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6月底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就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抗议美国的侵略，声援朝鲜军民的正义斗争，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将战火引向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各族人民更加义愤填膺，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投书报刊，坚决要求以实际行动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扞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作出的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重大战略决策，就是中国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和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发表，从首都到边疆，从东北到华北，从中南到西南，从华东到西北，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迅速兴起。随着战争的向前发展，这个运动也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地开展起来。
为了有一个专门机构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经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10月2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推举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后又增加廖承志）为副主席。接着，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6个大行政区相继成立了抗美援朝总分会，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中共中央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决定、指示，大多经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并且通过它的各级地方机构组织实施。
抗美援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把亿万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尽一切努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运动。
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东北人民与朝鲜人民早有悠久的很多友好交往，当美国侵略军直逼朝中边境的时刻，东北人民率先奋起要求到朝鲜前线去，援助朝鲜军民抗击侵略者。在嫩江火柴厂的集会上，一位先进生产者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我们两国人民一同受欺侮，并肩抗日。现在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要把全朝鲜变成一座活地狱，并且要把侵略战火烧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这种残暴的行动。”遭受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长白山地区人民，白天忙着秋收，晚上自动集会，纷纷提出要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保家卫国。东北地区人民还筹集了大批马匹，车辆，担架，医疗用品等，准备随时前往朝鲜担任战地勤务工作。
北京的工人、学生、教师和市民们，从1950年10月上旬起，就在给报纸写的信中，在群众集会上，表达自己坚决抵抗美国侵略、援助朝鲜人民、保卫祖国安全的主张和决心。11月1日，北京大学师生4000余人在校园里举行集会，接着分头到街道、农村广泛进行宣传活动。该校著名教授汤用彤、曾昭抡、王鸿桢等376名教师于同日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愤怒谴责美国的侵略，表达保卫祖国的决心。他们在信中说：“我们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爱好和平，而且需要和平以恢复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在祖国安全受到威胁，我们所进行的事业受到阻碍的时候，我们也决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我们愿意并且决心献出最大的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各界人民纷纷表示：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上海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对自己祖国领土和友好邻邦的侵略，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上海总工会于11月3日发表声明，号召全市百万职工行动起来，作好必要准备，反对美国侵略，援助朝鲜人民，保卫自己的祖国。江南造船厂职工回忆日本占领上海时，该厂4000多职工无不遭到残害或毒打的惨痛经历，对比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激动地说：我们刚争得的自由，决不能容许遭到破坏，我们中国人民必须积极支援朝鲜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该市郊区农民自卫队2.1万余名队员决心加强时事学习和技术训练，准备随时行动，保卫祖国。《解放日报》等报纸大量刊登了要求赴朝抵抗美国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学生来信。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以及美国飞机连续侵犯中国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也表示极大愤怒。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赛福鼎·艾则孜于10月22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新疆人民正时刻准备着为反抗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而斗争。10月中旬，正在兰州参加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藏族代表，代表全省30万藏族同胞发表通电说：“美帝国会义者的狂妄企图是绝对实现不了的，中国各族人民有充分力量粉碎他们的任何侵略阴谋”。
抗美援朝运动掀起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部署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简称“三视”教育）为中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活动，并把这一教育贯彻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全过程之中，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中央和地方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和播送“三视”教育的材料。