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人投降了日军，会被安排到后方做伪军，不用干体力活，这是给降兵的待遇。然而，第十军没有投降日军，更没有组织所谓的“先和军”，当时，日本人按照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们，让他们干重体力活。
卢庆贻被日本人关押了两天后，日军押着他和十几个俘虏一起来到城外，收割水稻。他们收割水稻的时候，日军就拿着枪站在高处，如果有人逃跑，就举枪打；如果他们动作慢一点，日军就抡起枪托砸。
月亮照耀着衣衫褴褛的他们，他们在月光下挥汗如雨。
卢庆贻说，日军只敢在夜晚出动，如果日军白天出动，被陈纳德的飞虎队看到了，就用机枪扫射，日本人对飞虎队怕的要命。
那时候，衡阳城的日军已经彻底断粮了，他们抢割尚未成熟的稻谷。而那时候，中国南方的水稻还是一年一熟。
稻谷收割完毕后，留守在衡阳城的日军要转移了，也要带着俘虏一起转移到零陵县。那时候叫零陵县，现在叫永州市，就是柳宗元笔下那个产“异蛇”的地方。
因为目标太大，日军就将俘虏们分成小队，卢庆贻所在的这一队有20个俘虏，由两名日军押着，徒步走向零陵。
这一路还是昼宿夜行，日本人太害怕飞虎队了。衡阳保卫战中，飞虎队让日军死伤惨重，日军对这些画着鲨鱼的飞机惊惧万分。自从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总是轰炸中国人，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他们走了五天后，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人全吓跑了。一个日本兵走进村中抢粮食，一个日本兵看押着他们。卢庆贻想跑，可是那个日本兵看押得很紧，一直没有机会。那个进村抢粮食的日本兵也没有抢到多少粮食，放了一把火，把村子点着了。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战俘中有两个人，一直对日本兵俯首帖耳，表现得奴颜婢膝。休息的时候，他们替日本兵捶腿，给日本兵点烟，让日本兵放松了警惕。
一行人走到山顶的时候，那两个对日本兵奴颜婢膝的人走在最后面。突然，他们扭转身，一人抱住了一个日本兵，其余的人也突然扭转身，扑过去将日本兵压在地上，一顿拳脚，两个鬼子都见了阎王。
卢庆贻说，那一刻大家心有灵犀，觉得到了山顶就要发生事情了，就要打死两个日本兵逃跑，而事先谁也没有提议，也没有商量。所以，那两个战友一抱住日本兵，大家就围上去群殴，将日本兵打死了。
然后，20名战士沿着山岗走到了山下，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庄。卢庆贻向老乡打听武冈县的方向。此前，在电报中，他听到武冈县驻扎有七十四军一支部队，他想带着战士们先投奔七十四军。
一行人又在山中走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到村庄，他们在山中转来转去，迷路了，无法找到通往武冈县的道路。
这一路上，他们饥肠辘辘，只能采摘野草野果充饥，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被山风吹干，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磨盘一样的山峰。
就在这时候，一支武装小分队出现了。小分队拿着枪，潜伏在草丛中，等到他们走近了，才突然跳出来。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支游击队。
卢庆贻说，他一看到游击队，终于感到到家了，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很多人当时都哭了。
他们在武冈县七十四军军部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又出发赶往贵州独山，因为独山有第十军留守处。我不知道抗战中的留守处是一个什么机构，可能相当于办事处吧，比如某某公司驻某地办事处。也可能是第十军家属留守的一个机构，丈夫在前方打仗，妻子在后方等候。
从武冈县到独山七八百公里，他们一路步行，穿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独山。
当时，第十军已经有几百人从衡阳逃出来，聚集在独山。大家相见，抱头痛哭。
王乐平也是在日军转移俘虏的途中，和战友们杀死日军士兵逃脱的，他比卢庆贻先一步来到桂林。
不久，第十军留守处的所有人都赶赴重庆。那时候，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十军。
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童纪统也沦为了战俘，他和15个第十军的战士被日军关在一起，每天给日军的战马割草。有一天，割完草已经到了半夜，他趁日军不备，逃离了衡阳。
离开了衡阳后，童纪统也向独山走，没想到走错了方向，辗转来到了遵义。
他在遵义流浪的时候，听到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十军的消息，又一路步行到了重庆，重新加入了第十军。
方先觉又是如何逃离衡阳来到重庆的？
第十军炮兵连连长白天霖记录说，衡阳保卫战中，因为连续多日未眠，又和士兵们一起吃烧焦的大米，方先觉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城破后，方先觉“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的折磨，已经让方先觉无法站立起来，那些天里，他一直卧病在床。
日军高级指挥官仰慕方先觉的忠勇，派军医为方先觉治病，然而，未见痊愈。日军又从汉口请来当地名医给方先觉治病，仍然不见好转。想来那时候方先觉身陷囹圄，悲愤交加，远非医药所能医治。
