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已濒临绝境。
(1)军事形势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经过2年又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虽经不断补充，其总兵力体制改革由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04万余人。其中，陆军正规军虽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但只有115万余人，非正规军17.5万余人，特种兵13.5万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学校45万余人；空军10万余人；海军3万余人。上述部队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共146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146万余人陆军作战部队中，位于长江下游苏南、皖南、上海、杭州地区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共38.5万余人，其正规军19个军60个师32.8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2万余人；位于福建地区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的共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8000余人，非正规军2000余人；
位于台湾省归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指挥的共2．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师1．2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8000余人；
位于长江中游武汉、宜昌地区归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共2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2个军37个师约20．8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余人，特种兵2．1万余人；
位于湖南、江西地区归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指挥的共3．9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9个师3．3万余人，非正规军4000人，特种兵2000人；
位于广东省归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挥的有6．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8个师4．6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特种兵8000余人；
位于广西省归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指挥的有1．7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师1．2万人，非正规军5000余人；
位于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地区归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指挥的有10．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6个师8．6万余人，非正规军1．1万人，特种兵8000余人；
位于陕西关中及陕南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有19．9万人，其中正规军13个军33个师16．3万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2．4万余人；
位于青海、宁夏、甘肃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指挥的有9．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军12个师8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1000余人；
位于新疆地区归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指挥的有8．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3个整编师16个旅6万余人，非正规军1．2万余人，特种兵9000余人；
位于太原地区归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指挥的有7．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6个军14个师4．2万余人，非正规军2．2万余人，特种兵7000余人；
位于绥远西部及陕西榆林地区归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指挥的有5．6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7个师3万余人，非正规军2．3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
位于河南新乡、安阳地区归第12绥靖区司令官李振清指挥的有2．5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个军1个师7000余人，非正规军1．5万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
位于山东青岛地区归第11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指挥的有5．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7个师3．5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1．5万余人。
国民党军不但数量急剧减少，素质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陆军作战部队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团的个别军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未受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又多次补充起来的，编制极不充实，人员缺额甚多。按国民党军的编制，1个军应辖3个师3．5万人，但除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个别军能基本达到编制数，员额在3．3万人左右外，其余各军一般均在1．5万人至2万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万人。同时，由于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缴获，部队武器装备特别是重武器严重不足。加之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士气低落，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明显下降。
(2)经济形势
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加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恶化，财政枯竭，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1948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如1945年底发行法币1．03万亿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币在市场上流通，并以1∶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在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按规定的比价限期兑换金圆券；限期登记、管理中国公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和资产；限制物价，规定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