广大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下厂下乡，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宣传活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普遍召开会议，对各自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提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各地普遍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吸收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参加，统一思想认识，共商如何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连队、街道等基层单位，运用黑板报、墙报，宣传会、声讨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民从回顾百余年来的美国侵华史，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罪行，引导广大群众认清美国绝不会改变其侵略本性；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侵略野心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以及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认清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派遣志愿军出国作战确属正义之举；从美国侵略者没有人民支持，兵力不足，士气不高，后方太远，同盟国不齐心等战路上的弱点，认清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我们的人民军队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有中朝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同情，认清一定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工商界、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陆续加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行列。1950年11月30日，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市的4万多爱国工商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并致电毛主席，说他们已经认清了美国的侵略本质，要与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而奋斗。毛主席12月2日复电天津工商业界，对这次示威游行表示欢迎，并“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此后，北京、哈尔滨、青岛、西安、武汉、上海等城市的工商业者在同年12月上半月相继举行了数万人至十几万人的示威游行。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并以遵守政府法令、积极生产经营、防止囤积居奇、按时缴足税款等作为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会相继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决心割断同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随后，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建立了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在中国城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2.299亿人。
随着以“三视”教育为中心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懂得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一致性，坚定了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的信念，迸发出了极大的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决心义无返顾地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普遍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纷纷向领导递交决心书、请战书，坚决要求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一批接一批志愿赴朝参战部队，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战场。
从毗邻朝鲜的东北地区到西南边陲，从中心城市到偏僻乡村，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奴役的东北人民，面对美国气势汹汹的侵略行径，决心不再当亡国奴，要象抗日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那样，到朝鲜去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与朝鲜隔江相望的辽宁省安东市及其附近的东沟、凤城、岫岩、宽甸等县，曾遭到侵朝美国空军的疯狂轰炸，有400余人被炸死、炸伤，许多房屋炸为瓦砾。美国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怒，几天之内就有5839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宽甸县青年李大永结婚当天，该县又遭到美机的轰炸，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第2天就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了征途。在他的影响下，同一条街上的8名青年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辽宁省锦州市在10多天内就有10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在志愿参军的请求书上签名，以表示其坚强决心。吉林省安图县有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送走4个儿子参军的朝鲜族老妈妈，又把第5个儿子金珠焕送往志愿军部队。早就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不少区、乡的民兵们，还组成“子弟兵连”，要求集体参加志愿军。山西省雁北专区有97个村没有接到报名参军的通知，这些村的干部和群众便自动送兵123名到部队。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有个行政村，60多个年轻人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在中南、华东、西北、西南等新解放区，正在进行或刚刚完成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志愿军。人口只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多万农民报名参军，未得到批准入伍的人说：“参军比考秀才还难！”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范爱乡蔡老太太亲自送4个儿子和1个女婿参军，并亲自送他们到县城，热切地请求县领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贵州省松桃县各族青年，一次报名参军的人数就超过计划数的13倍；黄平县不到1万人口的四屏区，就有463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贵筑县一个50余户的彝族村，参军的青年就有17人。西北地区在1951年即有2.4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全国范围内，前后掀起4次参军热潮，各地民兵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起了骨干和带头作用，共有207万人参加志愿军的行列。各族人民深深懂得，抗美援朝战争关系着兄弟国家的生存和祖国安全，关系着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朝鲜前线，决心取得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已经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但是，同面对的敌人相比，技术装备还很落后，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文化、科学、技术素养还较差。