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彭德怀的设想，志愿军的三个连环拳打出后，联合国军个大体重，虽不至于被打趴下，也一定被打得踉踉跄跄，晕菜了。
快速后退到三七线附近就是明证。
因此，估计在志愿军快速收手后，短期内联合国军没有反攻的可能性。
这次超出彭德怀的预想，就在志愿军停止攻击，开始休整后不到15天时间，李奇微就化被动为主动，对志愿军重拳出击了。
李奇微告诉联合国军将领：“志愿军停止进攻，那是没有力量进攻了。现在，该轮到我们进攻了！”
李奇微命令：“联合国军，扬起美国军人之精神，丢掉对中国人的神秘和恐惧，反攻！反攻！大反攻！”
李奇微的确是有真知灼见的大军事家，在没有确切信息的情况下，他预判到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
这也是中国出兵以来，联合国军统帅第一次对中国军队作出的正确判断。
尽管彭德怀有预感，但仍然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彭德怀料到了，但没有料到这么快。
毛泽东也没有料到这么快。
李奇微这一拳打过来，如果不是彭德怀脾气硬，当时不听拉佐瓦耶夫的话，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因为再坚持两天，志愿军的力量就完全用尽，连基本的防御力量都没有了。到那时联合国军再猛烈出击，志愿军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就像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时的朝鲜人民军一样。
接下来的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志愿军被迫打了不得不打的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是前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唯一一次被迫打的防御战。这一仗打得彭德怀好被动。
此时，彭德怀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因为，志愿军的力量基本用尽，而联合国军则恰恰相反。志愿军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刚刚进入休整，一线军队很少，加上朝鲜人民军也只有28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一线作战部队已达到23万人。这仅仅是人数方面，在军力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准备差距就更大了。
关键是，这次李奇微将军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有学者认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的被动及其后的战争结果，是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出了问题。
他们的观点是：通过几次大仗，美国人在没有闹清中国军队实力的情况下，就被打到三七线附近，已经被打蒙，于是想与中国人讲和。当时讲和对中国最有利，如果那样，中国也就可以在最好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了。而毛泽东却低估了美国人的实力，不想和，不想谈，继续打，想把联合国军赶下海，赶出全朝鲜，结果随着第四次战役的进行，志愿军的实力被李奇微搞清，志愿军的战术被李奇微摸透，美国人从晕头转向中清醒过来。
这样，中国再想和，就困难多了。
这样，就使抗美援朝战争多付出两年时间，志愿军多付出了十几万人的生命。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还有一些有名的冷战史专家。
我认为，这是事后诸葛亮。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认识有所偏颇，且不符合认识、提高、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规律。
因为，只要是人，不论多伟大，其认识都要建立在基于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战略家也不例外。
中美军队初交手，打了三仗，都是美国军队败，中国军队胜；且美国人败得很惨，中国人胜得很顺。
在现实面前，毛泽东认识到似乎美国人不那么难打。既然不那么难打，最起码能打，何必不继续作战，将美国人赶下海，解放整个朝鲜呢。
当然，现实不等于客观，现实发生的不等于客观情况；
客观需要充分、全面地了解现实；
而了解，一需要时间，二需要信息。
由于时间和条件都不具备，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虽然对美国军队非常小心，也对战局作了多种估计，但毕竟对其作战能力不完全清楚，对麦克阿瑟和李奇微等美军军官的判断力和素质不完全清楚。
特别是，战争的进程似乎证明，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实现击败美国军队这个作战目标的。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认识虽然谨慎一些，但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
于是，美国人想在三八线讲和的选项被否决、被排除，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毕竟军事实力太强大了，当李奇微摸清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拿出务实的应对策略，尤其是趁志愿军进攻无力，突然展开大举进攻时，便将志愿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对志愿军而言，面临这种情况，不但进攻暂无可能，且打退敌军，守住汉城、仁川，似乎也无可能。
此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军队这只真老虎的威力的确非常大，打晕菜可以，打趴下就很难了。
在志愿军总部昏暗的山洞里，彭德怀经过痛苦思索，展开纸张，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认识极为到位的电报，指出：“第三次战役即带若干勉强性，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第38军副军长江拥辉在回忆录中也认为，由于中国军队第一次面对现代化美军，中国军人“对敌人现代化装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认识不足”。
这种说法，符合实际。
居于主动怎么打都好说。被动情况下，且是突然面临被动的情况下，如何化被动为主动，那就真正要考验指挥官的水平和能力了。
考验彭德怀等中国军队将领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