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中午，上官峰坐上火车，开始了返乡探亲的旅程。
从634高地之战到现在，四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许多事情。
634高地之战过后很长一段时间，上官峰都没有从一种梦魇般的感觉中完全恢复过来。
“我们赢得了634高地战斗的胜利了吗？……是的，我们赢得了胜利。我们攻上了主峰。……可是我们真地活着攻上了主峰吗？”每当想到这里，他就又犹豫了，觉得发生的事情难以理解了。可是他又不能不注意到，无论是他，还是登上634高地主峰的其他五个人，现在仍然活着，生活在灿烂的南国的阳光之下。“……我真能相信这件事吗？”“……不，”他微微地笑了，“我是不会相信它的。因为这很可笑。”
直到部队完全撤出公母山战场，这种梦魇般的感觉才渐渐消逝，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仍然活着的事实，却不愿承认自己和于得水等人是攻克634高地主峰的英雄。“……不，真正的英雄是刘有才、葛文义、李乐、秦二宝他们！没有他们的英勇战斗和牺牲，敌人的神经是不会崩溃的，我们六个人也无法登上高地主峰！”他大声地气忿地说，每次都让来采访他的人难堪。他是活下来了，但是内心中的真正痛苦才刚刚开始。
“是的，我活下来了。可刘有才、葛文义、李乐、秦二宝他们却永远地长眠在地下了……他们再也见不到天空、山川、森林和阳光了……我是他们的排长，是我带着他们上了战场，却把他们留到了那里。我对不起他们……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求复员或者转业，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排长！”
但在提出转业或复员申请之前，他还要先为那些死去的人做些事情。上官峰先在烈士陵园搜集起来的烈士遗书里找到了刘有才的一封，然后主动请求送刘有才的母亲还乡，为实现烈士的遗愿，带着这封遗书走进了川西那座偏僻的小县城的民政局，结果不但受到了局领导的认真接待，还惊动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刘有才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县里专门为烈士举行了盛大追悼会，又请上官峰做了关于刘有才和634高地之战的专题报告，引起了巨大轰动，上官峰也第一次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和接待；回到部队，他第二次主动向连里请求，代表部队去慰问三排其他牺牲者的家属，历时一个半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本想以这种方式为烈士们尽战友的最后一份心愿，却在各地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因为这时他的名字已传遍了全国。尽管他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英雄，但在这些盛大的欢迎仪式上，他的内心还是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
“这么多远离战场的陌生人，为什么会给予我那么大的尊敬和欢迎呢？……当我向他们讲述公母山战争、讲述634高地战斗时，他们眼里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水泥？……所有这一切肯定是有道理的。道理就是我们所做的、被他们视为英雄行为的事情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歌颂和敬仰的。……过去我不认为自己是英雄，那是由于我仅仅在战场的背景下评价自己的行为，认为它们并没有多少可歌可泣之处，但若将它置于后方广大同龄人的日常行为中去考察，无疑就成了英雄行为。今天的英雄不是在战争中被定义的，而是在和平中被定义的。……”想到这里，他已经激动了，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给他留下那么多痛苦回忆的634高地之役，竟成了他17岁的生命中最辉煌、最有价值、最值得纪念的一段经历。
再回到连队时他的内心已比较平静了，走下战场时那仿佛被人扼住喉咙似的痛苦变淡了。由于他们在634高地的战斗和牺牲终于与某种贯通于民族历史的庄严崇高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恍恍惚惚的，他觉得刘有才、葛文义他们在南疆的烈士陵园里可以闭眼了。
然后他向连里提出了转业申请。战后九连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程明梁鹏飞调任新职；从八连和五连来了新任连长和指导员；他已被任命为副连长，七连的一个班长当了三排长；连队评功评奖已基本结束，于得水等和他最后攻上634高地主峰的五人全部保送陆军学院深造；连里和团里为他报了一等功，目前军区还没有批下来。新任连长指导员对他很尊重，一见他的转业报告，竟有些不知所措：
“副连长，你是不是嫌你的功评低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军区所以迟迟没批你的一等功，是想向军委为你请报特等功和荣誉称号！……你看看这些天的报纸，就是你真想走，谁敢批你转业？！”
上官峰看了报上关于他和634高地之战的许多文章，连他自己也觉得现在想转业是很荒唐的事情。一个新的宣传高潮正在到来，没过几天，军里就受命组织一个英模事迹巡回报告团，团员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
