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952年5月10日，是我们重返“三八线”奉命出发的日子。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忙乎着归还借用老百姓的东西，检查群众纪律，损坏的东西给予赔偿，并对村民们给予部队的帮助表示感谢和以适当的不泄密的方式向他们告别。行动的准备工作也基本上做好，晚上即将出发。
上午，我正在忙着收拾文件和行李的时候，我们的科长黎同真同志突然来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的说，组织上已决定调动你的工作，组织科缺干事，组织科孟继续科长早就点名要调你去，只是一时找不到接替你文书工作的人选，所以就拖了一段时间，现在找到了，他叫陈凤，已经来了，你今天就把工作交代给他，晚上出发时，你就到组织科去吧。黎科长还说，你在这里虽然是排级干部待遇，但是当文书只相当于班长，不算干部，属于士兵，调到组织科以后，就正式成为干部职务了。那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组织上对你的提拔和重用，希望你更加努力的工作，不要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希望。黎科长还对我自部队出国入朝前夕于1950年7月30日调来总务科到今天为止，一年又九个月的工作给予肯定，说了许多表扬和鼓励的话。黎科长的突然谈话，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变动。说心里话，我已经熟悉总务科的人和事，熟悉了文书工作，是很有一点感情和留恋的。但是这次调动工作确实是组织上对我的提拔、重用和信任。没有什么可讲的，只能服从。因此，我向黎科长表示，服从组织的调动，到了组织科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工作，绝对不会辜负组织的提拔、重用和信任，也绝不会让他失望。同时，感谢他近两年来对我的关怀、教育和培养。谈话完毕后，我立即开始了向陈凤同志交代工作。陈凤同志也是一名学生兵，大约与我先后参军。他为人热情，谦虚谨慎，对工作认真负责。我先把文书每月必须要做的军事、政治统计表报及统计方法向他作了详细地交代，然后又把文书日常要做的工作也尽量详细地做了交代，同时也向他介绍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到中午，交代工作即告完成。下午，继续准备行装，并抽出时间向总务科的同志征求意见和告别。
回忆起我在总务科工作的这一年又九个多月，真是感想万千。这真正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感觉很幸福。在此期间，我又立功又入党，真是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进步，大家都给记下了，对我的缺点都给予了很大的宽容和真诚的帮助。经常关心教育和帮助我的除科长黎同真和原指导员张秀峰同志外，后来的两位指导员和一位协理员也都很关心我的进步。张秀峰指导员于部队到达东里不久调走后，上级任命本科的管理员张文志同志改任指导员。他在做管理员时就很关心我，改任指导员后就更加注意帮助我，因为我是一名候补党员，他不断地指点要求我大胆工作，不要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可惜，后来张文志同志认为自己不善于做政治工作，请求上级仍让他改回做管理员，一两个月后，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调来谢鹏禹同志做指导员。谢鹏禹同志原来我在民运队时是我的区队长，彼此熟悉，更有一种特殊的情谊，所以对我关心备至。不过他做指导员的时间也不长，约有半年左右。之后，上级又从所属的一个团里调来一位营的副教导员任命为政治协理员。他为人诚恳厚道，工作经验丰富，可敬可学。他到总务科后，我的入党候补期即将届满，他抓得很紧，使我按期转正了。我与这几位领导相处，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时间很短，但他们都关心我、教育我、帮助我，真是受益匪浅。总务科的其他几位干部对我的帮助也都很大。会计张守仁同志是党的小组长，比我也就大一两岁，特别聪明，我一到总务科他就非常热心主动接近我，介绍各方面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犹如一位兄长。朝鲜语联络员裴锡奎和小朴及司务长赵亨柱三人都是朝鲜族同志。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善，经常给我介绍朝鲜民族的风俗习惯，见我与老乡们交流不通就过来当翻译。至于总务科那几大员说起来就更让我兴奋了！司号员周玉海、通信员王兴发、卢廷珍、小武、小宋、理发员王金生、卫生员小赵等等，个个都很棒。大家只要凑在一起就甭提有多热闹了。除了卫生员小赵喜欢埋头苦干、沉默寡言外，其他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个个都是连珠炮，你一句，他一句，没完没了。特别是司号员周玉海是个带头羊。在那种艰险的环境中，人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多么危险，多么艰苦，多么劳累，都成为了谈话的笑料。可是要干起工作来，大家都一本正经，毫不含糊。行军时互相帮助背行李，遇到危险情况时互相掩护。几位通信员执行任务，从来都是愉快的接受，不论深更半夜，路途远近，背起枪就走，完成任务有报告。部队住下时，打水打饭、打扫卫生、帮助老乡干活都是争着抢着干。