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特种兵纵队和铁道纵队
从无到有、“捡洋落”起家的特种兵纵队。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纵队首长大叫“炮兵有特务”。炮队入关，老百姓目瞪口呆：这是出关的“土八路”回来了吗？铁道纵队：五大野战军中独此一家。
特种兵纵队
1948年12月，当东野百万大军挥师入关之际，一支支金戈铁马的雄壮炮队，穿插行进在百万大军之中。华北沿途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么神气的解放军队伍。那些用美国十轮大卡车拖着的美式150重型榴弹炮，炮筒子竟比路旁的电线杆子还粗，直看得他们目瞪口呆：“咱们这儿的解放军队伍，咋就没见到过这么粗，这么多的大炮？”
沿途群众自然还清晰地记得：三年前，这些“土八路”也是由这条道出的关。不过那会儿，他们除了步机枪之外，最多还有几门扛在肩上的小迫击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随其后出关的“国军”，飞机、大炮、坦克装备齐全，又是何等的气派！当时东北的老百姓，即使是同情共产党的，也不敢相信：就凭他们这点儿队伍，能打过国民党？
但共产党就是神了！几乎是赤手空拳出关的炮兵干部们，入关时带回的则是一支五大野战军中最强大的特种兵纵队。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建设，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里面凝聚着以朱瑞为首的炮兵创始人的不少心血。
自1945年8月起，我军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当年10月，东总用第一批到手的日军火炮，成立了一个炮兵旅。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为山炮团，共5 个连，15门山炮；二团为野炮团，共3个连，17门野炮。虽然号称1个旅，全部家当却只有32门小炮。除此之外，就是进入东北的各部队所携带的少量迫击炮了。虽然东野总部也曾要求下面部队努力收集火炮，但各部队对于所收集到的火炮，既无暇修理整顿，也因炮兵专业干部及兵源极度缺乏，而无力组建自己的炮兵部队。当时也有个别部队为了剿匪作战的需要，利用俘虏的伪满官兵成立过三两个炮兵连。但剿匪任务完成后，嫌火炮拖带不便，也就又放到了一边。所以在那个时期，各部队的炮兵始终未能有多大发展。
东北炮兵部队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起于朱瑞来到东北之后。
1945年9月25日，为落实党中央创建东北大后方的战略意图，延安炮校的大部分人员在朱瑞校长的率领下，挺进东北。党中央又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同时前往东北。于是朱瑞就一路走，一路会合，到达东北时已有千余人了。
朱瑞算得上是老炮兵了。1925年，刚满20岁的朱瑞被党送到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1945年夏，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朱瑞又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
朱瑞是爽快人，于起工作来大刀阔斧，说干就干。一到东北，他就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量的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
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日军丢弃的各种火炮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凑成一门炮。截止到1946年6月，全东北收集到的各种火炮就已达700余门。除炮校拥有的两个炮团及一个战车团外，加上各军区的炮团，总数已达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团、6个炮兵营另20个炮兵连，总计80个炮兵连。
仅仅半年时间，东野的炮兵连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了20倍！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他的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
三下江南战役之前和之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
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朱瑞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但由于战事紧张，接着便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主力部队的大踏步后撤，这一决定暂被搁置下来。直到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才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校长、政委、副校长均由朱瑞、邱创成、贾陶兼任。
炮司下辖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截止到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则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北满炮兵部队干1946年11初开始参加战斗。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炸药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由于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
除此之外，在炮兵使用战术上，各部队也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
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
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参战的四个步兵师东西南北各一个，四个炮兵团也不偏不倚每师分一个，各师再把分到手的炮连分到各团、各营，甚至分到尖刀连。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东野炮兵建设也步入了第二阶段。
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为总结一年来炮兵建军与作战，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提出：炮兵部队的作战，应以直接射击及近战为主，以“快”、“准”、“猛”为准则；炮兵部队的整训，军事上以提高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整顿纪律为主。
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后，5月22日，朱瑞亲率东野炮兵主力南下，配合六纵发起的拉（法）吉（林）战役。先是在老爷岭山下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随后又渡过松花江，攻取华甸。
6月中、下旬，炮司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共计集中使用了47门野榴炮。这是东野直属炮兵部队，继德惠攻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城垣突破作战。正是通过这次作战，东野炮兵部队初步掌握了步炮协同战术。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野炮兵基本走上了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后，步兵部队一改过去“炮兵帮倒忙”的看法，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历来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展开“战评”及“想办法”运动，从而使得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于攻坚作战已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由于炮兵在上述攻坚作战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步兵的赞扬和受到了东总的嘉奖。
1948年4月，炮兵司令部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一年来的作战，研究了步炮协同与炮兵使用等问题。
据这次会议上的详细统计，整个东北野战军共拥有143个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总计275个连。全军山、野、重炮572门（其中包括100 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79门），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炮司炮工处亦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建起了三个炮械修理厂，工人已达近千人，先后装修火炮600余门，生产炮弹10万余发。
1948年8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骡马化野榴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二个摩托化高射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工兵营。除此之外，东野的12个野战军中，军有炮团，师有炮营。
