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线局势的糜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颇是紧张，军委会高层一连数日都在敦促南京守备工事的整修工作。11月17日的上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所率领的一众在宁高级将领视察了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南京城郊的天堡城防御阵地。在复廓阵地，蒋介石别有深意地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
而此时他身旁的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则接过话语，说道：“现在从上海撤退下来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唐生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之前他和蒋介石有过一次交谈，这次那次会谈中，蒋介石问唐生智：“守不守？”随后他又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南京一定要守！”
于是唐生智回答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但是蒋介石又问：“哪一个守呢？”见唐生智无言，蒋介石接着哼声道：“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一见这位委员长假惺惺地表态了，唐生智只能说：“用不着委座您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是总司令，带几个师或者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
但蒋介石对唐生智的这番提议却很不以为然，他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接着又说，“再商量吧。”事实上，这个时候，蒋介石是希望唐生智来出任首都卫戍总司令的，但唐生智一直没有表态。也正是这样，才有了11月17日这天前往复廓阵地视察的事务，对此钱大钧很是了解，如果不是希望唐生智出任这个卫戍司令官，委员长也不会要求唐生智此时在视察过程中陪同在自己左右。
在这次视察中，蒋介石还是代表军委会确定了一个关于南京防御的基本原则：占据有利地形，进行有力防卫，南京可守一两个月，以待时机。实际上，这个原则不仅仅是蒋介石对身旁的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所说的一句随意之语，而且基本代表着蒋介石确立下了国民政府死守南京的决心。
也就在这日当天下午，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驱车来到唐生智在南京的公寓。这次单独会面，所谈及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来守卫南京”。而之所以就“谁来守卫南京”的问题与唐生智单独交换意见，也是因为蒋介石更期望唐生智来主持。但面对蒋介石委员长的询问，唐生智依然持自己最初的建议，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为南京守卫作战的指挥者。
但这次提议还是没有被蒋介石采纳，因为蒋介石认为谷正伦的资历太浅了，不足以担任指挥南京保卫作战的重责。在国民党军内部，资历不高是不足以服众的。随后唐生智又建议以罗卓英为南京卫戍作战部队的总司令，以谷正伦和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为副总司令，但他的这个提议仍未被蒋介石所认可。随后唐生智又考虑到以陈诚为守卫总司令，但是谁都知道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的时候，一口气退过了安徽宣城、广德一线，这显然更不合适了。
实际上，在上午视察完复廓阵地之后，唐生智回到家后，就要求参谋处赶快拟出一个城防计划，并准备在次日亲自送给蒋介石看，他原本的计划便是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这样的推荐是因为，谷正伦为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而桂永清则是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此二人均是蒋介石的亲信，天子门生。
谷正伦，这位现任南京警备司令自1927年“宁汉合流”后，便开始打造国民政府的宪兵部队。1929年，其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义，设立了宪兵教练所，自兼所长。次年，他又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的建议，并很快获了批准，1931年，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1932年起，又将宪兵教练所改成宪兵训练所，制定宪兵制度，扩大规模，加强力量。
1935年3月，谷正伦又把宪兵训练所改为宪兵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谷正伦任教育长。这期间，他一面通过宪兵学校培训骨干，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训练期满后，即编成新的宪兵团，遣散原有的宪兵。这样至抗战爆发，谷正伦的宪兵团已编练成11个。正是由于这一“政绩”，在国民党内，他被称作 “现代中国宪兵之父”。
更重要的是，他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均是南京政府高层，在1935年11月，谷正伦和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二弟谷正纲、任监察委员的三弟谷正鼎同在国民党“五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以至于“谷氏一门三中委”成为南京高层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毕竟三兄弟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这是极为罕见的。
而出生于江西省贵溪、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中学的桂永清自1923年冬到广州，入大元帅府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兵以后，又于次年年初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一队学习，后由江西省国民党一大代表徐苏中、彭素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并于1924年6月入黄埔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军校期间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9连上尉连长、党代表，第1师特务连连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特务营营长，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起任独立第58团上校团长，第1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1团团长，第11师31旅少将旅长。1930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11队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并曾任安庆警备副司令，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后又出任辖3旅9团43？000余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这位与贺衷寒、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同为复兴社发起人的“十三太保”之一的留德将军可谓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得意门生了。
而罗卓英则是陈诚土木系的主要成员，其早在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的时候，就与陈诚结成莫逆之交，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陈诚派系的主要骨干和智囊人物的开始。不过自从保定军校毕业之后，
虽然这次从军，罗卓英旋即辞职，但在1925年，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为联合力量的东征军回师广州之后，罗卓英却又一次投军从戎，在参加了讨伐刘震寰、杨希闵之役后，其又于第二次东征时，任第1师炮兵连连长，并因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而荣立战功。随后其又率部由河婆入揭阳、黄冈，并升炮兵副营长一职，1926年10月参与讨伐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