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培训大批合格的军事干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子1950年12月1日和1951年6月24日，两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生的决定，招生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这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在两次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中，同样涌现出广大知识青年坚决响应祖国召唤和许多父母鼓励子女、教师引导学生报名的感人事例。上海交通大学142位教授联名发表告同学书，鼓励他们投笔从戎，献身国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年届古稀的上海天厨味精厂经理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远，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在她决心报名参加军干校后写信征求父亲的同意，吴蕴初复信给女儿予以热情赞许。他在信中说：“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最后的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天津市少年儿童队员王颖华等3人，因年龄不足，曾经20多次跑到团市委请求破格批准参加军干校。他们说：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保卫祖国也是少年儿童的责任。由于他们的坚决请求，最后终于被批准了。武汉市先后有1.5万余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军干校，各学校的报名人数都达到适龄学生的70%以上。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报名参加军干校的青年达2.4万人，为原定招生数的13倍。全国总计，两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达58万余人，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
在广大青年踊跃参军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农民（主要是民兵）、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志愿奔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为中朝人民军队服务。
大批农民志愿前往朝鲜前线，从事各种战地勤务工作。有些农民自备担架和骡马、大车，志愿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民工队，担负起繁重的支前任务。特别是东北地区出动民工60多万人，其中随军入朝支前的有21万多人，胶轮大车6万多辆。他们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运送伤员和弹药、物资等任务。
铁路员工报名志愿赴朝的达到全国员工总数的80%以上。北京市志愿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有1246人。上海铁路局系统中，先后有1366名员工赴朝工作。许多铁路局和城市除了派出赴朝的员工外，还组织几千人到几万人的预备队，准备随时应召赴朝服务。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不怕苦、不怕死，机智地和中朝人民军队铁道兵指战员、朝鲜人民一起，同敌人对朝鲜境内铁路无数次的轰炸破坏作斗争，把一列列满载作战物资的火车开往前线。到1953年4月，在赴朝服务的铁路员工中，有167个单位荣立集体功，2742人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勋章和奖章，涌现出5621名人民功臣和工作模范。志愿赴朝的汽车司机，仅据东北地区1951年6月统计，即有5571人，占当时东北全区司机总数的51.6%。他们在敌机频繁的袭扰下，不顾个人安危，白天精心隐蔽车辆，夜晚在弯曲多险的山道上，历尽千辛万苦，机敏勇敢地将大批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上前线，又把光荣负伤的志愿军战士运回后方治疗，圆满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赴朝铁路员工和汽车司机，为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建立了卓着的功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响应祖国号召，到最光荣的岗位上去”的号召下，最先奔赴朝鲜的是，1950年11月18日由著名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率领的上海军医大学师生志愿手术队。此后全国各地先后约6000名医务工作者活跃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分期分批地组成志愿医疗队、手术队、公共卫生队和防疫队赴朝服务。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高举革命人道主义的旗帜，密切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医疗卫生战友，在救护伤病员、粉碎敌人细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了雄厚的人力支援，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使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以更少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捐献款项，为志愿军购置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以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为了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按照当时的武器价格，还具体规定了各项武器的折价，如1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1门大炮9万元，1辆坦克25万元，等等。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一号召，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很多地方、单位和个人，都把捐献武器列入爱国公约之内，作为参加抗美援朝的一项重要实际行动。绝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提前、超额完成了原定的捐献计划，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前身）的职工，通过加班劳动，增加产量、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1架。甘肃省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了“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四川省简阳县的棉农，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两个月内就上交了捐献2架“棉农号”战斗机现款。各地文艺界普遍举行义演，一些脱离舞台10多年、20多年的老艺人，也参加了义演活动，将演出收入悉数捐献。豫剧著名女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从1951年8月起的半年内，在6个省巡回义演170多场，把全部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许多人自觉地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献出现金、实物，以表达自己炽热的爱国之情。湖南省湘潭县猪鬃公司工人、年已46岁的陈楚生，除了把准备结婚用的积蓄50元全部捐献外，还长期捐献每月工资的40%。河北省阜城煤矿工人罗润生将省吃俭用积蓄的200元工资全部献给了志愿军。福建省福州市妇女王国樵的母亲去世前，把仅有的一对金耳环留给了她，10多年中不管生活多么困难，她都舍不得卖掉，但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她慷慨地把这件珍贵的遗物奉献了出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年已103岁的吾古泥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学校中的许多师生也积极投入了捐献武器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参加上百种课余劳动，捐献了所得的4.5万元。辽宁省彰武县有个小学，1200名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内的闲暇时间，拣粮、打柴、打柳条等，收入1200元全部捐献。天津市私营恒源纱厂的职工，在捐献武器运动中，由于提高了产量，每月创超额利润3.25万元，其中40%用于捐献武器，30%作为职工集体福利基金，30%用于资方发展生产，兼顾了国家和劳资双方的利益。这种做法，曾在各地推广，受到职工群众和私营工商业者的欢迎。
