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余程万师长26日上午的兵力部署调整,经过日军炮火两日两夜轰击、战斗减员已达四分之三的孙进贤第170团,退回城内整编,由杜鼎第171团接防西门。

西城的城门口,交第3营第9连坚守。这个第9连的连长宋维钧,就是在江边扮作假日军的那个懂国术的连长,3营张照普营长牺牲后,就提升他担任了代理营长,而9连的实际连长是1排长李少兴。

这个李少兴也非等闲之辈。他是57师的老弟兄,老弟兄即一入伍便在该部队,或该部队一成立就有他在的两层意思,共产党部队称之谓老底子,他是山东人,高大的身材,平时喜欢打篮球,是57师师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他与宋维钧一样,也是国术高手,从他粗壮有力的体魄就可以看出,他的身手不凡。

“营长,您就放心吧,这西门口交给俺,他小日本就甭想进来,除非俺死了。”李少兴拍着胸脯对宋维钧说。山东人虽然说话都大大咧咧,但很少吹牛。事实上在李少兴还活着的时候,日本兵是没有攻进西门半步,城破失陷是在他壮烈殉国之后的事情。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李少兴带了一排人把阵地设在鼎新电灯公司。从黄昏起,日军第120联队7000多人,聚集在西北城角外边,排开40多门大小火炮对城门和城墙猛轰。炸了一个多小时,盘旋在城门上空的日军侦察机,发现国军170团已转进城内,估计守军正在换防,就把这一情报传达给了地面日军步兵。和尔联队长认为是个好机会,就抽调了400多人,由小西门外顺着护城河外堤,扑向大西门。

常德城大致是个三角形,如果把北门作为顶角,沿着沅江的城墙,那就是三角形的底边,大西门是由北到西,和山西到东的两线相交的对角。这对角的两翼,还残余了些城墙基,约有丈把高。城外的护城河像一口大池塘,宽的地方达100多公尺,窄的地方也有三四十公尺,长度约有2华里,它宛如一道天然屏障,紧护着这对角的西北线。应该说,西门的防守条件还是颇为理想的,怪不得李少兴敢拍胸脯保证。

日军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决意利用自己的炮火优势来攻克西门。从傍晚起,第120联队在西大路正面,西北角,西方正面西南角,布置了3个炮兵阵地,对鼎新电灯公司一带,交叉着作大面积、大纵深的炮火轰击。单是这3个阵地,就有50多门炮,再加上西北角对城墙轰击的固定炮,起码有百门以上。不说机枪步枪的子弹了,就是这百多门炮发射出来的炮弹,在空中的弹道已经足够交织成一张天罗地网。烟雾弥漫中,那炮弹发射声,刺激空气声,落地爆炸声,让人耳朵里已分辨不出声音是来自何方。也分辨不出声音是炮还是枪的,这响音已造成了一片天倾地塌的声势。日军步兵就在这般炮火的掩护下,开始了波状密集队伍的冲锋。

李少兴的阵地里有两座小碉堡,还有纵横的几道石头工事,他和排里的弟兄们就掩藏在这里面作拼死抵抗。他将两挺机枪据守两个碉堡,自己则亲自持着步枪,带了大部分弟兄在第一道散兵壕里作近距离的逆袭。日军的每一次攻势都被他这两个阶段击退:第一阶段,碉堡里的机枪交叉射击,先射毙一批;第二阶段,对付幸存冲过来的日军士兵,就挺上刺刀迎上前去肉搏,将他们赶下去。

鏖战两小时,日军遗在阵前的尸首,已达百余具。和尔联队长分明知道西门口的中国守军不多,但却使他们蒙受如此大的损失,心里不免有些寒战,不仅是和尔,参加此次常德作战的所有日军指挥官,谈起57师,都已到达无不色变的程度了。于是和尔停止了这种进攻方法,抽调来一批后援部队,从鼎新电灯公司的西北面渔父中学附近,侧击过来。这个方向虽也是水稻田,不易立脚,但还有些零星的农舍可以掩蔽。

这是第9连1排和2排之间的一个空隙。李少兴发现了这个漏洞,赶紧从自己的排里抽调一个班去堵截,这样,他所防守的正面就兵员锐减,从而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日军又从后面调了4门平射炮,逼近了李少兴的碉堡轮流轰击。这种平射炮,本来是日军准备用来巷战时发挥威力的,但见到西门口的守军凭借碉堡抵抗得如此顽强,也就把所有的伎俩都使出来,在所不惜了。

