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南驶，在延安的南三十里铺，向东拐上延安通宜川的大道，翻越蟠龙山，便进入名扬中外的南泥湾垦区。往前这时候，垦区是一片人欢马叫的生产场面，可现在，由于蒋介石大军进攻在即，部队不得不加紧备战，老百姓忙着坚壁清野，因而在路边很少见到劳动的人群。
彭总望着窗外被誉为“陕北好江南”的块块田园，心情很沉重，一路上很少讲话。由于道路坑坑洼洼，车跑着很慢，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
罗元发旅长带领旅、团干部，在大路旁迎接彭总。彭总一下车，他和王政柱就跟大家一一握手。罗旅长对彭总说：“首长一路辛苦了，请先到旅部休息一下吧！”
“天时不早了，咱们争取时间，先到前面阵地上去看看吧！”彭总说。
教导旅的旅、团干部，陪同彭总骑马到金盆湾的山岭上视察。路上，彭总和蔼可亲地问：“现在敌人快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高吗？”
罗元发说：“指战员的决心很大，情绪很高，各项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彭总点点头：“部队士气高昂，完成任务就有把握。”
走着走着，山势小道越来越难走，大大小小的树木和附近的工事交错在一起，绊得战马连蹄子都抬不起来。彭总跳下马，用手拨开梢林，继续朝前察看。他对罗元发和跟随在身边的其他同志说：“这一带地形看来是很好的，山势比较复杂，作指挥员的要钻进梢林里，对每一条通道，每一处山口，都要认真察看，作周密的部署。要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各项工作都要做好，要检查落实。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呀！”
彭总还特别嘱咐：“要特别注意封锁消息。敌人的飞机、大炮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思想麻痹。如果防范不好，走漏了消息，被敌人偷袭一下，那可要吃大亏罗！”
在麻洞川、金盆湾、南泥湾以南的大山沟里，浓密的梢林到处都是刺，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衣服，刺伤皮肉。在这段路上，彭总那本来就破旧的棉衣上，又添了几条新的口子。但他不顾这些，仍然朝前走，一边察看，一边作指示。
当走到第一团第一营阵地时，战士们正在加固工事，搬运各种战备物资。
营长连成先见彭总一行来到阵地，一声口令，战士们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彭总关心地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他还特别问陕北籍的指战员：“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胡宗南打烂了，你们舍得吗？”
有一位指战员说：“那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要打败了胡宗南，还怕没有坛坛罐罐！”
彭总很满意，并鼓励大家保持旺盛的斗志。
回到旅部，天已不早了。吃过晚饭，彭总又和旅的几位领导一起研究作战准备问题。彭总对罗元发说：“你们的弹药情况怎样？”
罗元发回答：“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10发。”
彭总饶有风趣他说：“子弹少没关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罗元发旅长向彭总汇报了教导旅侦察到的敌情和旅作战方案。彭总若有所思地认真听罗元发的汇报。当罗讲到要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交给的任务时，彭总突然插话：“你们教导旅能在这里坚守几天？”
罗元发见彭总很严肃，没敢说大话，谨慎他说：“可以抗击5 天。”
这时，彭总站起身，凝神静立，象在思考重大的问题。突然，他对大家坚定而有力他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过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灵活地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
罗元发等旅领导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抗击敌人七天的光荣任务！
最后，彭总和旅领导一起研究修订了作战方案。
3月11日，彭总一行乘车离开金盆湾，折回到三十里铺，又由三十里铺转向富县。车到茶坊前，彭总说：我们到习仲勋同志那里看看。
当时，习仲勋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边区野战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张宗逊是野战集团军司令。他们刚率领部队从西华池战斗归来。西华池战斗，给胡宗南整编第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并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但是，由于我军初到陇东，地形不熟，加上准备不足，部署不周，使这一仗打成了僵局。习仲勋等作战部队到达茶坊，便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
彭总到达茶坊后，听了习仲勋等人关于西华池战斗的汇报，随后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这一仗没能打好，部队有些伤亡，这不要紧。打仗总是胜与不胜的两种可能嘛。打了这一仗，摸了胡宗南的底子，对今后作战有好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茶坊，彭总向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他针对有些人不愿意放弃延安的思想，说：“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坛坛罐罐，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更好地消灭敌人。”他要求部队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迅速抢修工事，配合其他部队准备迎击胡宗南的军队。
3月12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了视察南线防务的情况，并临危请命，是否暂时由他统一指挥边区的部队。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三个防御兵团：由第一纵队和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劳山、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坚持抗击；由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二纵队于3 月15日从延水关西渡黄河正向战区迅速开进，在王震未到前，部队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区，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命令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 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同时，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城下，延安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枪声。下午，枪炮声响得更近了。前线传来消息：敌人离延安只有30里了！
我军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已经在掩护下向北转移了。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
彭德怀很着急，把毛主席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自己的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也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大家都有根深的感情，现在一下子要撤出去，心情都难以平静。