当此时也，方先觉率领第十军坚守衡阳47天，城破被俘，至死不降的事情，在日本军营中已经传开了，日本很多高级军官慕名前来，只为一睹方先觉的风采。
汪精卫也出动了，伪汪政府的日本顾问吉丸从南京来到了衡阳，代表着汪精卫和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来看望方先觉，劝说方先觉投降，让方先觉以第十军剩余的官兵为基干，成立“先和军”，去攻打中国军队，“先和军”人数由方先觉确定，想扩充多少人都可以，想要多少粮饷也可以。方先觉用被子蒙住头，置之不理。吉丸说了半天，方先觉一言不发，吉丸羞赧而退。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吉丸天天来“探望”方先觉，天天缠着方先觉，要方先觉离开衡阳，去汉口或者南京治病。方先觉厉声斥责吉丸道：“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从城破开始，方先觉就一直卧病天主教堂，没有离开一步。时方先觉声名远播，日军为了笼络中国人心，也没有加害他。
进入九月，逃难在外的衡阳百姓因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得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衡阳，衡阳市区开始有了商品贸易，日军对衡阳的警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密。戴笠探知这个情况后，密令湖南站站长金远询和衡阳组组长黄荣杰，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方先觉将军。
然而，方先觉举世关注，天主教堂警戒森严，要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一个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戴雨农先生全集·传记》中说：“我防守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和手下假扮成流动商贩，在天主教堂周围一连侦察了两个月，熟悉了地形和日军岗哨特点，才决定于11月份营救。
11月18日，风雨大作，距离方先觉被俘整整100天。黄荣杰带着小分队靠近天主教堂，解决了日军岗哨后，黄荣杰从二楼窗户爬进了关押方先觉的房间。他一看到方先觉，大吃一惊，方先觉将军卧床三月，形容枯槁，枯瘦如柴，已经无力行走。
黄荣杰爬上二楼窗口，将方先觉将军用绳索吊出，然后，潜伏在天主教堂外的便衣背起方先觉，一路逃出衡阳。
日军发现方先觉逃出后，加紧搜索，所以，方先觉一行只能昼伏夜行，在山林小径中跋涉，好几次与搜索的日军险些遭遇。两天两夜，他们仅仅走了几十里，来到了衡阳县的洪罗庙，今名洪市镇。现在，他们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决定休息两天，补充体力。
衡阳县洪罗庙的当地村民颜肃说，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衡阳县县长王伟能突然找到他，带着他来到了一间房屋，房屋里还有当地的魏祝云和曾尧。王伟能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三人，护送方先觉军长去新化县蓝田镇，一路上务必十分小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当时，他已经听说了方先觉将军的事迹，现在能够护送他，感觉非常兴奋。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王伟能的带领下，见到了方先觉一行三人，“那三个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的商人打扮”。另外两个人是谁，颜肃不知道，但绝不是第十军其他人。衡阳城破后，方先觉的卫士和卢庆贻他们被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第十军的师长等高级将领们，没有和方先觉关在一起，他们命运各异，周庆祥等已经逃了出去，葛先才等还被日军关押在天主教堂。
一行六人从衡阳县起程，混入盐商队中，行走了好几天后，才离开了敌占区，来到了安全地点。
一直到12月上旬，方先觉才辗转来到芷江，就是卢庆贻发报给重庆，电报需要中转的这个地方。此后，方先觉又乘坐美军飞机来到重庆，终于结束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
方先觉抵达重庆后，休息半月，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司令为他的老上级李玉堂。重庆各界人士将方先觉视为英雄，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各大报纸也争先报道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的脱险经过。
1945年1月，方先觉又被任命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青年军二零七师师长。
当时，由于中印公路开通，美援装备陆续进入中国战场，而中国农民出身的军队是无法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榴弹炮、坦克、火焰喷射器……这些洋玩意，不识汉字更不识英文的农民又如何能够操作？当时，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年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学生踊跃从军，报效国家。于是，十万青年军由此而来。想想，在积弱积贫，文盲遍地的时代，有这样一支大学生组成的军队，那是何等的金贵。
第十军的其他将军和士兵们，又是如何脱险的？