这碉堡被平射炮轰了几轮,也就坍了。李少兴就带着身边的弟兄转移到散兵壕内,然而散兵壕也让日军的山炮轰平了,他们只能是趴在几个比较深一点的弹坑里。弹片和子弹在耳边“嗖嗖”地嘶响,李少兴数了数随身的士兵,自己也有点惊讶,只有6个人了!其中一个,还是营部的传令兵。传令兵本是代营长宋维钧派来要李率第9连余部撤退的,李少兴一拧脖子,说:“撤退?俺李少兴从山东打到湖南从来没有在战斗中学会撤退。守下去,多守一刻是一刻!”他跑到碉堡的废墟旁,把机枪硬是从砖石里拖了出来,拍了拍枪身道:“还可以用,有它我更可以守下去了。”他向传令兵说:“回去报告营长,我这里算我是6条好汉,我和营长都是山东人,我没给山东人丢脸!去吧。”

传令兵敬了个礼,说:“报告排长,你们的人太少了,我愿意留在这里帮着干!”

李少兴愣了一下,流露出些许欣赏的意味,点头道:“好的好的,多一个人就多一把劲啊!”他心里想,反正传令兵回去也没啥好传的了,我就钉在这儿横竖不动了。

说话间,日军的3个波状部队又呼喊着攻上来了。李少兴亲自掌着机枪,对着敌人使劲猛扫,边上的弟兄也用手榴弹向敌人密集处砸去,边打,他们边发狂般地高声咒骂:

“狗日本强盗!”

“小日本卵子!”

“见你的东洋老娘去吧!”

“炸死你个畜牲东西!”

“王八蛋,你送死来吧!”

打得正高兴,突然日军从侧面发来几发迫击炮弹,“嗵嗵!”正好在他们中间爆炸,升起几股焦糊味的白烟,5名弟兄,顿时就在烟火中阵亡了。

只有李少兴和那个传令兵还活在弹坑里。面前的敌人,还在干稻田里往前爬。李少兴嘶哑地对传令兵说:“你没用了,快去报告营长,就说我阵亡了。我掩护你走,快走!”见传令兵不动弹,李少兴就挥拳砸过去:“快走,你他妈的要活着为我报仇!”传令兵耐不住,就撒腿向后奔去。

传令兵爬出倒尸一片的散兵坑,顺着残断的交通壕,匍匐前进,约莫向后走了30公尺,听到身后传来手榴弹爆炸声,转头看时,见李少兴挥臂抛着手榴弹,已跳出了炮弹坑,敌人几十个蜂拥而上,他和日军打成一团,他在用他的国术技能与日军肉搏,最后是一声轰隆,大概是李少兴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李排长!”传令兵哭着跪在地上,捏拳猛烈地向泥里砸去。在伟大的行为面前,普通的人不是惊奇地为其折服,就是痛惜地觉得自己羞愧难当,而这位传令兵则兼而有之。

西门正面阵地插上了太阳旗,这股日军就和从渔父中学方向进攻的日军合流了,在大西门口坚守的第9连另一个排立即就感到非常的吃力。地面的日军百余门炮继续猛轰,天空中的6架飞机不歇停地盘旋投弹轰炸,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日军波状部队再一次发起了冲锋。这种危急情况,如不及时解救,西门就可能被日军马上突入。

在营部指挥所里焦虑万分的宋维钧代营长向炮兵团金定洲团长求救:“咱们的山炮弹都打完没有?能不能给我打几发解解围?”

当时金定洲带着他的8门苏制山炮全集中在西门方向。开战以来,金团长的任务虽然没有像步兵团那样十分的明确;但实际上他是余程万师长的一只备用的拳头,哪儿紧急就伸出去狠狠地捶哪儿一下。所以他又像是游击式的流动炮群。别看他只有8门炮,千把发炮弹,但发挥的作用却极其可观,从炮打波式阵,到封锁南岸江面,尤其是阻制日军往水星楼增援,均立下了赫赫战功。但炮弹是打一发少一发,它不可能下出“蛋”来,打到最后,终于是处在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余程万知道74军的家底,这几门炮可是王耀武的宝贝疙瘩命根子,配属到第57师守常德时,王军长甚至都对金定洲说过这样的话:宁可把人都打光了,也要保住这几门炮!所以,当时估计西门方向可能有空隙突围出去,余程万就令金团长率全团集中在此,伺机先行撤离,一切都为了保全这几门炮。但到了西门,城垣战已开始,他们已经插翅难飞了,人都无法脱身,更何况这几门巨大笨重的苏式山炮!