但是，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除了更加残酷地掠夺劫收人民的财产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的好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亿元的限额，到11月，金圆券已发行33．94亿元。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收回了“限额发行”的成命。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到12月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达到208．22亿元，3月达到1960．60亿元，4月竟达到5．16万亿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得币值急剧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机，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的迅速上涨。以法币100元的购买力为例，1945年可买2个鸡蛋，到1949年只能买1／50万一两大米。在国民党政府执行限价中心的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桂林市的粮价，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上涨36万倍，比1945年7月上涨了27亿倍。金圆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当局，为了减少金圆券的冲击，纷纷自行发行地方券、辅币券，拒用金圆券。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海关进口税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规定征收实物，盐税除征收实物外，规定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政府的田赋税三成及烟酒税、特种营业税划归地方；允许银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圆券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不断提高，加上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歇业。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25％能维持半开工状态，重庆机器制造工业150家工厂到1949年2月已停业者达60余家。
国民党政府为了满足进行全面内战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对农村实行沉重的田赋征实、专买政策和统购政策，在农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广西省1949年的征税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额由上年度的6万名增至13万名。在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使得广大农民缺少必要的生产资金从事再生产，大批青壮年被抓当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农村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耕畜减少了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减产40％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呈总崩溃的局面。
(3)政治形势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局面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其统治区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学生、教职员工、工人举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继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1948年11月14日，厦门9家报馆的员工实行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庆市1000余名布业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9年2月，广西柳州铁路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先后4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局补发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业公司等6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
各地大、中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组织罢教、罢课。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学教师罢教，25日，又有1．7万余名私立中、小学教员实行总罢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学举行总罢教斗争；11月19日，武汉大学、武昌体育专科学校及华中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举行“活命拍卖会”，忍痛贱卖衣物，武昌体专师生还组成“要命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示威请愿；12月2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军侵驻中国；1949年3月10日，重庆市立各小学教师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政府按实际生活指数发薪，配给实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学、大学的教职员工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增加工资，17日，又有4000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增加公费，增加配给；3月30日，广西大学1000余名师生员工高喊着“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包围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桂林分行，迫使银行当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等款项。
在农村，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种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也孕育而生。如广西农村组织了贫雇农会、反“三征”小组、“解放同志会”、“革命同盟会”、“逃兵会”、“反三征斗争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兄弟会”、“姐妹会”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经常伏击国民党保安部队、区乡公所，惩治反动的税收官员、乡保长，抢夺他们的武器、粮食。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间的倾轧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势。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稳，连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亲信也对前途丧失了信心。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布雷在南京自杀；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最早的“理论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要决策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及总统府国史馆馆长戴季陶在广州自杀。
1948年11月16日，刚刚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国民党政府第一届“行政内阁”，向蒋介石提出“辞呈”。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许多人看到蒋介石统治的覆灭已不可避免，无人敢接翁文灏的行政院长之职。
蒋介石只好逼迫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并令孙科尽快组织新内阁，但孙科在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核心人物担任内阁“阁员”时，一再遭到拒绝，孙科张罗了近1个月后，才于12月20日勉强组阁完毕。
12月下旬，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首先向蒋介石发难，逼蒋下台。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等，也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由李宗仁执政。
同时，李宗仁、甘介侯也提出蒋介石下野的要求。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承认：“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看到在最近数月来他怎样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广泛，实在使人痛心。这种情绪为政府中各级官员多数共有，而在政治觉悟地人民中则几乎是普遍的。”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在南京任代总统后，行政院长孙科等一批蒋介石的亲信根本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发布的命令，没有哪一项能够得到执行。1949年2月5日，孙科自行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不久，立法院也随之离开南京，仅少数立法委员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南京、广州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虽然在李宗仁的再三说服下，孙科于2月28日返回南京，但不久即于3月7日提出辞呈。李宗仁几经考虑之后，决定由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但被何拒绝，经李宗仁再三恳请，何才勉强答应出任行政院长之职。整个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1)军事形势