衡阳保卫战的枪炮声停歇，已经到了8月8日的傍晚。
傍晚时分，中日双方的军队都放下了刀枪，日军停止了进攻，中国军队的伤兵们互相掺扶着，集中在铁炉门、汽车西站和船山中学等一些略微能够遮蔽风雨的地方。伤兵们坐了一地，谁也不愿说话，气氛非常凝重，衡阳城里响彻了47天的枪炮声停止了，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寂静。
那天晚上，残月如钩，愁云惨淡，已成废墟的衡阳城里，一片死寂。伤兵们就这样坐了一晚，饥肠辘辘，遍体疼痛，直到天亮。
天亮后，日本人来了，却没有按照《停战协议》来救治伤兵，他们将那些轻伤的士兵带走了，编成几个小队，或者割马草，或者割稻谷，而其余的重伤员被丢弃在广场，不闻不问。衡阳市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些重伤员最后都死了。
轻伤员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饭。那时候，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紧张，陈纳德的航空队切断了衡阳和长沙的运输线，数万日军嗷嗷待哺。日军每天只给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军人提供很少的食物，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然后强迫他们劳动。
所以，中国军人一有机会就赶快逃跑。逃出衡阳城的中国军人，一部分被附近山中的游击队收留，在敌后牵制和抗击日军；一部分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贵州独山，寻找第十军留守处。
而更多的中国军人没有逃出日军的牢笼，只能忍受着日军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颠沛流离和超负荷的劳作中逐渐死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几日后，日军撤离衡阳，将仅剩的300多名第十军战士全部活埋了。那一年，我去衡阳的时候，当地人指着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旁边的一个大坑说，第十军仅剩的300名战士就全部被活埋在这里。
这就是第十军士兵们的命运。
将军们的命运同样很悲惨。
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三位少将被关在衡阳城外的天主教堂里。日军让他们生活自理，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常德保卫战的时候，满城唯一完整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堂了，衡阳保卫战还是这样。因为天主教堂是西方人建造的，按照国际公约是不能轰炸的，而轰炸则会引起西方社会的抗议。所以，残暴的日军在进攻每一地的时候，都会对教堂比较“仁慈”。
9月上旬的某一天，周庆祥和孙鸣玉约请葛先才一起从天主教堂逃出，葛先才考虑到人数太多，目标过大，容易引起日军注意，再说方先觉还没有消息，不知生死，如果逃跑太多，容易激怒日军，会对方先觉和第十军战士不利，葛先才就让周庆祥和孙鸣玉先走，自己待机而动。
周庆祥和孙鸣玉“以窗架为梯，翻围墙而去”，终于逃脱了日军的魔爪。
11月，方先觉救走。
现在，衡阳城里只剩下了葛先才、容有略、潘质、彭问津、张定国五位少将了。
日军为了防止这五位少将再逃走，就转移关押地点，从天主教堂转移到了莲湖书院。莲湖书院四面都是水，只有一条木板铺就的通道与外界连接。莲湖书院里，还有日军一个排在把守看护。
要从这里逃走，千难万难。
葛先才和四名少将在联湖书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他们没有一日不想着怎么逃走。
从他们被关押的第一天起，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日军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五名少将把身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断炊的危险。
葛先才负责采购蔬菜和粮食。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日军紧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想要逃走，是万万不能的。
有一天，葛先才采购蔬菜回来，突然发现蔬菜叶子里卷着一沓钱，他把这件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大家都振奋不已，一致认为这肯定是外面接应他们的人送的钱。
后来，葛先才又接到了一沓秘密藏在菜叶中的钱。有了这两笔钱，五位少将的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
一天午后，葛先才买了蔬菜回来，剥开大白菜，看到大白菜菜心已经挖空，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切安排妥当，今夜派胡汝福君，潜至莲湖书院大门左侧树下来迎。”
胡汝福，是预十师一名上尉，他已经早早逃离了衡阳，为了营救葛先才他们，他又潜了回来。而莲湖书院，自从日军攻打衡阳时，就已经人去院空，只有狐兔出没。日军将少将们关押在这里后，又将大门封死了，大门之外，路断人稀。
当天午夜，少将们将房屋里的墙壁用水浇湿，挖了一个洞，取出砖块，依次钻出。洞外是一条走廊，走廊边就是日军的宿舍，鼾声此起彼伏。大家悄悄潜行，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厨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悄声来到墙角下的排水沟，将排水沟的窟窿挖开加大，然后鱼贯从洞口钻出。