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这一号召之日起，到1952年5月底，在1年时间内，全国人民共捐献了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5.565亿元。在建国初期生产、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捐献武器运动取得如此可喜的成果，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也是中国人民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随着国家的国防投资增加，加上中国人民用捐献款项购买的武器陆续运往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逐步建立起一支日益强大的空军部队，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加强，从而使朝鲜战场上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中朝人民军队方面的变化。捐献武器运动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就，极大的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他们无比激动地表示：“在我们的阵地上，祖国人民捐献的新炮要向美国侵略军说话了，让敌人尝尝我们炮弹的滋味吧！”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正值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为了克服国家财经状况的困难，打破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封锁，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用充足的物资满足朝鲜前线的需要，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坚决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热火朝天地开展了爱国主义的生产劳动竞赛和厉行节约，争作贡献的活动。在工业战线上，1951年第1季度，全国即有2811个厂矿企业开展了劳动竞赛，参加竞赛的职工达223万人。在竞赛中，工人阶级响亮地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发挥高度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刨造了各种新纪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在农业战线上，1951年3月间，山西省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各地发出了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到9月底，就有30个省（行政区）的1.2万多个互助组、2700多个农业劳动模范应战。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推动下，当年全国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
东北地区是支援朝鲜战场的直接后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供应基地，担负着向朝鲜前线供应物资最繁重的任务，生产竞赛开展得最早，也最为普遍。1950年11月初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消息刚见诸报端，东北许多厂矿企业就展开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当年东北地区国营工业即超额11.5%完成了全年生产汁划。在普遍开展生产竞赛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部署，从1951年下半年起，东北全区就开展了以发挥工业潜力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当年为国家多创造了相当1000万吨粮食的财富。
1951年10月，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决定“实行精兵简致、增产节约”的总方针，这是保证抗美援朝能够胜利的方针，又是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又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10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即在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邮电等各条战线蓬勃展开，大大加快了生产建设的前进步伐。在党政机关、人民圆体、事业单位，也以增产节约的精神指导自己的工作，力求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崇尚清廉俭朴，反对奢侈浪费，在国家工作人员中蔚然成风。
在增产节约运动的推动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于1952年底宣告胜利结束。此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达到16390万吨，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7.9%；棉花达到130万吨，超过53.6%；钢为135万吨，超过46.2%；棉布38亿米，超过37.4%。
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了。国内不仅给志愿军送去充足的粮食，还运去了大批猪肉、鸡蛋、牛肉千、蛋粉、香肠、饼干，以及医疗用品。被服厂的职工日以继夜地为志愿军指战员缝制衣被，每次都赶在换装季节之前，把志愿军需要的服装、被褥，及时送到朝鲜战场。同时，军事工业的广大职工千方百计地加紧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就有了更加巩固和比较强大的战略后方，为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共达560余万吨，这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为了表达对志愿军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戴，解除前线指战员的后顾之忧，争取战争的早日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发扬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非常重视优抚工作，千方百计地帮助志愿军的烈属、军属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广大群众把做好这项工作当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列为爱国公约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说，“不照顾好烈属、军属就对不起前方的志愿军”、“军为民，民拥军，一定打败美国兵”。