他们对我爱护有加，看到我干什么活都主动上前帮忙，甚至都抢过去不让我干。还有那个理发员王金生总喜欢给我理发，看到我的头发稍长就要给我理，一个月甚至要理两三次。这是多么可爱的小集体啊！我本来是班长，在他们的感染下，我自不甘落后，也同样争着抢着干活。例如，部队行军宿营，每天都要向司令部书面汇报行军宿营情况（包括部队情绪，有无掉队、减员伤亡等等）我写完经科长签字后，一般我不派通信员而是自己亲自送。司、政机关驻地有时相距数里，或翻山越岭，或走山间小路，一般都是夜间，每去一次回来，我看到通信员们都呼呼大睡，心里就觉得舒服。尽管后来科长、指导员都批评过我对通信员不敢大胆管理使用，但我觉得我是应该的，这使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我后来胆量比较大，主要是这一段时间锻炼出来的。此外，还有那炊事班和饲养排的同志们，从排长到班长到全体同志都对我十分友好。我一去到那里，大家都非常尊重。特别是炊事班那多次帮我缝鞋补鞋的大老刘，每想到那种情景，都令我感动不已。
今天的晚饭比平时提前开了约1个小时，以便晚上出发前大家对行装及群众纪律再做一次检查，并向村民们告别。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集合号就响了，同志们都精神抖擞地走向集合场。在集合场上，带队的领导没有讲话，只要求再捡查一下人员和行装就发出一声“出发”的口令，队伍就上路了。这时，养洞里的不少乡亲和儿童都自发地聚集到我们的出发地来欢送，老人们、妇女和儿童们向我们招手送别，情景感人。养洞里我们驻了半年多，这是自入朝以来驻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再见了！
队伍一上路，我即向总务科的领导和同志们告别，恭恭敬敬地给他们一一敬礼，然后就正式离开了我的文书工作岗位，离开了总务科的队伍，到组织科报到了。行军途中，没有正式谈话，科长孟继续、副科长梁克和干事徐敏敬、朱甦都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还有两位干事张春明和李辉到连队去帮助工作了。在组织科的队伍里行军，虽然都不大熟悉，但我感到很轻松，不必像在总务科那样还要在队伍的最后负责收容，只管自己行好军就行了。经过五夜连续行军于5月15日到达“三八线”元通山下驻地以后，科长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明确了分工。科长指示，我接替朱甦的统计干事工作，负责全师的政治统计；负责烈士抚恤工作以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等。朱甦同志则改任组织干事，与徐敏敬、张春明同志的职务一样，李辉为青年干事（李辉同志原本是青年科的干事，东里整编时，青年科合并到组织科了，所以他转任青年干事）。会议还研究了全师部队进入阵地以后加强党的工作和青年工作的问题，确定重点是抓基层连队的党支部工作和青年团支部工作。这是我调到组织科来的初次会议，会后有不少感想。现在，我的视野已经不能仅仅限于一个具体单位，而必须扩大到全师各团各营各连，并且是重要的党和青年工作问题。我虽然是一个初来的小干事，分工做具体的统计工作、烈士抚恤工作以及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重要的工作有正副科长及几位老干事承担着，但是，我还是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能否胜任工作，能否达到领导的要求，对此心中无数，有不少日子忐忑不安！
组织科是一个很精干、力量很强的部门。我初到时只有上述6人，我来后增加到7人，但是过了一个月，张春明又被调去了干部科，又变成了6人，全都是共产党员。科长孟继续同志，年龄三十岁左右，山东人，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为人正派、平和、稳重，语言不多，但讲话能切中要点，且言简意赅，不闻庸言。副科长梁克同志，比孟科长年轻一两岁，河北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同样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在为人修养、性格特点、工作作风等方面两人也十分相似。我深感这是两位好领导。在干事中：徐敏敬同志是我们几个人中的老大哥，也备受我们的尊敬；其余的李辉、朱甦和我三个人，都是1949年参军的学生兵，他们两人都比我大一两岁，工作水平、工作能力显然比我高，他们当干事的时间都有一两年了，进步都很快。我可以说组织科的领导是好领导，同事是好同事。不仅如此，我调来组织科以后，因为工作关系同政治部各科的干事、科长们的接触机会也增多了，我发现他们都是精兵强将，有很高的水平，特别是有几位科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宣传科长赵绪珍、保卫科长安庭、干部科长尚慎武等，这些干事、科长们也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此外，根据科长的指示，我还有机会向政治部首长（主任）汇报、请示工作，直接聆听他的指示和教诲。入朝以来，我们的主任已先后调换了三人，刚入朝时的程克廉主任早在沙里院地区执行战备整训和海防任务时即已调走，新来的主任是王昕，部队重返“三八线”不久，王主任升任了师副政委，此时，来了新主任叶平。我是自叶平主任来了之后，直接面见主任的机会逐渐增多的，因此，对叶平主任的印象比较深刻。叶平主任本是南洋新马（新加坡、马来亚，当时还没有建立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东客家人。