步兵渴求炮兵的支援,几乎已成了下意识的情结,望着眼皮子底下的这几根炮筒子,宋维钧明知没有炮弹,它们已成了“瞎子”,可脑门一急,还是习惯地脱口就问:有没有炮打?

但宋维钧万万没想到,金定洲团长回答:“我还有最后5发炮弹,我因为要留到最紧要的时候,所以还没有打光。”

“什么?”简直像出现了奇迹,宋维钧的眼睛睁圆了,放亮了,他差点没把金团长举起来山呼万岁。“哎呀,我的团座大人,你可真行啊,还有5发炮弹,你可救了命啦!”宋维钧摇着他的肩膀:“那就给我打吧,别再等了,快开炮吧!”

金定洲不敢做主,因为这最后5发炮弹实际上是余师长控制的,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动用,包括金定洲都不行。他拿起电话来请示。正好是余程万本人接的电话,听到了西门的危险状况,他二话没说,就命令了一个字:“打!”

放下电话,金定洲就亲自去炮兵阵地指挥发射。

宋维钧兴奋极了,出了指挥所,就往第一线的散兵壕跑去。他想只要炮兵把敌人的波状队打散,他马上就带弟兄们冲上去肉搏,把日军的冲锋线起码压退它50公尺。

猫着腰的日军士兵在慢跑着往阵地这边逼近,宋维钧屏住呼吸,等待着炮弹在敌人群中爆炸开花,手下的士兵也一个个睁大了眼,盯着前方,仿佛眼睛要喷出火来。

可左等右等,却迟迟听不见炮响,眼见着敌人的队伍越来越靠近,宋维钧急得不禁大喊起来:“开炮呀!金团长,你怎么不开炮呀!”

原来,金定洲到了炮兵阵地,炮兵观测员测量了距离,向他报告说,距离太近了,敌人的位置已在炮弹发射的最短距离限定之内,如果一定要开炮,那么他将无法保证效果。看得出,这个观测员已经有些心惧,他犹豫着不敢对炮手下达指令。

金定洲说我来,他就自己观测,确实,距离太近了,那么只有作零距离射击了。所谓零距离,就是在第一线将炮的射程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炮口的度数,也是缩到不再缩的尺度。这种射击法,有很大的危险性,若是使用不灵,不仅炮本身会发生炸膛,而观测不准还可能炸到阵地上的自己人。打还是不打?金定洲做了几秒钟的考虑,这几秒钟的思维完全和生命有着直接的关联。打!最后他还是毅然作出决定:“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金团长亲自指挥着两门山炮都填了弹,他先在一门炮旁极细心地观测准确,他把在日本学来的技术全还给了日本人,然后按着零距离的射程诸次发出指令——“开炮!”

“轰隆”一声,白烟射入天幕。

他目不转睛,望着那弹着点的地方,他估计正是鼎新电灯公司过来,北汽车站过去,日军冲锋队伍最密集的干旱稻田地里。身边的电话铃响起来,他蹲在地上,拿起话机,听到宋维钧在高兴地说:“金团长,打得好!射击得非常准确,第一波的敌人打散了。”

金定洲放下电话,又照前法,放了第二炮。这种零距离的奇袭在日军那里显得很意外,他们没有料到国军沉默了许多天的炮声,又莫名其妙地响起来。正在狐疑徘徊之际,宋维钧的逆袭部队冲了上去,一阵喊杀喊打,日军不摸虚实,就掉头先退了下去。

和尔联队长气得火冒三丈,大骂中国人“狡猾狡猾的”。但气尽管气,他却格外谨慎,布上照一和中畑护一两位联队长的死,提醒他对这支国军守城部队,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勇,要富有耐心,要不惜工本地一点点磨,他就不相信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已经打了七八天,还能有多少时间和多少实力磨下去。“嗯,先停止进攻。”他下令。他让随从搬来一张渔父中学校长坐的大靠背椅,放到学校操场的观礼高台上,遥望常德城的大西门,他要看着这道城门从他的眼里消失,他命令炮兵:

“轰,给我轰!”