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
黄昏时分，枪炮声更近了，敌人的便衣队已经到了七里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还没有走。负责掩护他们撤退的部队，每个人都替领袖们捏一把汗，着急的不得了。好多同志请毛主席马上离开延安，但毛主席却微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
过了一会儿，从黄河东岸带兵赶来保卫边区的王震将军向毛主席通报了情况后，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才坐上汽车离开延安，向瓦窑堡一带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转回到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焦急的指挥员们说：你们一定要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并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随后，他要通了前方部队指挥员的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撤退时间。
这时，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困难了。周围的人都催彭德怀赶紧撤，可彭德怀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影响大。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
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都安排妥当后，彭德怀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圈，看了看他很熟悉的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招呼部下：走！
他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撤退。一路上，彭德怀发现随行的干部情绪不好，有些悲观。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不时回首看一看朦胧中的宝塔。于是，彭德怀不时做说服工作：“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虽然苦一点，但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那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们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
说着，说着，大家的情绪好了起来。
3月20日，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主持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
蒋介石坐镇南京官邸，守着电台和电话机，希望随时得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因为，胡宗南曾向他作过保证：奇兵突袭，三天可拿下延安。他当时不很相信，便问总统府长官吴忠信：“三天，谈何容易？我看，胡宗南要是五天能攻下延安就很不错了！”
果不其然，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顽强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军刚攻占甘泉县的劳山。
第五天，国防部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
第七天，胡宗南亲自向总裁报告：解放区实行坚壁清野，派出的搜索部队常遭民兵游击队袭击，情况不明，地形不熟悉。七天来，我部已伤亡5000多人。好在，右路第一军的前锋，已到延安城外和宝塔下……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出了口头禅。他满心期待胡宗南的好消息，没想等到的却是这样的战报。他咬牙切齿地说：“七天拿不下延安，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还不统统撤走了啦？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共匪首脑没撤退。”胡宗南在电话中大声喊道：“毛泽东还在延安会见外国记者，彭德怀也在延安野外指挥所，我们一定尽快拿下延安。”
3月18日，董钊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上午，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到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的猛烈反击。下午，我教导旅向北撤退，敌九十师进入狗梢以西地区，敌六十一旅先头部队距离延安城只有15华里，因时已黄昏，只得停止前进。
敌九十师师部在杨家畔宿营。六十一旅参谋长赶来报告说：“我们曾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指战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撤离延安待命。”
师长陈武听了，兴高采烈地说：这下，我们可以得占延安的头功了！
陈武当下与随行参谋说：“第一师比我们落后15华里，明天若要按规定前进，他们到达九十师位置时，我们早已占领延安了！”
正在交谈时，董钊军长打来电话，转达了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这一晚，陈武象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久久难以入睡：明天，我和九十师可以名利双收了……
正当陈武为明天的“胜利”浮想联翩时，警卫员打断了他的美梦：师长，师长，军座电话！
他急忙爬起来，拿起电话，听到军座那坚定不可置疑的声音：根据胡长官命令，九十师明天上午九时开始攻击，攻击目标改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以东地区。
陈武象被浇了一头冷水，一时气懵了。这道命令无疑打破了他的美梦，九十师不能进入延安，而让第一师赶到九十师前面，抢摘占领延安的胜利果实。他一下子被激怒了，真想对军座发脾气，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很不情愿地说：“是，军座。”
陈武实在气不过，让警卫员找来参谋长和有关作战的参谋，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他也看出属下的情绪，便发泄了一顿：“我们九十师从17日连续担任强攻任务，牺牲很大，而第一师只不过是‘跟屁虫’。现在眼看延安垂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而让第一师去夺首功，实在欺人太甚，真是岂有此理！”
这一夜，陈武再也没有睡着。
胡宗南之所以突然下达这样一道指令，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因为，第一师是他当师长的部队，他本来就有些偏爱，这次要第一师攻占延安，可以再显示其“天下第一”王牌军的威风，还可以避人耳目。原来，第一师第一旅在侵犯陇东时全旅被歼，胡宗南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由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组成一旅。如果这支部队占领延安，我胡宗南不就可以捞起更多的政治资本吗！
3月19日清晨，胡宗南的第一师争先恐后地插进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在杨家畔村边的前进道路。陈武听到汇报后，十分气愤，派一名作战参谋领人前去阻挡。没想到一师部队不仅不让道，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团长竟上前揪住九十师作战参谋的衣领，骂道：“我们奉胡长官的命令攻占延安，你小子挡什么道，难道不要命了。九十师算个×，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的脑袋也保不住！”
陈武听了作战参谋的汇报后，气得全身发抖，几次摸身上的短枪，但考虑到军机关系重大，犯不着拿脑袋去赌这口气。