1937年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远渡重洋，从海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参加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来。叶平主任为人朴实、平易近人。他对下级一点架子都没有，态度温和，循循善诱。所以，我见到他毫无惧怕的感觉，汇报什么情况，请示什么问题，心里想的话都能说出来，有时甚至还敢提点建议供他参考呢。我就是在这样的周围环境中开始新的工作的。我觉得我的上级领导和周围同事都是最好的学习榜样。我下定决心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争取尽快掌握情况，熟悉业务，并不断地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在八个月的“三八线”防御战中，我坚持自己的决心，虚心地向大家学习。因而，我的进步也比较快。
我负责的主要工作每个月一次的全师政治统计表报，因为我有在政治部当文书时对一个基层单位做统计工作的经验，再加上朱甦同志的帮助，只用两三个月就完全能够独立完成任务了。每月的政治统计表报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很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才能做好。各级首长是通过这份表报来了解部队政治状况的。我每个月做完以后，先交科长审核，最后要送请主任审核并签字才能上报军政治部组织部。向军政治部上报有时要我亲自前往。那时我胆量奇大，几十里的山林小路。跨上短枪、带上表报，一个人就走，今天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很庆幸，从来没有出过安全问题。其实，那时政治部的干事们一个人外出执行任务，都是如此独来独往，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到军政治部送表报，有时是当天去当天回，有时还要在那里住一夜第二天回。军政治部组织部主管统计工作的干事是张凤文同志。他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要当面仔细核对，一切无误后才肯放我走。我同张凤文同志应该说是有缘分。他多年在军政治部组织部门工作，我多年在师政治部组织部门工作，特别是在部队回国10年后，大约在1963年他由军政治部组织部门调到119师政治部当了组织科长，关系就更密切了。后来我于1964年离开部队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他步步晋升，一直升到119师政委，在这个岗位上离休了。这都是后话。我在119师政治部组织科大约五、六年的时间做全师的政治统计工作，以当时的情况来说算是完成了任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完成的并不完美。主要的缺点是只注重了数据准确性而没能对数据加以分析，如果每个月或几个月做一个分析供领导参考就好了。
我负责的另一项工作，烈士的抚恤工作，是一项令人心灵震颤的工作，我是怀着对英勇牺牲的烈士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心常常含着热泪来做的。具体的事情有：填发烈士证书、寄送烈士遗物和管理烈士安葬墓地等。
填发烈士证明书。那时，全师部队牺牲的烈士都集中由师政治部组织科统一填发烈士证明书寄给烈士家乡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请当地民政部门转发给烈士家属。这是一项很具体，但又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它关系到烈士本人和烈士家属的荣誉，必须严肃认真、细致的来做。容不得出一个字的差错。“三八线”防御战，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发生，几乎每天都有牺牲，特别是当敌人向我阵地发动疯狂进攻，我给予敌人坚决回击时，或我组织规模力量主动出击对敌阵地给以摧毁性打击时，牺牲就更大。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填发烈士证明书，通过军邮发往全国各地。每寄出一批烈士证明书，我的心情都很沉重，他给烈士家属带去的将是失去亲人的悲伤，当然，同时也给烈士家属带去了他（她）们的亲人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正义战争献身、英勇牺牲的莫大荣誉。此时，我的沉重又变成了轻松。沉重起来，轻松起来，我的心情经常变换着。
寄送烈士遗物。那时，烈士的主要遗物是立功奖章、勋章以及参加过重大战役的纪念章等。此外，绝大多数烈士没有什么其他遗物，他们用过的武器不属遗物，个人衣被极其简单，而且长期在坑道里或山岭上滚来滚去，基本上已破烂不堪了，也无法作为遗物。有其他遗物的也只是少数，主要是干部，如一块手表、一支钢笔等。烈士遗物要寄送给烈士家属。全师部队牺牲的烈士的遗物也都集中由师政治部组织科统一寄发。对于烈士的遗物，我是把每一份都精心的包好，写明地址，通过军邮寄给烈士的家乡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请代转发给烈士家属。这项工作同样令我时而沉重，时而轻松。