在过去两年半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的38％。人民解放军的战线已推进到长江北岸。
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相比，不但在质量上早就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经过三大战役，广大指战员积累了更加丰富的作战经验，士气更加高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达56个步兵纵队180个师(旅)，2个特种兵纵队，2个炮兵指挥所，2个炮兵旅，共50个炮兵团，3个骑兵师共10个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4个装甲兵团，1个工兵指挥所，5个工兵团，共218万余人。
在218万野战军中，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北野战军有7个步兵纵队19个旅，2个骑兵师共6个团，1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共15．6万余人；位于河南商丘、漯河地区休整的中原野战军有9个步兵纵队26个旅，1个特种兵纵队共5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共38．9万人；
位于江苏徐州、海州地区休整的华东野战军有16个步兵纵队49个师，1个特种兵纵队共13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1个装甲兵团，共55．1万余人；
位于北平、天津地区休整的东北野战军有13个步兵纵队52个师，1个工兵指挥所又2个团，1个高射炮兵指挥所、2个地面炮兵指挥所，共23个炮兵团，1个装甲兵指挥所共3个团，共81．8万余人；
位于北平、太原地区休整的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有11个步兵纵队34个旅，2个炮兵旅共6个炮兵团，共26．5万余人。
地方部队有5个一级军区，2个二级军区，29个三级军区，110个军分区，共38个步兵师(旅)，5个骑兵师共20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计134万余人。其中西北军区9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二级军区、3个三级军区、17个军分区，共5．5万余人；
中原军区8个步兵旅61个团、1个骑兵团，1个二级军区、6个三级军区、34个军分区，共22．9万余人；
华东军区4个步兵师62个团、1个骑兵团，5个三级军区、26个军分区，共42．7万余人；
东北军区11个步兵师63个团、5个骑兵师18个团，6个三级军区、9个军分区，共39．9万余人；
华北军区15个步兵师(旅)45个团，9个三级军区、24个军分区，共22．4万余人。
由于不断将缴获的武器装备补充自己，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据1949年1月不完全统计，全军拥有各种火炮2．08万门，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重型火炮达1934门，高射炮161门，分别比战争第二年底增加1．08万门、955门和103门；火箭筒863具，比第二年底增加356具；各种枪131．6万余枝(挺)，其中冲锋枪8．3万枝，轻机枪5．9万余挺，重机枪1万余挺，高射机枪263挺，分别比第二年底增加20．5万余枝(挺)、4．4万余挺、1．3万余挺、3421挺和165挺；坦克313辆，比第二年底增加267辆；装甲车139辆；飞机103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各省的游击武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1949年1月不完全统计，总兵力已发展到5．3万余人，拥有长短枪3．9万余枝，轻重机枪870余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
具体分布情况是：
活动于江苏南部和浙江、江苏交界处的有350人；
活动于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和苏皖浙边境地区的有2620余人；
活动于浙江南部、西部、闽东北、闽中、赣东等地区的有2300余人；
活动于闽粤赣边境共24个县的有7000余人；
活动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41个县的有1.3万余人；
活动于广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地区共24个县的有8000余人；
活动于以广宁、怀集为中心、西江以北、粤汉铁路以西、桂林以东80余个县的有3000余人；
活动于西江以南地区11个县的有3500余人；
活动于广东南路及桂东南16个县的有4000人；
活动于海南岛地区的有7200余人。这些游击武装，在国民党军后方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主力与国民党军举行战略决战期间，纷纷向国民党军发动攻势作战。
如海南岛的游击武装，在1948年9月至11月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626人，缴获轻重机枪11挺，摧毁国民党军据点42个。云南南部地区的游击部队，在1948年11月中旬至1949年1月中旬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3个半营共700余人，缴获六○炮3门，轻重机枪45挺，步枪500余枝，炮弹千余发，子弹6万余发，使原来被分割的滇东南、滇南、滇东3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的斗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已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
(2)经济形势
与国民党统治区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反，解放区的经济蒸蒸日上，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在农村，《土地法大纲》颁布1年来，解放区约有1亿以上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到1948年底，东北解放区和关内老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也已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废除了统治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真正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封建枷锁，普遍分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得到了房屋和生产工具，从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的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鼓励农民劳动致富。
确定与巩固农民的财产私有权，实行公平合理的负担政策，制定生产奖励政策，并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合作组、社。
据冀中解放区18个县的统计，1948年互助组已发展到3．5万个。为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各级民主政府向农民发放大量的贷款，解决农民缺少生产资金的困难，如东北行政委员会1948年共向各地发放耕畜、移民、水利和特种作物等项贷款150亿元。在农村普遍推广和提倡开垦荒地，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种子。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和措施，使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单产和总产量普遍提高。1948年，东北解放区除原有耕地全部种上庄稼外，还新增开荒地77万余亩，超过原计划的25．6％；兴修水田9万余垧，超过原计划的1倍，粮食总产量达1187万多吨，比1947年增加将近1倍。
解放区的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指导下，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许多工矿企业由盲目生产、分散经营，逐步走上统一领导的有计划的生产经营，并逐步实行企业化与科学化的经营管理。
同时，在工厂中设立管理委员会，实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在职工中开展广泛的生产竞赛运动，奖励劳动模范，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
所有这些，对解放区的国营工业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对其管辖的工矿企业投资及贷款达3559亿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年生产原煤540万余吨，完成计划的108．2％，比1947年增长123％，赤金5．5万余两，完成计划的110％，发电3．6亿度，木材148．5万立方米，纸张6598吨，棉纱3．7万余件，棉布62万余尺，水泥1．7万余吨，食盐35万余吨。
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销售业务和销售量不断扩大。1948年，华北解放区在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领导下，建立华北贸易公司，并在地区内各主要城市、县镇设立了分支机构；东北解放区也成立了东北贸易部，在全区共建立商业网点637个，有职工3万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与1948年相比，东北贸易部的粮食销售量由10．9万吨增加到25．8万吨，纱布的销售量由25．9万匹增加到35．5万匹，煤的销售量由1．9万吨增加到14．7万吨。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各种合作社，据1948年11月不完全统计，东北解放区共有合作社2224个，其中农村供销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有1845个。此外，东北解放区对苏联的贸易也有较大的增长，其中出口总值由1947年的285亿元增加到1948年的656亿元。