下午3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用两个营的兵力向延安老城的西山顶突击。这个所谓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本来，胡宗南第一师所占领的延安，清清楚楚是座空城。但胡宗南在洛川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已占领延安的电报后，忙督促洛川前线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
在电报中写道：“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毙敌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当时，副参谋长薛敏泉提醒胡宗南：蒋先生和国防部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人，这五万怕会引起怀疑吧！
“共军难道不会增援？”胡宗南很快找到了答案。他说：“延安是中央所在地，是共军的心脏，他们不断增援防御，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再说，边区还有大批民兵，这五万有什么解释不清呢？”
薛敏泉无活可说，就是说了，也无济干事。而胡宗南正在兴头上，捏造完战报，让参谋长盛文转报南京并向全世界公布。
蒋介石接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来电嘉奖：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二十余年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胡宗南收到此电令，兴奋不已，决定亲赴延安前线视察。3月21日，他领着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和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由洛川赶往延安，在那里召开庆功会，奖赏“有功”官兵。第四天，他突发奇想，何不来个双喜临门呢！
他告诉随行的人：“尽快飞回西安，我要结婚了。”
他跟谁结婚？
原来，胡宗南决定与国民党军统人员叶霞翟结婚。他与叶女士其实见面不多，这都是戴笠积极为他俩搭桥牵线的。叶其实是戴笠的情妇。
他和叶的婚事很奇特，用叶霞翟的话说：“我和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式，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婚后第三天，他又送我回了南京。”
南京的国防部根据胡宗南捏造的战报，大肆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动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摇旗呐喊。除了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造谣外，国防部新闻局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叫做《收复延安》的书，书中说“共军被俘及投诚者达万余名”、“共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教导二旅全部全歼”等，这真是一派胡言！
这些所谓“胜利”的消息一传开，蒋管区的一些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西安来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当国防部将这一决定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倒着起慌来。
他立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积极进行准备，研究了叫这些记者到哪里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新闻处长王超两个人负责连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刘、王两人和一些有关人员受领了胡宗南的指令后，急得象热祸上的蚂蚁，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人四处抓来两三千老百姓，成立了一个所谓“爱国青年招待所”，并把这些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这些被抓来的老百姓，以为胡匪要他们当兵，可是胡匪却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毡帽。敌军队长给大家训话说：“不久外边的人要来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解放军的俘虏，说错了就枪毙！”
队长还给这些“俘虏”分了工，有的当“三五八旅”的，有的当“教二旅”的。队长还对“教二旅”的一个“俘虏”说：“人家要问你们旅长是谁，你就说是罗亚平，在金盆湾被打死，全旅被歼灭了。如果问起连排长的名字，你们就随便编一个。”
另外，他们还抓来一些妇女，剪短头发，冒充解放军的女同志。以后，人数实在远远不够，就让自己的士兵充数。
对于缴获武器一项，步枪则抽调整第十七师（驻甘泉）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朋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不消说，这些解说词，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与此同时，他们还抽调部分人力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死者”的坟墓，用以自欺欺人。
当中外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谓“战绩陈列室”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迟滞新闻记者的行程。
4月初，由邓文仪领导的“中外记者团”、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领导的“陕西视察团”及“武汉参观团”、“京沪慰问团”等都来了。这下可忙坏了“招待所”的负责人。他们提心吊胆地招待这些团体，生怕这些假俘虏给他们揭了底。
但是，假是难以乱真的，更乱不了众多记者的眼睛。当参观“战绩陈列室”时，一位美国记者问一名俘虏：“你是干什么的？”
“俘虏”说：“我是个俘虏。”
“过去做什么？”
“当民兵。”
“民兵做什么？”
“就是开了两年荒。”
这一句话，惹得参观的人哄堂大笑。
有一位美国记者在“战绩陈列室”看到一些美式火炮和机枪时，就向解说员提出疑问：“你们宣传共军不是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这些新造的中正式步枪，共党部队是怎么弄到手的？是你们配发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有的枪炮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呢！”
讲解员一时瞠目结舌，陪同参观的新闻处长王超凡也回答不了这许多的实际问题，只得不断地转移话题。
有一位英国记者在给延北俘虏管理处的一些俘虏拍照时，好象觉得有一位俘虏的面孔很熟悉，与前一天在延东俘虏管理处拍的一位俘虏很像，便试探着问：“昨天我们不是见过面，而且交谈过吗？今天，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俘虏”知道露出了真相，怕被上司知道了挨整，便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有一个“俘虏”小声说：“俘虏人数不够，把我们调来调去。”一句话道破天机，记者们议论纷纷。
记者们感到受到了愚弄，就找到刘曾庆，问这些俘虏到底怎么回事？刘支支吾吾，也没能说出所以然来。记者们又找到王超凡，王所解释的与刘所说的相差万里，所以记者们的参观不是宣扬了“收复延安”的战绩，而是暴露了真相！
胡宗南弄巧成拙，真是骑虎难下，他把两位处长找来，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但一切都晚了，不少记者连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手了，他们将延安这次参观的所见所闻写成披露文章，公布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