管理烈士安葬墓地。“三八线”防御战的战线稳定，战场固定。因此，师首长决定，由师里选择一块墓地，全师各部队所有牺牲的烈士都集中安葬在这块墓地里。根据师首长的指示，司、政机关两部门有关人员经共同勘察商定，烈士安葬墓地选择了司、政机关驻地元通山的另一面山坡上。此地距村庄较远，坡宽林密，能容纳许多烈士安葬。墓地由师司令部调派工兵营预挖若干墓坑备用并以团为单位划分区域使用。师政治部要求：所有牺牲的烈士，由烈士所属单位派人直接运送至墓地安葬，每一位烈士必须立一块木牌，要清楚写明烈士的姓名、籍贯省地县直至乡镇村庄的地名及所属部队番号（代号）直至某营某连的单位；必须很好地掩埋，墓堆至少要高出地面40公分以上，不得有裸露的情况发生。我主要是负责检查和督促这些要求的执行。从政治部驻地到烈士墓地要翻越两道岭走10几里远的密林山路。我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去检查一次。那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总觉得到了烈士墓地就是到了英雄中间。他们昨天还生龙活虎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今天却到这丛山峻岭的密林深处来长眠了。他们的英勇精神在我的面前闪亮。这样的地方，我每来一次都受到极大的教育，激励我学习他们的英勇精神、牺牲精神。我没有任何畏惧，默默地眼含着热泪一个墓堆一个墓堆的进行检查。在检查中，我发现多数墓堆都填埋得比较符合要求，木牌也写得清楚；但也有少数墓堆填土很少，甚至少数有裸露现象，木牌写的字迹不清。所有这些我都做了记录。这时，我知道了我担负的重任，做不好这项工作即对不起牺牲的烈士，也无法向领导交代。我必须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每一次检查回去都详细地向科长汇报。科长也很着急，对于那些做得不好的单位都个别发出指示，要求予以纠正。但是，这种指导和纠正的效果并不理想。情急之中，我开始了学习动脑筋。我从政治部向部队发的文件中，发现有一种是以通报的形式表扬好人好事，批评缺点错误的文件。于是，我试着写了一份表扬那些对烈士掩埋好的、木牌写得清楚的单位，批评了那些掩埋不好的、木牌写的不清楚的单位，并且要求立即予以改正的通报稿。这份通报稿交到科长手里以后，很快得到同意并呈报主任审批。主任也顺利通过，批示印发到全师营级以上单位。这是我第一次起草一份通报下发到全师。我高兴得难以抑制，暗下决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这份通报下发后，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通报中所指出的那些没有做好的单位都很快派人进行了返工弥补。我下次再去检查时发现，情况已大为改观。此后，这个墓地一直没有再出现通报中所指出的那些不好的情况。通过这一件事，使我也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上级把工作交给了你，做的好与不好，上级指导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要靠自己动脑筋开展工作。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总能想方设法开展工作，把上级交给的工作做好。
我负责的第三项工作，办公室日常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办公室管家人的角色，主要是处理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如接听电话，上传下达，办理调进调出本师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保管组织科的印章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事务等。这些工作琐碎繁杂，需要耐心细心殷勤，讲究态度方法，积极热情的去做。在这方面，我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说完成了任务。
在“三八线”八个月的防御战中，组织科的人员，除张春明同志调到了干部科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副科长梁克同志于1952年7月24日去上甘岭兄弟部队开会时遭遇敌弹袭击而光荣牺牲了。这使我们组织科遭受了重大打击和损失。如前所述，梁克同志是一位好领导。他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他的牺牲给我们全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大家是眼含着热泪接受这个事实的。梁克同志牺牲以后，组织科就长期空缺副科长，只有一个孟科长带领我们4个干事担负起全科的任务。后来到1953年1月，我们奉命把“三八线”的防务交给兄弟部队46军转到朝鲜北部的西海岸准备反登陆反空降时，上级把孟科长也调到军政治部任组织处长去了，而从军后勤部政治处调来任昌桓同志接任我们的组织科长。任昌桓同志也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文化不高，但特别好学，工作积极肯干，在各方面都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同时，干事也增加了二人，一是徐亚新同志，一是孙吉祥同志。他们二人都是从基层连队指导员的岗位上调来的，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也都感觉很愉快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