“轰多少时间?”参谋官问。

“不定时间,轰平为止。”和尔冷酷地回答。

金定洲的两发炮弹,招来日军几百倍、几千倍炮弹的报复。大西门地段顿时火光、白烟冲天,如果那时航拍一张照片,还会以为是一个火山口爆发的奇观。

大西门的城门城墙的确被和尔联队的炮轰平了,但金定洲的8门苏制山炮当时并没有被日军的炮火炸毁,销毁大炮是金定洲和炮团的弟兄,含着泪,自己动手干的。

1992年笔者在常德采访业已结束,临行的时候,突然在一本无关的文史资料书籍上看到了李凤林的名字。关于他的介绍有几行文字,大意是说他曾任国民党74军军炮团中校副官,参加过常德守城战,现系常德市搬运公司退休工人。

要找到一个参加过常德会战的幸存者相当不易,我赶紧拨通了搬运公司的电话,工会主席告诉我,的确有这么个退休工人,关于他的经历不太清楚,如果想找他的话,可以到公墓对面的小巷子里去问,他曾经在路口摆过打汽枪的摊子,许多孩子知道他。

离返长沙的空调大巴开车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我没有犹豫,立即拦了一辆“慢慢游”,向城东的公墓驶去。

“慢慢游”,多好听的名字,常德城内环境优雅,没有到处喷着油烟的营运摩托和出租,也没有乱停和乱喊的中巴,在遮天梧桐相夹的大街小巷四处可见的是这种人力脚踏三轮。因为脚踏,所以慢,故称“慢慢游”,但它车身上的包厢装潢得极其漂亮,四壁贴墙纸,还有挂帘、小窗口,甚至美人图。黄昏夜晚,常德的俊男艳女喜欢坐在“慢慢游”里谈情说爱,一边情意绵绵,一边欣赏街景,极富浪漫色彩。

我坐着“慢慢游”去找李凤林老人,心想这是两个时代的重叠,而重叠产生出来的效果,往往是一种惊人的反差。

按照工会主席的指点,我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凤林先生。他对我这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作家来访颇有诧异,但他很快就适应过来,请我坐在一张矮凳上,屋里简陋的能让我坐的也就是这张矮凳子。虽然我不愿用“贫民窟”来形容李凤林先生的住处,但实际上用这个名称是比较恰当的。

李凤林现年72岁了,东北锦州人,“九一八”事变后逃出来参加国民党军队,一直在第74军炮兵团,一直跟随金定洲当副官。东北人口齿清楚,表达能力强,所以我绝少提问,任凭老人开“无轨电车”。

“你问我为什么没回东北老家?哎呀,娶了常德的媳妇呗。那时候我当炮兵军官威风着呢,年轻,穿美式军装,走到哪儿都有姑娘对我含情脉脉的。我随军炮团驻过上海、南京、武昌、南昌、长沙等好多大城市,也跟不少姑娘约会过,但真正中意的却没有,并不是我的条件高,而是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怪了,我随金团长带了炮团的一个营到常德协助第57师守城,驻在南站老百姓的民房里,才几天,帮着替房东疏散,就认识了我媳妇,我一见就觉得她人不错,就喜欢她,她好像对我也挺有好感,但当时要打仗,匆匆说了些家常话,就分手了。

“打仗时,天天在炮弹子弹堆里滚,谁知道活得了今天,明天还能不能活?我们的炮弹打光后,全改当了步兵,打到最后,已不分长官士兵了,全端着枪上前沿拼,晚上看不见人,有时候伸出手去摸,摸到戴棉帽的就是自己人,戴钢盔的就是日本人,是日本人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捅,谁快谁就把对方捅死,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咱还想什么媳妇?没想到我活下来了,把日本人赶跑了。常德光复后,老百姓又陆陆续续地回城,我媳妇也回来了,咱俩在街上碰见的,她惊奇张口便问,怎么,你没……后头的话不说我也知道想说啥,你没死呀?我没死她很高兴,我俩就去见了她父母。我们结婚的证婚人就是金定洲团长,金团长对我媳妇说,嫁给炮兵军官可就不能呆在家里了,要跟部队跑,我们炮团东北人,可能最后还是要回东北。我媳妇当面说,好。但到了晚上,她对我说,两个兄弟全被日本人打死了,她去了东北谁照顾父母?我说我也有父母呀。她听了后没吭声,后来咬咬牙,说,我跟你去东北。这是我出来后第一次说要回东北。

