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公元1948年的秋天。人人都说秋高气爽。可是，在这个秋天里，面对着军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却是愁肠百结，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两年前，自恃人多、枪多的蒋介石，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但两年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军队处处受挫，着着失败。战争的第一年，国民党损兵折将，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战争的第二年，继续丧师失地，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
严峻的现实，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从前年底国军开始戡匪作战以来，我们遭受的损失，真是十分的重大！在去年一年中，我们有许多部队被匪军消灭，有许多高级将领遭匪军俘虏，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耻辱！我们简直可以说去年这一年，乃是我们国民革命运动遭受到最严重障碍的—年。”
“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忘却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责任，心里面笼罩着一片悲观的心理。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
“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不少党员干部，他们以自私心为出发点，意志不固，信心不坚，以为国民党就要归于淘汰，他们个人只好自谋出路，自想办法。”
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决定召开“戡乱检讨会议”，对两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求得“会议以后，能真正有起死回生的改革”，“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1948年3月3日至7日，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举行。
这是国民党军事统帅部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蒋介石在大陆召开的最后—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大员120余人。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器》的讲话。
他说：“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近几个月以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事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
他还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劳心焦思的反省和废寝忘食的检讨，已经找到了两年来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高级干部对国民党的主义‘心理动摇’，‘信心丧失’；二是高级将领‘精神颓废，生活腐化’；三是国军对‘共匪’的战法缺乏研究，不能做到‘取匪之长，补我之短’”。
他指责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领导部下。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两年以来，有许多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训示与会将领：必须彻底检讨失败的原因何在？必须彻底反省自身的精神如何？激发良知，痛彻悔改，明廉知耻，明耻教战，争取在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
他警告说：“如果今天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于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改革，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那无论我们有多少军人，有怎样精良的武器，将来总是要被共匪所消灭。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固然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蒋介石把两年军事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前线将领指挥无能、贪生怕死，激起了与会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不得不换副面孔，对将领们进行安抚和打气。
“现在我们无论海陆空军、交通运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哪——样不是超过共匪若干倍？共匪有哪一样够得上与我们相比？我们为什么要动摇信心，自甘失败呢？”
南京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过去国军与匪为三与一之比，今天也许快成二与一之比。但国军有空军，装备补给都比匪优良，以国军的实力剿匪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
美联社评论说，蒋介石率其高级将领拟定的“对付共军的新的军事战略”，“标志着政府对付共军战略新阶段的开始”，会议后“国军将领使内战各前线不得不进行决战”。
1948年的秋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而言，无疑是一个丰收的金秋。
解放战争头两年，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节节胜利。在第一年中，坚定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大量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在第二年中，将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同时，自身力量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总兵力上升，武器装备改善，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战术，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大大提高。
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0余万人，发展到近280万人、与国民党同期兵力对比为1∶1.3，正规军对比为1∶1.32。全国解放区面积已有235.5平方公里，人口1.68亿，城市586座。“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条件已趋成熟。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举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有：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候补委员有：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10人列席了会议。这是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论述了8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我们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等。
毛泽东的报告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与会同志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和探讨。
中央政治局会议依据解放战争头两年的作战情况，特别是战争第三年头三个月的作战胜利，确立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
会议期间，刘少奇就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周恩来就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作战与建军问题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周恩来具体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根据头两年战争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在今后三年打垮国民党是完全有把握的。
刘少奇发言指出：我们提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这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这个计划是有条件保证胜利的。我们在战争中，带有决战性的攻坚和大的会战这两个没有过。过了这两关，问题就解决了。
任弼时说，两年来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
邓小平说，前两年打胜仗，第三年是关键：困难确实有，真正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但困难可以在胜利中解决，军事胜利是决定性环节。可以在党内、在人民面前，宣布毛泽东的估计和计划，以兴奋、鼓舞人民群众。
会议强调，战争第三年是争取五年胜利中的关键一年。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如果战争第三、第四年我们给国民党的打击很严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则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可能垮得早些，胜利会来得更快；另一种可能即美国出兵，则战争也可能延长。我们既不要因为胜利太快而准备不足，也不要因为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
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作会议结论后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迅速传达贯彻到各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军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
九月会议之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即开始接受“闯关”的考验：即在一次战役中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攻克国民党10万人以上守备的大城市。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将“闯关”的目标定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济南。
9月16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等城，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人，俘虏国民党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多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
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动摇了其据守大城市的信心，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坚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能力。
新华社在《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的社论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9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美国人惊呼：“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据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美联社引用中国问题专家的话说，人民解放军攻占济南，是一个“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已使国民党最高统帅部“惊慌得目瞪口呆”。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济南陷落于人民解放军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大城济南的攻占，已大大地改善了中共的经济形势及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地位。”
在取得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又把目光瞄向东北。几乎是在济南战役开始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
9月12日～11月2日，经52天激战，人民解放军歼灭东北“剿总”及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及地方保安团队共计47.2万余人。
辽沈战役，是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又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在北起长春，南至山海关，东起抚顺，西至阜新的广大区域内，双方投入兵力共160余万人，各自集结精锐主力，使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较量。此战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对于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并夺取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辽沈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路透社称：“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多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满洲和它的30万左右最优秀的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共军增添了有36万人的军力，现在可以自由行动，进攻关内，对华北因此不可能有任何保全的希望。”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更是悲观，他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东北的失败是“国民党最后一连串军事失利的开始”。
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三飞沈阳，坐镇北平，亲自指挥，“半个月中几席不暇暖”，企图挽回东北败局。结果却回天乏术，亲手丢掉东北和断送东北全部精锐师团。蒋介石悲痛莫名，欲哭无泪。他“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又连续吐血”。
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紧急会议，“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形势为对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蒋介石承认：“这一次东北战役是我们革命史上最大的教训，也是我们革命过程中最大的挫折。”
辽沈战役的胜利，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战略机动部队，东北解放区成为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其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战役结束的次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暨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东北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成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东北日报》发表“庆祝沈阳解放，庆祝东北解放”的社论，指出：“沈阳及东北全部解放，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所竭力投掷到东北来的血腥赌注，是全部输光了。”“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二满洲’统治，现在已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打击之下而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东北人民空前伟大的胜利。”
辽沈决战的胜利有力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加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
10月31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指出：“中央九月会议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
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再次指出：“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在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态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万人。
“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日个正规军，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沦中，庄严地向中外宣告：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巳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过程，大为缩短。只需从观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战中央、毛泽东决心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决战时机，扩大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决战的规模，在南线的徐州地区和北线的平津地区，就地歼灭刘峙集团和傅作义集团，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争取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全境已获解放；在西北战场，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主力被压缩于关中地区，眼见难逃厄运；在华东、中原战场，山东全境和郑州、开封及豫北广大地区也已解放，陇海线东段、平汉线南段的铁路，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华东地区的淮海战役也顺利展开，驻守徐州的刘峙集团不久就会成为华东、中原野战军的囊中之物。
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收拾华北傅作义集团，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了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考虑的问题。
华北处于连接东北、西北、中原、华东地区的枢纽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这里成为国民党军同人民解放军激烈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