在城市里，贯彻“以组织生产、介绍就业为主，物质补助为辅”的方针。凡有条件参加生产劳动或从事某项职业的烈军属，都陆续参加了生产或介绍他们就业。1951年10月统计，重庆市就吸收烈、军属632人参加碾米、纺织、缝纫等63个生产组织，并介绍1977人就业。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烈、军属，各城市普遍发给了实物和现金补助，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对农村的烈军属，在当地分配土地改革的斗争果实时，都优先得到了照顾。绝大多数地区对烈军属的土地实行了固定代耕制，大都做到了按时播种，锄草及时，多施肥料，晒干入仓，使代耕地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当地常年的平均产量，有些烈、军属高兴地说：“种得早，锄得好，地里长得没有草，上粪不比群众少，地面还管修水壕”。当地政府还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烈、军属拨出优抚专款给以救济，并发动党员、团员、民兵等群众捐助一些实物、现金，保证烈、军属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农民的一般水平。城乡各地还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优待烈、军属。例如，到医院看病可以优先挂号，减免收费；各级学校在招生中，烈、军属子女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取；在车站、码头可以优先买票；重大节日商店减价优待每年新春佳节，各地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都普遍、热烈的慰问烈、军属。特别是在1952年春节前，广大少年儿童热烈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团中央、教育部、广播事业局的号召，积极投入为志愿军烈、军属做好事的活动。有的给烈、军属送来礼物，有的帮助担水、扫院、拆洗被褥，有的帮助患病的烈、军属到医院治疗、购买药品，有的轮流伺候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年春节时，许多群众还自发地到烈、军属家里拜年、送礼、挂光荣灯、光荣匾，请吃饭，请看电影、看戏，并在影剧院为列、军属设光荣座。志愿军英雄、模范的家庭，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在重大节日里前往庆功、贺喜的人群络绎不绝。陕西省眉县第五区接到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蔡金同的立功喜报后，在1952年八一建军节，有300多名群众代表向其家属庆功贺喜、照相、献花，还赠予一匹大马。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形成了大家尊重和关心烈、军属，全社会重视优抚工作的良好风气。
随着前线捷报的频传，优抚工作的广泛开展，烈、军属的政治地位和光荣感、责任感不断提高。许多优秀烈、军属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委员。广大烈军属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他们除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工农业生产外，还写信鼓励自己的亲人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为国立功。青海省有位军属给儿子的信中说：“咱们已经翻了身，村里人都很爱护、尊敬咱们，你要好好在前方打仗，啥时候胜利了，咱们再团圆。”有些军属在信中说：家里现在什么都很好，什么都不缺，就缺一张你的立功喜报！志愿军战士们读着这样的信件，往往又感激又惭愧，感激的是祖国人民对烈、军属的体贴照顾，惭愧的是自己在战场上对祖国作出的贡献还不够。这就给了志愿军指战员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更加自觉地为祖国献身。
与此同时，党、政府和广大群众对回国治疗和休养的志愿军伤病员，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只要得知哪个医院住进了伤病员，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群众就主动前往医院慰问，有的还参加照料伤病员的工作，或者自动献血救治“最可爱的人”。有些城市还发动影剧界每月固定给伤病员放映电影、演出文艺节目。重大节日期间，各界人士都组织慰问团（组）到病房看望伤病员，赠送各种慰问品。不少群众也自发地拿着鸡蛋、水果、点心等等，到医院慰问人民子弟兵的伤病员。伤病员普遍受到祖国同胞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深受感动，增强了同伤病作斗争的毅力，决心争取早日康复，重返前线，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早在1950年11月上旬，志愿军入朝首战告捷和第二次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回祖国后，全国人民就掀起了往朝鲜前线寄送慰问信、慰问袋、慰问品的热潮。北京燕京大学，学生在3天内就寄出慰问信300多封和600多个慰问袋，有的在慰问袋内还装有一张卡片，写道；“亲爱的同志：献给您毛巾、肥皂，用它来擦干您的汗水，洗净您身上敌人的血污，好好休息一会，准备第二次的进攻，让敌人又一个躺在您的利刀下。”上海著名作家章靳以在慰问信中写道：“我一定用我的笔写下你们的光荣史诗。我还要鼓励我的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投考军事干部学校，作为你们的后盾。”各界人民发自内心支持与拥戴志愿军的慰问信、慰问袋等，纷纷寄送正在奋战中的英雄儿女们之手。到1951年1月，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各地就寄出慰问信45万余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和慰问金人民币114万多元。至同年底，寄送前线的慰问袋已达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余件。在整个战争期间，仅华北地区寄给志愿军慰问信就有103.9万余封。这些慰问品，凝聚着中华大地的人民对志愿军勇士们的热爱和感激之情，激励着他们英勇杀敌，报效祖国。
为了更直接地向志愿军表达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由衷热爱和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和倡导下，先后派出了三届慰问团赴朝慰问。慰问团的成员，一届比一届多，代表性也更广泛。其中包括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和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工农业劳动模范和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代表，文教界、新闻界、工商界、宗教界和海外华侨的知名人士代表，以及全国各主要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由575人组成的第一届慰问团在总团长廖承志率领下，于1951年4月初抵达朝鲜。他们代表全国人民向志愿军领导人致敬致谢，献旗献礼，志愿军领导人向慰问团汇报了入朝后作战的情况。代表团将携带的由全国人民捐赠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以及1.5万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分送给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时值志愿军正紧张地进行第四、五次战役，在慰问过程中，因遭敌机轰炸扫射，有4位慰问团成员光荣殉职。该团5月29日回国后，分别到全国2050个县广泛宣传了中朝人民军队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和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更加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
1952年9月又由1097人组成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总团长刘景范率领下，于同月18日从北京出发。他们在朝鲜前线40多天的慰问活动范围更大。有的代表带病踄过海滩上的烂泥，慰问守卫海岛的战士，有的冒着大雨，翻山越岭，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阵地前沿慰问；有的到英雄营、连，访问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们还分别到杨根思、罗盛教、姚庆祥等烈士墓前举行扫墓仪式。普遍地慰问了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召开慰问大会、座谈会3100余次，分赠慰问品6000余吨。给志愿军的有些慰问品上，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字样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的图案。文工团和电影放映队演出放映近3000场。慰问期间，正是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之际，也是赴朝参战两周年的前后，我军以战斗的胜利迎接祖国亲人的到来。指战员们说：“看到了祖国人民的代表，就好象看到了祖国5亿人民”。