厨房之外，就是空地，虫鸣唧唧，万籁有声。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这条逃亡的路线，他们早就侦察好了。
来到莲湖书院外，葛先才看到暗淡的月光下，莲湖书院大门外的柳树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胡汝福。胡汝福一言不发，只向他们打着手势，他们就跟着胡汝福一路疾行。走出了几百米，回头遥望，看到书院顶层亮起了火光，鬼子哨兵正在点烟抽。火光熄灭后，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一行人快步走了10里，来到了一处独立的院落，胡汝福用暗语敲门，房屋里没有开灯，门却无声地打开了。
房屋的主人问：“都来了吗？”
胡汝福说：“都来了。”
房屋主人不再说话，在前面疾走，他们随后紧跟。走出了三四里，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房屋主人一言不发，从草丛中推出一条小舟，大家跳上去，房屋主人划船前行。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桨声吱呀，萤火虫在船头翻飞，这一切对深陷囹圄长达半年的将军们来说，恍若隔世。
这条河叫做草河。
过了草河，房屋主人回去了，又有一人来接应。一行人疾行十余里，来到山口，前面两山夹峙，如两扇铁门。此时天色大亮，鸟鸣啁啾，清风徐来，晨曦初露。突然，树丛中传来两声枪响，胡汝福对着枪响的方向做着手势，枪声再没有响起。
枪响是警告声，而手势则是表示来的是自己人。外人根本看不懂这些。
一行人又顺着山路向前走，走了不远，一名腰挂盒子枪的人来迎接，笑容满面，言辞甚恭，他是衡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直到此时，五位少将才得以安全。
当天中午，大家在山中饱餐一顿，大鱼大肉，大碗喝酒，自从衡阳保卫战开战以来，连续大半年，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人间美味，也没有感受过人间如此安宁。
吃完饭后，他们继续上路，天黑来到衡阳县政府。县长王伟能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送给他们每人一身衣裳。
他们在衡阳县休息了四天。这四天里，无论是县府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来打听衡阳保卫战的情形，听到少将们讲起当时的惨况，无不泪水盈眶。
此后，他们被一县一县护送下去，直到芷江机场，然后乘坐飞虎队的飞机来到重庆。
在重庆，重建的第十军正等着他们。
卢庆贻介绍说，1945年，第十军残部从重庆来到了陕西城固，补充兵员。当时的军长还是方先觉，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上阵杀敌，一雪衡阳之耻。然而，不久后，青年军成立，方先觉担任二零七师师长。第十军军长改由赵锡田担任，赵锡田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外甥。
可惜的是，第十军错过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他们宝剑铸就，即将出鞘的时候，日军投降了。
1946年，第十军改编为整编第三师，下辖三个旅，人数三万余人。
内战开始，整编第三师出陕南，越函谷关，渡黄河，开赴内战前线。卢庆贻作为留守部队，留在城固。有一天，卢庆贻守在电台边，突然接听到赵锡田被活捉的消息。此时，解放军军史上的定陶战役已经结束，而城固的留守部队还不知道整编第三师已经全军覆没。
定陶战役中，解放军刘邓大军十余万人将整编第三师团团包围，整三师无一人逃出。
卢庆贻跟着留守在城固的整三师留守部队，来到了湖北老河口。在这里，重组整三师，师长名叫李楚瀛。1947年，整三师进驻漯河与驻马店一线，又被解放军包围，仅仅打了两三天，就一败涂地。
整三师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差？老兵们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不愿意为反动政府卖命。
新一军老兵吴作勇也向我说过，新一军抗战结束后，驻扎广州。有一天，新一军接到命令，全军坐着舰艇向北进发，一时群情振奋，都认为是要去进驻日本，扬威东瀛。抗战刚刚结束，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提议，派新一军在日本驻防。舰艇一路北向，到了秦皇岛突然停止不前，一问，原来新一军要开往东北打内战。吴作勇说，当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定陶战役后，卢庆贻回到了湘潭家中，终生务农。
俱往矣，历史已成尘烟。
其时，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破釜沉舟，掘堑壕，塞甬道，毁桥梁，散民众，自入死地。面对数倍强敌，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血战不退。城破之日，诸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迎炮火而上，期同归于尽，虽万千人吾往矣，日军无不人人惴恐，自谓从未有之“艰苦”之役。此役，日军攻打47天，死伤枕籍，内阁被迫下台，诸将皆成鬼魂，此为日本建军以来，从未有之事也。
然，中华第一虎将，竟遭谗言中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铮铮忠良，反诬屈膝，千古奇冤，至今未能昭雪，令人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