1948年9月，东北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正当炮兵部队满怀豪情地投入大决战之时，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朱瑞司令员，却不幸于1948年10月5日，牺牲在义县城垣下。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1948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14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门，其中包括150毫米重榴炮36门，100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
1949年4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铁道纵队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在护路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铁道护路部队迅速发展，截止到1947年秋，东野护路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并被编成七个步兵团，第一、第二、第三团由护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则分别隶属各军区领导。护路军配合后方剿匪与前方作战，担负着北满解放区的5000多公里铁路线的护路任务。
自1947年5月中旬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强大攻势，并取得巨大胜利后，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线路多遭破坏，前沿铁路运输不通。为加快抢修使之迅速投入作战运输，1948年2月，护路军司令部将所辖的第六、第七步兵团合并组成为铁道第一团；将第四、第五步兵团合并组成铁道第二团。每团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抢修；第二大队担负机务、检车、给水、站务等运输任务；第三大队则担负铁路沿线和抢修现场武装防护。从此，护路军的性质也就由原来单纯的护路作战，开始向一支崭新的铁道技术部队的转变。
铁道团组成后，根据各铁路线的破坏情况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作战意图，配合铁路职工立即投入了吉长、哈长和大郑线的紧张抢修。
铁一团配合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一工程处，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抢修了通辽至彰武、彰武至新立屯、新立屯至阜新间的铁路线，并于8月中旬，恢复了郑家屯至阜新间的铁路运输。
铁二团从4月20日开始，投入吉长线的抢修工程，先是完成了孤甸子至兴隆山间线路修复和通信架设工程，后又在吉林铁路办事处的协同下，修复了饮马河大桥，使铁路从吉林一直延伸到国民党军北满大本营——长春。
步兵第一、第二团也各抽出一个连，组成两个临时抢修大队，配合哈尔滨铁道管理局职工，参加哈长线双城至陶赖昭间的铁路抢修工程，并于6月3日峻工。
上述各线的通车，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为加强我秋季攻势的战备工作，支援我军解放锦州和围攻长春的作战，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经东北局决定和中央军委批准，7月，以护路军属部队为基础，吸收铁路员工和技术骨干1200名，另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整编成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整编工作自7月下旬开始，至8月下旬基本结束，全纵队共计1.7万余人。
铁道纵队领导机关，由护路军领导机关与牡丹江军区领导机关一部合并组成，隶属铁路修复局直接指挥。纵队司令员由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兼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后由铁路修复局第一副局长李寿轩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由何伟兼任，供给部长郑思索。纵队下辖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由铁一团、嫩江军区独立第三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6人组成，共计4309人。支队长于磊，政治委员杜国平，副支队长钱潜，参谋长张进，政治部主任杨培君。
第二支队以铁二团、吉林军区独立第六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1人组成，共计3407人。支队长刘震寰，副支队长萧春光，参谋长张峰铭，政治部主任李子华。
第三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三团五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两个营、牡丹江军区一个营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41人组成，共计3611人。支队长彭敏，政治委员徐斌，副支队长汪祖美、张云山，参谋长何海如。
第四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一团三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一个营、吉林独立第六团五个连、护路军梅河口两个大队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145 人组成，共计3996人。支队长郭延林，副支队长王景利，政治部主任刘益。
铁道纵队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着直接为前方作战服务和与各地铁道员工密切配合，恢复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双重任务。东野总部对铁道纵队极为重视，罗荣桓政委曾亲临铁纵机关讲话，以多罗宁将军为首的苏联专家也具体参与了铁道纵队的整编工作。
当时东野正酝酿着辽沈战役，并将首战目标指向了东北敌军的主要补给地与战略要地锦州。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战略大决战中，部队的调动、粮食弹药的供应，尤其是特种兵部队的运送，必须主要依靠铁路交通来完成。但当时靠近敌占区的铁路，多数己被我军出于当时的战略目的而破坏。于是铁道纵队成立后，立即投入了通往锦州、长春、沈阳铁路的抢修工程。
纵队命令第一支队继续完成原属铁一团的任务，沿新义线向义县抢修，以支援锦州作战；第二支队继原属铁二团的任务沿长吉线向长春抢修，以支援我军围歼长春之守敌；第四支队则待命于梅河口一带，暂时协助路局补修铁路；各支队并准备根据战役的发展继续前进抢修，以保证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沟通东北各主要铁路干线的运输联系。
各支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抢修工程中去。由于铁道纵队全体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东北铁路主要干线得以迅速通车。这不仅直接援助了辽沈战役和围歼长春守敌的作战，而且对恢复和发展东北生产，以及保证东野部队顺利入关参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为保障东北野战军即将向关内的进军，铁路急待南伸。第一支队遂于11月20日，沿北宁线继续向山海关挺进。当时为阻止华北侯镜如兵团援锦，此段铁路为我军破坏较严重。许多地段的钢轨翻倒在路基下面，枕木也不知去向。但好在桥梁破坏甚微，而且又是复线，于是第一支队得以就地取材，拆一条补齐另一条。
一支队为加快进度，黑夜派人前出调查，白天跟进抢修。当时东野入关先遣部队尚未出发，山海关仍被残敌盘踞着。当支队前抵山海关时，不得不派出两个连前往万家屯监视敌人。但没想到山海关之敌将他们当成了我入关部队的尖兵，竟闻风弃城而逃。在铁道纵队的日夜奋战下，至12月初，沈阳、锦州、长春、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大城市铁路均已连成一片，并可通向关内。从而为11月底至12月初入关的东北百万大军和军用物资的运输，铺平了一条大道。
12月上旬，铁道纵队司令部在秦皇岛召开会议，明确了东野铁道纵队今后的任务，就是修复全国的铁路。会议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野战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从此，东野铁道纵队的战斗空间，便由一个东北战略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铁道纵队又投入了修复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的新任务，并于7月，将这两条南北大动脉修通至长江北岸。从而为我各路大军的胜利渡江以及进军江南的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证。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归军委铁道部领导，并撤销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均由铁道部直接指挥。5月，中央军委又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铁道纵队改称铁道兵团，恢复兵团机关。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任兵团司令员，副部长吕正操任兵团副司令员，原铁纵参谋长李寿轩任兵团参谋长。
第四野战军的铁道纵队，不仅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而且也正是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道兵这一崭新的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