有一首贴在坑道口的快板诗写道：“春风吹过鸭绿江，祖国亲人到前方，带着温暖和希望，来与子弟话短长，见了久别亲人面，个个心里暖洋洋，好象见了毛主席，又象见了爹和娘，千言万语难说尽，不知先说哪一桩。”真切地表达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欢欣。他们把祖国人民称自己为“最可爱的人”，视为最高的奖赏和无尚的光荣，表示“最可爱的人一定要做最可爱的事”，决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希望。各部队用许多工作成绩和战斗成果，作为向祖国亲人的献礼。装卸部队有个连队，把装卸1车物资的时间由4分钟缩短为两分半钟。高射炮兵有个连仅用16发炮弹就击落在阵地上空盘旋的1架敌机，连长指着掉下来的敌机向慰问团的亲人说：“这就算是我们送给祖国人民和慰问团的礼物吧！”特级英雄黄继光在投入上甘岭战斗之前，对连领导说：“请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的胜利消息吧！”在那次战役中，他毅然以用血肉之躯堵住敌堡枪眼的英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为祖国人民争光！不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决不回国！”成为志愿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和浩然正气。
每届慰问团都拜会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的领导人，代表中国人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慰问团在慰问朝鲜人民军部队和人民时，热烈赞扬了他们的英勇顽强的斗志，深切感谢他们对志愿军的支持，表达了中国人民支持朝鲜军民将反侵略战争打到底的决心。朝鲜军民由衷地感谢中国人民慰问团，表示坚信：有中国人民做自己的坚强后盾，有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在志愿军的密切协同下，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民为了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两次邀请志愿军代表归国报告朝鲜战场的情况，介绍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反侵略的英雄事迹。1951年2、3月间，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邀请，志愿军首次派出柴川若等10人为代表归国。他们在北京先向中央机关和各界人民作了45场报告，听众10万多人。接着又分别走遍24个省的172个市、县和广大农村，行程10万余里，同1025万各界人民见了面，听到他们报告或广播演讲的达4475万多人。半年间，归国代表所到之处，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还开展了热烈的慰问活动。仅归国代表亲手收到的慰问金即达119万元、慰问信50多万封，慰问品20余万件，慰问袋10万余个，还有大批书刊与许多珍贵的礼品。次年1月，志愿军又一次组成由李雪三率领，有170人的归国代表团。他们先向首都人民作了约90次报告，听众达12.2万人。李雪三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感谢全力支持我们的祖国人民》的广播讲话。随后，他们在4个月内走遍了东到杭州湾、西到天山麓、北到满洲里、南到海南岛的辽阔大地。他们在6个大行政区的28个省，8个相当省的行政区，201个专区，11个民族自治地区，1054个县、市，390个乡镇，向群众作了5589次报告，直接听取报告的达3660万人；举行广播大会335次，有组织的听众达1534万余人。同时，将他们从前线带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实物和照片，在31个城市举办展览，观众220万多人。
此外，在朝鲜停战以前，志愿军还组织过4次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归国，并向各界同胞作过多次生动感人的报告，都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志愿军归国的汇报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前线和后方、志愿军指战员和祖国亲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大、中城市都出现数万到几十万人欢迎归国代表的盛况。在一些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欢迎场面热烈感人。当代表们到海南岛南端崖县（今三亚市）时，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从几十公里以外赶来欢迎英雄儿女们。归国代表到达云南省边境城镇畹町时，许多侨居越南、缅甸的同胞特地从国外赶来听报告，并献礼献花，以表敬意。这许多感人的生动场面使代表们深受鼓舞，他们在每场报告中介绍的志愿军战士的光辉事迹，又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志愿军的英雄形象成为广大群众的榜样。归国代表的汇报活动，激发出全国人民更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热情，对国内的各项工作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加紧生产、勤奋学习的光辉榜样。归国代表重返朝鲜战场以后，迅速把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爱和关怀，以及全国各条战线上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向全军指战员传达，成为进一步激励我军英勇作战的力量。
1953年7月27日，实现了朝鲜停战，抗美援朝战争宣告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月23日决定组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慰问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事业中建立伟大功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此届慰问团的规模最大，代表面最广，还有全国各主要剧种中最负盛名的演员参加的文艺工作团，由贺龙任总团长，慰问团的总人数达5448人。10月14日离京赴朝，12月18日回到北京。他们在朝鲜通过慰问会、报告会、座谈会、图片展览、演出、参观、访问、个别交谈等多种方式，普遍地慰问了志愿军的领导机关和各部队；广泛慰问了朝鲜的道、市及大部分郡和一部分里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军民。10月23日，在平壤市举行的慰问大会上，贺龙总团长在讲话中代表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主席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和金日成首相致崇高的敬礼和亲切的慰问。他热烈祝贺朝鲜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转达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敬意和感谢，并表达了中国人民积极支援他们医治战争创伤和支持他们实现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决心。10月26日，贺龙到志愿军领导机关慰问。他在讲话中热烈赞扬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建立的光辉业绩，传达了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和敬意，报告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鼓励志愿军指战员继续努力，提高警惕，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决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
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事实充分表明，他们不但以一切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作战，而且给了志愿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同志愿军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形成了伟大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