与此次活动中受到的欢迎和尊敬相比，过去两个多月间作为部队代表在烈士家乡受到的欢迎已不足挂齿。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活动，无论走到哪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都是锣鼓喧天、万人空巷的欢迎场面，规模盛大、出席的首长级别很高的报告会。还有豪华的宾馆供住宿，名胜古迹供参观，有专为他们举办的文艺晚会供娱乐，长期置身于这种铺天盖地的欢迎浪潮中，上官峰渐渐觉得，他不再是作为一名战斗英雄受到尊敬，而是代表所有的参战军人——不，是军人这个职业——在接受全国人民的尊敬与景仰。
“……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都不会也不应当受到这种倾城倾国的欢迎，人们为之感动和尊敬的只能是军人这个整体。……军人这种古老的职业同任何别的职业都不同，人们对它的敬意不仅来自军人们建树的功勋，更来自他们对军人要遭遇的苦难和牺牲的同情与理解。正是在这种同情与理解的基础上，军人职业才变得崇高、庄严、令人敬仰。……”
再后来他对接受各地的欢迎就比较自然了，一旦某处热情程度稍差一点，还会敏锐地生出一点不愉快的感觉。事实上随着时光推移，战后这又一次的宣传高潮正低落下来，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出现了新的新闻与宣传热点。考虑到这种情况，军区首长决定提前结束报告团的活动，让他们做完最后一场报告就回去。
这最后一场报告是在某大型矿山的礼堂里做的。正是在这场报告之后，上官峰精神上受到了一次相当强烈的刺激。因为一家外资企业要同该矿山签订投资意向书，会场上只来了一名宣传部长作陪，而且报告会结束时，竟无人想到请他们去就餐，矿山的大小领导全去陪那个高鼻子黄头发的外国人了。等宣传部长和他一起在酒桌旁找到厂长，说“还有一伙战斗英雄没吃饭”（部长原话），厂长竟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下点方便面打发了他们算了！”大家又等了一个小时，才每人吃了一小碗方便面，启程时才知道矿山根本就没有为他们准备车票，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挤本已十分拥挤的硬座车厢。带着明显的怨气上了车，赵健很快因为一个座位同两个四川的烟贩子吵起来。尽管车长后来了解到他们的身份，将他们安排到餐车坐下，旅途中又一一补了卧铺，赵健的气还是没顺过来。回到部队后，他不想再去上什么军校了！
“他妈的，老子在公母山打过一仗了！……上完军校还不得回来带兵打仗？够了，本人不想再给火车上那些王八蛋卖命了！”
结果九月上旬，上官峰到火车站去送往军校的就只剩下吴彬、于得水、赵光明和赵光亮了。将这件事做完，上官峰觉得自己的心又被深深地刺疼了。
“赵健这件事做的是有毛病。……不过那座矿山的领导做得对吗？还有火车上跟赵健抢座位的烟贩子，他们做得对吗？还有那满车厢的人，知道赵健是位参战军人，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那两个没道理的烟贩子。……刘有才他们尸骨未寒，军人在他们跟里又一钱不值了吗？……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久前受到过的那些欢迎和敬仰全是虚假的，仅仅出于宣传的需要吗？……”
正是这时新任团长刘宗魁找他谈话，询问他是否已就去陆军学院和留部队工作做出了选择。上官峰心境不佳，他觉得在他尚没有对那个刚刚从心底生出的新问题找到满意的答案之前，无法给团长一个回答。这个新问题是：和平环境下的军人的命运是否就是如此，有了边境战争便去流血牺牲，战争一结束就被视如敝履？无论是去陆军学院还是留部队，他都仍旧要做一名军人。但那个新问题却给了他一个必须深思的问题：不是到哪儿去做军人，而是在和平时期继续做一名军人是否真有意义？
他想了一想，对刘宗魁说：
“团长，我还没有最后决定。……现在我只想回家休假，假期中间再好好想一想。”
刘宗魁同意了。
火车开动时他没有再去考虑刘宗魁让他做出的那个决定，而是栩栩如生地想起了柳溪。战后他和柳溪只通过两封信，知道今年夏天她考上了市师范学院的艺术系，却没有涉及到彼此的感情。打完这一仗，上官峰对许多事的看法都改变了，在信上谈情说爱已是一种小孩子式的可笑行为。但是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他对战争和军人这个职业给他的一切再次失去了兴趣，柳溪便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了。火车离故乡越近，上官峰的内心就越是激动。行前他没有给父母打电报，却给柳溪打了电报，让她去火车站接他。“我很快就要和柳溪见面了，”他冲动地想，浑身燥热，“作为一个男人，我已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上过大学，参过军，打过仗，九死一生。……我也有过热烈缠绵的爱情，虽然那时我和柳溪显得幼稚，可那仍然是爱。”“这次我要和柳溪结婚，”他突然想到，并且明白那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结合，而是心灵和肉体的结合，还觉得它也是柳溪所盼望的。“别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再经历了这件事，作为一个人，我的生命中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