各解放区还十分重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11月，石家庄的私营工商业由解放前的2296户增加到3532户，其中商业由1571户增加到2136户，工业由725户增加到1396户，增加92％。天津市的私营工厂，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解放后两个月，即有90％以上开工生产。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财政状况的好转和物价的基本稳定。1948年，解放区在货币制度方面，初步完成了统一工作。长期以来，由于各解放区处于国民党严重封锁与分割的环境下，在货币制度上不得不采取分区发行，分区流通的方针。随着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迫切需要统一货币制度，但由于各解放区行政、财政统一程度的不同，加之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不可能立即将全国解放区的货币完全统一起来。
因此，采取了逐渐统一的步骤，首先在各解放区内部实行货币的统一，即各大解放区的货币，首先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并逐步统一使用一种货币。在东北解放区，长城币和关东币停止发行，3种货币混合流通，以东北币为主，并逐步取消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东解放区，华中币停止发行，统一流通北海币；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币停止发行，以西北农民币为主；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币；华北解放区，停止发行晋察冀边币，晋察冀边币、冀南币混合流通，以冀南币为主。
在上述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各解放区间的贸易，交流物资，繁荣经济，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11月18日，华北、华东和西北各解放区政府协商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从12月1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币，作为上述各解放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原有旧币停止发行，逐步收回。12月24日，华北和中原两区又达成协议，规定从1949年2月15日(实际从3月10日)起，中原解放区也正式发行人民币，停止发行中州币。至此，除东北解放区外，其他各解放区都实现了货币的统一。金融货币的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经济基础。
随着解放区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兵工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1949年3、4月，不完全统计，全国各解放区共有兵工企业160家，有员工10．2万余人。其中华北解放区54家，东北解放区49家，华东解放区37家，晋绥解放区14家，中原解放区6家。在上述企业中，有迫击炮弹厂51家，山野榴炮弹厂10家，炮弹附属厂12家，炸药厂19家，枪炮厂7家，子弹雷管厂10家。此外，还有一些为兵工生产服务的原料半成品厂及发电厂等。月产步枪2643枝，轻重机枪130挺，冲锋枪360枝，步兵炮14门，山炮5门，野炮8门，追击炮1050门，各种迫击炮弹44万余发，复装山炮弹4万发，改造步兵炮弹1．5万发，生产步机枪子弹447．9万发至470万发，手榴弹125万枚。兵工生产的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3)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和经济战线取得伟大胜利和成就的同时，在政治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已有党员300万余人。经过1948年的整党运动，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民主作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组织上将那些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流氓投机分子清除出党，纯洁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全党进一步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同时，经过接管石家庄、洛阳、济南、徐州、长春、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有了较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这些，为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西南地区进军，接管新区提供了保证。
解放区的各级政权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继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年初，中原解放区召开了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邓子恢担任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东北行政区域划为6省4直辖市，即原辽宁、安东省合并为辽东省；原辽北、辽西省合并为辽西省；原嫩江、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原合江、松江省合并为松江省；吉林省和热河省不变。直辖市有沈阳市、抚顺市、鞍山市、本溪市。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秋季到1949年3月，老解放区普遍召开了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三级政府委员会。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进一步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保证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改善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推动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从1948年秋至1949年1月，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共350余人，陆续进入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对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随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等，也纷纷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假和平阴谋，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直接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秋到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人民团体的队伍迅速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开始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仅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各解放区职工会，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劳动协会，及各地民主工会和海外华侨的代表。
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了以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的第6届执行委员会。1949年上半年，全国的妇女、青年、学生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先后在北平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这些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一致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同时，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中华全国社会科学者代表会议的发起人会议、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等，也相继在北平举行。上述全国性人民团体的组成和全国性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之一，也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打下了群众基础。