“1948年,我们炮团在山东和解放军打仗,结果打输了,我们活着的人都成了俘虏。解放军把我们分成愿留下的和不愿留下的,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我和我媳妇就领了路费,到了徐州。当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去东北还是去她家湖南。我问她,她小声说,去东北吧。可最后买票时,我几次张不开口,最后,还是我主张买了两张回湖南的车票。既然是解甲归田,在常德这地方先住上段日子也无妨。可没几年,我就被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揪了出来,关在黑房子里审查了几个月,最后一脚踢出来,成了受管制的‘四类分子’。

“我没了工作,又不能靠我媳妇,她要带几个年幼的孩子,靠什么糊口呢?我就在城里到处转,找那些没人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可人家一听说我是‘四类分子’都不敢收。后来,我就在沅江边上替船工拉纤。因为我是炮兵出身,拉过炮,所以能拉纤。那时成天坐在江岸的石头上,等船民来喊你,先给你两块钱,忙跑着回家去交给媳妇,然后就拉着船往上游走,一走就是两天两夜。等回到家,钱早用光了,还得起紧再去江边拉。那日子太苦了,简直有些难以活下去,我媳妇就对我说,算了,反正我父母亲都死了,回你的东北老家吧,兴许那儿能活得比这儿好一些。我说行啊,先给老家去个信吧。这是我第二次想回东北的家。

“待我落实政策的时候,刚好我媳妇过世。她跟着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她含辛茹苦、担惊受怕了一辈子,就是到死,我都没有钱来给她安葬,只是送到火葬场草草地火化,凑钱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拿回来供在家里。没有办法,这是命,我们无法抗拒。守着媳妇的骨灰盒,我常常是一坐就半宿,两个女儿来劝我,爸,你带我们回东北的老家吧!我当时真的动了这样的念头,叶落归根嘛。这是我第三次转回东北的脑筋。

“我想回东北,说起来还不止这几次。我一直说要回去,要回去,可总也没能回去,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里李凤林老人停顿了,面部表情浮现出一种苍茫的神色,他的思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揪住了,并一点点地冉冉缥缈出来。我虽然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他所提供给我的回忆之中,但此时此刻我还是被他的这种慢慢凝固起来的神情,隐隐地震撼了,我预感到他将向我昭示出一段我们鲜见的生命曝光。

“炸炮,你知道吗?炸炮!”

我沉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们在常德守城战的8门炮全是自己炸掉了,是吗?”

是的,当时金团长下令炸炮,炮阵地上的十几位弟兄都不顾这是军令,坚决抗拒,并哀求金团长,不要把这些炮,就这么炸掉。可我知道,不炸不行,撤,是撤不走了,埋到土里,也是项不小的工程,战斗正激烈,无法开展,我向金团长提出推到沅江里去,但冬季沅江的水很浅,把炮运输到江心下沉,不要说交战时刻,就是平时也很吃力,都否定了,最后为了不让炮落入日军手中,金团长才狠心作出决定,炸炮。

大家都哭了,我哭了,金团长也哭了,炮是我们炮兵的命根子,我们和炮朝夕相处,天长日久,都有了感情,谁忍心把它们炸掉!金团长命令我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心里真如刀绞一般,但我是副官,我应该懂得基本道理,炮决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如果让敌人用中国人的炮再打中国人,那我们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所以我就抹去泪,派人准备炸药。

炸药安好了,就要点火,我请示金团长,他背过身去,朝我挥挥手。导火索哧哧响起来,就在这时,我万万没想到,那十几个弟兄突然全向大炮扑上去,紧紧地和炮拥抱在一起,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想拔引信,但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没等我作出反应,炸药就爆炸了,大炮的灵魂和弟兄们的英魂,一齐升上了天空……

我为什么不离开常德,回我的东北老家去?其实自从炸炮后,我就不想回去了,我要在常德呆到死。这儿有我的弟兄们,有我的炮,我不能走,我走了,谁来陪他们呢?

老人深深地长叹一声。

我陪他坐在黄昏的暮霭之中,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只看见他眼里的那道浑浊的白翳,致使我想象他仿佛是一棵被风雨剥蚀的残年古树。

他不愿意搬迁,故土、新舍,他都拒绝了。他住在这“贫民窟”里,他的对面就是公墓,里面埋有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的忠骨,有他的炮团大炮的残骸,他天天去溜一圈儿,天天那么坐守着。他是一个真正的守灵人。他是一个孤独的守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