1927年，陈诚升第21师师长后，罗卓英即被陈诚任命为师参谋处长、参谋长。次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卓英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尽管这个上校团长的职务不久即为陈诚的老对头何应钦裁撤。但是年秋，由于蒋介石不相信非嫡系将领掌握陆军第11师，故而指派陈诚率领北伐军总司令部的两个警卫团改编为第31旅隶属11师，对第11师师长曹万顺进行监视，并且随时准备以陈诚接替曹万顺。也因此陈诚在被任命为副师长，罗卓英随之任第11师参谋长。1929年春，曹万顺离职，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33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中原大战后，陈诚升第18军军长兼第14师师长，罗卓英在升任第11师师长后，依陈诚的意思开始将第11师这支土木系的起家部队着力打造成土木系的骨干部队。
1931年5月，第11师参与对苏区的围剿，从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虽然此战未获战绩，但由于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故而其获“整军经武，屡建殊勋”之功而被擢升为第18军副军长。此后由于陈诚升第三路军总指挥，故而第18军多是由罗卓英代替兼领18军军长的陈诚指挥该军。
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罗卓英所部被作为第一纵队出宜黄，拟先攻乐安再犯广昌。由于第18军下辖师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陆军第5军，下辖第52师、第59师。然而2月28日至3月1日，第52师在行进中被红军围歼，师长李明受伤自杀。第59师企图增援，途中又被红军包围全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样，第5军尚未正式成立便全军覆灭。而由于在部队出师不久后，第5军就相继遭到红军伏击，故而陈诚在临川得到两个师被伏击的消息后急令第11师增援。虽然第11师在佛岭坳与红军激战一天后，其所属31旅63团终于救出了第59师的175旅残部，但第11师西进黄陂，准备与友军第5师、第9师相配合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时候，却遭到了红军猛烈的攻击。
第11师由黄陂向南推进，并在3月20日黄昏，占领草苔冈以及附近高地后，奉命指挥11师的罗卓英认为红军可能会在第二天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而第11师所处方位过于突出，形势十分不利。但由于罗卓英任职11师师长时，就与萧乾这位继任者矛盾重重，故而为避免发生口角，所以罗卓英在与萧乾的通话中只是以商量而非命令的语气，希望11师能向后撤退，然而罗卓英的意见却被萧乾所拒绝。次日清晨11师被红军第1军团、第3军团所合围，激战整日，第11师仅有残部800余人经过死战终于突围而出，师长萧乾、第31旅旅长黄维、第32旅旅长莫与硕、第61团团长王严、第63团团长宋瑞珂皆负伤，第62团团长曾孝纯、第64团团长孙嘉傅阵亡，所属营、连、排长也所剩无几。其残部在宜黄收容时仅能凑出一个团。陈诚听闻11师这支自己的起家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几乎晕厥，痛哭两天。而由于第11师、第52师、第59师的覆灭，第四次围剿也宣告失败。
此战后，为稳定部队情绪，陈诚便在此时派遣罗卓英暂时代理师长。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中央军南下平乱，罗卓英被任为前敌总指挥。8月11日，广州行营设立，罗卓英被任命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次年，又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淞沪会战爆发后，罗卓英又率第18军被编入左翼军序列，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罗店争夺战历时1个月之久，中日双方均死伤惨重，以至于小小的罗店镇被夷为平地，因此罗店之战也被称作“血肉磨坊”。此战后，罗卓英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任陈诚任总司令、薛岳代总司令的第19集团军副司令。
此时唐生智推荐此三人并不是没有目的，谷正伦的宪兵、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队都是嫡系精锐，若是防御南京，他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若是别人出任南京卫戍总司令，肯定指挥不了此两位天子门生。只有谷正伦、桂永清出任城防正副司令，那些目中无人的嫡系部队才能够听从“自己人”的指挥。而之所以要加上罗卓英，是因为考虑到陈诚的部队将来退到皖南的时候，可以与南京方向相互呼应。
然而让唐生智没有想到的是，此时蒋介石已经一心想让自己留下，直到这次单独会谈结束之时，蒋介石在临走之际才对唐生智说道：“孟潇兄，你有恙在身，但南京守卫一事，事关重大，找别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于是唐生智只能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罢了。”听到唐生智如此表态，蒋介石立即问道：“孟潇你看把握怎么样？”而唐生智此时只回答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虽然唐生智如此这样说，可是他却没有一丝能够守住南京的决心，只不过唐生智自己认为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后，自己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对日作战的工作。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唐生智又被委以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职务，故而他认为自己不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他的军，唐生智也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令部副部长王俊等一众高层幕僚。会议刚开始，蒋介石便首先说道：“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观点，身为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唐生智表示了赞同，随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如果轻易放弃南京，则有碍国际观瞻。”对于唐生智的这番观点，作战厅厅长刘斐很是不以为然，刘斐作为分管作战事务的高级幕僚，对一线战局可谓是洞若观火，自从11月初日军登陆杭州湾以来，整个最高统帅部就臭棋连出。
军事委员会最初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同时把右翼即原中央兵团撤退到青浦、白鹤港一线，结果也站不稳脚跟。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着一起，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进，加之受到敌机动性较强的陆海空军立体追击，部队已经溃散，原来就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之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至于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混乱的中国军队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日军已经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浒浦进行威胁，部队只好继续向锡澄线既设阵地撤退。
从不过短短十日的撤退情况来看，守御南京，几乎就是一场毫无胜算的赌博。在溃兵如潮的慌乱撤退中，筹建多年的吴福防线都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这个时候要想在南京这个防御死地来打一场守城战，完全就是儿戏。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时，刘斐就指出“淞沪会战后期没有能够贯彻统帅部制定的持久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以至于撤退溃乱”。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刘斐则认为，日军会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空军和重装备，沿着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则是背水死地，日军可以从江面上使用海军封锁和炮击，或者迂回进攻芜湖，切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立体进攻，则南京必定失守。
同时刘斐还建议说：“我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为了贯彻坚持抗日方针，应该避免在初期被敌人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迟滞作战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以及进一步实施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进行有力的打击。”也因此，刘斐始终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来争一城一池的得失，只做象征性的防守，做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